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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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關鍵是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的資源配置方式有機地統一起來，這主要體現在：將公有制為主體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的改革與市場機制的引入和培育統一起來，在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市場價格制度改革的統一中培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競爭機制，國有企業產權及治理結構改革與國有經濟（資本）分布結構改革相互統一。

關鍵詞：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體制改革；公有制

習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黨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雹龠@體現在經濟體制改革上，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習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②，并指出：“方向決定前途，道路決定命運”③，充分體現了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重要意義。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歷史性命題

④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關鍵是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的資源配置方式有機地統一起來。這一問題主要涉及兩方面，一方面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尤其是作為主體的公有制本身能否與商品、貨幣、市場經濟關系相互兼容；另一方面是如何在資源配置和調控機制上協調政府與市場調節的相互關系。在以往的經濟思想史和經濟發展史上，前一方面的問題被視為無解，后一方面的問題被視為難解。兩方面問題相互聯系，但最根本的在于前一方面的問題。習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我們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雹傥鞣秸y經濟理論具有深厚的否定公有制與市場機制統一的傳統。從英國古典經濟學到馬歇爾新古典理論，再到凱恩斯主義及新古典綜合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等不斷演變的主流經濟理論，從早期的重農主義、重商主義到當代的貨幣主義、合理預期理論、新凱恩斯主義等流派，都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機制結合的可能，都把政府集中計劃經濟視為公有制的運行和實現形式，把競爭性市場經濟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運行和實現形式，把社會主義公有制與競爭性市場機制根本對立起來，進而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獲得資源配置的市場競爭性效率的可能，以在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前途和生命力。馬克思主義經典政治經濟學同樣具有否定公有制與市場機制統一的傳統。在馬克思看來，私有制和社會分工是產生商品、貨幣和市場經濟關系的前提，而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在歷史上才真正為競爭性的市場經濟機制提供了基本制度基礎，在未來理想社會即共產主義制度取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后，社會共同占有制否定了資本私有制，商品、貨幣及市場經濟關系將不再存在。公有制下不可能也不應當、更不需要通過市場機制來盲目地間接地實現資源配置的社會性，而是以自覺的直接的方式實現。②在戰后計劃經濟國家的體制改革實踐上，真正難以突破的難題也在于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機制能否結合。20世紀50年代之后的南斯拉夫改革，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計劃經濟國家的改革，其初衷也是力圖在保持公有制基本制度不變的條件下，引入或培育市場經濟機制，并使之成為資源配置的基本體制，從而同時兼得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好處”，既有公平又能保障效率。在國有制壟斷基礎上建立中央集權計劃經濟的蘇聯（斯大林模式），在20世紀50～60年代也曾力圖在所有制不變的基礎上引入市場因素（如“柯西金分權式改革”的實踐和利別爾曼等人被稱為“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但都未能真正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機制統一起來。進入20世紀80年代改革時期，這些國家為取得市場經濟的競爭性配置效率，紛紛放棄公有制的制度基礎，以全面資本私有化來支持資源配置機制的市場化，即“華盛頓共識”所表明的私有化加市場化的制度改革邏輯。中國的改革進程始終堅持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長期共同發展的基本制度與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統一起來，在制度層面上，通過深化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改革，使之既不失其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本質規定，又能夠與競爭性的市場配置資源機制相互兼容；在運行和調控機制上，通過深化市場化進程和完善市場秩序厘清政府與市場的相互關系，努力推動既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二、將公有制為主體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的改革與市場機制的引入和培育統一起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在所有制結構上既不是簡單地否定所有制結構改革的必要性（諸如西方正統經濟學的一般均衡分析下的改革），也不是教條地將所有制改革歸結為資本私有化（諸如“華盛頓共識”及“后華盛頓共識”等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改革觀），而是一方面根據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要求，推動所有制結構的改革，另一方面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長期共同發展。1982年中共十二大在所有制結構上首次承認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有益補充（1982年12月修憲承認），相應地在資源配置機制上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開始向“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轉變（中共十二大）；1986年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1988年修憲承認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相應地在資源配置機制上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向不分主輔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轉變（中共十三大）；1992年中共十四大在所有制結構上明確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并明確不同經濟成分可以自愿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相應地在資源配置機制上首次明確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為改革目標（1993年修憲承認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1999年修憲承認）；2002年中共十六大則特別強調在所有制結構上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中共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以來，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歷史長期性，進一步強調不同所有制經濟相互間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客觀必要性，相應地在資源配置機制上從強調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到強調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正如習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概括的：“從單一公有制到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①我國經濟改革的歷史進程始終把所有制結構的改革和市場機制的培育統一在一起，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上闖出了一條前無古人的新路。

三、在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市場價格制度改革的統一中，培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競爭機制

市場經濟內在競爭機制關鍵在于兩方面制度，一方面是企業產權制度，在產權制度上必須使企業作為市場競爭主體，能夠接受市場機制的硬約束；另一方面是市場價格制度，在價格決定上必須保障市場競爭主體面臨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企業產權制度是所有制實現的具體制度形式，規定市場競爭主體的行為準則和基本的權利、責任、利益關系，涉及企業的激勵和約束等基本方面，企業產權制度說到底是市場內在競爭機制的主體秩序，回答“誰在競爭”“市場競爭行為主體進入市場運用市場必須具備怎樣的制度條件”。市場競爭秩序之所以出現混亂，往往首先是市場競爭主體秩序混亂，應當進入市場的競爭主體難以進入，應當退出市場競爭的市場主體不能退出，進而導致競爭的無序。市場價格制度是市場競爭中的交易條件（價格）決定制度，是市場競爭者相互之間形成交易的基本經濟條件，回答“怎樣競爭”“相互間能否實現等價交換、充分競爭”。誰在競爭（企業產權制度）、怎樣競爭（市場價格制度）的統一，構成市場經濟內在競爭機制。在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不僅沒有現代企業制度，而且企業產權制度上具有突出的“軟預算約束”特征（傳統國有制），同時，又缺乏真正的競爭性市場價格機制，資源配置主要不是依據市場價格信號，而是計劃指標（數量信號），價格嚴重扭曲。怎樣在改革中使企業產權制度改革與市場價格制度改革有機協調統一起來，是一大難題。若先推進企業產權改革，使之接受市場競爭規則硬約束，但同時市場價格改革滯后，則脫離了傳統計劃機制約束的企業，便面臨既無計劃又無市場約束的混亂失控狀態；若先推動市場價格機制改革，推動計劃價格向市場價格轉換，但同時企業產權改革滯后，則仍然是“軟預算約束”的企業，根本不可能接受市場硬約束。西方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哲學指導的主流經濟學家主張以企業產權私有化為前提，然后在價格改革上以“休克療法”的方式實現轉變（“華盛頓共識”），實際上是割裂了企業產權制度（市場主體秩序）與市場價格制度（市場交易秩序）兩方面的內在邏輯，事實證明也是行不通的，帶來的不僅是經濟秩序的嚴重混亂，而且是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嚴重破壞。蘇聯轉軌中出現的“紐扣效應”和大多數東歐轉軌國家貫徹“華盛頓共識”所帶來的經濟倒退，都證明了這一點。這一問題在我國改革理論界雖有不同爭論，但在實踐中我國的改革總體上是把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和競爭性市場價格機制的培育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建設的同一命題的不同方面加以統一處理的，正如習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總結的，我國40年來的改革，在企業所有制改革上，“從搞好國營大中小企業、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到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在資源配置方式上，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①實現了市場經濟內在競爭機制兩個基本方面轉軌歷史進程的統一。

四、國有企業產權及治理結構改革與國有經濟（資本）分布結構改革相互統一

與以往歷次體制性調整不同，改革歷史進程進入新時期以來，首先以企業（國有企業）改革為核心，關鍵在于改革企業、政府、市場之間的相互關系，而不再像以往那么樣以調整政府機制中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條塊之間）為核心，因而改革所觸及的深度和廣度也就不同于以往。而國有企業的改革又經歷了先是重點調整相關的利益分配關系，然后逐漸深入到企業產權制度，進而深入到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在改革之初首先“放權讓利”，允許國有企業利潤留成、折舊費提留等，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采取企業承包制，主要還是承包上繳利稅指標，仍體現了企業與財政之間分配關系的變化。這一階段圍繞國有企業改革形成的主要博弈是企業收入與財政收入目標間的沖突。直到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首次提出不同經濟成分可以自愿聯合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繼而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改革任務之后，國有企業改革的重心從利益分配關系深入到企業所有制和公司治理方面，開始了“股份制”等多種形式的改革探索。中共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開展經濟體制改革決定近30年之后，再次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在企業所有制改革上對發展混合所有制予以進一步強調。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改革必然要求治理結構的變革和完善，使企業在產權制度上保障權利、責任、利益三者間的制衡，從而形成有效均衡的激勵-約束機制，避免出現一部分人獲得支配他人或社會的資產權力而又不負相應的經濟責任的制度漏洞。①如何使國有企業在所有制上不失其國有性質或國有產權居支配性地位，又使之能夠接受市場硬約束，而不是首先接受政府行政約束？這一問題看起來是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和公司治理上的“政企分離”問題，實際上涉及的是企業產權制度的“政資分離”問題。嚴格意義上的“國有”是不可能也不應當“政企分離”的，真正政企分離的制度基礎是“政資分離”。并且，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有企業治理結構上的突出政治經濟學特征在于體現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上，黨委、董事會、經理層之間如何結構？再加上與出資人的治理結構上的關系，包括國有資本出資者和混合所有制企業制度下各方面出資人間的關系如何處理？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化改革中前無古人的新命題。處理這一命題的重要前提在于厘清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歷史進程的不同時期，哪些領域需要國有經濟，或者說重要的在于首先明確國有經濟（包括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國有獨資、控股企業，也包括國有資本參股等混合經濟形式的企業）的分布結構。在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伴隨著改革，其分布結構發生深刻的變化，從20世紀90年代面對國有企業發展遇到的困境，采取“抓大放小”，對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抓大”），對于中小國有企業進行非國有化改造（“放小”），到十八大以后強調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包括一般競爭性領域和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傳統國有經濟壟斷領域的混改，表明我國國有經濟分布格局的科學性、有效性、競爭性不斷提高。國有企業產權制度和治理結構需要根據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不同領域中的分布結構，以及國民經濟不同領域對國有經濟的不同要求來深化改革，確立不同的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以確立有效的權、責、利制衡關系。②

作者:劉偉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