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邏輯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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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精準扶貧戰略實施以來，脫貧攻堅工作已取得顯著成效，貧困人口從2012年底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9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1］。到2020年底，作為最難啃的硬骨頭的深度貧困地區也將整體消除絕對貧困。產業扶貧是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首要途徑，是實現穩定脫貧的根本之策。多次在重要會議上強調產業扶貧的重要性:2016年4月，在安徽考察時指出，要脫貧也要致富，產業扶貧至關重要;同年7月，在寧夏考察時再次強調，發展產業是實現脫貧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產業作為推動脫貧攻堅的根本出路;2019年4月，在重慶主持召開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會時進一步強調，要探索建立穩定脫貧的長效機制，強化產業扶貧。中央也將產業扶貧工作擺在了脫貧攻堅的核心位置，《“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①提出的精準扶貧“五個一批”工程中，產業扶貧被列為首個一批，并被認為是幫助農戶實現可持續性增收的根本措施。國務院扶貧辦統計指出，2018年實現脫貧的475．4萬貧困戶中，享受產業幫扶措施的有352．8萬戶，占比74．2%［2］。農業農村部統計，截至2019年9月，全國92%的貧困戶已經參與帶動作用明顯的特色優勢產業發展，已脫貧人口中主要通過產業幫扶實現脫貧的占比67%［3］。這些成績彰顯了產業扶貧的重要性及其成效。黨的報告作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并指出這一戰略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在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提出的鄉村振興20字總要求中，產業興旺位于首要位置，“鄉村振興，產業興旺是重點”。在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產業興旺是解決農村一切問題的前提，從“生產發展”到“產業興旺”，反映了農業農村經濟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加快優化升級、促進產業融合的新要求。對于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關系，上述中央一號文件也明確指出，鄉村要振興，擺脫貧困是前提，必須把提高脫貧質量放在首位。因此，對于深度貧困地區而言，無論是到2020年年底完成打贏脫貧攻堅戰任務，還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階段性目標，產業發展都居于根本性地位?？梢?，推進可持續的產業發展才是深度貧困地區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著力點。產業扶貧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精準扶貧階段，學者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產業扶貧模式的精準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問題。世界銀行《2008年世界發展報告:以農業促發展》指出，農業產業的有效發展，會促進農村貧困的顯著下降②。要實現目標精準，需要以提高貧困戶內生發展動力的瞄準型產業幫扶為主，具有“涓滴效應”的產業發展帶貧精準度不夠［4］。對于產業扶貧有效性的質疑多指向對政府行為的批判，如地方政府政績導向導致產業扶貧政策忽視貧困戶的真實需求［5］;政府和市場邊界模糊導致政府居于主導地位［6］;政府行為與市場邏輯之間的張力導致力量相互消解，影響了產業扶貧效果等［7］;還有將產業扶貧的失敗歸于產業扶貧所嵌入的市場體系以及行政邏輯主導不利于貧困戶自身能力的提升［8］。對于產業扶貧的可持續性，多從產業政策制定、利益關系構建、能力提升等視角探討，如農戶“坐享其成”的資產收益型扶貧不具可持續性，而瞄準型產業扶貧能實現收益可持續性［4］;地方政府、企業和貧困戶互利耦合關系能夠推進可持續產業扶貧［9］;良好的產業布局規劃和建立有利于貧困戶能力提高的利益聯結機制，有助于產業的穩定，并讓貧困戶長期受益［10］;貧困戶的增能才是產業扶貧可持續的關鍵［8］?？傮w而言，學者對產業扶貧的研究，更多的是以單向的政府邏輯，或者將市場邏輯與政府邏輯置于沖突語境進行解釋，而缺乏從市場競爭機制視角，將市場邏輯與政府邏輯納入一個共生框架內分析產業扶貧精準性、有效性及可持續性問題。有關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研究多集中于機制構建、路徑探討、政策措施等視角，如要統籌銜接產業扶貧與產業振興政策，建立鄉村產業振興長效機制［11］;產業扶貧要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的作用就是在政策執行、市場監管等方面提供公共服務［12］;要實現兩大戰略的有效銜接，產業發展必須突破脫貧攻堅階段產業扶貧的專項、單一、集中的特點，在加工、服務等新產業新業態拓展方面尋找銜接點［13］。而從產業發展視角探討實現兩大戰略有效銜接的文獻很少，且多為理論闡述，缺乏微觀實證。然而，在產業扶貧數字成績背后，貧困戶通過產業幫扶獲取的收入，多大程度源自競爭性產業發展的“造血效應”，抑或源自國家巨量產業扶貧資金的“輸血效應”，能否在市場競爭機制下實現可持續收益，都是特別值得思考的問題。正如在2020年3月6日召開的“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指出的，個別地區“一發了之”“一股了之”“一分了之”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很大部分所指即是產業扶貧領域的問題。一直以來，產業扶貧被視為一種扶貧濟弱的公益行為，所以鮮有從市場化機制角度探討扶貧產業發展問題。宮留記［14］提出了市場化扶貧路徑，并指出市場機制更符合精準扶貧要求，但在市場化主導下貧困戶的利益可能會被損害，因此應構建政府主導下的市場化扶貧機制。其研究初步說明了市場化扶貧機制的優點和大體思路，但并未對其運行機制和實踐效果進行詳細分析和考察。本文在理論構建上繼承上述市場化扶貧理念，但在運行機制上更傾向于從市場競爭邏輯出發，構建市場邏輯與政府邏輯發揮協同效應的扶貧產業發展路徑;且在問題層面上，也從單一的論產業扶貧拓展到對接鄉村振興的產業興旺。2017年以來，筆者持續在“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深入開展脫貧攻堅調研，發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競爭性扶貧產業發展創新案例，借此闡釋并驗證上述理論邏輯的可行性。

二、理論框架與作用機理

《“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將產業扶貧定義為，立足貧困地區的資源稟賦，充分發揮農民合作組織、龍頭企業等市場主體的作用，以農林產業扶貧、旅游扶貧、電商扶貧、資產收益扶貧和科技扶貧等多種方式，促使每個貧困縣都能有特色產業，貧困人口勞動技能得到提升，貧困戶經營性、財產性收入等穩定增加。這一定義雖然強調了發揮企業、合作社等市場主體的作用，但實際上貧困地區的產業扶貧大都存在兩種偏離:一是市場機制不彰，市場主體小而弱，產業發展缺乏可持續性;二是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行為邊界不清，時常利用產業扶貧資金分配權實施運動式、政績式產業扶貧項目，不顧市場規律，導致“好心辦壞事”，甚至“越扶越窮”。因此，如何構建市場機制與政府行為在扶貧產業發展中的協同互補關系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世界銀行強調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良好關系有助于更好地服務于窮人①。因此，本文引入新結構經濟學的“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理論體系［15］，探討深度貧困地區產業扶貧如何更好地協調市場機制與政府行為之間關系，產生協同效應，共同推進扶貧產業演變成可持續的競爭優勢產業。(一)“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理論解釋深度貧困地區產業發展邏輯的合理性。新結構經濟學是由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提出的，旨在指導欠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也可用于指導一國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框架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強調產業發展中市場機制的作用，注重要素配置、產權保護、主體激勵;“有為政府”強調政府在推進產業發展中應扮演積極有為的角色，遵循市場規律，根據資源稟賦比較優勢進行產業甄別并發揮因勢利導作用，促進產業的潛在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15］。深度貧困地區是國內發展最為落后的地區，資金、技術、管理、企業家都是稀缺要素，具有比較優勢的要素主要為充裕的勞動力和多樣化、相對原生的自然生態資源。這使得不少深度貧困地區具有發展差異化特色產業的稟賦條件。在深度貧困地區大規模推進產業扶貧時，政府作用不可或缺，且往往發揮了主導作用，是因為政府掌握了產業扶貧資金的分配與使用等權力，對于產業和市場主體的支持具有很大的裁量權。但在市場主體自身發育不足或力量弱小的情況下，這很容易導致市場主體對政府形成依附關系，并帶來尋租行為及道德風險問題，特別是真正有競爭力的市場主體被排斥。筆者在調研中經常聽到企業家、合作社帶頭人感嘆:“我們雖然干得好，但政府的扶持資金一分錢也拿不到，都被關系戶拿去了。”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會挫傷真正企業家的積極性，最終很難形成“有效市場”機制下的競爭優勢扶貧產業。而這樣的地方政府在產業扶貧中顯然也不是有為的。因此，對于深度貧困地區而言，利用新結構經濟學的“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理論，能夠很好地識別其扶貧產業是否具有市場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潛力，對市場機制與政府行為如何相得益彰地推進扶貧產業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二)市場邏輯與政府邏輯協同推進深度貧困地區扶貧產業可持續發展的路徑。扶貧產業發展涉及的主體可以分為政府、企業、合作組織和貧困戶，每一個主體都有自身的比較優勢:企業是構成產業發展的“火車頭”，優勢在于企業家精神對市場的挖掘、加工營銷、市場開拓、品牌塑造;合作組織是連接企業與農戶的“紐帶”，優勢在于發揮組織協調功能，形成集體行動，降低交易成本;貧困戶最大的優勢在于參與生產和提供勞動力，特別是在技術指導下的有組織契約化生產，最能發揮農戶的比較優勢;政府則掌握著產業扶貧資金的使用，優勢在于能提供良好的產業發展制度軟環境、基礎設施、技術推廣與培訓、區域公共品牌創建和宣傳、產品質量安全與監管等公共品供給服務。按照“有效市場”邏輯，企業行為應遵循市場規律，即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中，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企業、合作社等)通過最優化的要素投入實現最大化利益，直面競爭，承擔風險。這是一個價格機制發揮關鍵作用的市場，在這個市場中，要素利用充分反映其稀缺性，也即比較優勢，企業家精神能夠得到彰顯，產權能夠得到保護。新制度學派特別強調產權對于市場交易的重要性，認為一個有效的市場，必定對產權進行有效的保護，以此才能夠激勵企業家才能的發揮［16］。世界銀行也指出，引入激勵機制和界定產權，可以更好地利用資源、資金、技術等促進農業產業發展并帶動減貧①。因此，深度貧困地區扶貧產業發展的市場邏輯應該是建立充分競爭的有效市場，形成以企業為主導的市場主體，構建激發企業家精神的產權保護制度，如此才能催生競爭性產業。按照“有為政府”邏輯，政府應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發掘有潛力的產業和企業家，因勢利導給予扶持支持。深度貧困地區面臨的一個現實困境是，本地的市場主體發育慢、能力弱，缺乏有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合作社等，基礎設施落后、交易成本高。如果依靠市場自發機制，顯然短期內難以發展出有競爭力的產業。因此，政府積極有為至關重要，在產業規劃、招商引資、市場主體培育、產業發展資金補貼、產業技術服務、人才培訓等方面應發揮積極有效的作用，為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和政策環境。在微觀交易上，應該讓企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合作社、農戶等參與市場競爭，自我決策、自擔風險，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以價格和需求作為決策的依據。同時，產業扶貧目標在于通過產業發展提高貧困戶的收益，政府還應擔負保護貧困群體產業扶貧收益的“看門人”職責。

三、深度貧困地區扶貧產業發展的多案例考察

本部分的具體安排為:首先闡述產業扶貧模式及貧困戶受益的實現路徑，以揭示從產業發展到貧困戶受益的傳導機制。接下來采用羅伯特•K•殷［17］提出的“逐項復制”多案例分析方法，通過對4個深度貧困地區扶貧產業發展案例的解析，闡釋在市場邏輯與政府邏輯的協同推動下，扶貧產業不斷做大做強，成為產品有市場競爭力、公司發展可持續、帶貧效益顯著的優質扶貧產業的變遷過程。(一)產業扶貧模式及貧困戶受益路徑。按照功能類型，產業扶貧模式可分為經營帶動型、就業帶動型、資產收益帶動型和混合帶動型，不同模式下貧困戶的受益機制及路徑見圖1。經營帶動型是指公司、合作社等與農戶以正式契約或口頭約定方式建立產銷對接關系，農戶以生產者身份提供產品或服務，形成穩定的合作機制，可持續地提高其勞動技能，并增加其收入。就業帶動型是指貧困戶通過參與政府公共設施建設項目、企業或合作社務工等方式，依靠勞動力要素投入以獲取收入。資產收益帶動型是指貧困戶利用自家土地資源、到戶扶貧資金、小額信貸、集體資金等，以一定方式折量入股相關企業，以此獲取租金及分紅收益。混合帶動型是指貧困戶通過參與產業發展、提供勞動力、出讓資產等多樣化方式獲取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和資本性收入。貧困戶通過產業扶貧，不僅增加了收入，而且能夠提高自身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等，并最終帶來生活水準和福祉的提升。(二)產業扶貧案例呈現。本文采用的案例來自筆者及所在團隊于2017—2019年在深度貧困地區的實地調研，4個案例具有如下特征:均是結合本地資源稟賦的農產品產業扶貧成功案例;產業發展的變遷歷程均體現出市場機制與政府行為的有效結合;來自資源稟賦結構不同的區域;在帶貧模式上有同有異。案例研究側重于演繹推理，本文采用“逐項復制”案例研究方法，通過對上述4個案例相關特征的解析，凝練抽取出影響扶貧產業持續發展的一般性核心機制，以驗證前述理論邏輯的適用性與有效性。1．云南省迪慶州維西縣中藥材產業發展案例該案例是筆者于2018年12月和2019年7月前后兩次實地訪談。維西縣是云南省迪慶州下轄“三區三州”深度貧困縣，緯度低、海拔高，山地立體氣候，中藥材品種多、品質好，種植歷史悠久，被稱為“云藥之鄉”。但長期以來，因為小農戶種植、缺乏規劃、企業等市場主體發育遲緩等問題，該縣中藥材產業停留在小、散、弱階段，資源稟賦未能有效轉化為有競爭力的扶貧產業。脫貧攻堅以來，國家對維西縣產業扶貧投入力度不斷加大。借此機遇，維西縣開始改造中藥材產業。其一，政府在充分論證基礎上，形成了“一條主線，三個緊扣，五個緊跟”的特色中藥材產業扶貧發展思路。其中一條主線是指原生道地中藥材產業全產業鏈發展，力圖做大做強做深中藥材產業，形成具有長效扶貧帶動能力的產業形態。三個緊扣是指緊扣扶志，激發內生動力;緊扣扶智，提高綜合素質;緊扣扶制，積極探索和建立多種形式的集體合作經濟組織。五個緊跟是指扶貧資源緊跟建檔立卡戶走、建檔立卡戶緊跟能人走、能人緊跟專業合作社走、專業合作社緊跟龍頭企業走、龍頭企業緊跟市場走。其二，政府確定產業發展思路后，以促進龍頭企業發展為核心;注資村集體經濟，發展村社合一的合作組織，幫助企業、村集體、合作社與農戶形成良好合作關系;利用科技扶貧聯系高校科研團隊提供技術支持。筆者調研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當地最大的中藥材龍頭企業———偉宏農特公司，從一個合作社發展到年銷售額達到5000萬元的中藥材產加銷龍頭企業的發展歷程。該公司早期雖然規模小、不起眼，但時任縣領導考察后認為創建人李衛紅是一名實干的農民企業家，于是對其公司發展給予全力支持，親自協調各部門現場解決公司水、電、路、地、資金等問題。在政府助推下，該公司一方面以“公司+合作社(村集體)+基地+農戶”的模式，通過流轉土地建基地、訂單保底收購、獎勵激勵等方式帶動當地農戶，特別是貧困戶大力發展高標準中藥材種植。另一方面，該公司建立深加工生產線，以優質產品不斷拓展銷售市場，成為大型藥廠的原料供應基地，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如此，中藥材產業逐步形成具有競爭優勢的可持續扶貧產業，農戶通過土地租金、基地就業、訂單種植等方式獲得多渠道穩定收益。2．貴州省畢節市威寧縣農特產品電商產業發展案例該案例是筆者于2017年7月和2020年1月前后兩次實地訪談。威寧縣是隸屬于貴州省畢節市的深度貧困縣，得益于土壤條件、高山冷涼氣候環境，出產糖心蘋果、高山洋芋、黃黨參等農特產品。威寧縣借助數字貴州發展戰略，以“互聯網+”為契機，確立“電商+現代山地高效農業園區+農業專業合作+種養殖農戶”的發展模式，大力推進威寧農特產品電商發展。政府的具體做法為:組織體系上專門設立電商辦，負責全縣電商發展指導協調工作，直接對縣領導負責;建立電商產業園，吸引優秀電商人才免費入園孵化創業，免除所有稅費;按照農特產品上行營業額直接給予電商企業獎補，激勵優秀電商企業發展;扶持有能力的電商創業者。在這樣的政策體系支持下，威寧縣農產品電商快速發展，涌現了一批優秀的農產品電商公司。以筆者訪談的益民電商公司為例，該公司負責人李臣果于2016年開始從事電商工作，他對于威寧農特產品電商發展具有專業的判斷和清晰的思路，加之得益于威寧縣政府對電商發展的重視，公司運營成本很低，專注于市場。他具有的電商企業家才能帶領公司迅速發展，2019年僅僅威寧的蘋果、洋芋銷售額就達到500萬元。他也成為威寧縣知名的電商創業者，不但獲得了政府資金的獎勵支持，縣領導也將其作為企業家代表在廣交會、農交會上大力推介，給其創造了諸多合作機會。目前，該公司知名度不斷提高，市場拓展能力不斷加強，逐步獲得了大型企業訂單，形成一條“公司+合作社+貧困戶”的電商產業可持續扶貧模式。3．云南省昭通市鎮雄縣食用竹產業發展案例該案例為筆者2019年12月實地訪談。鎮雄縣是隸屬于云南省昭通市的深度貧困縣。2002年云南省林業廳在該縣開展對口扶貧，發現此地具有豐富且種類繁多的筍用竹類資源，于是逐步開始發展竹產業，但一直處于“大資源、小產業、低效益”的低水平層次。精準扶貧以來，鎮雄縣著力將竹產業建設成為“大資源、大品牌、大市場”的支柱型綠色生態可持續扶貧產業。政府根據當地竹資源稟賦，結合竹產業相關龍頭企業建議，制定符合竹產業發展趨勢的發展規劃，確立了“以筍用竹為主導，以竹用品、竹文化為輔助”的竹產業發展思路。在推進竹產業做大做強過程中，以“黑頸鶴”等龍頭企業為主導的市場主體深耕市場、技術創新、打造品牌，構建種植、加工、品牌一體化的全產業鏈;政府利用退耕還林資金、產業扶貧資金大力推進竹產業以市場需求及價值最大化為導向的提質增效，市場主體與政府的協調配合，助推鎮雄竹產業競爭力取得質的飛躍。以“黑頸鶴”為例，該企業產品獲得有機認證，形成了馳名的“云筍”品牌，產品不僅進入了東方航空、海底撈等知名企業供應鏈，而且獲得了出口資質，產品銷往日、韓及東南亞國家。在貧困戶收益方面，2019年公司包括采收、加工等環節提供直接就業崗位600個，個人月工資不低于2000元，筆者訪談的一對貧困戶夫妻，月收入合計近7000元，年收入近8萬元;僅在杉樹鄉收購竹筍就覆蓋建檔立卡貧困戶856戶2896人，帶動貧困戶年均增收萬余元。4．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市莎車縣萬壽菊植物色素產業發展案例該案例為筆者2019年12月實地訪談。莎車縣是新疆喀什地區下轄“三區三州”深度貧困縣。晨光生物科技集團發現莎車縣的氣候、土地資源適宜規?；l展萬壽菊種植，于2012年在此投資興建天然植物色素生產企業。其產品依靠晨光生物獨立研發的物理萃取工藝，在國內外市場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因此該企業希望通過帶動貧困戶種植萬壽菊實現產業脫貧。但起初當地農戶對這個新生事物持懷疑態度，參與積極性不高。針對這一問題，該企業一方面通過發展示范基地，讓農戶看到真實收益;另一方面，積極尋求政府支持。莎車縣政府經過調研，認識到這一產業的良好前景，于是推動各鄉村干部與企業技術人員一起積極開展宣傳發動工作，并以合作社為平臺，推動企業、合作社、農戶形成產業發展聯合體。在政府支持下，萬壽菊種植得以打開局面，該企業以“公司+基地+合作社+農戶”的形式，提供技術服務、投入產品購買資金支持，和農民簽訂保護價收購合同，推動全縣萬壽菊產業發展。目前，萬壽菊已被莎車縣農民稱為“致富花”，萬壽菊植物色素產業成為該縣一大富民產業。同時該企業的原料供給得到了保證，產能逐漸擴大，在行業內已形成絕對的競爭優勢。(三)基于逐項復制的多案例分析。逐項復制的多案例研究方法主要用于解析在哪些條件作用下可能引致某一特定結果。本文主要分析是什么條件推動深度貧困地區發展出可持續性的扶貧產業。在分析產業發展變遷過程中，企業發展是核心，是整個產業發展成敗的關鍵。本文的分析也因循這一邏輯主線，即市場機制與政府行為如何推進企業發展，進而帶動整個產業發展，并形成具有可持續帶貧能力的價值鏈形態。通過對上述4個產業發展案例關鍵信息的逐項復制分析，本文提煉出以下關鍵的一般性機制:基于資源稟賦的產業選擇;基于市場邏輯的企業發展及企業家精神;基于政府邏輯的產業甄別與因勢利導;基于多樣性與激勵相容的利益聯結(表1)。1．基于資源稟賦的產業選擇。市場競爭往往都表現為比較優勢的競爭，資源稟賦結構決定了要素的比較優勢。對于深度貧困地區而言，無論是資金、技術、人力資本，還是組織化、市場規模都處于比較劣勢地位，具有12比較優勢的就是生態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有效市場”理論，一個地方的產業選擇應充分利用其要素比較優勢，如此才能形成市場競爭力，并激發企業家精神，逐步形成資本積累，并推進產業升級。因此，深度貧困地區的產業發展要想取得成功，超越簡單扶貧邏輯，就應該走符合本地資源稟賦條件的產業發展路徑。上述4個案例所對應的產業，維西中藥材、威寧的蘋果洋芋、鎮雄的筍用竹、莎車的萬壽菊等，都是建立在充分利用本地資源稟賦條件之上。這樣的產業選擇使得企業發展、企業家精神的彰顯具備了基礎土壤。2．基于市場邏輯的企業發展及企業家精神。一方面，市場邏輯的核心是競爭機制，而企業是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扑梗?6］指出，市場交易存在費用，企業是市場交易中能夠大大節省交易費用的制度安排。因此，企業是承載產業發展的最有效載體。但同時，市場競爭的淘汰機制會促進要素、資源不斷向最有競爭力的企業聚集，進而催生龍頭企業的形成，并成為促進產業升級的核心力量。因此，在市場邏輯下，推進企業的發展壯大，形成競爭優勢，是實現產業可持續發展的保障。對上述4個案例中扶貧產業發展變遷過程的梳理，均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特征，即相關企業通過不斷做大做強，成為龍頭企業，進而成為促進產業市場競爭力提升的主要力量，最終助推整個產業形成具有競爭優勢的可持續扶貧產業形態。維西的中藥材產業，正是培育出偉宏公司這一具有競爭力的龍頭企業，才形成中藥材種植、收購、加工、營銷的全產業鏈，推進中藥材產業成為維西的可持續扶貧產業;鎮雄黑頸鶴公司作為當地筍用竹產業的龍頭企業，以獨立研發的無硫加工工藝和質量標準獲得有機認證，打入高端市場及國際市場，成為推動鎮雄竹產業發展升級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企業是企業家的企業，企業參與市場競爭并發展壯大依賴于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主要表現為敢于創新和冒險，即對不確定性的勇敢探索。這種精神能夠推動企業不斷創新技術，助推產業發展。當然，企業家精神的彰顯需要對其產權給予保護，并對其創新給予激勵，允許其承擔風險獲取超額利潤。維西縣中藥材的企業案例就是企業家精神的良好體現，如果沒有李衛紅對發展中藥材產業的執著、對中藥材市場的深耕，很難發展出偉宏農特公司這一龍頭企業，也就很難構建有可持續競爭力的中藥材產業。威寧農產品電商案例中，李臣果對農產品電商的熱愛和執著，也是他的電商公司能夠發展成為威寧縣乃至畢節市知名電商企業的動因。莎車植物色素加工企業，正是因為企業家對技術的不斷追求，才取得物理萃取核心技術的突破，從而推動企業成為具有核心工藝的龍頭企業，并形成很強的競爭力，進而帶動整個莎車縣及周邊縣的萬壽菊種植，形成脫貧致富的可持續產業。因此，對于市場邏輯的作用，關鍵在于推動企業的發展與激發企業家精神，如此才能利用市場競爭機制推進產業的不斷發展與壯大。3．基于政府邏輯的產業甄別與因勢利導。很多研究將產業扶貧的失敗歸咎于政府主導產業發展，而往往忽視政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對于貧困地區而言，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作用不可或缺。按照“有為政府”理論，政府一定不能作為產業發展的旁觀者與不作為者，而應甄別產業的發展潛力，并因勢利導支持產業發展。產業甄別是政府選擇并推動產業發展的基礎，需要根據資源稟賦結構、產業發展基礎及未來潛力選擇有市場前景的產業，這樣才能與市場機制相契合，形成政策與市場的合力。因勢利導策略更多的是政府在產業發展政策制定和支持措施上需要以企業為核心，應充分支持有真正市場競爭力的企業和企業家，幫助企業提升技術水平，為企業擴大產能提供服務;發動群眾有組織地與企業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協助企業創建品牌、宣傳推介，建立質量標準體系等;提供具有外部性特征的公共品供給，為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的軟硬環境等。上述4個案例都能夠體現政府邏輯在推動產業發展過程中的良性作用。維西中藥材案例中偉宏農特公司在建設期間，得到縣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與農戶建立合作機制上，縣鄉政府及村集體都積極以企業為核心構建產業鏈;通過引進科研院所、招商引資等，為中藥材產業提質增效、提高企業競爭力給予了重要支持。威寧農產品電商案例中，正是政府對李臣果的大力支持，讓他能夠以低成本運營公司，并借助政府的力量開拓外部大市場。鎮雄筍用竹案例中，政府對竹產業的重視，大力推進竹園提質增效、大力宣傳推介企業品牌都對產業的發展壯大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都為企業開拓市場、形成高效產業鏈提供了良好支撐。莎車萬壽菊案例中，企業在推廣種植不順利的情況下，政府認識到該產業的發展潛力，及時主動幫助企業，廣泛動員、深入宣傳，才讓一種新生的作物為農戶所接受，并在該地區大面積推廣，為企業提供了穩定的供應鏈，助推該產業成為當地的主要產業。因此，在產業甄別與因勢利導策略指引下，政府行為只要邊界恰當、著力準確，與市場機制形成良好配合，就能共同推進扶貧產業的可持續發展。4．基于多樣性與激勵相容的利益聯結。在產業發展中構建與貧困戶良好的利益聯結機制，讓貧困戶參與并分享產業發展帶來的經濟紅利是扶貧產業發展的最終目標之一。一個良好的、有競爭力的扶貧產業，一方面對貧困群體的利益回報要有多樣性，譬如訂單種植、合作社及企業務工、資產收益等;另一方面要建立企業、合作社、貧困戶激勵相容的利益聯結機制，不能是市場風險全部由企業承擔、貧困戶穩獲收益這種損害企業發展的利益關系，也不應是貧困戶坐等收益、不勞而獲的利益關系，而應是構建貧困戶積極參與、多勞多得、不養懶人的激勵約束機制，以此既能為企業卸下沉重的扶貧負擔，也能夠激勵貧困戶通過參與勞動提高能力獲得收益。上述4個案例都形成了這種良性的利益聯結機制，普遍實施與貧困戶建立訂單收購，企業、合作社就近務工就業，以及生產獎勵等多樣性利益分配機制，基本杜絕了不勞而獲的負向激勵現象。這種良性的利益聯結機制，為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打下了基礎。綜上分析，希冀單獨依靠市場機制，由市場力量就想把產業做起來，或者僅憑政府力量推動產業發展，都很難成功。企業才是市場競爭中最有效的主體，政府無法從內部培養出有競爭力的市場主體。同時，對于貧困地區的農業產業而言，市場機制的發揮也離不開政府力量的助推。只有在市場邏輯與政府邏輯的協同下，才能夠發揮貧困地區的資源稟賦優勢，推進扶貧產業形成具有競爭優勢的可持續產業，并通過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帶動貧困戶在提高內生發展動力的基礎上分享收益，實現穩固脫貧。

四、推動深度貧困地區扶貧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在2020年3月6日召開的“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針對扶貧產業發展強調，要加大產業扶貧力度，注重長期培育和支持，促進扶貧產業持續發展。這是對接續推動脫貧攻堅與鄉村產業振興的綱領性要求。因此，提升產業扶貧質量，提高扶貧產業市場化主體的競爭能力，使貧困地區的產業成為小而特、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強的業態，推動可持續發展，應是推動脫貧攻堅與鄉村產業振興有效銜接的重要路徑。(一)深度貧困地區的扶貧產業發展，政府既要有為，也要有限。深度貧困地區扶貧產業發展，要結合該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現狀。深度貧困地區多是具有少數民族、邊疆、山區、貧窮的特征，社會發育緩慢，雖然人口多，但人力資本極其薄弱，遠離市場，市場主體能力弱小，因此，政府在扶貧產業發展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既要有為、也要有限。有為，一方面是因為深度貧困地區的產業發展缺乏外源性支持，比如資金、技術、龍頭企業引進等，政府應充當“水龍頭”積極發揮主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要積極作為，脫貧攻堅期內，在中央不斷加大對扶貧資金使用的監督追責制度約束下，有些深度貧困地區的地方政府在產業扶貧方面的政策措施趨于保守，對有些很有潛力的產業，不敢積極支持，怕萬一失敗被追責，應摒棄這種怕擔責不作為的觀念，積極謀劃推進產業發展。有限，是因為政府應在尊重市場規律基礎上，發揮有限責任，主要做好具有外部性特征的道路物流等基礎設施、技術推廣、技術培訓、質量監督、公共品牌創建和維護等公共服務工作來降低交易成本。在微觀層面上，應該讓企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合作社、農戶等成為面對市場、參與競爭、自我決策、自擔風險的獨立經營主體，這樣才能有效發揮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良性作用。(二)打造優勢特色產業，夯實基礎依靠龍頭企業做深做強，依托品牌化實現價值增值。貧困地區產業發展首先要甄別具有市場潛力與本地比較優勢的產業形態，只有基于貧困縣自身自然生態環境、特色農林產品與勞動力等稟賦結構優勢的產業發展，才能夠形成有競爭力的產品，進而在資源整合、精深加工、配套產業服務等產業鏈上做深做強。對于產業鏈的拓展延伸，要重視上游產品的規?；?、標準化與品質化生產，通過內置村社的合作組織推動小農的組織化。要重視生鮮農產品錯季銷售的冷鏈倉儲及冷鏈物流體系建設，最大化避免季節性供過于求導致的“豐產不豐收”現象;對于價值鏈的提升，要抓住龍頭企業。重視基于優質農產品產業鏈的品牌化建設，以品牌溢價創造更高的價值;要重視對產業鏈深加工環節的價值鏈融資，提高金融支持力度，促進貧困地區內生性產業發展力量。(三)加大產業發展市場化主體的支持培育力度，完善產業扶貧利益聯結機制。貧困地區扶貧產業的發展，直接依靠貧困戶顯然行不通，深度貧困地區政府應加大產業發展市場化主體的支持培育力度，圍繞有潛力的特色產業，依靠龍頭企業、合作社等更具有能力的主體，從提升產業鏈競爭力和帶貧能力著手，加大對這些主體包含信貸、用地、發展獎補等支持政策，推動他們的發展。只有市場化參與主體的實力得到提升，貧困地區才能夠集聚要素資源，打造特色優勢競爭產業，實現可持續扶貧目標。在產業扶貧過程中，注意提高產業組織效率，完善產業扶貧組織模式和利益聯結機制。當前，一些深度貧困地區產業發展落后，與生產組織方式落后密切相關。一家一戶分散的小規模生產方式，由于缺乏分工和規模效應，抵抗市場風險能力很弱，小生產與大市場矛盾突出。另外，在促進產業的合作化、分工化和規?；^程中，一定要積極對接貧困戶，開展技能培訓、提供就業崗位，讓貧困戶真正嵌入產業發展，在產業發展中受益，并提高自身發展動力與能力，實現穩定且可持續的脫貧。

作者:朱海波 聶鳳英 單位:中國農業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