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能力體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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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關系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全局性、歷史性任務?！盵1]完成這一重大歷史任務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要求。鄉村基層黨組織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戰略支點，擔負著堅持和完善黨對“三農”工作的領導、把黨管農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實處的攻堅任務。因此，夯實鄉村振興的治理基礎，加強基層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能力體系建設，提高新時代黨全面領導農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繼而實現鄉村有效治理，是當前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關鍵抓手。這就需要在黨領導鄉村治理的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現實課題中堅守初心，在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聚焦中攻堅克難。

一、歷史傳承：基層黨組織鄉村治理的能力生成范式

第一，新中國成立初期，黨開啟了獨立自主領導鄉村治理的歷史進程，創建了國家和社會高度一體化的“權力下沉式”鄉村治理樣式。新中國成立之前，鄉村治理走過了一條由“皇權”“紳權”雙軌并行到“官治主導”而“自治式微”的歷史演進之路[2]。實際上，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先行性實踐始自革命根據地創建時期。基層黨組織在籌錢、籌糧、組織動員群眾、開展對敵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開辟了創設新型社會主義國家鄉村治理的歷史新紀元。鄉村治理的重心就是要逐步實現國家制度重構基礎上的農業生產和鄉村生活秩序建構，實現國家權力向基層鄉村社會的廣泛延伸。首先，領導運動，奠定了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合法性基礎。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在新的解放區推行，剝奪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迅速贏得了農民的認同和擁護。其中，工作隊和農民協會的有效工作極大地推動了的順利進行。工作隊使得政府和農民之間建立起有效的聯系，將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并通過制度的形式，使農民組織得到合法性確認。1950年6月頒布的《法》明確了“鄉村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以及農民協會委員會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農民分得土地，很快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者。那些積極參與運動的農民代表和農會委員成長為村干部，成為最基層的行政關系的承接者和黨的農村政策的推行者。在此基礎上，黨中央開始在農村大力發展黨員，在鄉和村普遍設立黨組織。到1956年底，農村黨員發展到670萬人，98.1%的鄉鎮建立了黨委或黨總支，絕大多數的村建立了黨支部[3]。黨組織建在鄉村上，是加強黨對農村工作領導的關鍵舉措，它是黨的領導智慧在農村工作領域的生動體現。這一舉措強化了黨對農村治理的絕對領導，它為黨的政策的貫徹實施、資源整合和社會治理提供了有效的組織基礎。其次，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實現了黨對鄉村的組織化整合。農業合作化運動是初期鄉村治理現代轉型進程中的一個重大事件。作為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歷史產物，體制的普遍確立標志著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農村的主要生產資料實現了公有化。這是中國農村社會制度的深刻變革。1955年7月31日，在《關于農村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稱，農業合作化“是5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4]。黨推進農村合作化運動在戰略上有全面規劃，采取了“三步走”逐步前進的方法。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則，第一步，組織僅帶有某些社會主義萌芽的農業生產互助組；第二步，組織小型的帶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三步，組織大型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1956年3月17日頒布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和1956年6月10日頒布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使農村合作化運動獲得了制度確認。我們看到，國家權力在合作化逐步深化的過程中廣泛嵌入鄉村社會的各個領域，形成了國家-社會一體化的權力格局。黨推進農村合作化運動在戰術上加強了統一領導。1958年8月29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關于在農村建立問題的決議》首次提出了實行“政社合一”的體制。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農村工作條例（修正草案）》明確規定是政社合一的組織，實行“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集體所有制。其后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均規定設置人民代表大會和革命委員會[1]。體制在制度和法律上得以確認。至此，三級“政社合一”的的建立，將國家行政體制和鄉村社會的經濟組織結合在一起，構成了我國基層政權組織系統。這對新中國的基層鄉村社會治理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第二，改革開放時期，黨率先在農村調整了國家和社會關系格局，建構了國家與社會政社分開的“權力分置式”鄉村治理樣式。如前所述，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服務于新政權的需要，整個國家政權高度集權化，黨的鄉村治理也實行一元化的全面控制。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中共十八大的30多年間，黨組織領導的鄉村治理展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改革屬性。改革開放把束縛中國農村已久的眾多綁繩去除了，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得到了尊重，并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包產到戶的熱潮，基層黨組織在釋放農村巨大創造力方面發揮了領頭雁的作用。其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如一聲春雷，喚醒了沉睡的大地?；鶎狱h組織領導群眾開創性地提出包產到戶，基層黨組織不再僅僅充當上級政策的傳聲筒，而開始有了自己的主張。這個主張是建立在人民利益的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之上的。這也給以后的鄉村基層黨組織如何做好基層工作以啟示。其二，在市場與計劃之間不斷尋求突破的鄉村社會。中國施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后，困擾著全國的是姓資姓社問題。當時有這樣一種歸納：計劃經濟屬于社會主義的性質，而市場經濟屬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這種認識使得很多人不敢越雷池一步，鄉村社會也受到這種思潮的影響，土地承包到底能持續多久是深埋在農民群眾心中的隱憂。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時期對于社會主義性質的思考持久而深刻，最終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并承諾，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百年不動搖，從而打消了群眾心頭的憂慮?；鶎狱h組織也在改革開放之初領導群眾分田包地，僅僅從政策上和外在條件上給農民群眾提供幫助，而不再具體干涉農民的生產規劃與家庭的發展計劃。隨著農村基層黨組織游離于具體事務之外，其號召力逐漸弱化。在經濟利益至上的群眾認識基礎上，基層黨組織如何才能對農民群眾產生較大號召力，這個問題就逐漸凸顯了出來。其三，追求效率與公平均衡基礎上的鄉村社會。伴隨著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中國鄉村也取得了極大的進步，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農民收入持續增長，但農民的收入增長相對于其他高收入行業來說還相對較低，在社會經濟絕對增長和富裕程度相對不均衡的狀況下，是繼續如前一樣鼓勵效率優先還是要把公平問題擺到首位就成了那時需要解決的一大問題。鄉村社會具有平均主義的天然偏好，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初期的探索中，農民也嘗到了平均主義的苦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之后，蘊藏在農民身體里的積極性、創造力被一下子激發了出來。鄉村社會的公平不可能重走社會主義探索階段的老路，也不能漠視人們收入上的明顯差距。黨中央提出化解的辦法是：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對社會弱勢群體采取政府兜底的辦法?；鶎狱h組織在落實黨中央的方針政策中彰顯了落實上級政策的政治覺悟和政治站位。第三，進入新時代，黨在鄉村治理中著力重塑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形成了國家和社會政社協同的“權責合一式”鄉村治理樣式。十八大以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凸顯。實現鄉村振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為黨中央鄉村治理工作的重心。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發揮基層各類組織協同作用，實現政府管理和基層民主有機結合”[1]。自此，國家與鄉村之間的關系開始發生歷史性變化：“從傳統型的鄉村控制體系向法理型的現代鄉村治理與自治體系轉型發展”[2]。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各項具體任務，黨組織加強鄉村治理，推進鄉村自治，走政社協同的治理之路。這具有特殊的必要性。其一，鄉村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要求黨組織加強對鄉村治理的全局性領導。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一方面，鄉村固有的生產生活方式逐漸被城市化。一部分農民進城務工、上樓生活；一部分農民早上進城務工，晚上回村生活；還有小部分農民固守傳統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鄉村生產生活方式被城鎮生活方式所蠶食甚至取代，出現了鄉村“城鎮化”與村莊“空心化”并存的鄉村生活鏡像。另一方面，農民群體的利益關系、利益矛盾日趨顯現化，鄉村社會話語權主體日趨復雜化；鄉村“三留守”（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問題嚴峻，村民自治難以得到有效落實。同時，有一些鄉村，惡勢力或者利益小團體操縱著自治組織的日常活動。這些都對黨組織加強對鄉村治理的全局性領導提出了新課題、新要求。其二，城鄉利益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要求黨組織一手抓產業致富、一手抓精準扶貧。城鄉利益格局是否協調，關系著整個社會利益格局，影響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由于發展基礎、資源稟賦不同，以及以往國家戰略的階段性安排，從我國城鄉發展的現實情況看，我國城鄉之間的利益格局處于失衡狀態。破除城鄉二元體制和結構，使其達到基本合理和均衡狀態，從而使經濟社會健康有序發展，是今后一段時期鄉村治理的緊要任務，也是時代賦予基層黨組織的歷史使命。一手抓產業致富、一手抓精準扶貧，成為鄉村基層黨組織的行動策略。共同致富關鍵在于“產業興農”。如何落實農業供給側改革，發展“觀光農業”“休閑農業”“綠色農業”，推進農業業態多樣化？這需要農村基層黨組織舉旗定向，帶著農民一起干。精準扶貧的關鍵在于，致富路上一個都不能少，需要靶向攻堅，實現戶戶小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后一公里”，基層黨組織責任重大、使命光榮。其三，農民思想觀念發生了深刻變化，要求鄉村基層黨組織牢牢掌握“三權”。農民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礎，更是鄉村治理的生力軍。新時代農民思想觀念呈現多元多樣多變的總體特征。十八大以來，黨的農村政策給農業、農民、農村帶來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福利實惠，擁護黨的領導在多數農民心中扎下了根，農民的精神狀態正向而又積極。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一部分青年農民不信馬列而熱衷于做“彌撒”，封建迷信、宗教勢力、黑惡團伙在農村仍然頗有市場，還有境外勢力企圖利用宗教占領農村、爭奪農民。這些在農村思想界的新情況、新動向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國際背景。農村基層黨組織必須扎根農村，把對農民思想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和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這迫切要求農村基層黨組織提高思想引領力，夯實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執政基礎。

二、時代考驗：基層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能力提升突破口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要遵循鄉村建設規律，著眼長遠謀定而后動，堅持科學規劃、注重質量、從容建設、聚焦階段任務，找準突破口，……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把可能出現的問題想在前面，……防止走彎路、翻燒餅?！盵1]回應時代考驗，推動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黨的農村基層組織面臨的時代任務。第一，鄉村發展“城鎮化”的考驗。在鄉村振興的道路選擇上，基層黨組織面臨著如何把握鄉村城鎮化與鄉村振興關系的問題。鄉村城鎮化遵循的是經濟原則和效率原則。然而，鄉村振興并不是只有經濟的發展，而是需要經濟與鄉村社會、歷史和文化的協調發展。進一步講，在鄉村發展的公益領域、公共服務領域，公平正義原則應該高于效率原則。用戰略眼光看，鄉村重建以及保護性的鄉村文化建設，有助于規避城鎮化帶來的鄉村異化風險。要避免用犧牲鄉村的方式來發展城鎮化，要避免過度城鎮化導致鄉村歷史文化的湮滅。大規模的拆村并村、顛覆性的土地整治、農民上樓這些措施常常被認為是鄉鎮干部的政績，而實際上卻在加速鄉村社會的終結。鄉村振興需要在城鄉融合發展的大格局下推進，而不是按照單一城鎮化的模式改造和消滅鄉村。第二，鄉村產業“工業化”的考驗。鄉村的產業興盛之路該怎么走？基層黨組織面臨著如何把握鄉村產業發展的一般性和獨特性的關系問題。理論上，鄉村產業發展有兩種模式：一是遵循社會發展的一般原理，強調鄉村發展要遵循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通過大力發展市場經濟來推動鄉村社會的整體發展；二是強調鄉村社會具有自身的獨特性，主張在鄉村自身的社區和傳統基礎上發展產業，并不一定是普遍性的工業化道路。我們發現，理論上的分野映射到實踐中，確實并不存在唯一的理想化、最優化的鄉村產業化模式和路徑。中國的鄉村社會在歷史基礎、資源稟賦、社會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性，試圖用工業化一種模式來復制鄉村產業振興，其結果不僅達不到振興的目標，反而可能造成鄉村產業發展的嚴重危機。改革開放早期，很多鄉村盲目招商引資引來高污染、高消耗的工業項目，給鄉村發展帶來巨大的傷害。盡管鄉村產業發展面臨著諸多考驗，但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改革是基礎和關鍵。鄉村產業發展如果僅靠工業化來帶動，那將背離鄉村振興的初衷。第三，鄉村社會“空巢化”的考驗?！翱粘不笔青l村流動帶來的“后鄉土中國”的特征[2]。村里沒人，靠誰振興？這是基層黨組織推進實施鄉村振興面臨的現實難題。村里的青壯年勞動力因為生計而背井離鄉，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形成大規模的人群遷徙，這是鄉村在現代化轉型與變遷過程中的一種新常態。農村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的大流動一方面是改革開放解放農村生產力的積極效應，是新時代的大背景大趨勢所決定的。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凈輸出也會給鄉村社會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甚至削弱鄉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結構上，鄉村社會成員分化成兩個群體：留守人群和流動人群。留守人群支撐起鄉村社會的正常運轉。鄉村在平常時間里顯得空落、凋敝，只有在春節等重要節假日，或者村民婚喪嫁娶等特殊的日子，抑或農忙時節，才會顯得有點“人氣”。鄉村流動使一部分農民通過進城務工富裕起來，但是，也在較大程度上削弱了鄉村內部發展動能。如上所述，基層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路徑選擇是系統的選擇問題。需要把市場經濟的自然法則和人文主義的保護法則有機結合起來。需要堅持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原則，盡可能地修復和重建鄉村社會系統，促進鄉村社會與現代化、城鎮化更加協調發展。黨的五中全會指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1]

三、“三生并舉”：基層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能力生成場域

“三生”指的是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農村生態三個鄉村生活的立體結構，是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具體場域，也是檢驗基層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盵2]是黨中央對鄉村振興的總體要求。“三生并舉”要求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農村生態優先發展，切實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第一，著力推進鄉村產業融合，加快實現產業興旺的目標。實現鄉村振興，產業興旺是關鍵。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發展富民鄉村產業，支持各地立足資源優勢打造各具特色的農業全產業鏈，建立健全農民分享產業鏈增值收益機制，形成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3]?；鶎狱h組織需要帶領人民群眾在推進鄉村產業融合方面下功夫。所謂鄉村產業融合，就是通過產業聯動、要素集聚、技術滲透、體制創新等方式，將資本、技術以及資源要素進行跨界集約化配置，以實現農業產業鏈延伸、產業范圍擴展和農民增收[4]。推進鄉村產業融合，既包括恢復和重建的任務，也面臨變革與創新的重任。單一的農業生產難以實現產業興旺的目標。就種植農業本身來說，如何把農業生產搞得更好，讓有限的土地產出更多，是需要認真思考的。農業套期播種是一條途徑，農副業的生產、農業深加工也是條途徑。把農業種植、養殖、農產品深加工結合起來可以形成立體大農業。信息農業、電商農業和智能農業的開發具有非常遠大的前景。農村服務業的發展，有助于促進農村產業樣式的多樣化，比如，農業休閑、農業體驗、農業實驗等服務項目都可以開發。農村旅游、農業文明博物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等都可以成為促進農村產業多樣化的因素。第二，積極推進鄉村新時代文明實踐，著力培育新時代村民。鄉村新時代文明實踐關系鄉村全面振興，其最重要的價值在于“凝聚群眾、引導群眾、以文化人、成風化俗”。這一價值的實現主要依賴規訓、教化、志愿服務三種方式，即從空間形態、鄉規民約等方面實現規訓目標，從空間的價值導向、情境創設、氛圍營造等方面實現教化目標，從空間事件、志愿活動等方面實現實踐目標[5]。新時代文明實踐通過打造理論宣講、教育服務、文化衛生服務、科技服務、體育服務、志愿服務等“六大服務平臺”，解決農村基層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誰來做、做什么、怎樣做”的問題[6]。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適應農民思想特點，打通宣傳群眾、教育群眾、關心群眾、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按照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去組織開展群眾性實踐活動，這是精神文明建設必須遵循的規律，也是新時代文明實踐的根本遵循。第三，加強鄉村生態護養，守住鄉村美好生活的生態底線。要高度重視現代農業給自然生態和農產品安全帶來的巨大壓力?，F代農業生產中普遍使用的塑料薄膜、農藥、除草劑不僅給農產品安全帶來巨大的隱患，而且制約著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農業生產的生態化、自然資源的有限開發、鄉村生態的養護成為鄉村治理的重要內容?；鶎狱h組織要確立新發展理念，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統領鄉村生態建設工程。既要發展現代農業，又要保護好水土環境；既要確保生產增收，又要涵養好綠水青山。比如，在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方面，“全面推進農村生活垃圾治理，開展就地分類、源頭減量試點。梯次推進農村生活污水治理，優先解決鄉鎮所在地和中心村生活污水問題。開展農村黑臭水體整治。支持農民群眾開展村莊清潔和綠化行動，推進‘美麗家園’建設”[1]。為此，一是轉變發展觀念。尊重自然規律，對自然保持有限開發的態度，不向自然過度索取。二是發展新技術。用發展來化解問題，用新技術來克服舊的缺陷。三是發展生態經濟。良好的生態需要轉變成為資源，并進而發展生態經濟，帶動生態發展良性運轉。

四、“三治融合”：基層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能力發展平臺

“三治”指的是由自治、法治、德治構成的鄉村治理體系?！耙趯嵭凶灾魏头ㄖ蔚耐瑫r，注重發揮好德治的作用，推動禮儀之邦、優秀傳統文化和法治社會建設相輔相成?！盵2]“三治”融合致力于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社會治理格局，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善治之路；目標是建設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鄉村社會，不斷增強廣大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3]。第一，以自治增活力，積極推進村民自治實踐?；鶎狱h組織在領導村民自治實踐中需要帶領村民做好自治組織建構、自治制度建設、自治能力提升、自治資源引入等方面的工作。一是自治組織建構。基層黨組織要領導村民建立健全村務監督委員會以及村兩委機構，從而形成村民自治的領導主體。二是自治制度建設?；鶎狱h組織要積極推動村務公開陽光工程，依托村民大會、村民代表大會、村民議事會、村民理事會、村民監事會等形式，形成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的多層次基層協商格局[4]。三是自治能力的提升。村民參與村務需要村民具有相應的能力，而能力不會天生具有，需要基層黨組織培養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能力。基層黨組織通過領導開展公益性、服務性、互助性的農村社會組織來鍛煉村民參與活動的能力，通過領導鄉村志愿者活動來鍛煉村民參與自治的能力，等等。四是自治資源的引入?；鶎狱h組織要積極引導資源、服務、管理向基層傾斜，要創造條件把有效資源引到基層，有效提升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第二，以法治強保障，推進法治鄉村建設。一方面，基層黨組織要通過“法律進鄉村”活動，加強法律服務和供給。依托鄉村的學校教育、社區教育、田間地頭宣講，把法律知識、鄉規民約送到鄉間。耐心細致開展法治宣講和教育，用身邊人現身說法，積極倡導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用身邊事據實說理，把遵紀守法、依規執法、職責法定等法治理念內化到鄉村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要加強村規民約建設，強化黨組織領導和把關，實現村規民約行政村全覆蓋。一是依靠群眾，因地制宜制定村規民約，提倡把喜事新辦、喪事簡辦、弘揚孝道、尊老愛幼、扶殘助殘、和諧敦睦等內容納入村規民約。二是以法律法規為依據，規范完善村規民約，確保其制定過程、條文內容合法合規，防止一部分人侵害另一部分人的權益。三是建立健全村規民約監督和獎懲機制，注重運用輿論和道德力量，促進村規民約有效實施；對違反村規民約的，在符合法律法規前提下，通過自治組織進行合情合理的規勸約束[5]。第三，以德治揚正氣，發揮道德模范引領作用?；鶎狱h組織需要充分發掘鄉村社會中的傳統美德，把傳統美德、可貴革命精神、改革開放的創新精神和新時代的精神有機結合，共同形成道德教育的資源。一是發掘鄉村熟人社會中蘊藏的道德規范，結合時代的要求，形成道德教育的鮮活資料，強化道德教育?；鶎狱h組織要積極引導農民遵循向上向善、孝老愛親、守義重信、勤儉持家等傳統美德。二是建立道德約束機制?；鶎狱h組織要積極引導農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提高，實現家和鄰睦、干群融合的良好局面。三是開展道德評價?；鶎狱h組織要開展道德評價活動，把發生在農民身邊的好人好事彰顯出來，對好人好事給予正面肯定，堅持道德引導的正確方向。四是樹立道德模范的榜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基層黨組織要發掘一批典型的道德模范，把道德模范的事跡傳遍鄉間，以生動的、真實的、鮮活的事例來教育人，以道德模范來引導人。

五、“四力協同”：基層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能力體系建構

在黨的報告中提出全黨要“不斷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確保我們黨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強大戰斗力”[1]。當前，鄉村基層黨組織肩負著實現鄉村振興的歷史使命，要增強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四力”協同發揮好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在領導鄉村治理、實現鄉村振興的偉大歷史進程中建功立業。第一，增強基層黨組織政治領導力，確保鄉村社會在政治原則、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鄉村基層黨組織的政治領導力，本質上就是旗幟的力量?；鶎狱h組織通過擺立場、指方向、定原則、領道路，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鄉村基層不變形、不走樣、不變色。提升基層黨組織的政治領導力，完善組織體系建設，更好發揮基層黨組織“主心骨”作用，是鄉村振興的根本保障。一是創建黨建工作新格局。要統籌區域內村莊、“兩新”組織、機關、學校等黨建工作資源，創設區域性黨組織，強化黨建工作合力。二是創新黨建新模式。要采取條塊結合的方式，將原本分散的黨組織聯結為緊密的黨建共同體。三是建設共享型黨組織。要建立“村莊+合作社”“農業市場+企業”型黨組織，有效推動黨組織的組織優勢、政策優勢與企業的信息優勢、資源優勢、市場優勢充分整合，推動各類資源共享。四是提高黨組織的分布密度。要在各類經濟和服務組織中建立黨組織，實現小農戶與大市場的有效對接。通過探索創新，實現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全覆蓋，提升黨組織的政治領導力[2]。第二，提升基層黨組織的思想引領力，確保黨組織對鄉村各項事業、各個領域、各方面工作的思想領導。鄉村基層黨組織的思想引領力，就是要以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實踐中的現實問題為中心，以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這個“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用老百姓“一聽就懂”的語言、“一看就會”的范式和“一做就行”的方法，提升基層黨組織的思想創造力、思想傳播力、思想疏導力和思想轉化力。一是結合鄉村文化創新思想宣講方式。江蘇省南京市浦口區以“浦”字為核心把本地特色文化符號融入治理實踐，搭建“浦言樸語”“星言新語”等新思想闡釋載體和平臺。用國家通用語和當地“浦”語相結合、講與演相結合、教育與服務相結合、固定講堂與流動舞臺相結合、文明實踐與文化傳承相結合這類群眾聽得懂好記憶的實踐方式，全方位定期開展理論宣講、政策闡釋、黨性教育、文化教育，開創了“傳播新思想有魅力、開展新服務有活力、創造新生活有動力”的生動局面。二是用志愿服務提升黨的政策服務鄉村生活的滿意度。通過組建志愿服務隊伍，通過群眾講、黨員講、干部講、專家講等多元主體廣泛參與的方式和通俗易懂、富有趣味的形式疏解老百姓的思想問題和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三是完善鄉村配套活動設施，盤活區域現有黨員教育、文化體育、科技科普、普法宣傳、健康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及社會資源，充分發揮其聚合力和輻射作用，搭建“上下貫通、軟硬結合、集約高效”的思想引領力矩陣。第三，提升基層黨組織的群眾組織力，確保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落實到鄉村基層生活的方方面面。鄉村基層黨組織的群眾組織力，是黨組織在推進鄉村振興的各項事業中把群眾組織起來、動員起來、凝聚起來的能力。要增強群眾組織力，必須依靠群眾，以群眾為中心，提升基層黨組織服務群眾的能力和水平，用精細化和專業化的服務把群眾團結起來。一是要健全完善黨組織領導下的村民自治機制、民主協商機制。在拆遷建房、農地改造、婚喪嫁娶等鄉村事務中，開展主題廣泛、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程序科學的民主協商，發揮老黨員、新鄉賢、志愿者在群眾自治中的價值引領、組織動員、支持服務、統籌協調作用，切實提高基層黨組織組織群眾的能力水平。二是搭建精英人才回流的平臺，建立常態化的精英人才吸納機制和制度化的參與機制。把大學生村官、鄉村教師、鄉村醫生、鄉村能人、退伍軍人、打工農民返鄉創業者等鄉村生活的精英群體有效組織起來，通過傳幫帶，一個帶十個，十個帶一片。三是善于運用互聯網+數據資源，掌握民情、了解民意、服務民需。借助“一張網”推進鄉村網格化管理。發揮群團組織、社會組織作用，實現鄉村治理和民間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夯實鄉村社會治理基礎。第四，提升基層黨組織的社會號召力，確保黨組織在鄉村各階層、各方力量、不同團體中的強大凝聚力。鄉村基層黨組織的社會號召力，是黨組織針對鄉村社會中不同團體、階層和力量的社會政治動員能力；也就是在推進鄉村治理的時代任務中，基層黨組織引導鄉村社會的各種社會團體、階層和力量圍繞著鄉村振興的價值理念團結起來并付諸行動的能力。社會號召力在鄉村振興的歷史發展中發揮著凝聚民心、實現使命的重要作用。一是要不斷擴大基層黨組織對鄉村社會影響的范圍。要全面提高鄉村基層黨組織的先進性、純潔性，增強全體黨員的黨性，讓黨組織、黨員干部在各項工作中體現先鋒模范作用，展示良好形象，在群眾中贏得更充分的信任、擁護。要精準把握鄉村社會的形勢，制定出符合形勢的政策方針。要時時刻刻將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贏得執政的民心，更準確地回應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與追求。要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等豐富的創新形式，不斷推動理念與技術手段的創新，從而確保擁有與時俱進的社會號召力。二是要不斷提升基層黨組對目標群體和階層動員的力度。要發揮好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采取組織引領、機制引領等多種方式，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引導群團組織、鄉鎮企業、社會組織等各類社會力量有序參與到鄉村振興的偉大事業中來[1]。不僅要加強同傳統社會組織的聯系，還要加強同諸如集體經營團體、電商協作團體、農民工協會等新型社會組織的聯系，開展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鶎狱h組織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是一個完整的能力體系。“四力協同”能力體系保證了基層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體系化建設，提升了鄉村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程度。作為能力體系，它是向時代開放的體系，揭示時代之謎、回答時代之問，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它又是向實踐開放的體系，在實踐中實現自我革新與發展。

作者:趙歡春 丁忠甫 單位:1.南京審計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2.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