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發展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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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與完善，以及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和進步，政治發展的任務必然隨之產生。根據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治發展的道路和模式，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發展觀，是當代政治科學的重要任務。

政治發展的課題是當代政治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本世紀五六十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紛紛實現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這些滿目瘡痍的國度里，不僅面臨著經濟發展的任務，而且同樣面臨著政治發展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學家受到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研究的啟示，提出了政治發展的概念，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并進而產生了所謂政治發展的理論。這種理論致力于為新興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一種政治發展的模式和道路，使這些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逐步走向現代化。

許多當代政治學家為政治發展理論的建立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們的一些著作也因而成了政治發展理論的代表作，如勒奈的《傳統社會的消失》(1958)、阿爾蒙德和科爾曼合著的《發展中地區的政治》(1960)、阿普特的《政治現代化》(1965)、派伊的《政治發展面面觀》(1966)以及亨廷頓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等等。

一般的政治發展理論以政治體系從一種形態到另一種形態的轉化和變遷為研究對象，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政治發展的不同階段和過程。因此，西方政治發展理論一般把政治發展分為三個基本階段，即傳統社會的政治形態、過渡社會的政治形態以及現代社會的政治形態。

根據政治發展理論，所謂的傳統社會，是指那種政治結構尚未出現較為復雜的分化，社會政治形態還處于比較原始的狀態，如那些尚不具備完整國家性質和形態的部落、部族和部落聯盟，這種社會在現在的世界上已不多見。所謂的現代社會，是指那些政治意識形態高度發達，政治結構已明顯分化而且政治決策能力已相當高的社會。在當今世界上，除了極少數的傳統社會以及為數不多的現代社會以外，更多的是過渡社會的過渡型政治形態。

一些政治發展理論對政治發展的模式提出了概念性的框架。撇開其次要的方面，大致有以下一些主要的內容：第一，政治參與的擴大。在傳統政治形態中，社會成員中只有少部分人能夠參與到政治過程之中，而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只能是消極被動的被統治者。隨著政治的不斷發展，社會成員參與政治過程的人越來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參與政治過程越來越快。政治系統越發達，這種參與的程度也就越大。第二，政治結構的分化。阿爾蒙德寫道，“政治發展在結構方面的表現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發生變化，變得更加專門化或自主化，出現了新型的專門角色，出現了或創造了新的專門化的結構和次體系。主管征稅、訓練官員、傳遞信息、維持秩序和動員支持等等的專門組織建立起來了，或是從原來的結構中分離出來了。所謂角色分化和結構分化，不僅僅是指新一類角色的出現和舊一類角色的變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間或結構之間相互關系上可能發生的變化”[1]。在傳統社會，結構分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同一個結構或角色同時承擔著若干不同的社會功能，而同一個功能又往往由若干性質不同的結構或角色承擔。政治發展之后，社會的各種政治結構發生功能分化，不同的結構分別承擔著不同的政治功能。第三，政策能力的提高。在政治參與的不斷擴大以及政治結構的充分分化基礎上，政治體系將日益增強其影響國內外環境的能力。社會的發展帶來了政治體系功能的不斷增強，政府的活動范圍和活動規模也隨著政治發展程度的提高而不斷擴大。在政治發展的社會中，政府的職能范圍已經相當廣泛，傳統上不屬于公共管理的事務，也越來越多地為政府所左右。政府的管理對于社會的發展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政治發展理論的根本宗旨，是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種政治發展的道路和模式。但是，這種理論明顯的西方主義色彩，又使得這種理論實際上并沒有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引起多大的反響。一些政治學者也注意到，政治如同自然現象，具有明顯的生態特征。一定的政治體系模式本來就具有一定的環境基礎，離開了特定國家的政治環境條件，試圖用一個統一的規范模式來影響不同國家的政治發展，顯然是不可能收到預想之效果的。

政治發展理論產生之后，其研究范圍很快得到了擴展。人們認為，無論是就政治發展的含義還是就它的目標來說，政治發展絕對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獨有的任務。和經濟的發展一樣，政治的發展也是一個不間斷的永無終極點的過程。即使是在一些政治學者看來政治已有足夠發展的國家，其政治狀況也不是說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事實上，任何國家都毫無疑問地存在著政治發展的任務。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國家，因而同樣面臨著政治發展的任務。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作為政治上層建筑基礎的經濟體制以及社會生產力都得到了飛速的發展，成了政治發展的直接動力。近20年來，我國的改革從農村包工包產到組的責任制，到包產包工到戶的責任制，最后到全面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從擴大企業自主權，到城市經濟體制的綜合改革，到多層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對外開放，最后到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戰略目標的提出，都標志著我國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迅猛發展和深刻變革。這種情況無疑構成了上層建筑的發展動力。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我們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內涵，已遠遠超出了經濟發展本身，而直接間接地涉及到了政治發展領域的問題?，F代社會已經越來越使經濟和政治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離開了經濟而談政治和離開了政治而談經濟一樣，往往使人們既不能理解政治也不能理解經濟。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經濟必須在政治的包容下才能得以運轉，經濟的發展同樣也必須得到政治的支持和推動。所以如果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沒有對政治的發展提出規劃和設計，那么事實上也就不可能使經濟發展的戰略得到順利的實施。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樣，“現在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得基本順利。但是隨著改革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會遇到障礙?！匾氖钦误w制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F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2]。

政治發展的動力不僅產生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和變遷，而且還產生于人民生活結構的變化。改革開放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的發展使我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根據人的生活結構及其需要的一般規律，在物質生活達到了一定的滿足之后，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種社會生活的需要也就隨之產生。50年代我們在概括當時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時曾提出，當時的社會主要矛盾是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的矛盾。這種概括當然符合當時的客觀情況，但是如果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日益增長的恐怕就不僅僅是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還有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其他社會生活等等多方面的內容。

尤為重要的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等等的變革，使社會的利益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個突出的現象是，社會的利益在地區與地區之間、單位與單位之間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得到了充分的分化。而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更加希望參與政治生活，影響政治過程，以維護其自身的合法利益。所有這些，都構成了政治發展的基本動力。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重視政治的發展，早就為我們黨所認識。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同志一再強調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在鄧小平的一系列講話中，他反復指出了現行政治體制的弊端以及與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的不適應性。例如，他指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領導體制，妨礙了從國務院到地方各級政府的強有力的工作系統的正常運轉，影響了工作效率；干部管理權限的過分集中，壓抑了人才的脫穎而出，不利于把一大批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干部提拔到急需的工作崗位上；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妨礙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機構重疊、人浮于事、官僚主義使機構失去了活力，壓抑了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等等。對此，鄧小平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是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于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3]。如果現在再不實行不僅包括經濟體制而且也包括政治體制在內的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4]。1980年，鄧小平同志又發表《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一文，更加明確地指出，“為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為了適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為了興利除弊，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們要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深入調查研究，集中正確意見，從中央到地方，積極地、有步驟地繼續進行改革。”[5]在1986年9月至11月間，鄧小平又幾次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并就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作了原則性的規定。他指出，“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總的目標是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盵6]可以看到，鄧小平同志為我們確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完全符合由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提出的政治發展的基本方向。

在當代我國社會政治和經濟始終交織在一起的情況下，一方面，經濟的變革和發展已經對政治的發展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正如鄧小平所說，沒有政治上的變革和發展，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也必然會遇到障礙。根據唯物主義的觀點，經濟的發展決定著政治的發展，并為政治的發展開辟前景和道路。但是人類社會的發展同樣給人以另一方面的啟示，即任何一次經濟發展的飛躍，它必然存在著一定政治變革的背景。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影響并對經濟基礎發生影響。并不是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而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國家就是通過保護關稅、貿易自由、好的或者壞的財政制度發生作用的?！盵7]無論是在宏觀上還是在微觀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任何一種經濟上的偉大成就，必然存在著它的政治原因和理由。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的飛速發展，顯然是政治變革的直接結果。對政治發展理論作出過重要貢獻的政治學者阿爾蒙德說得好，“政治發展一方面是社會經濟現代化的結果，但它另一方面越來越成為現代化的原因”[8]。因此，采取積極的態度推進政治的發展，不僅是完善政治體系本身的要求，同時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隨著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許許多多政治發展的課題展示在我們的面前，需要我們積極穩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決的途徑。因而，通過政治發展的研究，為我國的政治發展提供一些理論上依據，既是政治科學的重要任務，也是推進我國政治穩定健康發展的基本前提。研究政治發展的課題很多，從目前以至未來一段時期的情況來看，有這樣的一些問題是特別值得政治學研究的。

第一，研究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職能，如何使其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成為我們國家深化改革的戰略目標。而市場經濟體制得以正常運轉的一個根本要求，就是如何處理市場與政府的基本關系。因而可以說，市場經濟的體制是否得以順利建立以及正常運轉，其關鍵之點就在于能否規范政府管理的職能。幾年來，在經濟動力的促進下，我國的政府管理職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但是由于幾十年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使得一種能夠滿足市場經濟體制運行的政府管理體制應該說還遠遠沒有形成。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政府的角色還沒有完全到位，政府的職能還沒有完全理順，因而不能不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治發展的首要課題。

第二，研究抑制腐敗行為的途徑，以建立清正、廉潔、高效的政府管理系統。社會轉型中的腐敗問題，歷來是困擾政治統治的一大毒瘤。這不僅是因為腐敗帶來了國家和集體以及人民利益的巨大損失，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腐敗行為直接導致了政府管理系統的權威受損，使人民對于國家和政府的認同意識受到嚴重影響；正因為這樣，又使得政府管理的效率和質量下降，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的統治關系。政治發展理論對于腐敗的研究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因為按照一般的規律，腐敗問題在社會轉型以及經濟與政治發展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我們黨和政府對于腐敗問題一開始就有清醒的認識，因而采取了切實的措施，對腐敗現象和腐敗行為給予了堅決的打擊。多年來，我們的反腐敗斗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同時也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對付腐敗行為的制度規范，使腐敗現象和腐敗行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要從積極的角度建立一種能夠有效抑制腐敗得以滋生的政治環境和政治制度，則需要政治發展的進一步推進。

第三，研究政治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以建立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實現國家政治統治的長治久安，是任何一種政治統治追求的重要目標，同時也是變革社會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但是，一種能夠實現長治久安的政治體系，從根本的意義上說，存在于這個政治體系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其外。就是說，探求一種政治體制的穩定之途，應致力于從這個政治體制自身的完善結構以及科學運行等方面入手。鄧小平同志在談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時候，反復強調了制度建設的重要性，他認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皇钦f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9]。歷史的經驗需要我們認真地來對待這個問題，需要我們通過政治發展的研究以及實際的政治發展，從政治制度的完善方面來尋求國家長治久安的途徑。這既是政治發展的重要課題，也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長久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