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和外交問題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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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內外形勢已日見興旺。我過去向領導同志談過，一旦國家大局好轉，作為一名學者，我不再輕議國事。今后，我將把主要精力回轉于我所一向愛好的學術和藝術的研究及寫作。但是，對目前形勢，我仍有一些深層的憂慮和若干建議，不避冒昧，謹再書之以拜呈尊覽。

一、關于國內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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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發展當前有利的國內外形勢，我斗膽建議一次性清理、重新處理“六四”期間被捕的全部知識分子，理由如下：

1．此舉在當前較好國內外形勢下進行，可主動卸除一個政治包袱，消除美國及西方對我國“人權攻勢”的一項重要內容。此策似為讓步，但實潛具主動權的把握，可為進一步改善與西方一些國家的關系開辟道路。

2．客觀地看，1989事件是一次極為特殊的歷史事件。構成此事件的原因，乃是復雜國內外政治經濟及意識形態背景，將其責任（包括法律責任）簡單地追究于少數個人是不活富的。

3．與1989事件有關的若干主要自由化知識分子（包括被通緝者），如方勵之、萬潤南、嚴家其等，現都以不同途徑出走國外，其中方勵之是在美國庇護下出國的。而長期關押另一些知識分子，似會給人以執法不公正感覺。

4．知識分子不同于在1989事件中打砸搶的刑事犯罪分子。對后者，自然不適用此一建議。

5．有條件釋放在押知識分子，可進一步發展當前有利的國內外形勢，有利于進一步形成一種團結、和解、祥和、安定的姿態、氣氛。

但考慮到國內外仍極其復雜、潛流多變的形勢，為免除此舉對國家安全造成的負面影響，如采納此一建議，則以下幾點又似應防范：

（1）應申明寬大釋放絕不是為“89事件”平反，也不是為這一事件的翻案準備條件。可以適當方式重申，1989事件政治性質的認定（“動亂和暴亂”）沒有錯誤。

（2）對涉足1989事件的在押知識分子，做從寬處理應是有條件的。此條件即是在釋放的同時，在原則上限制他們在今后若干年內的政治活動。

此議似可以考慮以下三種辦法：

（1）以個案處理。如允許有病者取保就醫。

（2）對有悔改表現者緩刑、減刑等。但同時明確警告限制其遷徙及政治活動。

（3）對本人要求出國者，可采取適當辦法允其出境，但在若干年內限制回國，直到他們對社會安定、國家安全已不構成潛在威脅時為止。

應特別說明，以上只可施于與1989這一特殊事件有關的知識分子，并且下不為例。建議立法，對現行威脅國家安全的分子與集團，給予必要的打擊。

以上建議，不知妥否，敬請審酌。如謬，請諒。

（二）

“我最近研讀了倫敦國際戰備研究所《1991－1992年度研究報告》。注意到，該報告中對中國當前形勢評述稱：中國當前最大的面臨問題是“政治接班”問題。云中國“由于面臨第14次黨代會，出現了權力斗爭的緊張氣氛”。

報告稱：

“中國行政管理機構內部的緊張氣氛已削弱了它們保持全面控制的能力。中央政府再也沒有能力組織有效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權力斗爭的加劇及伴隨而來的政治不穩定，使下層政府官員能夠推行他們可能不同意的比較保守的政策?！?/p>

“表明中央政府的權威在下降的另一點是，地方政府，特別是省級政府的權力正在日益加強。中央政府只控制著國家預算總額的大約40％。它能否得到其余的部分取決于各省是否愿意上交他們在當地收集到的資金。在過去的幾年里，各個省越來越拒不同意將這種資金轉移。鑒于中國國內各地區在發展、經濟改革進度和進入國際市場機會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這種趨勢將會進一步削弱中央對各地，尤其是對迅速發展的華南沿海地區和內地其他經濟發展先進地區行使權力的能力。

此外，政府還面臨著來自少數民族的新的和相當堅決的反抗情緒?！?/p>

“現在這個國家也許不會馬上陷入危機。但引起前一次（1989）危機的內在原因仍未消除。隱隱約約出現的國內外挑戰仍比不費力發展的機會大?！保ㄒ陨险垍⒖础秴⒖假Y料》，這些分析似很值得中央領導同志給予注意。）

（三）

近年來國內外一些人不斷批評中國的“人治”和“老人政治（倫敦報告中也提到這一提法）。我對此現在有一點小小異議。

所謂人治就是權威政治--圍繞一位或數位權威領袖做出最高、最終決策。我們很難設想，十幾年的中國改革，如果中央沒有以小平同志為核心的權威中心存在，會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今天人們所擔心的、敵對勢力所期待的，也正是在這一權威核心萬一消失之后，中國可能將出現無政府狀態。

法制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歷史、經濟、文化的相關條件，需要一個長期發育的過程。因此。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處于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仍需要政治權威，需要決策權力的相對集中。否則難以保持國家統一。

民主與法制難以一蹴而就，只能逐步建立和完善。誠如小平同志英明指出的，在中國也許還需要二三十年時間才能形成一整套比較成熟健全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體系。那么，在無政府狀態與權威政治之間，有權威當然比無政府好。自然人們更期望，權威是賢明的權威。

中國之國情（所謂國情，也就是說如不要社會動亂，不要國家分裂，不要未來發生兵荒馬亂），限定了中國在可以看見的一代人時間內，尚不能從抽象理念出發搞“輪流坐莊”的權力分配制度。仍難以施行西方式四年一選及民間直選國家核心領導制度。

所以我竊以為，中央必須有一個承擔責任的權威中心，必須有一個比較穩定的權力結構和支持權威核心的政治基礎。權威制度仍所需要，由人治向法治的過渡需要穩步進行。這個問題，關系到下一時代中國政治權力結構的配置問題。如不解決好，則不要談堅持百年改革與開放大計，甚至連維持社會基本穩定也不可能。但此問題如能解決，此險情如能渡過，則我國國運必將有新的轉機與大的昌隆。“

二、關于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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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十年改革的成功，是鄧小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和“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總戰略方針實施的成功。而并非一些經濟學家以“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應用于中國試驗的成功。這一點現在很有必要說清楚。因為現在在美國的陳一咨等，以及國內一些經濟理論會上，某些經濟學者頗以中國經改大政方針“設計者”自居。這是很荒謬的。不澄清這個問題，一些危險的經改方案，即仍可能影響決策，而將我國看好的形勢搞壞搞亂。

我竊以為，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固然是教條主義經濟學的失敗。但蘇聯及東歐近年進行市場經濟改革陷于不拔之困境，（葉利欽近日已不得不從激進經改立場后退，俄羅斯形勢在今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即將看亂--此信與國內目前廣為流行的一種論調相反。）這與其盲目崇信西方新古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照美國藥方推行所謂“休克療法”是分不開的。

有必要指出，我國經濟學理論的現狀，是脫離經濟實際的，水準也是很有限的。如用之于作為經濟改革施政方針的理論指導，需要慎之又慎。

關鍵在于，這里有兩大迷信迄未被打破。一是對市場價格自動均衡機制（“一步到位”、“長痛不如短痛”之類“休克療法”的由來）的迷信，一是對美國式企業管理體制和方法的迷信（“砸三鐵’”口號由此來）。從南斯拉夫到波蘭的危機，以至最近葉利欽在社會壓力下不得不宣布從激進市場改革方案后退，都已經一再表明了新古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及“休克療法”的失敗。但是我國經濟學界，至今對此仍缺乏根本性的反省。

（二）

通過對當代西方經濟學和政策的研究，我認為有根據指出，以馬歇爾及薩繆爾森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派，是一種偽科學經濟學體系。

簡單說，“新古典”（又稱“新自由主義”）的要義是：‘做手打開一切市場門戶，掃除一切障礙，純粹讓價格升落調節供需。這種無障礙的自由市場經濟，是實現各種生產要素和資源最佳配置，達到最高經濟效率的最好經濟機制。資本主義以之強，社會主義以之敗。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只要放手讓價格機制自動起作用，就永遠不會有供給過剩。供求失衡的問題”。

這個理論是非常具有欺惑性的。但是五六年來，它影響甚至支配了我國經濟理論中的主流經濟學派。關于這個問題，我過去已寫了一些文章。還有一些研究，目前尚未發表。關鍵在于，在這一理論所暗含的政策建議中，包涵一些讓社會主義國民經濟走上自我摧毀道路的觀念。此又與最近美國國會議員建議禁止中國國營企業產品進入美國市場，而促中國國民經濟瓦解的提案，有異曲同工之妙。

此文中難以深談理論，但有必要指出以下幾點：

（1）美國、德國、日本以及西方七工業國，決不以新古典、新自由主義理論作為自身的經濟政策指導。否則他們目前就不會搞保護本國市場的貿易政策了。（薩級爾森的書被作為我國大學中關于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教材。但他還沒有死，在美國卻無聲無息。美國近年經濟問題這么嚴重，為什么不請他出來作政策指導呢？因為政界認為他的理論對美國沒有實用價值。）

（2）拉美一些政府自70年代后期曾接受這種經濟學的政策指導，均墮入惡性通貨膨脹與外債深淵至今不拔。

（3）在1988-1989年曾日益迷信新古典一一新自由學派的政策建議，其所實施高通脹政策，并準備“一步到位”、“長痛不如短痛”地推行高赤字、高通脹政策，實際即實施后來東歐用過的“休克”療法。遂將我國經濟政治推上失衡動亂道路，這一教訓不能忘。

（三）

我認為，批評的失誤不是否定改革，因為十年改革勝利是鄧小平路線的成功而不是路線的成功，有人故意混淆這個問題，目的是搞亂思想，封住批評失誤者的嘴。近來，新古典經濟的荒謬理論和政策建議又頗為流行。我認為，在經濟上重蹈趙的政策．結果仍會引發惡性通脹、勞資對立、兩極分化和政治動亂。

中國十年經濟改革的成功確已說明，社會主義經濟無疑能夠容納市場經濟。但還必須看到，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下的市場經濟，在一些重大方面應有所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否可以這樣考慮：市場經濟不姓資，也不姓社。但姓社的市場經濟，應有區別于姓資的市場經濟？其實，即使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西方不同國家也有很大不同。最近有西方經濟學家指出：

“日本建立在集體服從基礎上的市場資本主義，德國組合主義的‘社會市場’體制，與美國式的個人利己主義自由市場體制具有重大不同。90年代世界經濟意識形態上一個辯論的焦點就是：什么形式的市場最能適合于一個國際競爭愈來愈激烈的時代要求？”（引自5月17日《星期日泰晤士報》，理查德·伯特的文章）

日本、德國政府在二戰后都斷然拒絕接受美國曾向他們推銷的新古典、新自由主義理論。我深信，如果日本、德國在當時照搬新古典、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那么現在他們將成為美國的經濟附庸（如加拿大、澳大利亞那樣），而絕不可能成為獨立的經濟強國。

我對美國二戰后的世界政策研究已久。我認為，美國最厲害的武器不是它的導彈核武器，而是其意識形態包括新古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把軟刀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這一意識形態武器，使它達到對敵國兵不血刃的攻心和內亂戰略。

（四）

三年治理整頓功不可沒。雖然對一些具體措施是否-一得當，可以具體分析。但在總的方向看，正是治理整頓鞏固了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就，修正了一些重大失誤政策的偏差。治理整頓鞏固了改革而不是否定了改革。而現在經濟學界有些會議上，有人到處宣傳一種觀點，指責“治理整頓”三年否定了改革開放。令人懷疑此論何所居心？

當前在經濟中隱隱浮現三個陰影。一是主要威脅中下層群眾日常生活的物價漲勢有所發展（外幣兌率超帽上升亦是通貨膨脹的信號之一）。二是許多國營企業中工人對自身前途有所不安，一些企業中勞動者與管理者矛盾有尖銳激化之勢。三是社會中少數靠金錢投機游戲不勞而獲者（食利者）增生，金錢在少數人手中積聚甚快，而生活奢侈腐敗，已成為街談巷議的內容，并日益激起下層人民的憤懣。我認為，以上三個問題都是將導致社會再度不安定的因素。謹提請決策方面在政策上給予必要注意。

（五）

泰國近日的動亂值得引起我國的警惕。港臺輿論近年一直在大吹“新四小龍”騰飛。曼谷動亂發生后，一些外間輿論又把問題歸結到所謂“民主化”潮流、政治民主等問題上。我認為這是欺人之談。根本原因出在經濟和社會上，政治問題只是表現而已。《費加羅報》5月19日評論指出：“被國際金融界當作樣板的曼谷如今嘗到了經濟發展失控的苦果。曼谷嚴格按照國際貨幣資金組織灌輸的那一套自由化方法去做。但無可否認的是，自由化和經濟開放也會使國家付出代價?！?/p>

與洛杉磯街頭一樣，勇于鬧事的總是社會中最下層的窮人。而惡性通脹、窮富尖銳對立、富有者的奢侈和腐敗，可以說在任何國家，都總是足以引起動亂的三大基本因素。這是人類的全部歷史所不斷證明的。

因此我竊以為，我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時候，必須同時保障和發展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因素（特別是一些社會保障因素），而不是傾向于消除那些因素。（以終身雇傭制來說，日本大企業至今保留這一制度，它是日本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一些問題尚未極端化，但智者防于未亂。

（六）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一個根本謬誤，是其否認市場有限，否認市場規模對生產力發展構成重大限制這一原理。（在經濟中有一最根本規律，這就是一種工業品，其利潤機會與利潤可能指標，與其面對的市場廣狹有成正比例的關系。）

這一否認，涵有一種對工業發達國家有利的政策性意義，就是否認了國家干預經濟，特別是實施國內市場保護的必要性。

但是，在國際市場上存在不平等競爭條件、不平等技術條件和不平等貿易條件的環境中，這種反保護、反干預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客觀上必然有利于發達國家侵占和控制不發達國家的國內市場。我們不會忽視，各發達國對自己本身的國內市場，隨時在進行何等強有力的保護。

我竊認為，我國在堅定不移地實施對外開放政策的同時，必須考慮國內市場份額有限這一原理，并巧妙地制訂和形成一套辦法，使得既能有效引進利用外資，同時又最大可能地保護我國國內市場，使之首先有利于本國民族工業的發展。

新古典學派的經濟理論與現實中的經濟現象相悻離，但中國經濟學主流派最近一些年主要受影響于新古典的教條影響。所以他們不懂國內市場上已出現由于市場不足導致的利潤下降，也無視當前國內外廠家為爭奪市場機會進行的激烈生死競爭。

許多經濟學家至今似不懂在經濟中，市場不僅是貿易地，而且是一種極寶貴的經濟資源。在這個意義上，許多經濟學家侈談市場經濟，卻并不懂什么是市場經濟！

總之，我國在開放市場的同時，必須學會審慎地保護和控制市場。所謂宏觀調控．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是市場調控。在這一點上，請國家認真研究一下臺灣在對大陸發展經濟關系的同時，是如何巧妙的保護其本身市場的。

以上所談問題，不是理論政府問題，也不是學派之爭，而是關系到我國開放政策能否長遠實施成功的根本問題。故特強烈提出，吁請決策方面給予適當注重。

三、關于外交問題

（一）

三百多年來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主要依賴于對外貿易（其開拓殖民地運動就是為開拓外貿市場這一目標服務的）。美國、日本、歐共體一一七發達國，一切發達資本主義的立國之本是對外貿易。并且，他們并不是在國內需求已滿足后才發展對外貿易的。他們國際貿易的目的，是為了獲取交換剩余--利潤。這是他們的經濟與我們經濟在戰略上的根本差別。（美國的國務卿就是外交和外經部長--因為美國的立國之本也是世界貿易。）亞太“四小龍”之所以強，其經驗可以歸結為一點：就是勒緊褲帶，埋頭苦干，外貿致富。

而東歐、蘇聯社會主義之所以失敗，不是單純由于經濟管理不善，不是由于微觀問題，而主要是由于以滿足內需為主導的經濟戰略（來自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理論），封閉的經濟體制，致使其在國際競爭中，在技術上落后，在經濟效率上日低，在改革中又選擇自我摧毀方針而導致慘敗。

中國改革開放路線的成功，第一有賴于十年改革開放帶來的生產力解放和技術進步，第二有賴于經濟轉化為面對國際市場的外向型經濟，第三有賴于在經濟發展進程中，依靠小平同志為核心的權威體系，強勁保持了持續的政治和社會穩定。

在趙時代，曾有人提出“國際大循環”。這一方針從其面向世界市場是對的。但其根本著眼點，仍是內需主導，先內需，后外貿。這是錯的。但這一理論最大的錯誤，是它主張接受發達國家與中國的垂直國際分工，建議讓中國僅作為資源和勞力供給國進入國際市場--這一方針如果真的實現，只能使中國墜入成為西方新殖民地的地位，遭遇類似于南美和菲律賓的命運。這兩塊地區論資源應屬于世界最優秀的，但至今是世界上最窮區域之一（1．南亞，2．非洲，3．南美，4．菲律賓）。并且只要有美國人控制其經濟，就永遠不會讓他們富。

許多人常常問：發達國家為什么富？這個問題人們談了很多。有人認為是靠資本主義企業管理制度，這是片面之談。

西方為什么富呢？簡單說，其實發達國無非就是世界經濟中的工業國。他們的富裕，與一個國家國內市場中工業化城市的富裕原理是一樣的，靠制成品與原料和勞力交換的剪刀差致富。公務員之家

5月9日，中美簽約聯合開采南海石油，引起越南抗議。我竊以為，雖然南海主權屬于中國，但此時此舉正如同不久前的釣魚島事件一樣，是外交上的不智之舉，于收回主權無補，但卻造成了與周邊國家的敵意和緊張關系。

中國1989年后，實施團結鞏固周邊國家的戰略，打破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封鎖和國際孤立。但最近是否由于國際局面有所好轉而有所疏忽，以致在對日關系、對越關系上均出現不必要的陰影？這后面，似也未必沒有美國戰略的影子。（美國公司介入南海是耐人尋味之事，僅出于經濟考慮嗎？）謹吁請決策方面給予注意。

目前看，國際形勢發展方向仍深不可測。從美國欲控制全球的戰略總意圖看，尚不能排除有朝一日西方多國孤立我國的可能。善勝者勝于無形。我竊以為，我國在外交上仍應堅持小平同志早就講過的方針。暫時擱置歷史遺留問題，集中力五搞好國內工作，同時在國際上、政治上多空朋友，而經濟上多開辟新市場。對有爭議的領土問題，應有態度．但不宜激化矛盾。在目前有爭議的區域，即使有眼前小利，與其取之，不如暫不取之。

（三）

我個人認為，隨著國家改革開放路線的日益明確，隨著以經濟工作為中心--而不是以意識形態活動為中心這一戰略目標的確立，我國應該逐步形成一整套新的外交觀念。第一是具有全球視野的戰略性外交觀念，第二是為國家戰略性經濟目標服務的外交觀念，也就是圍繞國家的戰略經濟利益而進行國際活動的外交觀念。

什么是我國的戰略經濟利益？我竊以為可注意以下幾點：

①形成和保衛中國的海外市場。

②加強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我們看到，在國際關系中，經濟戰略利益的考慮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從根本上劃分敵友。美國是最典型的。它據此原則處理與一切國家包括和盟國的關系，毫不含糊。后冷戰時代的特點，就是國家戰略經濟利益高于一切。

所謂世界主義的外交觀念，就是說，建立在世界中的中國觀念，而打破孤立主義、作為孤立國家的中國觀念。必須擴大對中國生存空間范圍的理解。要認識到世界整體經濟政治環境，都與中國在未來的生存發展息息相關。在這樣一種理念下，才能形成中國的系統外交戰略。

我竊以為，我國外交在1989事件后一直面臨兩大基本選擇：

1．一種選擇是，甘心屈居于作美國的依附國，在國際政策上配合美國甚至協助美國構造以美國作為主導的“世界新秩序”。但這一新秩序，從戰略發展的觀點看，第一不會容許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長期存在。第二不會容許中國作為強大統一的新興工業國而在亞洲崛起。其最終結果只能是導致中國走向南斯拉夫、前蘇聯的分裂瓦解之路。

2．另一種選擇是，在不正面對抗美國及西方的同時，在政治上穩步建立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團結、集聚各種國際力量，逐步形成制衡美、日、歐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機制，從而創造出對中國發展經濟，實現本國戰略經濟利益的最佳國際環境。

目前的世界局勢，看起來是平淡的，實際上局面是錯綜復雜的，有許多矛盾還沒有展開，有許多變動中的、難以充分估計的因素，還未顯現。可以說，仍是一個事變紛至，前景撲朔迷離的動蕩時代。當此之際，我國外交究竟將何去何從？深望決策方面及早決斷。

（四）

聯合國近期發表的一系列統計材料確切表明，80年代以來，除最少數國家以外，不發達國家的境遇是普遍地更加困難了。

在本世紀末，人類面臨著兩大問題：

1．發達國家進入了結構性的、頻繁發作的經濟衰退期，普遍面臨兩個選擇：要么強行保持速度，將引起高通脹率，社會不穩定。要么減緩發展；則失業上升，經濟不景氣，也引起不穩定。

2．不發達國，正普遍陷入日益嚴重的國家貧困化和社會兩極尖銳分化。

我竊以為，這兩點，是今后十年的一種長期趨勢，它后面有深刻的世界經濟規律。當前全人類面臨的一個根本問題，是“經合發展組織”在關于世界未來的一個研究報告中所概括的：“由于地球上可資利用的天然資源有限--而且正在迅速耗竭，同時受生態系統凈化能力和凈化成本的制約，在全球人口仍迅速增長的同時，世界經濟發展的可能性在目前的人類技術水平上，正在趨近極限”。

（技術水平措：一些在技術上已成為可能的東西但在經濟上由于成本太高而不可能得到大規模應用，如水中種稻，大功率太陽能發電、水分解發電。）

可以說，美國為首的七個主要發達國，對這一全球問題是有最深切認識的。也正是立足于這樣一個基本判斷上，它們形成了要確保本國國民生存（生活水平不下降）和競爭優勢的全球戰略。并以此戰略為指導制訂著具體的各國政策。

這一點，從目前正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世界環境發展會議上，通過美國與其他國以及南北方的戰略性對峙，可以看得相當明顯。

基于以上認識，我認為，我國的外交理念不應當過于天真。對于90年代人類危機和全球問題的嚴峻性，應有清醒的估計。千萬不可對未來世局設想得過于樂觀。

綜上所述，我個人對我國外交方針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盡量避免與美國以及與西方任何國家，在意識形態或政治上，進入直接對抗或恢復冷戰狀態，盡最大努力謀求對我國經濟發展最有利的國際環境。

2．但同時，對當代國際形勢的復雜性、險峻性應有獨立、清醒的認識。絕不應接受、輕信美國戰略家灌輸的國際關系格局或方案。務須保持對我國戰略利益、民族利益的清醒認識。要看清美國的未來戰略利益在若干重大基本點上，與中國是不吻合的。

3．以全球多元多邊外交，挫敗美國一國稱霸的圖謀，充分利用西方內部矛盾，建立國際統一戰線。

4．適當削弱美國控制操縱世界局面的力量，而不是幫助美國達到一極為主的新秩序，這才是最有利于我國發展的。

5.在外貿方針上盡快實現市場多面化、多元化，以亞太為主同時要重視開拓不發達國家的工業品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