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綜合經濟功能建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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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從來就不是一個脫離鄉村而存在的封閉的孤島，其功能意義是在封建社會經濟的宏觀系統格局中體現的。任何城市的功能也都不是單一的、純粹的，而應當是多層次、多方面的，都不同程度地承擔著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服務中心的職能。在中國，城市的功能向來就具有政治和經濟的二重性。一方面，城市是封建國家權力統治廣大農村的政治據點，這個職能始終沒有改變，在封建時代前期尤其突出。但另一方面，在發展趨勢上，城市作為經濟中心的職能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而愈益重要，與鄉村的內在經濟聯系愈益密切。因此，這里所說的“城鄉一元化”是指，在政治上，城市和鄉村都處在封建官僚地主的統治之下，不管是京府州縣、還是窮鄉僻壤，概莫能外；在經濟上，城市和鄉村都是封建經濟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沒有孤立于鄉村的城市，也很少有與城市毫無關系的鄉村。宋代城市經濟在商品貨幣經濟發展中的功能地位，至少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城市是構成區域性市場網絡的樞紐和支點。鑒于很多論著已經具體敷陳描述了宋代各城市商業貿易的繁榮景象，我們在這里不再臚列具體的史料，主要利用前輩們關于商稅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因為一般說來，商稅收入的多寡，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較全面地反映相應的商品流通狀況。漆俠先生將熙寧十年的商稅統計資料進行分析后，揭示了如下現象：全國每年商稅收入額在3萬貫以上的城市共有44個，商稅稅額為2250254貫，占熙寧十年商稅總額8788621貫的26％。這就是說全國四分之一以上的商品交換是在這44個城市中進行的。假如將川峽路使用鐵錢地區的16個城市及其年收675759貫拋去，則行使銅錢路分的28個城市，共收商稅為1574495貫，占銅錢總額7139677貫的22％，就是說在28個城市中的商品交換，占了全部銅錢地區貿易的22％。全國商稅收入在3萬貫以下2萬貫以上的城市共有27個，商稅額為912218貫。假如不管銅錢鐵錢的區別，將這27個城市及其商稅額與的44個城市及其商稅額相加，則全國商稅收入在2萬貫以上的城市有71個，商稅額為3162472貫，占熙寧十年全國商稅總額的36％。就是說，在71個城市中的商品交換，占了全國商品貿易量的36％。全國市鎮商稅總額為625734貫，占全國商稅總額的2％。假如除去川峽四路，則只占7％。郭正忠先生將《宋會要輯稿》和《宋會要補編》兩書記載的熙寧十年商稅數字分別加以考訂，又把四川的鐵錢稅額折算為銅錢，進行排隊后認為：熙寧十年全國的商稅總額為7685717貫或7702111貫。其中，商稅收入在3萬貫以上的城市有28個，其商稅額合計為1550811貫或1570811貫，占全國總額的20％；商稅收入1萬貫～3萬貫的城市有99個，其商稅額合計為1688776貫或1688786貫，占全國總額的22％。以上兩類城市合計為127個，其商稅合計額為3239587貫或3259597貫，占全國商稅總額的42％。漆先生和郭先生關于宋代商稅的考察范圍稍有不同，某些具體數字也有出入，但他們所揭示的基本情況卻是一致的，即，北宋時期的大部分商品交換活動是在大中型城市進行的，在市鎮這樣的初級小市場上商品交換量并不大。大部分的商品交換集中到大中城市，一方面表明這些城市吸納了農村和城市生產的大部分的商品，城市是各類商品的最大的消費者，也是最大的商品交換場所，城市經濟的發展為商品的生產提供了巨大的銷售市場。另一方面表明，城市并不是只進不出的蓄水池，還是市場網絡的樞紐和支點，正是由于城市經濟的發展才架構起了區域性市場的網絡體系。顯然，假如沒有城市這個巨大的市場，假如城市不在商品流通過程中發揮中轉集散的作用，宋代的商品貨幣經濟是不可能有所進步的，宋代的區域性市場網絡體系也就無從談起。第二，城市為商品生產開辟了市場空間，促進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消費與生產、供給與需求是一對互為依存、相輔相成的孿生兄弟，從來沒有只生產不消費的經濟，也沒有只消費不生產的經濟。通過交換而進行的消費，就是商品的銷售市場。“產品的市場越大，產品就越能在更充分的意義上作為商品來生產”。商品的消費市場擴大了，商品生產發展的空間也會隨之拓展；商品的消費疲軟萎縮，商品的生產也會萎靡不振。這是基本的經濟規律。宋代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城市工商業人口的增加為商品生產開辟了巨大的銷售市場。不用說，城市所交換消費、周轉吐納的商品很多來自鄉村、是由農業提供的。因此，城市商業的繁榮主要促進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此，就連宋代人都有十分清楚的熟悉，宋哲宗時的殿中侍御史孫升就說：貨殖百物，產于山澤田野，售之于城郭，而聚于倉庫，而流通之以錢，……城郭鄉村之民交相生養，城郭財有余則百貨有所售，鄉村力有余則百貨無所乏。……城郭之人，日夜經營不息，流通財貨，以售百物，以養鄉村。所謂“養鄉村”當然不能理解為城市贍養鄉村，而是城市對農產品商品的消費，城市的商貿流通，為農產品打開了銷路，開辟了市場，從而帶動了農業的商品化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鄉村通過商品交換獲得的收益，又可以反回來投入到農業生產中去，繼續再生產或改善條件擴大再生產。當然，在實際交換過程中鄉村農民往往遭受著商人的無情盤剝，交換經常是不等價的，這方面的事例很多。即城市的繁榮主要建立在掠奪鄉村的基礎之上，城市剝削鄉村所造成的城鄉關系的對立是主要的基本的一個方面。但也不能否認城市商業的發展和商品需求的擴大對于小農的再生產、非凡是對于農村商品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積極作用。這方面的事例同樣不少。在宋代的各類城市，居民所需消費品的供給方式是不盡相同的。郭正忠先生認為，政治、軍事城市居民的消費品主要依靠官府調撥來解決，只有少量答應市場流通，略事調節；經濟城市主要靠本地的商品市場；綜合性城市則調撥供給和市場調節參半。我們對郭先生關于經濟城市的看法基本沒有異議，但對其他三類城市的看法則不敢茍同。這里僅就糧食的供給方式略作分析。因為糧食是最主要的消費品，糧食的問題清楚了，其他消費

品就輕易理解了。宋朝政府為了保證汴京的皇室貴族官僚士兵等居民的食用糧供給，建立起了一套嚴密的漕運制度，大規模地組織南糧北調。江淮漕運米糧之船沿汴河抵達開封，一年三次。宋真宗時，漕運糧食最多達700萬石，一般在600萬石左右。另外尚有沿五丈河從京東路等地運來的每年約50～70萬石。這些漕糧中的大部分是江淮荊湖等地的賦稅所得，并以實物的形式分配給京師等地的皇室貴族官僚兵卒，基本不屬于商品的范疇。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是政府收購來的。慶歷三年，范仲淹在其聞名的《答手詔條陳十事》中就說：“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諸路，歲糴米二百萬碩，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余萬貫”。據此，若來自東南的漕糧總額以每年600萬石計，則通過市場購買的部分就占了其中的1/3左右。既然是糴買而來的，這部分漕糧就具有了商品的性質。宋政府還經常就近從汴京的市場上收購糧食。如天圣年間，唐肅擔任度支副使，“會官糴麥京師，數且足，有豪姓欲入官者以數十萬石，因權幸以干掖庭。太后面命肅，肅曰：`麥貯于倉，率不過二歲，多則朽腐不可食，況撓法耶？’卒不受”。問題是，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居民的增多，這每年650萬石左右的漕糧，究竟能否滿足汴京的需求呢？宋人通常采用的人均糧食消費的計量數是，一人日食2升。一個享受中等待遇的士兵的餉糧標準是“月糧兩石五斗”。汴京人口，據宋太宗說：“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在宋朝開國之初就已達一百數十萬之眾，此后肯定要持續增多。以至出現了300萬、500萬、甚至700萬等種種說法。即使按周寶珠先生的考證，以北宋汴京最盛時有13－7萬戶，150萬人計，那么650萬石左右的漕糧，只是89萬余人一年的口糧，或22萬士兵的餉糧。很顯然，汴京居民實際的口糧需求量與漕糧供給量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缺口。這還沒有包括造酒、飼料等其他種種消費在內。這個缺口主要或者說只能通過商品糧填補。三司告說：“富商大賈自江淮賤市粳稻，轉至京師，坐邀厚利”。以至出現了前面提到的一次能夠拿出數十萬石麥子的大糧商。巨大的商品糧消費市場自然造就了一大批專門以經營糧食買賣為業的商賈稗販，單從汴京行會中的米行、麥行、面行等就可窺其一般。那么，汴京市場上流通的商品糧究竟在口糧需求總量中占有多大比重呢？假設汴京的常駐居民按150萬人、人均年消費口糧3石計算，汴京全年的口糧需求總量則是1095萬石。除去650萬石的漕糧，則商品糧應達445萬石左右。也就是要占到口糧需求總量的41％左右。更何況，東南地區運到汴京的漕糧并不是始終保持在每年600萬石的水平上。自宋仁宗時起，由于汴河涸淺、糧區遭災等原因，漕糧經常缺額。這樣一來，對商品糧的依靠更得成倍增加。汴京如此，其他城市對商品糧的依靠程度就更高了。吳自牧說：南宋的“杭州人煙稠密，城內外不下數十萬戶，百十萬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諸司有該俸人外，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鋪家”。所以，杭州的糧食貿易十分繁榮?！氨局菟囂K、湖、常、秀、淮、廣等處客米到來，湖州市米市橋、黑橋，俱是米行，接客出糶。……又有新開門外草橋下南街，亦開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發，分表鋪家。及諸山鄉客販賣，與街市鋪戶，大有徑庭。杭城常愿米船紛紛而來，早晚不絕可也”。另據周密記載，“杭州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的確，假如算上方圓若干里的城外南北二廂居民區和眾多的流動人口，仰糴而食者之數肯定會成倍增加。即使官府調撥分配的漕糧，也像汴京一樣不完全來自賦稅。據李椿計算，臨安“月須米十四萬五千石”，而政府儲備漕糧的“省倉之儲，多不能過兩月”，必須經常從市場上購買加以補充。臨安漕糧中購買的數量究竟有多大呢？據宋孝宗乾道元年，司農少卿張宗元奏稱：臨安“輦轂之下，供饋至廣，歲用糧一百五十余萬碩，雖全仰兩浙苗米，然所得不過八十余萬碩，其余七十余萬碩盡系坐倉收糴及和糴客人米斛”。可知臨安每年消費漕糧官米150萬石左右，其中80萬石屬于租稅上供米，其余的70萬石是在杭州等地從客商等處糴買來的。如此說來，在臨安，即使是政府調撥分配的漕糧當中，來自市場購買的也占了467％，真正屬于租稅收入的只占533％。建康府的繁華僅次于杭州，它在南宋的政治軍事地位也僅次于杭州，但對于商品糧的依靠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劉宰說：“金陵古帝王州，民物所萃，食焉者眾，生之者寡，歲仰糴客販。長江天險，舟至不時，價輒翔踴”。袁燮說：“金陵軍民雜處，舟車輻輳，米、麥、薪、炭、鹺、茗之屬，民間日用所須者，悉資客販”。擔任建康知府的余嶸在給朝廷的告中說得更嚴重：“此邦雖名為繁庶，而民生最艱，素無蓋藏，日食所須，仰給商販，米舟一日不至，米價即倍騰踴?！f一上江歲歉、鄰邦遏糴，則狼狽尤甚?！允菙凳f之生齒常寄命于泛泛之舟楫，而米價低昂之權又倒持于牙儈之手”。這座城市所需要的糧食，恐怕絕大部分靠市場解決。從上述事實可以看出，無論是政治城市的汴京，還是綜合型城市的建康府，以及居于兩者之間的杭州，其城市居民日常消費的糧食當中，依靠市場供給的比重都很大，依靠賦稅收入調撥的部分反而較小。商品糧對于這些城市而言，絕對不是零星的補充。這些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就更可想而知了。同時，糧食是城市居民消費量最大的商品，也是宋代官府通過二稅征收最多、調撥數量最大的物資。糧食的供給結構尚且如此，城市消費的其他商品也就更可想而知了。城市不僅是農業商品的消費市場，而且是農民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供給基地。如四川農民通過成都的蠶市貿易：傾計口賣余粟，買箔還家待種生。

不唯箱篚供婦女，亦有鋤博資男耕。張方平說：“彼窮鄉荒野下戶細民，冬正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朱熹說：“近城鄉民，全藉將些小系稅之物，入城貨賣，辦糴口食”。方回說：在浙西秀州的魏塘鎮，“見佃戶攜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燭、紙馬、油、鹽、醬、醯、漿、粉、麩、面、椒、姜、藥餌之屬不一。皆以米準之，整日得米數十石，每一百石舟運至杭、至秀、至南潯、至姑蘇糶錢，復買物貨歸售水鄉佃戶”&nb

sp;。這些都是農民自己通過與城市市場的交換，直接獲得各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例子。至于農民利用商人的中介間接向包括城市在內的市場上買、賣商品的事例就更不勝枚舉了。前面談到的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就尤其是城市市場消費需求拉動的結果。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這種雙向的商品流通，使雙方建立起了密切的商品交換關系，通過商品貨幣經濟的紐帶，城市和鄉村結成了一個經濟的統一體，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城鄉一體化的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講，城鄉關系并非僅僅是掠奪與被掠奪的對立關系，還有彼此促進、相互依存的一面，盡管后一方面的關系居于相對次要的地位。長期以來，人們較強調城鄉關系中對立的一面，卻或多或少地忽視了城鄉相互促進的一面，這不能不說是件遺憾的事情。第三，城市的輻射功能帶動了周邊地區經濟的發展。斯波義信先生把南宋時杭州的商品集散和流通劃分為三個層次的市場圈。一環市場圈由杭州和它的近郊區組成；二環市場圈是杭州的中距離商業運輸圈，它直接供給杭州150萬人口的日常需要物資，如米谷、薪炭、油脂、魚肉、生鮮食品、工業原料、建筑材料、茶、鹽等，其范圍涉及明州、衢州、鎮江、黃池等地；三環市場圈是杭州的遠距離商業運輸圈，它聯絡全國，甚至波及海外。其實各個城市都能夠劃分出大小不等的市場圈。市場圈是通過商品的消費和商品的吐納構筑的。一方面，城市規模越大，人口越多，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購買力越強，城市的輻射能力也就越強，以它為中心形成的市場圈就層次越多、范圍越廣。即市場圈的大小通常是與城市的大小成正比的。另一方面，從大小不等的城市對其各個層次的市場圈的影響力度來看，越是距離較近的地方，受城市的影響越大。也就是說，城市的經濟輻射帶動能力是隨著空間距離的延伸而逐步遞減的。多數情況下，受城市影響最大的還是其一、二環市場圈，即城市周邊的地區。一般說來，城市的近郊和四周地區，受城市消費需求的拉動，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條件相對好一些。城市居民所需的糧食、布帛、薪炭、魚肉、蔬菜、水果等日用消費品，還有城市需要的雇傭勞動力等，都為這些地區農業商品生產和勞動力提供了市場。同時，城市集散銷售的各種外地商品，也使這些地區得近水樓臺之便。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變化，恐怕最初多半是從這些地方開始的。假如說市鎮的興起是宋代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那么市鎮興起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的輻射帶動。根據龍登高博士的研究，宋代大城市四周的市鎮數量多于小城市，并且一般而言，州治所在的縣份比其他縣的市鎮多。例如，南宋建康府所屬各縣計有16個市鎮，其中有12個市鎮位于距縣治60里以內的地方。會稽府有10個市鎮，其中的8個距離縣城在60里以內。在杭州的四周，市鎮的分布也是由遠而近愈來愈稠密。臨安府管轄的錢塘、仁和縣境內有19個市鎮，其中距縣治10里以內者有10個，另有6個在30里以內，其余3個也都不超過60里。類似情況在其他地區也同樣存在?！对S九域志》記載，北宋汴京開封府有31個鎮、西京河南府有22個鎮、南京應天府有13個鎮、北京大名府有20個鎮、成都府路有163個鎮等等。都說明在大城市的四周和城市密集的地方鎮市也較集中。這些市鎮眾星拱月般環繞在城市的周邊，依次遞進，構成了市場網絡的聯結支點。它們的興起與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是分不開的。一些市鎮的發展歷程也證實了這一點。如湖州的新市鎮，在北宋時就已“以其水陸環繞，舟車通利，……歲久成聚。謂棄陸市而新徙于此，故曰新市”。到了南宋，更直接受到了臨安的輻射影響，“建炎南渡，密邇行都，衣冠鱗集”。其規模進一步擴大，商貿交通更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另外，城市向來就是安置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重要場所。宋代的鄉村人戶大量離鄉進城，是城市人口增加的重要渠道，這表明城市經濟的發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為進城的農民提供謀生再就業的機會，表明城市吸納和安置農業剩余人口的能力有了較大提高。這也是宋代城市綜合經濟功能增強的一個顯著標志?？傊?，宋代城市經濟的發展，不僅在其內部突破了坊市分離的舊體制，商業空前繁榮，而且對于區域性市場體系的構建、對于帶動農村商品經濟和周邊地區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些作用匯聚到一起，表明宋代城市的綜合經濟功能大大增強了。城市經濟與鄉村經濟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關系，城市經濟依托鄉村經濟的發展而繁榮，農村的商業性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則以城市作為商品的集散地和銷售網絡中心。與前代相比，宋代的城市已經遠遠不僅是政治的堡壘、軍事的據點，而是商品貨幣經濟發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經濟的意義明顯提高，其帶動的能力大大增強。城市規模的擴大、城市工商業者隊伍的壯大和城市商業中心地位的確立，使得社會經濟格局在表現出一種從城鄉對立和分離走向城鄉一體的發展趨勢的同時，也擴大了城鄉間的分工。所以，宋代城市經濟的發展應是工商業經濟發展的一大結構性標志。順便說一句，中國古代的城市無論是政治的產物、還是經濟的果實，隨著全社會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它都在宏觀經濟體系中充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研究城市經濟，不應只關注其自身的繁榮與否，還應當重視其綜合經濟功能和輻射帶動能力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影響。近幾十年來，在學術界關于城鄉關系的研究中，城鄉一元的分析構架正在逐步取代城鄉分離、城鄉二元體系的理論模式。把城市作為封建經濟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局限于城市本身，而從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上加以熟悉，應是研究的方向之一。

注釋參見《宋代經濟史》第1012～1013頁。

參見《兩宋城鄉商品貨幣經濟考略》第232～233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6頁，1963年版。

《長編》卷394元佑二年正月辛巳。

參見《兩宋城鄉商品貨幣經濟考略》第92～99頁

《長編》卷143慶歷三年九月丁卯。

《長編》卷109天圣八年三月已卯。

《夢溪筆談》卷11；《橫浦集》卷12《狀元策》。

《長編》卷161慶歷七年十二月；張方平《樂全集》卷23《論國計出納事》。

《長編》卷32淳化二年六月乙酉。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第348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譬如僅造酒一項，熙寧九年“在京酒戶，歲用糯米三十萬石”。

《長編》卷63景德三年五月戊辰。

《夢粱錄》卷16《米鋪》。

《癸辛雜識》續集卷上《杭城食米》。

《晦庵集》卷94《敷文閣直學士李公墓志銘》。

《宋會要輯稿》食貨40之40。

《漫塘集》卷22《建康平止倉免回稅記》。

《齋集》卷13《黃度行狀》。

《景定建康志》卷23《城闕志四－平止倉》。

【2

1】蘇轍《欒城集》卷1《蠶市》。

《樂全集》卷26《論率錢募役事》。

《晦庵別集》卷6《曉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方回《古今考－續考》卷18《附論班固計井田百畝歲入歲出》。

斯波義信《宋都杭州的商業中心》，《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第322～327頁，中華書局，1993年版。

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第66207頁。

《正德新市鎮志》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