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防國內金融核心利益被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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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雖然是最先從危機中走出來的國家，但是，不能說中國目前就沒有風險。當前，以希臘債務危機為標志的國際金融危機再次來犯，以貿易順差為借口逼迫并制造人民幣升值預期、利益集團壟斷、房地產泡沫、人口老齡化等都是中國面臨的最大危險，如果處理不好這些風險，將有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最終拖垮中國經濟。

無論是國家債務危機還是人民幣匯率問題都是今年G20峰會或中國戰略與經濟對話中重點被討論的話題，但不管討論的過程怎樣，中國都要堅持自己的底線一中國金融的核心利益，警惕這一利益被損害。

中國金融危機的潛在因素??第二次國際金融危機

以2009年底迪拜債務危機為先導，2010年春季希臘危機為標志；從美國次貸危機演化為歐洲國家債務危機，歐盟和北約的過度擴張，金融投機高杠桿、高福利、高消費，人口老化，已造成社會嚴重的腐朽和停滯?？梢灶A見，歐洲國家債務危機將會繼續擴散，影響到英國和美國。

國際金融危機已發生過多次，至今中國沒有被卷入，其基本原因是中國金融體系開放程度較低，貨幣沒有完全自由兌換。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得益于提前進行“軟著陸”，堅決打擊北海房地產泡沫，控制通貨膨脹，經濟已提前達到平衡，因此有能力保持人民幣穩定。1998年在投機資本集中沖擊香港聯系匯率，我國斷然在香港實行強硬干預手段，切斷投機資本自由進出。后來，索羅斯總結自己失敗的教訓是“沒有想到中國政府不守規矩”。

1998年以后，國際資本認識到中國的穩定能力，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下大舉進入中國，換取人民幣進入股票房地產市場，購買國企產權，至今已有11年，進入的國際資本估計有數萬億美元，超過中國國家外匯儲備。這樣的一個國際收支結構，反映的基本格局是：

第一，國際私人資本，包括直接投資和貨幣資本流入，中國的國家資本流出，對于中國而言，總資本是凈流出的，這與儲蓄大于投資，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是一致的。

第二，國內資本和國際投機資本對流，國內腐敗資本流出“洗錢”，然后再作為國際資本流回。在國家資本項目嚴格管制的條件下，大部分國內腐敗資本還沒有來得及把自己洗干凈。只要放棄資本項目下的外匯管制，就意味著公開放縱腐敗資本出境洗錢。

第三，長期實行“重商主義”政策，以靜態比較利益理論為指導，實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導向，依賴發達國家市場，把產業鏈定位在國際低端，延誤了科技發展與產業升級。

第四，人口年輕和教育成功，造成貨幣財富大爆炸，自2000年以來連續11年經濟高速增長，平均速度超過10％。在市場經濟利潤導向下，過剩資本難以流向實體經濟，而是進入股市房地產，造成資產泡沫化。

從當前的狀況來看，中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危險性要比1998年大得多。

首先，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中國與美國聯手抵御的，而2007年是美國爆發危機并且向世界轉嫁，其壓力對中國而言要比1998年大得多，中國無力獨自抵御危機。

其次，美國向中國轉嫁危機不僅是收縮國內市場打擊中國出口，更加嚴重的是，迫使中國把自己的國家外匯儲備大量購買美國國庫券。美國政府借新債還舊債等于不還，中國并不能無限制地在國庫券市場上拋售。如果外資集中撤資，中國無法抽回這筆巨額債。

第三，中國經濟的繁榮與開放程度比13年前要高得多，國內經濟已喪失均衡，通貨膨脹尤其是房地產泡沫的危險性相當高。

第四，啟動內部需求所必須的國內利益格局調整，國內政治與社會改革，市場經濟的完善，由于國內利益集團的阻撓，難以真正啟動。

第五，“精英層”包括決策層、理論界、媒體界等，所受到的新自由主義影響也要比13年前要大得多，他們把對于美國金融危機的報道控制在技術層面，拒絕反思。不排斥國內特殊利益集團與國際投機資本相配合，利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失衡，制造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中國3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將隨著人口老齡化而逐步降溫。金融的“超前過度反映”將會在某個時點出現，這就是說，中國經濟與社會結構的一系列調整勢在必行，自身就孕育著金融危機的因素，而一場金融危機的爆發，往往是宏觀與結構失衡難以主動調整，最后被迫強制調整的一種形式。金融危機強制性地將經濟增長打斷，迫使社會進行利益結構的調整，如再不成功，中國就難免走上長期衰退的道路。

匯率之爭的實質不是貿易順差，而是制造人民幣升值預期

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公開理由是中國貿易順差太大，貿易順差不是中國壓低幣值造成的，而是30年來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如果依靠升值來平衡中美貿易順差，就是升到1:4，也還是解決不了。隨著中國進口結構的調整，人民幣不用升值，貿易順差也會減少。去年，中國的貿易順差下降了4個百分點，未來，還會下降直至消失，只要國內經濟繼續高速度增長，這就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喧囂一時的“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問題似乎因歐洲危機的爆發而告一段落，但實質不然，因為美國的政客與經濟學家們都明白，貿易順差只是一個借口，真正的目的已達到，即制造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升值預期誘發、利益集團壟斷、房地產泡沫是中國最大危險。

不可不防的是，那些專門以“新自由主義”藥方搞垮他人的政客和理論家們，制造“匯率操縱國”的目的，不在于糾正貿易順差和轉移國內危機，而是蓄意強化人民幣升值預期，逼中國走當年日本的泡沫經濟之路。

一場泡沫過去，日本經濟停滯20年，人口平均壽命達到83歲，就難以恢復。其實中國人口老化速度極快，現在已經開始，我們還有10年寶貴的時間。目前爆發的貨幣財富有兩條出路，一是納入國家戰略發展實體經濟，二是以“市場導向”，實際是利益集團壟斷和投機資本誤導下造成經濟泡沫，在崩潰中煙消云散。

在當前經濟未完全復蘇的情況下，由于擔心出口滑坡，今年初中國政府未讓人民幣升值，但其實真正的危險不在于人民幣小幅度升值，而在于美國已經成功地制造了升值預期，越不升值，升值預期越強，而升值預期是引起房地產泡沫的重要經濟根源。貨幣升值預期可直接引起資產泡沫，并不一定需要國際資本進出和套利套匯。這就必須深入理解實際匯率理論。

名義上匯率扣掉貨幣因素，稱為實際匯率。人民幣中期升值趨勢是非貨幣因素決定的，就是實際匯率20年以來升值大約40％。

實際匯率，又表示為可貿易品與非貿易品之比?？少Q易品即可以移動并參加國際貿易的商品，其價格不斷下降，非貿易品即房地產、旅游、醫療等不可移動的商品與服務，其價格不斷上升。決定價格漲跌的非貨幣因素，稱為“生產率比工資彈性”。在可貿易品部門，由于引進外國先進設備，生產率提高速度非常快，而工資基本不漲，所以可貿易品價格年年下降。在非貿易品部門，生產率難以提高，但工資卻在提高，非貿易品價格年年上升。這樣，用可貿易品價格去除以非貿易品價格，分子越來越小，分母越來越大，實際匯率的值就越來越??；人民幣是采用直接標價的，1美圓所兌換的人民幣越來越少，就說明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在升值。

具體地說，在可貿易品價格中間，出口品價格不斷降低數量擴張，進口品價格不斷提高數量萎縮，導致貿易條件惡化，貿易順差增加，就要求名義匯率升值。

名義匯率如果不跟隨實際匯率升值，稱為“匯率錯位”，就會產生升值預期，引導國際投機資本進入，國家被迫收購外匯使外匯儲備劇增，造成人民幣基礎貨幣過度發行，再使用貨幣政策予以沖銷，這就是10年以來中國發生的實際情況。

根據“金融超調”規律，如果政府不控制，人民幣名義匯率會超額升值，以后升值預期變為貶值預期。如果政府控制名義匯率，就長期存在升值預期。

就是說，實際匯率升值引起名義匯率升值預期，長期存在的名義匯率升值預期引起股市房地產價格的升值預期，并且在“超前過度調整”規律的作用下，加速上升，即使嚴格控制外部資金流入也不能避免。只要國內儲蓄大于投資，國家追求經濟高速增長，采取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有充足的貨幣供給，政府又不控制資金流向，資產泡沫就會發生。

有專家總結日本的歷史教訓，泡沫經濟發生的深層次根源，是經濟高速增長的慣性阻礙了經濟轉型。在外部壓力下宣布日圓升值，即產生嚴重的升值預期，國際投機資本大量涌入，促使日圓升值過快，造成兩個弊端：盲目投資海外造成嚴重虧損，國內資產泡沫形成。此時政府仍追求經濟高速增長，采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使資產泡沫更加嚴重。最終，在“日本買下美國，日本第一”的喝彩聲中轟然塌陷，蕭條長達30年。

有人說中國不會走日本的老路，因為我們有國內需求。但是我要強調的是，潛力不等于現實。啟動內需，特別是提高人民群眾消費，需要社會與政治改革。必然遇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抗，如不能進行有效的利益格局調整，過剩資本會流向房地產和國外，而不會啟動內部需求。

要從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來維護中國的核心金融利益

維護國家核心金融利益主要包括：

第一，全面認識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危害性。人民幣不升值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不能升值過快。

第二，人民幣不能公開宣布自由兌換，也不能私下里放棄對于資本項目的外匯管制。

第三，限制外資控制我國戰略產業的股份，如已經被控制的，國家應以外匯的形式回購回來。

第四，金融機構與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必須在國家戰略指導下進行，主要是控制資源，收購競爭對手，切不可進入房地產和金融投機。

第五，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堅決打擊房地產泡沫。目前政策力度不夠，應該宣布對不動產征稅。稅率不能高，其關鍵作用，是實行不動產實名制，暴露并清查腐敗性房地產投資。所擔心的，這樣的政策很難推行，恐將會受到既得利益集團反對，但是一般的經濟政策又難以奏效，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斷言的那樣，房價小降大升，最終在中國釀成大患。

第六，嚴防國際投機資本興風作浪。索羅斯對于投資理論有重要發展，他認為，均衡市場雖然到處存在，但對于投資者來說沒有意義，因為他只能得到平均利潤，只有非均衡的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才可能帶來超額利潤。他堅信金融市場的非均衡性質，就是壟斷和預期能夠改變供求關系，從而使股票房地產暴漲暴跌。他的投資理念是尋找宏觀經濟的不均衡。進一步講，如果資金量足夠大，就可以在不均衡的經濟中進一步制造新的不均衡，利用經濟的不均衡賺大錢。這不是陰謀論，而是市場經濟規律基礎上的資本運作，而美國國家政策和主流經濟理論，又往往與投機資本形成巧妙的配合。

我們必須警惕，國際投機資本利用經濟不均衡，在中國制造金融危機。其方法可能是制造和利用人民幣升值預期，鼓勵房地產泡沫，也可能在適當時機，轉而制造人民幣貶值預期，使已經出現嚴重泡沫的房地產崩盤。這樣的事件，如果在人民幣宣布自由兌換，或者中國政府在實際上放棄了資本項目外匯管制，同時某個國際著名投資銀行發表報告：中國人口老化，經濟高速增長即將終結，或者說房地產泡沫過大等等，此時如果美國宣布加息，等于一個動員令，號召投機資本和腐敗資本外逃。金融危機的發生，關鍵就是預期的改變，而預期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人為操縱的。

如果某些重要的預期改變，外資集中撤資可能引起國內居民擠兌人民幣而兌換外匯，連帶股市和房地產泡沫破裂。一次泡沫經濟破裂，只要耽誤我們10年時間，中國就成為世界上人口最老化的國家。

我們要警惕中國金融的核心利益被損害，要把貨幣財富引向實體經濟，包括基礎設施，技術升級，國防與環保，和諧社會建設上來，不能放縱其到處炒作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