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消費比例關系理論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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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再生產中消費與投資比例關系的研究在經濟學發展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回顧經濟學界對這一重要比例關系的研究進程，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比例關系在我國近年來的發展態勢。

古典學派經濟學家

從歷史上看，資產階級古典學派經濟學家已經開始注意國民收入中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其代表人物魁奈就研究了剩余價值分配使用中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如他明確指出了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對社會再生產的決定性影響：“由于生產支出和不生產支出彼此間所占優勢的不同，每年再生產的收入就可能發生變動?！薄斑^度的奢侈能使一個非常富裕的國家很快地破產?！彼€注意到了維持一定消費需求對維持再生產規模的必要性：“不要降低下層人民的安樂，因為這樣會使下層人民對于只能供國內消費的產品的消費不能作出充分的貢獻，結果會使國家的再生產和收入減少?！笨卧谒慕洕碇?，把“純產品”（即剩余價值）按1∶1的比例分配于“生產的支出”和“不生產的支出”，這可能是經濟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指出的定量化的積累消費比例，因而形成了這一重要比例關系研究的起點。（注：參見《魁奈經濟著作選集》，P176、225、238、240，商務印書館，1979年。）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在批判地繼承古典學派國民收入理論的基礎上，馬克思創立了自己的科學的國民收入理論。其中，對資本主義積累的分析占有重要地位。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馬克思沒有進行具體研究。這是因為，根據他的分析，資本的積累和無產階級及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消費具有對抗的性質，這種對抗只有通過社會革命才能解決，因而不存在什么合理的或最優的消費—積累比例關系。對社會主義經濟中具體的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馬克思也沒有直接進行研究，因為他不想陷入空想。然而，由于資本主義積累是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積累，馬克思對這種積累的分析必然包含某些適用于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積累一般的論點，因而至今仍然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活的勞動只是增殖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的一種手段。在共產主義社會里，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只是擴大、豐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一種手段?！痹陉U述資本周轉速度時，馬克思對未來公有制社會處理積累消費關系提出了一個重要設想，即“社會必須預先計算好，能把多少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用在這樣一些產業部門而不致受到損害，這些部門……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較長時間內不提供任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但會從全年總生產中取走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確定了社會總產品的分配原則，指出應首先扣除補償基金和積累基金，其余的部分才可以作為消費基金分配。值得注意的是，對于積累基金的扣除量或扣除比例，馬克思并沒有給出答案，他僅僅說：“從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里扣除這些部分，在經濟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應當根據現有的資料和力量來確定，部分地應當根據概率論來確定?！保ㄗⅲ簠⒁姟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4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3卷。）應當怎樣根據現有資料和力量來確定扣除量，馬克思也沒有給出直接的回答。

現代西方經濟學家

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關于消費與儲蓄的比例關系的分析中，J·M·凱恩斯給出了一個似乎為各派所接受的合理比例關系的定性標準。凱恩斯是從總需求角度來研究消費—投資關系的。凱恩斯認為，要使國民經濟均衡，就要使供給和需求相等，即要使

消費＋投資＝消費＋儲蓄

于是，投資＝儲蓄

如果儲蓄大于投資，說明供給大于需求，則會出現廠商因產品過剩而縮小生產，因此總產出將要下降，直至一個較低的均衡水平。如果儲蓄小于投資，說明需求大于供給，則廠商必定擴大生產，因此總產出將增加，直至較高的均衡水平。這樣，從總產出均衡決定的角度出發，可以推論出，合理的投資水平應是以一定的總產出均衡水平為標準的與消費互補的水平。在這一標準制約下，如果消費多了，投資就應當少一點；如果消費少了，投資就應當多一點，從而保證儲蓄與投資的平衡。按照凱恩斯的解釋，由儲蓄等于投資所決定的總產出水平還不一定是能夠實現充分就業的總產出水平。為了達到充分就業，就要使總需求達到實現充分就業所需要的水平。因此，又可以推論出，在凱恩斯的理論中，合理的投資水平應當是以實現充分就業為標準的與消費互補的水平。至于這一水平究竟應是多少，凱恩斯也沒有給出具體答案。（注：參見《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第6、7、11、15章，凱恩斯著，商務印書館，1981年。）

在上述這樣一個定性的標準之下，各派經濟學家對實際消費率，從而儲蓄（投資）率的形成又有著不同的理論解釋。由于從長期看，消費是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消費行為最終決定著儲蓄行為，因此無論哪一種關于儲蓄率形成的理論解釋，其起點都是關于消費行為的研究。

由凱恩斯闡發的絕對收入理論認為，“在其它情況不變的情況下，絕對收入的上升將導致其用于消費的部分減少”。（注：《宏觀經濟分析》，P170，愛德華·夏皮羅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這也就是說，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儲蓄率，從而投資率也將逐步提高。理論界一般將其稱為非比例論，同時認為這一理論有很明顯的缺陷，即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帶來的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投資率也將持續提高的判斷顯然與發達國家的經驗數據不符。（注：《西方經濟學》，P329，余永定等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如人們可以用美國長期的、相當穩定的儲蓄率來批評這一點。為了彌補這一缺陷，絕對收入理論又引入了其他使消費函數上升的因素，從而使消費率保持了相對的穩定，彌合了理論與現實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當凱恩斯的非比例論在發達國家受到冷落時，亞洲國家的發展軌跡卻成了它的知音。

由杜森貝為代表人物的相對收入理論認為，“一個家庭的收入用于消費的部分依賴于其相對于其它同等的家庭收入的收入水平，而不是依賴于家庭收入的絕對水平”?！叭绻粋€家庭的收入保持不變而其它家庭的收入提高，則他相對于其它家庭的收入的地位就有了變化。相對收入理論認為這個家庭在相對地位上的變化將導致其收入用于消費的部分的上升，而不論其絕對收入并無變化這一事實”。（注：《宏觀經濟分析》，P172。）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按照這一理論消費與收入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比例關系，但在一定時期內，由于收入增長速度的不均衡，消費，從而投資占收入的比例也表現為高低波動。當收入增長速度在衰退期下降時，消費者總是想保持原來的消費增長速度，因而其消費傾向就會提高，儲蓄率下降。反之，當收入增長速度在復蘇期有較大提高時，消費者又會降低消費傾向，使儲蓄傾向提高。

以上兩種消費理論只是簡單地注意到某一個時期個人的消費行為與他在該期的收入相關。由莫迪里亞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則認為：“個人是在更長的時期范圍內計劃他們的消費和儲蓄行為的，以在他們整個生命周期內實現消費的最佳配置，從而把儲蓄看成是主要源于個人想為他們年老時消費作準備的愿望的結果?！保ㄗⅲ骸逗暧^經濟學》，P254，多恩布什、費希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換句話說，一個消費者會估計他一生的總收入，并按一定方式在其人生全程中安排其支出。這樣，每個消費者在短期內就主要不是由其當期的收入水平所決定，而是由其工作期和退休期的比例及收入變化情況來決定。

與莫迪里亞尼的生命周期模型相類似，弗里得曼教授也建立了一個跨時最優消費模型。弗里得曼教授用持久收入理論來解釋消費率的形成。他認為，現行收入的概念應為持久收入的概念所取代，消費也應分成持久的部分和暫時的部分，其結論是持久消費是持久收入的一個常數比例。這一理論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承認消費率在短時期內因非持久性收入和消費的變化所導致的波動，這一點與相對收入理論實際上是相同的。與之相關的一個結論是，作為對一般的消費率形成規律的探索，在考察有關經驗數據時，時間序列應當足夠長以避免各種短期因素波動的影響。（注：《宏觀經濟分析》，P178。）

前蘇聯和東歐經濟學家

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中，不少經濟學家對國民收入中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進行了研究。如費爾德曼開創了利用數學模型把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積累率決定與國民收入或消費增長問題聯系起來的先例。（注：前蘇聯《計劃經濟》，1928年第11期。）涅姆欽諾夫認為，在國民經濟最優計劃的條件下，確定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之間的最優比例的準則，應是在長時期內能保證消費基金有最大可能的增長。（注：參見《經濟數學方法和模型》，P29，涅姆欽諾夫，商務印書館，1980年。）斯特魯米林也利用數學模型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他所提出的最優比例的準則是“在活著的一代人有勞動能力的整個期間，即40年內最大可能的消費基金累積量”。（注：前蘇聯《計劃經濟》，1962年第6期，涅姆欽諾夫在《經濟數學方法和模型》中對這個模型有較詳細介紹。）亞諾什·科爾內是我們所熟悉的匈牙利經濟學家，他沒有直接從量上定義和計算積累消費比例的合理標準，但卻提出了所謂和諧增長的十二項原則，其中第一條就是均勻而有規律地提高人均消費水平。其他十一條中還有三條即滿足消費需要、保險和教育的發展都直接與消費相關。（注：參見《突進與和諧的增長》，P9、10，亞諾什·科爾內，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

我國政府部門和經濟學界的討論

早在建國初期，黨和政府就十分重視國民收入中的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1956年同志曾指出：“在分配再分配國民收入的時候，必須使消費部分和積累部分保持適當的比例。消費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會妨礙人民生活的改善。積累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會降低社會擴大再生產的速度。”（注：參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P126、145。）薄一波同志根據“一五”時期的經驗提出了正確處理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的數量界限：“在正常情況下，我國國民收入中積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點……它既可以保證我國的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迅速發展，又可以保證人民消費水平的逐步提高?！保ㄗⅲ簠⒁姟吨袊伯a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P126、145。）陳云同志提出了“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的著名論斷，并表示贊成薄一波同志的研究，說他所提的比例數字可能會有出入，但尋找這些比例關系是完全必要的。（注：參見《陳云文選》（1956—1985），P45，人民出版社，1986年。）

從50年代到70年代，我國經濟學界對合理積累率標準的討論主要還是以經驗分析為特征進行定性分析。對合理積累率究竟應當是多少，都感到難以確定。如薛暮橋同志認為“問題太復雜，所以沒有辦法求出一個確定的數字來”；（注：參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P41，薛暮橋，人民出版社，1979年。）董輔＠①同志認為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注：參見《社會主義再生產和國民收入問題》，P165，董輔＠①，三聯書店，1980年。）劉國光同志用數學模型測算了兩大部類間不同投資比例對擴大再生產速度和平均消費水平的不同影響，但沒有得出最后結論。（注：參見《社會主義再生產問題》，P95，劉國光，三聯書店，1979年。）1981年，楊堅白同志針對以往積累率討論中定性分析為多的情況指出：“如果說25％是最佳積累率，就必須從數量關系上證明，只有25％的積累率才能使國民收入增長最快，而消費水平也增長最快。”（注：參見《人民日報》，1981年2月9日。）隨后，數學模型方法日漸發展，構成了80年代積累率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如張守一建立了以規劃期人均消費量增長最大為目標函數的消費極大模型。他對其結果設置了約束條件，即為積累率的變動設置了一個區間，其上限是人均福利水平至少不低于原水平，下限是保證新增勞動者與原有勞動者擁有相同的資本裝備程度。（注：參見《積累與消費比例及其優化問題》，張守一，載《社會主義國民收入的若干理論問題》，楊堅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從其結果看，由于所得到的區間相當之大，而且可能出現顯然與經驗數據不符的非常高的積累率，因此仍然可以說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為了解決消費極大模型的上述問題，劉景義和李武分別將積累效率定義為積累率的函數，然后引入消費最大化模型求解合理積累率。（注：參見《關于最佳積累率的估計》，劉景義，載《數量經濟理論模型與預測》，能源出版社，1983年；《關于最優積累率的探索》，李武，載《四川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由于對積累效率函數的定義不同，所得結果的差別仍相當之大，與經驗數據的差別也較大，難以指導實際工作。在最近一段時間，經濟學界對我國近年來日趨降低的最終消費率又進行了一些研究，不少人將我國實際發展狀況的有關數據與有關國家的歷史經驗數據相比較后，認為我國當前最終消費率偏低，將影響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行。（注：參見《“軟著陸”后經濟運行的新特點及政策啟示》，劉樹成，《光明日報》，1999年10月22日；《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率偏低》，陳祖新，《經濟學消息報》，1999年；《我國居民消費結構變化對規模經濟發展的影響》，范劍平等，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1998年重點課題。）從其研究方法看，在數量分析方法上并沒有新的突破，主要還是以實際數據為基礎的經驗性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民銀行在世界銀行援助下對我國的高儲蓄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建立了國民儲蓄率的數學模型，認為高儲蓄率（從而是低消費率）主要是“受經濟增長率和居民撫養系數的影響”，但并沒有對當前的消費—蓄比例是否恰當作出判斷。（注：參見《中國國民儲蓄和居民儲蓄的影響因素》，中國人民銀行課題組，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5期。）

關于積累與消費比例的變動趨勢，我國經濟學界也進行了持續的探索。如項鏡泉、胡乃武認為，積累率應當而且有可能保持相對的穩定性。（注：參見《論經濟效果》，P226、227，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劉慧勇的觀點略有不同，他認為，一般地說，當一個國家由生產力落后的農業國向生產力較高的工業國轉變的時候，其積累率會隨著社會剩余產品增多和國家積累能力的增強而上升。當一個國家實現了工業化，擁有了大量固定資產，每年提取的折舊基金日益成為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來源，甚至成為主要來源的時候，國民收入積累率就會停止上升，甚至于略有下降。（注：參見《投資規模論》，P37、38，劉慧勇，中國財經出版社，1989年。）汪海波著重強調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對積累消費比例關系的制約作用。他認為由此才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積累率經歷了由低到高的發展。（注：參見《中國積累和消費問題研究》，P213、214，汪海波，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張仲敏的看法與劉慧勇相近，但他更明確地指出：“我國正處于經濟起飛階段，勞動生產率不高，所以國民收入積累率和固定資產積累率不會呈不變或下降趨勢?！薄肮潭ㄙY產投資率呈上升趨勢，這是我國處于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上固定資產投資率的變動規律。”（注：《投資學》，P266，張仲敏、錢叢龍主編，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3年。）

總的來看，雖然我國經濟學界從多方面對合理的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進行了探討，但還主要停留在方法論的階段，其成果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幾點提示

從以上對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理論研究的回顧中，我們認為有特別值得注意的幾點：

第一，關于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各學派都承認消費的主導地位。在各派的研究中，對儲蓄率的形成雖然有不同的理論解釋，但無論哪一種解釋，其起點都是關于消費行為的研究。

第二，從宏觀經濟的動態角度看，積累和消費是經濟增長中相互依賴、相互影響、有著密切內在聯系的兩個方面。它們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總要保持著一定的比例關系。如果過分強調某一個方面而使另一個方面受到抑制，社會再生產就可能受到影響。應注意的是，從這一判斷出發，人們可以進一步推論，凡是影響著消費行為的因素，一般總會對投資產生同一方向的影響。同樣，凡是影響著投資的因素，一般也總會對消費產生同一方向的影響。因此，從本質上看，過分重視消費、投資比例的孰高孰低，把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定在調整消費與積累的比例的高低上是值得考慮的。

第三，在影響消費率的諸因素中，收入狀況是決定消費投資比例的本質性因素。正如夏皮羅所指出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在重要性上使任何非收入因素相形見絀，并且，除收入和消費的短期變動之外，可支配收入水平比之所有這些非收入因素綜合起來還要重要”。（注：《宏觀經濟分析》，P223。）由這一原則出發，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推論，消費率及儲蓄率的形成本質上是一個隨收入狀況變動而變動的自然過程。從長期的宏觀經濟運行的角度看，只有產出狀況的實質性變動才可能真正影響消費—儲蓄比例，而能對產出增長狀況產生實質性影響的主要是長期的制度性措施，對短期的政策調整的效果不應寄予過高的期望。

第四，由于所涉及問題的極端復雜性，盡管各派經濟學家們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但從數量上直接測定最優或合理的積累消費比例至今仍是經濟理論研究中未獲解決的難題。無論是國內國外的哪一派消費理論，從本質上看，都還只是一種關于消費率形成原因的原則性分析，均不能直接用于設計或測定一個特定經濟的合理或最優消費率。各種定量的研究中也還沒有取得能為各方廣泛接受的、令人十分滿意的成果。換句話說，當前還沒有一個理論框架能夠完滿地從計量方面對合理消費率或投資率問題給出解釋。另外，這些理論也不能用來完滿地說明不同經濟體間的消費—投資的比例關系的顯著差異。

第五，從西方消費理論發展的趨勢看，西方經濟學家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以其自身的經濟發展特別是美國經濟為研究對象的。相對收入理論、持久收入理論和生命周期假說有一個共同點，即認為從長期看，儲蓄率是一個相對固定的值。從實證角度看，這一判斷可以得到經濟發展已經達到一定高度的發達國家（如美、英、意等）經驗數據的支持。但按照這一框架，顯然無法解釋在后起國家中發生的長時期中消費—投資的比例關系所發生的顯著變化。這一事實的啟示是，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東方發展中國家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的研究應有新的角度。

第六，從理論研究的角度看，對消費—儲蓄比例的國際差異的比較雖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從中引出結論性觀點時應特別慎重，防止犯簡單類比的錯誤。在中國人民大學最新引進的一本國際上流行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作者雖然對儲蓄率的國際差異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但最后還是承認，“以上這些因素并不能用來圓滿地解釋各國儲蓄率的差異。一些經濟學家最后干脆認為這種差異僅僅是因為各國對待儲蓄的態度不同，但大多數經濟學家希望對這些態度能夠提供解釋”。（注：《宏觀經濟學》，P269，多恩布什、費希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由于除了經濟發展階段、資源狀況、分配狀況等經濟因素外，傳統、歷史和文化等非經濟因素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起作用，因此國與國之間的消費—儲蓄比例必然是不同的，從而基本上是不可直接對比的。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我國一些經濟學家也已經指出了這一點。（注：參見《日本經濟的發展》，P129，南亮進，經濟管理出版社，1992年；《好風憑借力，社保喚繁榮》，洪唯一，載《發展研究》第2期，北京橫店微觀經濟研究所，1999年8月23日。）

第七，作為一個宏觀經濟的總量指標，對消費—投資比例的分析應著重于中長期，因為分析時期越短，非本質因素的影響就越大。對當前消費—投資比例的發展變化態勢，應著重考察其形成的主導原因是長期因素還是短期因素。如果是短期因素在起主導作用，則決策部門可以期望政策措施的調整起“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如果是長期因素在起主導作用，那就不應對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效果寄予過高的期望。

第八，從理論研究的角度看，為了解釋消費—投資比例形成的基本態勢，對莫迪里亞尼生命周期假說值得給予特別注意。較之其他幾種理論，生命周期模型似乎更為合理，因為這一模型不僅直接明確地表明了儲蓄的目的，而且有利于引入更多的相關因素（如人均收入的增長、人口的年齡分布、工作期與退休期的關系等）進行分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莫迪里亞尼提出了一個“正常的儲蓄率”的概念，其量值是M／L，其中M是工作期的長度，L是工作期加退休期的長度。（注：參見《凱恩斯學派經濟學》，P448，肯尼斯·栗原編，商務印書館，1964年。）雖然這一理論值還沒有得到經濟數據的支持，但我們還是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這一概念是可以作為討論基礎和制約條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