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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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即從依靠生產要素數量擴張的粗放型經濟增長，轉變為依靠生產要素效率提高的集約型經濟增長，根本上依賴于經濟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的轉變。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歷了四個階段：計劃體制、工業化起步型階段；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生產結構調整型階段；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規則，準備條件推動工業化全面加快的階段；初步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全面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的階段。

關鍵詞：經濟增長方式，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進程

我國經濟近年來保持健康、持續的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研究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及其發展階段，并進行科學評價和有效借鑒，采取有效的經濟增長方式，對促進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

一、關于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和考查指標

經濟增長方式，即生產要素的組合和使用方式，是由一定的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所決定的。從經濟增長理論出發，經濟增長是指通過投入資源（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市場經濟條件下表現為資本、勞動力等要素）創造GDP的活動。它包含著兩類基本關系：第一，人與自然的關系，經濟增長過程是人類適應自然、改造自然、創造對人類有用的使用價值，不斷發展自身的過程；第二，人與人的關系，經濟增長過程是社會人的生產活動，總是以特定的經濟關系組織起來的。這兩類關系具體表現為一定的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

生產要素的組合和使用方式，總是在特定的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下形成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即從依靠生產要素數量擴張的粗放型經濟增長，轉變為依靠生產要素效牢提高的集約型經濟增長，根本上依賴于經濟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的轉變。由于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的變化是一個相互依存、相互推動的客觀進程，因此一定的經濟增長方式從出現到轉變也具有很大的客觀必然性，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對經濟增長方式的關注，焦點是經濟增長的效率，亦即經濟增長過程的投入產出比率。這也是世界經濟學界的一個重要研究題目。很多經濟學家由經濟增長理論出發，搜集各國、各地區時間序列的數據，對生產率水平及其差異進行了多種方法的分析。概略看，都是以當代經濟增長理論為基礎，數量分析框架，基本依據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Y＝AKαL1－α

式中Y代表生產結果，可以理解為GDP，A＞0代表技術水平，K代表資本投入，L代表勞動力投入，0＜α＜1，為一個常數。對于α的值，在分析過程中，有的通過計量模型進行估計，有的通過經驗給定；K、L值則以搜集到的投資額和就業人數（時間序列或者地區、國別橫截面序列）代入。在Y值既定的條件下，就可以計算出A的值，即全要素生產率。它反映一定的經濟增長方式下資本和勞動力的生產效率。

隨著分析技術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入，按照經濟增長的理論框架，還采取了非參數的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并區分了全要素生產率中的技術進步、技術效率等不同組成部分，使得對生產效率的分析進一步細化、深入了。

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等問題日益突出。在創造GDP的過程中如何保護自然環境和資源，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如何推動社會事業發展和社會進步，已經作為一個重大現實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對經濟增長和GDP創造效果的考察也更加豐富。但從邏輯和概念上看，這已經從經濟增長領域拓展到經濟社會發展領域?？己艘欢ǖ慕洕鲩L方式的效率，從嚴格的概念上看，是考核資源投入與GDP創造之間的關系，但同時也需注意GDP的創造過程與自然資源和環境的關系，注意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要在更寬泛的范圍內考核一定的經濟增長方式的總體效果。

根據以上分析，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可以從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體制模式兩方面的轉變來討論其軌跡和原因；經濟增長的效果，則可以從投人和產出的比較中進行考察。

因此，分析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進程，首先需要分析我國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體制模式轉變的進程；考核經濟增長的效率，則需要比較不同時期和GDP生產有關的投入與GDP之間的比例，具體可以參照全要素生產率分析的有關方法和結果，從發展的角度看，還要兼顧社會事業發展情況、以及自然資源與環境的狀況。

按照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的不同特征，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已經經歷了四個階段：計劃體制、工業化起步型階段，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生產結構調整型階段，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規則、準備條件推動工業化全面加快的階段，初步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全面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的階段。下面分別分析這些階段經濟增長方式的基本特點、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形成和轉變的原因、并對各自的增長效果進行綜合評價。

二、計劃體制、工業化起步型階段的經濟增長方式分析與評價

這一經濟增長方式的起止時間大體為1952－1978年。其基本特點，從經濟體制方面看，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從發展模式看，是發展重工業和生產資料產業，獨立自主地建設比較完整的工業制造業體系。

新中國建立之初，面臨人囗眾多和經濟發展水平低、階級矛盾尖銳等突出問題?；謴蜕鐣刃?，實現民主和發展經濟的基本條件，必須選擇社會主義制度，通過生產資料國家所有和按勞分配消除階級對立，實現人人有飯吃、有衣穿。

另一方面，發展經濟，必須推動工業化，而在西方國家嚴密的經濟封鎖下，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形成獨立自主發展工業的能力。這就要求跳越勞動密集型、生活資料生產為主的輕工業發展階段，直接進入資本密集型、生產資料生產為主的重工業發展階段。正是這樣一個歷史背景，產生了計劃體制、工業化起步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從經濟體制看，必須選擇計劃經濟。這是因為：國家所有制從財產權利方面要求集中配置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則要求依靠計劃手段實現資源配置活動。1949年的工業總產值中，輕工業占73．6％；1952年主要消費品人均年消費量，布5．71米，鞋0．18雙，手表0．07塊，食糖0．91千克，均處于非常低的水平。恩格爾系數，到1957年時，城鎮居民仍高達58．4％，農村居民則高達65．8％。

在此背景下，如果沒有計劃經濟體制集中配置資源的支持，則資金密集度很高，對積累要求很高的重工業和生產資料產業不可能發展起來。此外，重工業、生產資料產業對社會分工協作的要求比較高，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較高，也為計劃配置資源的方式提供了可能（只有在生產社會化的情況下，才需要把個別的、分散的生產單位以某種社會化的方式聯系起來。計劃和市場是兩類基本的聯系方式）。這一分析表明，計劃體制下跳越式推進的工業化活動，作為一種特定的經濟增長方式，有其歷史的客觀必然性。

考察這一經濟增長方式的綜合效果，有兩個角度：其一是考察全要素生產率的水平；其二是考察這一增長方式對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貢獻。

按照前述的數量分析框架，一些經濟學家計算了1953－1978年間我國全民核算工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水平（由于這一歷史時期全民所有制經濟、工業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體部分，因此以上分析結果可以近似地看作是對整個經濟增長效果的分析）。在計算中，α的值（具體分析時表現為確定資本和勞動力的權重）使用計量模型估計得到，其中資本的權重為0．582，勞動力的權重為0．418；以利潤最大化和完全競爭為前提得到要素需求方程；將全要素生產率表述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計算的結果是：1953－1978年全民所有制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工業凈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0．71％，其中資本投入的貢獻率為63％，勞動力投入的貢獻率為28％，全要素生產率（該項分析中定義為技術進步）的貢獻率為9％?？傮w看，經濟增長的效率不高。但從推進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看，則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在當時的條件下，離開這一經濟增長方式，我國的工業化就難以起步，也就難以形成比較完整的工業制造業體系，難以制造出原子彈、導彈、衛星等尖端產品，難以依靠綜合國力的提高自立于國際大國的行列。而離開這些基礎，我國的改革開放和全面推進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就都是難以想像的?？梢哉f，這一歷史時代的人們通過節衣縮食，艱苦奮斗，為國家的獨立和經濟的全面繁榮奠定了一個歷史性基礎，對于其歷史價值，是怎樣評價都不過分的。

以上分析表明，任何經濟增長方式都是歷史發展的客觀產物，其效果不僅體現在增長過程中，也體現在這一增長在該歷史時期所具有的價值方面。

對這一增長方式的討論，恰恰是從經濟增長的效率開始的，這也是推動這一增長方式轉變的起點。20世紀50年代中期，經濟學家和經濟工作者開始注意和分析計劃經濟體制忽視價值規律的作用、不重視效率的弊病。指出要重視生產活動中“不惜工本”的問題，討論了改變粗放型發展道路的必要性與方法，提出了依據價值規律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的主張。

20世紀60年代從前蘇聯引入了“外延增長”和“內涵增長”的概念，并分析和比較其優劣。由此出發，對計劃經濟體制在經濟增長方面的低效率做了進一步的思辨。在這些討論中，開始關注到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本和勞動力的使用效果。由此形成了粗放型、集約型，外延型、內涵型等表示經濟增長特點的概念。

從目前的認識看，這些特點決定于一定的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不計工本的根本原因在于計劃經濟體制；鋪新攤子、上新項目為主則是工業化起步時的客觀要求。從歷史進程看，最終決定計劃體制、工業化起步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原因，是體制和發展模式自身的矛盾。

在完成了建立工業制造業體系的任務以後，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是：進一步發展生產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此時生產建設需求對生產的拉動減弱，社會再生產循環出現了障礙；另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下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分配模式以及不講經濟核算的做法，影響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影響了資源使用和配置的效率。這些問題既制約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影響到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的信任與支持。這決定了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也必須轉變。

三、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生產結構調整階段的經濟增長方式分析與評價

這一階段的起止年代，大致為1978－1995年。其基本特點，從經濟體制方面看，是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從經濟發展模式方面看，是越來越多地依靠市場機制校正跳躍式發展所形成的社會生產結構。

前面分析了計劃體制、工業化起步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逐步積累起來的矛盾：缺乏經濟核算和生產者激勵機制的經濟體制，以及社會再生產循環的困難。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正是從解決這些矛盾的實踐中開始的。

從經濟體制方面看，針對計劃經濟體制排斥經濟核算、不注意生產者物質利益等問題，采取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方式。

一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企業實行利潤留成—利改稅，擴大地方、企業的收入分配權等），一方面形成經濟的激勵機制；另一方面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校正計劃調節形成的高積累，低消費的分配比例關系。這一改革極大地調動了各方面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有效地增強了經濟活力；同時也改變了國家集中主要社會積累資金的收入分配格局。隨著分配關系的改變，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44．8％，迅速提高到1995年的58．7％；與此對應，財政收入比重則由31．2％下降到12．3％，這為積累和消費比例關系的調整準備了重要前提。這是因為，計劃經濟時期的低消費是強制積累的結果，不是居民自愿的選擇；當居民收入增加，由其自主決定消費和積累比例時，則原有的比例關系必然要得到調整。

二是打破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由地方、企業、家庭面向市場，自主發展生產；產品的價格則主要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在經濟主體越來越很大程度上依據市場變化決定生產、生產效果與自身利益緊密聯系的條件下，生產投資活動必然會逐步轉到市場調節的基礎上來。

在經濟體制模式逐步由計劃轉向市場的過程中，經濟發展模式的變化就是水到渠成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提出了改變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的發展格局的戰略要求，通過市場機制解決社會再生產過程的矛盾；隨著市場機制的引入，這一任務很快就轉由市場調節來完成了。隨著體制模式的準備，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特別是積累消費比例主要由居民家庭決定，在消費水平被迫很低的背景下，這就必然迅速擴大消費需求，改變低消費、高積累的狀況。在生產投資活動越來越多地由市場調節的過程中，消費需求的變化會通過市場越來越強烈地引導消費品生產的發展，這就必然改變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的產業格局，必然會逐步校正生產資料生產自我循環的發展模式，逐步恢復消費與生產在一定收入水平上的正常關系。

以上分析表明，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以及相應的生產結構調整，是社會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系之間矛盾累積的結果，是解決這些矛盾所必須的形式，因此也具有歷史的客觀必然性。

這一階段的經濟增長方式，開始注重經濟核算，開始注重市場需求。加之這一階段伴隨著改革和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和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效率提高非常顯著，因此，從生產要素的組合和使用角度看，效率提高的非常明顯。

據世界銀行的計算，1978－1995年間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3％；據鄭京海、胡鞍鋼的計算，這一時期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4．64％，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7．3％，與1952－1978年間比較，提高了30多個百分點。

從我國現代化進程看，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速率明顯加快，綜合國力有了巨大提高。1978－1995年，我國GDP年均增長率達到9．88％，城市化率年均提高0．66個百分點，分別較1952－1978年期間提高5．2個和0．46個百分點。1995年，中國糧食產量達到9330億斤，鋼產量達到9536萬噸，水泥產量達到47561萬噸，發電量達到10070億度，分別是1978年的153％，300％，729％和392％；化纖產量達到341萬噸，電視機產量達到3496萬臺，家用洗衣機產量達到948萬臺，家用電冰箱產量達到918萬臺，分別為1978年的12倍，67倍，23710倍和328倍。以生活資料生產為核心，社會生產力水平取得巨大發展，相對于收入水平，生產能力開始超過需求的水平，消費與生產脫節的問題得到根本調整。

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的綜合效果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取得的巨大發展成就，在國際比較中也是非常突出的。當然，經濟與社會發展不盡協調，環境與資源的矛盾開始突出，也是這一經濟快速發展過程的另一類伴生現象，由于數據資料限制，不作具體評價。

對這一階段經濟增長方式問題的關注，起因于資源使用的方式和效率。20世紀80年代初期，針對原來經濟增長方式存在的問題，中央政府強調要把全部經濟工作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從粗放經營為主轉向集約經營為主。五屆人大四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黨的十二大報告強調要“把全部工作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

20世紀80年代初，許多學者基于國情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需要，在探討擴大再生產兩種類型的關系時，主張并論證了應以內涵擴大再生產為主。自80年代中期以後，經濟學界針對我國經濟發展在處理速度與效益關系上長期存在的痼疾和出現了發展速度大起大落、通貨膨脹等問題，更為深入地研討了經濟增長方式問題。許多學者撰寫了大量論文，提出并論證要變“數量型”經濟為“質量型”經濟、變“速度型經濟增長模式”為“結構型增長模式”、實現從“消耗型”增長模式向“效率型”增長模式的轉變。一些論文還運用實證分析方法，對我國經濟粗放發展的軌跡進行了描述和剖析。

所有這些討論，從現在看，都集中于經濟增長在資源使用方面的表現形式，而沒有深刻分析這些資源使用形式與經濟增長方式之間的內在聯系。

應該看到，在這一經濟增長方式形成過程中，體制結構和生產結構都發生了異常劇烈的變化，市場機制對生產和消費關系、對生產結構的校正來得非常猛烈。正是這種情況，導致了資源使用方面高投入、高產出，低水平迅猛擴張等特點。

例如，居民家庭決定消費和積累關系後，消費需求擴大得非常迅速，必然與弱小的消費品生產能力形成矛盾，導致市場供不應求。在商品短缺的環境下，競爭不可能很充分，從而也不會制約低水平擴張的行為。低水平擴張源于存在這樣的市場需求空間。短缺推動了價格上漲，帶來了巨大的利潤空間，必然使企業更關心生產能力的擴大，而將資源投入和成本水平放到次要位置。企業依靠高投入在較短時間內獲得高產出，從企業經濟核算看是更為劃算的。而生產結構由積累型向消費型的調整，需要擴大很多產業領域，鋪攤子，上項目是結構轉變的客觀要求。

所以，資源使用的形式，是這一增長方式內在特征的表現，是體制和結構轉型的結果，有其客觀必然性。真正需要關注的，是這一軌型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內在的矛盾，這里蘊含著經濟增長方式進一步轉變的根本原因。

這一階段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帶有明顯的過渡性質，當轉型結束以後，其存在的條件也就改變了。與經濟增長特點直接關系的有兩個方面：第一，居民家庭主導的積累和消費比例結構調整；第二，與此聯系的生產與消費關系調整。前一個條件決定消費結構的變化速率以及產業發展空間擴大的速度，後一個條件決定生產結構補課型調整的速度。

當積累與消費比例相對于收入增長趨于穩定時，消費結構變化的速率就會減緩；當生產基本適應消費的時候，生產結構補課型調整也就結束了。而這些變化集中表現為供求總量關系的根本性改變，短缺現象消失，初步的買方市場和局部生產過剩則開始顯現。

隨著需求約束發展，市場競爭趨于激烈，困難企業增多，破產失業問題將體制改革引入到社會財產關系方面，要求從體制上建立財產風險責任承擔機制；隨著消費對生產的作用從拉動到約束的變化，生產結構開始在開拓消費、影響消費的過程中，轉入全面升級時期。一種新的體制和發展模式開始形成，經濟增長方式也隨之發生了進一步轉變。

四、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規則、準備條件推動工業化全面加快階段的經濟增長方式分析與評價

這一階段的起止時間大致為1995－2002年。其特征從經濟體制方面看，市場在經濟活動中已經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改革開始致力于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規則；從經濟發展模式看，是推動消費結構進一步升級，帶動新的產業升級，為全面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準備條件。

完成了積累與消費比例、生產和消費關系的調整以後，經濟發展的環境必然出現重大變化。由于消費快速增長的原因消失，生產結構調整的市場空間隨之受到限制，迅速擴大的生產能力與趨于穩定的消費需求，必然將總量關系由供不應求推向供大于求，蓬勃發展的各類企業，開始受到市場需求的約束，競爭越來越激烈。這一變化對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產生了直接影響。

從體制模式看，1978年以來經濟體制改革主要調整的是經濟管理權和經濟利益體系，而并沒有涉及到經濟責任體系。當競爭引起的財產風險損失不斷增加時，對經濟體制關于財產權利規則的設定，必然成為非常迫切的要求。經濟體制不適應競爭環境的矛盾，推動了所有制和產權關系方面的深刻變革，在產權關系、分配關系改革的基礎上，形成初步的市場經濟體制。

從經濟發展模式看，在生產能夠滿足消費需求以後，出現了消費約束生產的問題。進一步擴大消費需求，主要依賴于消費結構升級，即從吃、穿、用層面轉入住、行層面。這些需要在收入水平、儲蓄水平、住房制度、消費政策、社會保障制度等多方面準備條件。

通過體制機制、調整適應競爭環境，解決競爭風險承擔問題；通過擴大需求政策增加國內投資和消費，緩解需求約束，成為這一階段經濟發展和改革的中心任務。

同時，隨著體制和發展模式的轉變，經濟理論界和政府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予以了更高的關注。這一階段也是明確提出、高度重視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時期。一個基本的思想是：經過4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十幾年的發展，我國已具備了相當的產業規模和產業數量，生產體系也大體趨于穩定和成型，這時對經濟增長的要求更多的是質量，如仍追求單純的增量資本擴張，與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新的變化已不相符合；而且這一經濟增長方式依靠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將造成資源的過量開采，加劇環境污染，破壞生態平衡，會受到資源和生態環境越來越多的約束。因此，必須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為此，1995年中共中央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九五”到2010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是實現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兩個根本性轉變；1996年中國政府提出要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注意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的關系。以後歷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突出強調了要注意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注意經濟增長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的統一。

圍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政府重點推進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第一，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努力用信息、生物等現代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減少資源消耗和對環境的影響，提高產業水平。

第二，制定稅收、貼息、補貼等政策，支持企業開展節能、節水、節材和資源綜合利用等方面的技術改造。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逐步淘汰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工藝、技術和產品。

第三，推進科技進步。加強基礎學科和基礎理論的研究，加強共性技術、關鍵技術的自主開發和創新，推進具有戰略意義的高技術研究，建立技術推廣機構，給中小企業提供技術支持和技術援助。推進高技術產業化，特別注重節約資源和環境保護方面的技術開發，著力解決大氣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等問題。

第四，加快體制創新。加快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步伐，進行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加快住房制度、醫療制度改革；積極轉變政府職能，改善宏觀調控，推進金融、財稅和投資體制改革，健全國家計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

對這一階段經濟增長的效果，可以從兩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從全要素生產率角度分析。據鄭京海、胡鞍鋼計算，1995－2001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2．28％，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由1978－1995年的47．3％下降到27．8％，降低了19．5個百分點。這一情況引起了很多討論，一些學者擔心我國將步入東南亞國家的增長困難，即體制和發展模式學習上的潛力已經釋放完畢，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提高的能力減弱，持續發展面臨危機。但有一些情況是需要指出的：一是1995－2001年是我國經濟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轉換的時期，市場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刺激力度減弱，經濟增長率偏低，政府財政性投資被迫增加，這些對資源使用效率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二是產業全面升級包含資金高投入的過程，這是一個奠基的過程，其效率將在較長的經濟增長過程中表現，而在短期內則表現不充分；三是經濟體制改革開始集中于約束機制的建立，與激勵機制建立比較，增強經濟活力的效果明顯不同，對資源使用效率也有一定影響；四是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衰退對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產生了不利影響；五是由于消費結構對產業結構變化的限制，技術進步速度受到限制?？傮w來看，這一時期市場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約束比較強烈，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速率減慢，體制的激勵作用降低，這些是導致全要素生產率降低的主要原因。

第二，從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分析。由于競爭的作用，出于降低成本的要求，資源節約被更加重視。能源加工轉換總效率，1989年為66．51％，2001年提高到70．41％。由于產業結構變化不大，對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需求較低，1995－2000年，發電量和鋼產量年均增長率均為6．1％，明顯低于同期的經濟增長率。由于經濟增長率也較低，因此這一時期經濟增長與環境、資源的關系相對比較緩和。

綜合來看，這是一個為新的發展作準備的階段，也是高度重視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階段。經濟增長效果雖然有所降低，但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關系有所改善。經濟增長不僅關注微觀的經濟效益，也開始重視宏觀的經濟社會效益。

五、初步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全面推進工業化、城市化階段的經濟增長方式分析與評價

這一階段開始于2002年，目前正在形成與發展之中，其特點有待于進一步觀察。

在收入和儲蓄水平持續提高，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建立，住房制度改革和消費政策不斷完善的基礎上，居民消費結構開始向住、行方面升級。突出表現是對商品房和家庭汽車的需求迅速擴大。以最終消費為導向的產業升級活動開始活躍，住宅、汽車等產業高速增長，與提高生活質量密切相關、技術含量較高的高成長產業異軍突起。

由于這些產業對重化工業產品需求巨大（住房和汽車等產業對鋼鐵、水泥、有色、石化、機械設備等方面的需求，遠遠大于食品、輕紡、家電等產業），因此必然帶動重化工業的大發展，并拉動能源、運輸等基礎產業發展。而所有這些產業資金密集度都比較高，其發展必然引起投資的高增長。高投資支持的工業化提速，也必然拉動城市化步伐加快，而城市就業和人囗的增加，則又推動了消費結構升級速率加快，推動了投資更快增長。

另一方面，市場取向的改革在所有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取得重要進展，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民營經濟加快發展、市場秩序和投融資環境逐步改善，以財產和產權關系為基礎的基本經濟規則體系開始建立，社會對財產損失和失業的風險開始具備一定的承受能力，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得到加強，經濟的自主增長能力明顯增強。

綜合來看，經濟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的轉變基本完成，初步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全面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已經拉開了序幕。

與此同時，經濟增長中也開始出現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一些行業發展過快，投資規模偏大，一些粗放型增長的特點重新抬頭，資源環境的浪費和破壞也有所增加。初步分析，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第一，產業結構劇烈變動導致市場供求出現新的失衡。此次增長起源于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的房地產、汽車產業的迅速發展。房地產、汽車作為代表消費升級方向的終端產業，與食品、輕紡、家電等傳統的終端產業比較，對重化工業和能源運輸產業的需求要大得多。根據1995年的投入產出表計算，建筑業的影響力程度（“影響力程度”是指當某一部門增加單位需求時，通過直接和間接聯系對其他部門所要求的生產量）為2．97，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的影響力程度為3．26，可見這兩個部門對其他部門的影響力在各生產部門中居于較高水平。住房、汽車所需的鋼材要遠遠高于服裝、彩電、冰箱等產品。2003年與2000年比較，鋼材產量翻了一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從產業聯系的角度看，住房、汽車是終端產業，重化工業是中間產業，能源、運輸是基礎產業，相互間環環相扣，缺一不可。房地產和汽車工業的快速發展，必然對鋼鐵、水泥、有色、石化、機械裝備等重化工業產生巨大需求，打破終端產業和中間產業原有的供求平衡；重化工業的加快發展也必然對煤電油運產生巨大需求，并打破中間產業和基礎產業之間原有的供求平衡。新一輪產業結構失衡導致新的市場供求缺囗，并引起價格上漲，形成利潤豐厚的發展空間，刺激相關產業迅猛增長。這些情況，與結構校正型的迅猛擴張完全不同。在生產和消費相互適應和市場調節為主的基礎上，生產結構調整的過程不會很長，當前糧食、鋼材、水泥、發電量等短缺產品的快速增長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應該說，當前經濟增長方式下，雖然有階段性的供不應求，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市場需求不足，是生產過剩。這是與此前的增長方式根本不同之處。

第二，體制缺陷導致盲目投資和低水平擴張。去年以來出現了一些盲目投資和低水平擴張傾向，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相關的機制和規則不健全，經濟活動尤其是投資擴張成本偏低。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土地開發成本很低。土地通常以協議方式轉讓，不能通過市場化交易反映真實地價，征地、拆遷補償標準不健全或不能嚴肅執行，一些地區甚至以零地價進行招商。

二是資金使用成本很低。最近三年多來，外貿盈余迅速達到700億美元，外資流入達到1789億美元，外匯儲備驟增2930億美元。由于匯率相對固定，中央銀行被動買進美元，大量投放基礎貨幣，銀行資金供應大幅增加，信貸增長加速，而在經濟升溫、物價上漲以後，利率卻沒有變化。

三是環境和資源的使用成本很低。環保和資源利用方面缺少必要的準入標準和補償標準，建設項目幾乎不計環境、資源的使用成本。我國礦產資源稅目前還是按照實物量征收，在煤炭等資源價格大幅上漲時，對資源開采的補償明顯偏低；而且煤、電價格脫節，資源型產品價格的上漲沒有相應傳導到最終產品。凡此種種，難以形成相應的替代、節約資源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經濟運行和投資擴張成本低的背後，潛伏著一系列體制缺陷，如政府干預過多，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不穩固，市場機制不健全，價格不能反映生產要素的稀缺性，投資風險約束不到位，等等。而與前一種經濟增長方式比較，當前的體制和機制已經有了很大改進，需要的是根據增長中暴露出來的問題，進一步完善經濟體制和機制。

綜合以上分析，當前增長中出現的問題，雖然在表現形式上與以往相似，但根本原因不同。在推動這一輪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應該注意以下兩點：

第一，正確認識生產結構升級的特點，充分認識市場規律，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因勢利導，盡量減少行政措施對市場主體行為的干預。

第二，加快改革步伐，完善規則，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同時注意規范政府行為，轉變政府職能。貫徹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增強政府在社會公共事業發展和環境、資源保護方面的職能，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注意統籌兼顧，與經濟市場化方向、產業發展導向和國內外市場環境相協調。

在總量政策上，宜密切關注物價和投資的變動態勢，適當控制投資需求，努力擴大消費需求，對總需求進行合理引導，保持總需求相對穩定，不搞急剎車和一刀切。在結構政策上，宜加大供給方面的政策引導力度，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調節供求的作用，避免“逆向調節”，促進供給結構優化和質量效益提高。在改革政策上，應以投資體制改革為重點，協調推進其他改革。

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入的全面發展”。根據這一精神，2004年，新一屆政府提出并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這標志著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在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過程中，越來越注意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這必然會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推動新一輪經濟增長和宏觀調控機制的完善，也必將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增長中出現的新矛盾和新問題。

應當說，隨著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的變化，各類規則越來越完善，產業水平越來越高，市場主體的行為越來越合理。經濟增長方式也必然會趨于成熟和完善。在此背景下，資源使用的方式會不斷完善，使用效率會不斷提高。

總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全面完善和工業化、城市化、國際化的全面推進，我國必將出現一個全新的、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增長方式。這也將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比較穩定和持久的經濟增長方式，目前這一過程正在進行中。

對這一經濟增長方式效果的評價，需要等“十一五”期間的數據齊備以後，才可能進行計算分析。預計會比1995－2002年明顯提高。此外，由于這一階段對經濟發展與環境和資源的關系、與社會發展的關系高度重視，因此經濟增長在資源環境和社會發展方面的效果預計也會有明顯改善?？傮w看，這一經濟增長可以達到更高水平的綜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