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風險特征與治理對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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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濟高漲期的金融風險容易為宏觀調控部門和微觀市場主體所忽視，這是因為資產價格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具有非對稱性，資產價格上升對市場主體的投機行為具有刺激性，并對貨幣供給具有吸納效果。風險管理的關口前移比風險的事后處置更為有效，因此在經濟高漲期要揭示風險，并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化解風險。本研究試就經濟高位運行期間風險特征，風險隱藏的原因，以及治理對策作一探討。

關鍵詞：風險特征；風險隱藏；風險治理

一、引言

在經濟周期性波動中，經濟高漲期的金融風險與經濟低迷期的金融風險相比具有隱蔽性的特征。經濟高漲期的風險容易為宏觀調控部門和微觀市場主體所忽視，這是因為資產價格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具有非對稱性，資產價格上升對市場主體的投機行為具有刺激性，并對貨幣供給具有吸納效果。這些風險在經濟低迷期間表現為金融機構龐大的不良資產的積聚，企業大面積的資不抵債，國民財富明顯縮水，甚至誘發金融危機。

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在經濟低迷期容易形成共識，從政府到企業普遍采取收縮性的措施。由于這此措施是滯后的，加之宏觀調控部門和微觀市場主體存在過度反應，化解風險所付出的成本是巨額的，超過了任何一家機構投資者所能承擔的限度。為此，央行或政府采取最后貸款人機制、存款保險制度、救市(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或降息)，以及建立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不良資產等多種方式，以維護經濟社會的穩定。這種事后的處置風險方法讓央行和政府陷入兩難境地；動用公共資源會誘發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弱化了市場的約束力，并向市場提供了一個錯誤的信號；不動用公共資源會誘發大面積的企業破產、金融機構倒閉、失業率提高，甚至引發社會問題。

風險管理的關口前移比風險的事后處置更為有效。在經濟高漲期要揭示風險，并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化解風險。為此，要深入研究經濟高漲期間的風險特征，研究風險隱藏內在原因，在此基礎上采取制度性的措施，加快改革，建立起讓投資者承擔風險的金融體系。要密切關注投資者的風險承擔能力，對負債率上升的市場主體和高杠桿化的金融產品要加強風險提示和制度約束。本研究試就經濟高位運行期間風險特征，風險隱藏的原因以及治理對策作一探討。

二、經濟高位運行期間的風險特征

(一)資產價格加速上漲，且與投資品、消費品價格指數呈現“共振”現象

資產價格的大幅上漲，是伴隨這一輪經濟增長的一個顯著特點，突出表現為股票和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上證綜合指數在短短2年內上升了接近3倍，滬深兩市股票總市值在2007年11月5日達到33.62萬億元，比2002年底增長了7.77倍，“股票總市值/GDP”這一比例在140％左右。這對于主要由銀行體系承擔融資功能的經濟體來說，非常值得關注。同時，房地產價格持續上升較快，近幾個月來更呈現加速上漲態勢。據國家發改委統計，2007年4月份以來，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漲幅分別為5.4％、6.4％、7.1％、7.5％、8.2％、8.5％、9.5％，環比漲幅呈逐月擴大趨勢。

資產價格與投資品、消費品指數的“共振”，是當前經濟運行所處周期的又一個重要特征。按照“波谷一波谷”的經濟周期劃分方法，1980年代以來我國已經完成了三次經濟周期，現在正處于第四個經濟周期階段。在以往的經濟周期中，資產價格與實體經濟的運行同步性往往較小，甚至出現背離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輕價格同步波動對于經濟體系的損害。而在這一輪經濟增長中，在資產價格上漲的同時出現了實體經濟的過熱跡象，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生產資料價格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上漲。

(二)銀行信貸擴張行為約束乏力，期限錯配風險上升

銀行的經營行為往往具有“順經濟周期”傾向。當經濟運行呈上升態勢時，企業的投資需求增強，社會資金需求加大，貨幣供應量增加，銀行相對放松信貸準入條件，信貸投放速度加快；而當經濟運行開始逆轉時，銀行的信貸投放速度也開始放緩，此時企業對外負債水平較高、經營收益減少，向銀行再融資出現困難，按期償債能力減弱，不良貸款開始逐步暴露，并產生通貨緊縮趨勢，加劇不良貸款惡化的預期，進一步導致經濟發展步入低迷。據央行測算，上世紀90年代初經濟過熱時發放的貸款所形成的壞賬占我國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的三分之一。

(三)市場主體風險偏好增強，經濟行為出現高杠桿化傾向

居民的消費和投資行為主要決定于收入狀況以及對收入狀況的預期。在經濟上升期間，未來收入預期向好，居民往往在當期消費決策中考慮了未來收入因素，甚至不惜用信貸行為支撐當前消費。

企業預期整體經濟向好，市場需求旺盛，為了加大供給，傾向于增加投入以擴大生產規模，在自身資本補充渠道有限的情況下，因為預期投資回報率會高于市場利率，不惜舉債經營，使企業資產負債率呈上升趨勢。

金融業本身便是一個高負債經營的行業，而各地金融機構近年來存貸比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營中的高杠桿化傾向。

高杠桿化的出現，與資產價格的形成機制有關，也與市場主體本身的行為特征有關。以金融資產為例，它的價格形成機制與一般商品有所不同。一般商品的定價，通常采用成本加成的定價方式，價格機制運行的基本特征是邊際收益遞減。而金融資產是以資本化定價方式為基礎的，其價格是預期收益貼現到當前時點而形成的，受投資者預期的影響比較大。根據行為經濟學理論，市場主體的行為存在“機會主義”和“有限理性”的特征。在現實中，由于“繁華預期”的存在，居民和企業等主體存在“樂觀心理”與“過度自信”，隨著經濟的高漲，對未來的期望也不斷上升，從而愿意選擇性地忽視風險，而對投資對象給予更高的風險溢價。

三、經濟高位運行期間風險隱藏的原因分析

經濟高漲期的金融風險是極易被隱藏和忽視的。歷史經驗多次證明，金融危機發生具有突然性，非常關鍵的原因是金融風險很具有隱蔽性。而資產價格對實體經濟的非對稱影響，資產價格上漲時期對企業投機性行為的刺激，以及資產市場吸收流動性造成通脹效應不明顯等原因，導致風險被隱藏和忽視。

(一)資產價格對實體經濟的非對稱影響

消費和投資是影響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而資產價格的變化通過影響消費和投資來影響實體經濟的產出，但是這種影響具有不對稱性。

1、資產價格變動對消費和投資的影響分析。

F.Modigliani(1986)等人的生命周期理論認為，消費者是以在整個生命周期內實現消費的最佳配置，其消費函數的基本形式是：

C=a·WR+b·YL0＜a，b＜1

(1)式中wR為財產收入或稱非勞動收入，a為財產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YL為勞動收入，b為勞動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根據該理論，一個人的消費計劃并非取決于當前收入，而且取決于終身財富，包括工資收入YL，家庭財富WR。于是金融資產價格的上漲(或下跌)，導致金融資產持有人財富的增長(或減少)，促進(或抑制)消費增長；同時由于人們的預期作用，影響短期邊際消費傾向，進而促進(或抑制)經濟增長的效應。其中，促進消費增長的效應稱之為正的財富效應，抑制消費增長的效應稱為負的財富效應，且這種財富效應是不對稱的。以美國為例，股市財富每增長1美元，會使相應的消費支出增長0.04美元，即正財富效應約為0.04；而股市下跌造成的財富萎縮促使消費萎縮的幅度遠大于上漲的效應，負財富效應達0.07(劉建江，2002)。

資產價格通過托賓Q值效應影響企業投資。托賓Q值表示企業的市場價值與企業的重置成本之比。資產價格的上升會提高企業的托賓Q值，使得投資新的工廠成本低于在資產市場上購并的價格，因此企業就會增加投資。反之企業則會更愿意通過在資產市場上購并的形式擴張規模，從而減少投資。

資產價格的變化通過資產負債表效應影響企業投資。企業投資資金的來源除了自身積累和證券市場融資外，很重要一部分是來自于銀行貸款。而貸款規模的大小取決于銀行對企業凈資產的評估以及銀行自身的狀況。若資產價格不斷上升，企業和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會得到改善，促使銀行加大放貸規模，刺激投資。若資產價格大幅下降，企業凈資產下降，銀行不良資產增加，那么一方面企業還貸困難，另一方面銀行擔心貸款風險增大，雙方都會趨于謹慎，于是信用收縮，投資減少。

2、資產價格對消費和投資影響的實證分析。

我們借用上證綜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來分別代替資產價格、消費和投資來進行實證分析。我們以1998年為界分兩個階段來討論。1991年至1998年，股市總體處于下降階段，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率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也處于下降階段；1999年至2007年9月，股市總體處于上升階段，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率和固定資產投資也處于上升階段。這說明我國資產市場價格對消費和投資有一定的影響性，同時消費和投資下降的速度快于上升的速度。

進一步，我們分別對兩個階段的上證綜指與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上證綜指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做相關性分析。在資產價格總體下降階段，兩者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818、0.822；而在資產價格總體上漲階段，兩者相關系數分別僅為0.312、0.626。這更進一步說明資產價格對消費和投資的影響也是非對稱的，消費和投資對資產價格下降時的敏感度遠大于資產價格上漲時的敏感度。

消費和投資對資產價格變化的非對稱反應，必然導致社會總產出對資產價格變化的非對稱反應。以1998年分界分為兩個階段。同時，上證綜指與GDP的相關性分析反映，1990年至1998年上證綜指與GDP的相關系數為0.805；而1999年至2007年9月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4，兩個階段表現出高度的不對稱性。

(二)資產價格上漲對企業投機行為的刺激

在資產價格不斷上升過程中投機性和龐茲性(ponzi－financing)企業的增多容易積聚和隱藏金融風險。Minsky(1982)將借款企業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抵補性的借款企業，這類企業的預期收入不僅在總量上大于債務額，而且在每一時期內，預期的收入流也大于到期的債務本息。第二類是投機性的借款企業，這類企業雖然預期的總收人大于債務額，但是在借款的前一段時間內，預期收入是小于到期償還的債務本息的，這類企業需要通過變賣資產或借新債務來償還舊債務。第三類是龐茲性的借款企業，這類企業將借款用于投資回收期很長的項目，而在短期內是沒有足夠的現金流來支付債務本息的，而且償還債務的能力也是建立在未來較遠的某個日期有高利潤收入的基礎上的。

在經濟繁榮期，經濟參與者的預期收益上升，市場融資條件因為對經濟個體的良好預期以及貸款人之間的競爭壓力而放寬，大量資金就流向了投機性的企業和龐茲性的企業。在未來預期良好，資產抵押物價格不斷上升的情況下，企業不斷地借新債還舊債，于是這兩類企業的貸款風險會被隱藏和疏忽，從而使得風險被隱藏。

我們用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額和固定資產折舊來代表企業的現金流，我們發現現金流與中長期貸款的比率總體呈不斷下降趨勢，這說明投機性和龐茲性企業不斷增多，且現金流中長期貸款比的波動基本與上證綜指增長率波動一致。進一步，比較現金流與中長期貸款比增長率與上證綜指增長率，兩者呈現高度的一致性。這說明資產價格的上漲，刺激了投機性和龐茲性企業的增加。

(三)資產市場對流入實體經濟的貨幣供給具有吸納效果

貨幣具有執行資產的職能。貨幣數量理論表明，當貨幣的流動性高于經濟的需要時，會抬高物價水平。在資產價格上漲時，則物價指數往往會保持穩定(B0rioandLowe，2002)，美國歷史上最大兩次資產市場泡沫破滅前期間(1923－1929年，1993－2000年)都存在著物價穩定和資產價格大幅上漲的現象，而這個期間也正是風險被隱藏和不斷積聚的時期。賈玉革(2007)研究說明，居民持有貨幣不僅是用來執行貨幣交易媒介職能，也用來執行資產職能，研究發現涵蓋交易媒介與資產雙重職能的貨幣需求在1997年開始更擬合我國M2的年度實際增長率，這說明我國的貨幣需求中執行資產職能的部分正越來越明顯。

資產價格上漲吸納流動性，導致低通貨膨脹。我們用修正的費雪等式來表示貨幣的資產職能為：

MV=PT+S(2)

即貨幣需求不僅滿足實體經濟PT的需求，也要滿足資產對貨幣的需求S。對式(2)求導數，在貨幣流通速度不變的情況下，可得：貨幣增長率=經濟增長率+物價增長率+資產價格增長率。在貨幣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在短期內未發生明顯改變的情況下，資產價格的快速增長會吸收流動性，而造成低通貨膨脹的現象。我國的CPI增長率與上證綜指增長率也基本呈此消彼漲的關系，并且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15，表明兩者是負相關的。

四、經濟高位運行期間治理金融風險的對策措施

(一)構建信貸市場與資產市場的防火墻，防止虛擬經濟風險向實體經濟擴散

“以資產價格泡沫為特征”的經濟危機，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發生的經濟危機的主要特征。比如，日本的經濟危機、亞洲經濟危機，包括以納斯達克大幅下跌開始的美國的“新經濟”調整帶來的幾年的經濟低迷等。國際經驗證明，在流動性過剩的大環境中，過剩的貨幣資金更多流入高收益的資產市場，會在短期內不斷推高資產價格，積累泡沫風險，甚至成為經濟危機的導火線(左小蕾，2007)。我國近期股市、房市和其他資產類市場價格的持續膨脹，已引起各界的高度關注。

由于金融本質上是一種風險傳遞機制，只要這種傳遞是市場化的、公平的、自由的。因此，對我國當前的金融市場來說，建立一個良性的、互動的、有防火墻的信貸市場與資本市場資金互動關系至關重要。在理論上，一個有效的金融市場，各個子市場存在著有效的流通渠道。我們一方面要不斷創新金融產品，引導資金在金融市場各子市場之間的自由流動，實現金融市場各子市場的協同發展，提高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效率，分散金融風險。另一方面要設立風險過濾機制，建立風險的防火墻，用法律手段確保市場交易的正常進行和資金的合理流動，防范資本市場的風險無約束地傳遞給信貸市場。因為大量信貸市場資金違規無序地進入資本市場，會出現股價的放大機制和信貸投放的自強化現象。一旦股價暴跌或企業經營陷入困境，信用的“鏈條”會斷裂，容易形成信用危機，影響金融體系穩定。而且金融風險很容易在信貸市場與資本市場之間傳播，當這種金融風險大到一定程度，就會涉及到實體經濟。所以，要建立風險能足夠地被過濾，使實體經濟對虛擬經濟泡沫帶來的負面影響有足夠的、有效的事后糾錯機制，將虛擬經濟泡沫危機給實體經濟帶來的影響降至最小。

(二)向經濟主體提供更多的可供選擇的金融產品，增加風險管理工具

從世界金融結構變遷的歷史、類型、功能看，不管是市場主導型的金融結構還是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結構，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均呈現出機構多元化、市場多層次、工具多樣化等特點，經濟金融化、證券化的步伐大大加快，資產證券化已成為一種必然的發展趨勢。資產證券化是間接融資的直接化。它能打通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的通道，構建金融結構中銀行信用與市場信用之間的轉化機制，合理分散信用風險；改善銀行信貸期限結構，提高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并促進銀行轉變盈利模式，提高資本充足率；拓寬社會融資渠道，推動資本市場的發展，增加投資者的選擇，推動居民金融資產結構的優化。因此，推行資產證券化是一項銀行、投資人、政府和資本市場共贏的金融創新。

從我國金融市場情況看，在當前經濟高漲期間，資產證券化發展很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率環境的變化使其所產生的收益無法滿足投資人的需要，特別是對銀行來說，缺乏生產、出售和購買資產證券化產品的內在動機。因為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現金流全部從貸款收益中產生，目前，我國貸款利率受到管制，而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發行是完全市場化的過程，投資人會根據當前市場環境對其提出收益率回報要求。在市場普遍存在升息預期的情況下，投資人對收益率要求的增長幅度明顯高于資產池產生現金流的實際增長幅度，因此，對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的需求明顯不足。所以，當前的關鍵是要為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發行與運作提供一個完全市場化的環境，使銀行有發展資產證券化產品的內在動機，使機構投資人有購買產品的利益吸引。

(三)培育更多的貨幣持有者為機構投資人，給市場主體更多的自主選擇權

沒有市場主體對金融工具的自主選擇權，就沒有資金的優化組合，沒有風險分散的有效渠道(吳曉靈，2006)。財富的增值需要市場提供更多的金融產品，風險的管理需要市場提供更多的金融工具?？梢哉f，隨著財富的增加，中國沉淀著龐大的貨幣資金持有者，金融體系應為廣泛的貨幣資金持有者搭建一個能夠提供多種選擇的平臺和機制，使其在實現自我財產收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資金的配置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也得到大大的提高。特別是要推動非銀行貨幣持有者進入貨幣市場去認購優質的金融資產，比如國債、央行票據、貸款證券化資產等。因為，購買貨幣市場的產品對銀行與非銀行投資者來說是不一樣的，對貨幣持有者來說投資貨幣市場比銀行存款更有盈利空間，而且風險更能有效控制。

貨幣持有者自主選擇權增加，給金融體系帶來深層次的變化。對銀行來說，貨幣持有者進入貨幣市場，加快了銀行存款的分流，這使銀行以存貸利差為主的盈利模式受到了挑戰，負債約束逼迫銀行出售貸款資產，促使其創新金融產品，增強其生產并出售金融產品能力。對利率制度來說，隨著貨幣投資者資金配置和管理能力的增強，貨幣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也得到了推動。對銀行間市場來說，由于銀行主動創造了更多的證券化產品，豐富了市場品種，并進一步吸引更多貨幣持有者進入市場，包括銀行自身也更多地作為機構投資者參與市場，既出售產品也購買產品，形成市場發展的一個良性循環。

(四)拓展私募股權基金，彌補正規金融體系的缺陷

從國際經驗看，由于非正規金融在信息、擔保、交易成本等各個方面具有正規金融所不能比擬的優勢，使其能彌補正規金融供給不足造成的缺口，不管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存在非正規金融。對發達國家來說，權益資金仍是中小企業的最主要資金來源；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內源融資和非正規金融是中小企業創立和成長的主要資金來源。特別是存在利率管制、限制銀行進入等金融抑制政策的情況下，正規金融通過信貸合約篩選借款人、屏蔽風險的能力和激勵受到限制，則非正規金融存在的范圍將更廣(林毅夫、孫希芳，2005)。同時，由于在正規金融的監管體系下金融風險有趨同質化特征，使風險容易產生“共振”，帶來風險膨脹隱患，而非正規金融能較好地彌補這一監管缺陷，發揮糾偏作用。因此，對我國的金融體系來說，鼓勵和引導非正規金融發展對金融風險的分散、金融結構的完善都能發揮較好的作用。借鑒國際經驗，對我國來說發展非正規金融，應著重推動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發展。要為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發展進一步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暢通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市場退出機制，建立多層次的場內市場鼓勵企業上市，并建立合格投資人的場外市場保障私募股權的正常轉讓和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