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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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哲學跨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所說的"東方"，泛指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東亞廣大地區。這里所說的"東方新社群"理念，指在具有東方儒家文化歷史傳統的廣大地區，對傳統的社會政治理念進行創新的一種嘗試。這種嘗試，在于嚴肅反思和活化東方古代的政治思想傳統資源，并以理解的態度借鑒西方傳統的和當代的政治思想資源，力圖以此探索建構我們時代的東方政治哲學理念的可能性。

如果同意艾賽亞·柏林的價值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約性(thepluralityandtheincommen-surabilityofvalues)、以及世界諸文化與文明的多樣性及其不可通約性(themultiplicityandtheincommensurabilityofdifferentculturesandcivilizations)的觀點所強調的對不同文化的尊重的話，那么，東方學者立足于東方社會本身的實際，在東方地緣文化中進行與促進東方文化進步相關的政治哲學理念的探索，在學術上就應該被認為是合法的，而且應該被認為是應該受到尊重的。

東方文化具有自己悠久的歷史，它隨著東方文明的發展而發展，久經五千年而無中斷也未衰亡，在一定意義上說，從19世紀以來，它就經歷著正確處理與西方文化關系的磨練，而在已經來臨的新世紀中，各個方面的發展顯示，它有可能煥發出自己的獨特光彩。在這個總體的態勢中，建構東方政治理念的思想任務，是推進全人類政治理念進步的重要工作之一。

從理想主義的立場來說，因為我們都是人，所以，全人類的文化及其所有偉大理念似乎都應該是統一的、應該具有許多普遍性的東西。我們贊賞并且也向往這種立場。但是，從人類文化的不同歷史和現今的實際狀況來看，世界各地的文化，包括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具有不同的傳統。因而應該承認東方的政治理念與西方的差異事實。只有在承認差異的基礎上，抱著尋求共同性的愿望，才能找到普遍性的東西。因而，如果要談論全人類共同的政治理念，其思路似乎不應該是：馬上不加論證地就以某一個地方的現成政治理念（例如西方的或者東方的）作為全世界政治哲學的最高范型。而應該是：首先以跨文化批判的理性態度，分別搞清楚各個地域文化的不同的政治理念（關于這一點，我十分同意著名經濟學家AlbertoO.Hirschman教授30年前在《WorldPolitics》上發表的評論JohnWomack和JamesL.Payne兩人研究拉丁美洲政治的著作的評論1），然后才能夠有可能尋求它們的理性綜合。

二、反思中國現代中的文化偏向

各個文化地區政治理念的思想基礎是該地的文化基本構架。為了探索政治理念所包含的實際意義，即其依附著文化圈生存的整體意義，就應該首先明了該文化的基本構架和其時代傾向。

20世紀第二個十年中期開始的"新文化運動"，開創了中國人崇尚西方"科學"和西方"民主"的風潮，中國進步的知識分子高舉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全面進步。這是應該肯定的。

但是，在這個思想運動中隱含著一種絕對化的思想方法，即認定：中國傳統文化完全對立于西方現代文化；而且這種對立似乎是無法調和的。于是出現了如下兩種偏向。

一種是在"破舊立新"的口號下，不少知識分子把中國傳統文化全部當作"陳舊"的東西，進行了比較簡單的概括和處理，當然就把中國傳統政治理念的全部內容，同"封建專制主義"一起被作為"反動的"東西統統拋棄了；同時，卻把西方文化（主要是西方的政治和自然科學的概念）當作救治本民族于危難的"法寶"，而缺乏對它們進行跨文化理性審思的態度，導致了對拿它們來解決中國問題的有效性的過度樂觀，以至盲目崇拜。這就是慣常所說的"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立場的起源。

另一種是堅持中國傳統文化在本土現實生活中的自足性和完滿性的立場，堅持傳統的"中央之國"的世界觀，堅持認為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圖景中的根本優越性的立場，而拒絕承認西方文化中的先進性的東西對中國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從而在根本上對西方文化采取拒絕和蔑視的態度。在這種態度中，包括著對西方傳統政治理念和近代以來的主流政治制度的完全的拒絕和激烈的批判。這就是所謂的"保守主義"的立場，也即是早期的"當代新儒家"的立場。

在其后的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在連續不斷的革命年代，上述兩種偏向得到了很大的糾正，但是，它們作為思想傳統所具有的在集體無意識層面表現的頑強性，至今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影響著已經步入新的思想史時代的中國人的思路，包括仍然影響著中國人研究政治理念的一些思路1a。

三、傳統中國政治哲學中的死的東西和活的東西

從歷史主義的實證立場看，兩千多年來，在中國傳統政治實際運作中起決定作用的思想中，"封建專制主義"、"家天下"、"族群主義"等理念，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經過20世紀的傳統思想批判，人們普遍認為上述理念是中國政治哲學中已經過時的"死的東西"。即使它們還在一些人們的意識中仍然還沒有徹底死亡，但是它們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逐步徹底死亡是必定無疑的1b。

但是，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長河中，也不乏"民主性的精華"，不乏"仁愛"、"平等"和"自由"的哲學理念。我們可以把它們稱之為中國政治哲學傳統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東西，即"活的東西"。由于過去將近一個世紀中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流行的情緒的影響，人們對于這些東西并不熟悉，因而很有重申和再思的必要。

例如公元前9-8世紀的經典文獻《詩經》的《大雅·烝民》篇1c寫道：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上天生了民眾，并且給予他們有形的身體和人性法則，從而，民眾具有愛好美德的天性。]

從詩的內容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早期就存在著三種社會倫理觀念：一，人性來源于天賦；二，天賦人性的本質是善；三，天生人性是人人所共同具有的，因而也就是人人平等地具有的。

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繼承了《烝民》的上述思想。他說："天生德于予。"2并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3他認為，仁就是"愛人"4。所以，在孔子看來，天賦人性就是內在的道德心，這內在的道德心就是"仁心"（即"愛人之心"）。同時，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5可見，在孔子那里，仁心是自主之心，即不由他人而由自己的"自由之心"。

孟子發展了孔子的內在德性學說?！睹献印芬粫袑懙?quot;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6同時把內在德性具體化為四種規定性，即"仁"（同情心）、"義"（正義心）、"禮"（尊敬心）和"智"（道德良知）7。孟子還以"天爵"以德與"人爵"以祿、二者相分的話語，強調地發展了孔子關于民眾是社會政治主體的思想。他提出了"德性高于官爵"、人人"貴于己身"（人人均有自己的德性主體的天賦價值和尊嚴）的觀點8。他的民為主體的思想的極致，就是"民貴君輕"9的名言。

根據人性善的內在論觀點，孔孟認為天賦人性（內在德性）普遍平等。以此為據，孔子主張"有教無類"13，"四海之內皆兄弟"14。孟子也說："人皆可以為堯舜。"11"圣人與我同類者"12。

孔孟都強調"民"在社會公共事務和政治制度中的主體性地位。孔子言"天下為公"15；孟子倡導"民貴君輕"的理論。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為天子"16。是否代表人民的愿往和意志，是君主合法性的根本標準。君失去民心則謂之"無道"，民可以使其"易位"，罪大惡目梢災?8(例如："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19"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20等）。

《禮運·大同》篇的"天下為公"思想，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反君權、反專制、反家族世襲政治的偉大思想傳統18a?？鬃又蟮臍v代儒家典籍如《呂氏春秋》、東漢鄭玄（《注》）、唐朝孔穎達（《正義》）、明朝王夫子（《禮記章句》）都在政治哲學的高度，繼承了孔子的這一哲學理念，以發明和解釋孔子為由，發展了早期儒家"天下為公"的理念傳統。歷代這些論述的主要內容包括：天下屬于人民（即人民主權）；國家主權和各級公共職位都應為公眾所有，不能血緣化、家族化和世襲化；君主職權應該有期限，到期應該自動歸還于民（以"擇賢"的辦法"禪位授圣"）；而且，根據"君權民授"、君主為民眾所共立的原則，判斷君主權力"合法性"的尺度掌管者應該是人民；從而，人民比君主有更高的政治權利：當君主違反他與人民的約定、違反人民公共意愿時，人民就有權力勸導他、批評他；在他頑固倒行逆施時，他就失去了作為君主的資格，人民就有權罷免他、推翻他。

上述情況表明，中國文化傳統中非但并不缺乏民主、自由的思想，而且資源豐富，源遠流長。

四、在"小康"政治思維中兩對理念的張力中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到，在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中，最早的政治哲學思想資源主要來自周代建立的具有"親親尊尊"雙向關系和二重作用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理念。它的二重性在后來分化為兩種思想傾向，即兩條政治哲學的思想線索。一條是在當代認為具有思想活力的思想資源，即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資源；另外一條是在當代認為應該揚棄的、已經缺乏活力的思想資源，即論證以帝王權力最高點和制度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封建等級制度的合法性的思想資源。二者雖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其傾向的差異是明顯的。

中國從古代以來廣大人民和許多志士仁人都具有"天下大同"的偉大政治理想，這個理想流傳到今天，就是要徹底消滅幾千年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現象，實現"人的解放"，使人類真正達到高度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生活境界。我們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始終不渝地在為實現這個偉大理想而積極努力。

但是，大同理想并不可能很快達到。如鄧小平先生所認為的那樣，中國現在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過程中。在經濟上如此，在人的政治哲學理念的意識成長方面也是如此。我們現實的努力目標是建設一個"小康社會"。在中國這樣一個既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中，政治哲學的學者們當然可以在學術理性的維度自由地談論民主、自由、平等和博愛等等美好的理念，這種談論對于開闊學術思想無疑是有益的。但是，要促進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發展，還必須把這種談論與真正研究中國政治文化的來龍去脈和它在當代世界政治文化地圖中的現實處境結合起來。

在這里，應該看到中國古代傳統中活的東西和死的東西兩個方面在現代中國政治意識中的張力，也應該看到西方政治學術思想與中國本土的政治學術思想在現代中國政治意識中的張力。只有承認上述兩個張力作為文化關系對于現實政治哲學理念的決定作用，并只有在這個"作用力場"中，真正建構為當前時代所需要的、有現實理性意義的中國政治哲學理念才是可能的。

要在這種宏觀思想文化"作用力場"中建構符合時代需要的中國政治哲學理念，我認為大體應該進行如下幾個方面的學術研究工作：

第一，開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思想資源，對全社會進行政治哲學理念的廣泛教化；并把它作為批判"三綱五常"殘余思想的社會教材；

第二，辨析儒家的"政治的自由觀念"和道家的"自然的自由觀念"的異同，消除在本土"自由"話語的語義和語用上把自然主義解釋應用于政治哲學研究的偏頗；使儒家政治自由理性的話語內容獲得學術理解和學術應用，并使它獲得社會文化理解；

第三，對中國傳統的"尊尊親親"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真實結構進行超越"新文化運動"的新分析和新理解；解釋制度化儒學長期在中國維持政治統治、并以其維護中國古代農業文明不斷發展的原因；同時也解釋古代政治經濟共同衰敗的原因；

五、"東方新社群"理念之大意

德國學者哈貝馬斯在關于東方政治哲學的論述中21，提出"功能性概念"和"規范性概念"的對立；他強調"規范"的必然性而認為"功能"是偶然的東西。我認為，規范和功能是有著復雜同一性的一對概念。在現實社會歷史、包括政治歷史中，功能性理念實際上是規范性理念的起源和其形成過程的負載者。所以，功能性理念在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如果沒有功能性理念在文化中獲得理性的發育，新規范性理念的形成是根本不可能的。"規范"就是"從功能"來"規范"，是"為功能"而"規范"。

"東方新社群"理念，是一種對具有東方儒學傳統文化的中國政治思維具有具體歷史適應性功能的理念。它同時也承擔著對傳統中兩種政治哲學理念張力的調適和對東西政治文化張力的協調功能。其具體內容展開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方面，它考慮到中國政治文化事實的既定性，考慮到中國人政治思維的歷史慣性原則。這種歷史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國政治傳統中"家文化"、"家倫理"的核心作用；二是中國近代政治運動中"革命集體主義"觀念的集體經驗事實。"東方新社群"觀念承接上述兩個歷史。因而，它具有文化連續性。

第二方面，從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的社會事實出發，并且以促進這種發育為政治責任，必須尋求支持市場經濟鞏固和發展的現代性政治哲學理念要素的資源，因而，理性地研究和吸收西方政治哲學各家各派的思想中對中國有學術意義的東西，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方面，東方新社群理念的建構，著力發揚東方集體主義的傳統倫理文化活力于政治建設。政治社群的基本精神是公民的友好、平等、合作和團結。在各個社區、各個地方、各個民族和整個國家，都需要這種"善"的理念的基礎支持。

第四方面，在"善"的理念的基礎支持之上，形成以理想性規范為精神目標的、以實用性功能為操作程序的社群建構原則。在其中，善必須轉變為對社團每個個體成員之間的權利關系進行的客體間性描述，即落實、體現在具體的法權條文上。對個體之間進行平等的法權界定，應該是理念落實的關鍵。在這里?quot;個體"是十分重要的。

第五，現代性的、符合市場經濟發展原則的"東方新社群"，應該著力解決兩個從傳統文化而來的思想難題。其一是社會個體的政治主體意識的成長。這是真正形成新社群的關鍵。上文已經說到重新解釋儒家政治理念傳統對于重視傳統的中國人的思想轉變的重要重要。同時，對于西方關于自由和責任這一對概念的正確全面理解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沒有個體的政治主體意識的繼續逐步成長，并把它轉變為一種善的法權（權利和義務）觀念，中國人的政治哲學理念的進步是不可能的。中國正在農村基層推廣直接選舉制度，在城市積極推進基層社區自治。這是在新的政治理念支持下的中國政治體制創新的新現象。

第六，其次是公共權利的非私有化屏障問題。防止公共權利的非私有化，即"以權謀私"的現象在政治生活中可能發生，公民個人的政治主體意識的成長的意義十分重要。除此以外，社會經濟活動的非政治操作化，市場經濟領域信用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國家行政體制的現代化，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對新的社群政治體制中的公共權利形成保障。

第七，東方新社群"理念對于西方政治哲學的態度。東方新社群理念首先力求活化本土的政治哲學資源，包括古代、近代的資源和現代中國革命時代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即適應21世紀時代公民的政治生活需要和市場經濟需要的）活的資源。但同時，也并不排斥、而且積極關注和吸收傳統西方和當代西方的政治哲學中的一切有益于中國當代政治理念創新的思想學術成果。因此，中國政治哲學界對西方政治哲學一直采取積極研究的態度。希望積極交流、對話和加強相互的理解。我認為，從20世紀70年代西方的政治哲學研究和討論形成持續不斷的熱潮以來，西方學術同人所研究的問題和難題，不但對于解決西方社會本身的問題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對于東方社會，例如我們中國的社會政治發展來說，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關于正義問題、善和權利的關系問題、個體與社群的關系問題，也都是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界十分關心的問題。在我們建?quot;東方新社群"的政治哲學理念過程中，我們將注意吸收西方政治哲學研究成果中對解決我們的學術問題有益的許多東西。這是我們應該感謝許多西方政治哲學家的原因。我們也感謝許多西方政治哲學家研究中國的熱情和友好態度。當然，有一些西方政治哲學家，還不太了解中國政治文化的歷史傳統和現狀，我相信他們通過對中國的進一步了解，能夠使自己關于中國的論述更具有學術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