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國際化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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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商與臺商網絡整體的戰略選擇比較

(一)對外投資主體的構成

對外投資主體的構成直接影響到跨區商業網絡的構建及其戰略選擇，就臺灣方面來說，其對外投資的主體呈現由中小企業向大型企業轉型的趨勢。從下表1可以看出，在平均規模上，臺商對外投資的先鋒仍屬于較小型企業，然而臺商的平均資本規模是逐年增加的，顯示出正朝資本密集的趨勢發展。

近20年來我國臺商對外投資主體的先鋒為中小企業，這一點似乎有悖于經濟學常識。而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也表明，能夠成功地進行對外投資的往往是擁有強大經濟后盾的大企業。然而這一點并不適用于臺商。這種現象是產業調整造成的。隨著臺灣勞動密集型產品競爭優勢的急劇喪失，中小企業無力以較長時間換取產業的生機和市場的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以及轉移生產基地成為其主要的生存之道。反之，臺灣大型企業的對外投資則起步較晚，1994年臺灣的一些大型企業才開始在東南亞地區投資建廠，其中一些大型企業如臺塑、遠東等對東南亞的投資使得當年的該地區的直接投資額增長了3.2倍。

而浙商對外投資的主體一直以中小型企業為主，截至2007年6月，浙江省對外投資的2809家企業中有1910家是民營企業，占總數的68%。具體來說，4類企業的國際商業網絡最為典型：①以萬向、飛躍、正泰、星星冷柜為代表的生產家用電器、汽車零部件等產品的企業。這類企業多從國外引進生產流水線，經過消化、仿制和創新，形成自己新的生產能力，隨后為了維持這種生產能力以及打破國際保護主義的制約而進行生產外移。②以遠東化纖、龍盛集團、天臺銀輪機械等為代表的生產紡織、機械制造等產品的企業。這類企業的產品技術要求已趨于標準化，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開始逐漸喪失，因此急于產業外移。③以錢江摩托、星月集團等為代表的符合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生產結構和相應的技術與消費成本水平的相關技術型企業。由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市場規模較小，工業化程度不高，技術和熟練勞動力缺乏，不適應發達國家大型跨國企業所采用的大規模使用資本密集型設備和技術進行生產。④以康萊特制藥、新利軟件、浙大網新、橫店東磁公司等為代表的生產生物工程、信息技術、超導材料等高新技術的企業。雖然這類企業在浙江民營科技企業中所占比例較小，但是隨著國家對高科技產業的扶植，此類產業在對外投資中將具有極強的上升趨勢。

(二)投資區域的選擇

臺商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主要考慮海外生產據點，重視的是當地社會或開發區條件、政策及其他實質性優惠、地方政府績效、產業群聚效應、市場前瞻性及公共安全等因素。就臺商投資的具體區域選擇上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臺灣的對外投資大幅增長，其投資目的地除了少數是西歐、北美與日本等核心地區外，中美洲、東中歐以及澳洲等地的投資很少。就整體而言，臺商的投資區域以臨近的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為主，其中臺商對大陸的投資熱潮不斷，有著后來居上的態勢。據有關資料顯示，自1991年至今，在大陸的臺資企業已達7萬多家，臺商投資總額已達800億美元，分別占大陸41萬家外資企業和4200億投資總額的1/6和1/5，而臺商在大陸的投資總額超過了在大陸以外全球投資的總和。據臺灣“經濟部投審委員會”資料顯示，愿至中國大陸投資的臺商數目占45%，而愿至東盟投資的臺商數量合計共占55%。從表2可以看出，在回答“增加海外投資據點所考慮的地區”時，55.4%的企業表示中國大陸為首選。而就已經發生的投資來看，臺商每年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均占總投資額相當大的比例(見表3)。

臺商對大陸進行投資是有深刻的經濟及社會背景的。除了土地、勞動力的低廉和充足以外，中國大陸市場的潛力和吸引力確實是其他地區所難望其項背的，此外臺灣與大陸屬同一文化圈，語言與風俗相同，給臺商帶來了莫大的腹地，這一切都促進了臺商對大陸的投資。

浙商的投資區位選擇相對比較復雜，現就省外投資及海外投資的區域選擇兩方面進行論述。從浙江省外投資來看，據2004年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從浙企外遷看我省個私民營企業生態環境——關于全省民營企業外遷資金外流》的專題調查報告顯示，浙江共有3058家民營企業外遷(遷出省外)，外遷企業對外投資總額226.3億元，外遷企業在省外創造的總產值達453.59億元。浙商在全國部分地區的投資情況見表4。

從表4可以看出，就投資總額來看，排名前6位的為黑龍江及甘肅(并列)、湖北、天津、河南及云南(后二者并列)。而從投資企業數來看，排名前5位的地區為河南及甘肅(二者并列)、黑龍江、海南及新疆(后二者并列)。從企業家人數來看，排名前6位的地區為河南、湖北、廣西、湖南、云南及新疆(后三者并列)。由此可以看出，河南、湖北以及黑龍江成為浙商投資的熱門地區。從浙商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來看，浙江的境外投資項目遍布6個大洲、121個國家和地區。從2006年境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來看，對亞洲、歐洲、北美的投資比較集中，投資比重分別為37.3%、27.1%和14%。而具體國家(地區)則主要集聚在俄羅斯、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及中國香港等地，合計約占總投資額的56.4%。

(三)投資項目選擇的比對

在投資項目的選擇上，臺資企業大都選擇建立垂直式的分工模式，將企業的總部根植于臺灣，由其負責研發及財務管理，而將下游的組裝、生產等部分交給投資對象進行。這種形式的投資項目選擇一方面可以維系并鞏固其在該產業全球商品產業鏈中所擅長的環節；而另一方面，臺商也藉此增加海外分廠，擴充企業規模，成為后進的跨國企業，雖然在規模上可能無法與歐、美、日等抗衡，但這卻是臺灣獨特的跨區商業網絡構建的特征。

一般而言，臺商對外投資大都以制造業為主，主要原因在于臺灣的中小企業大都以制造業為主，而制造業也具有相對高的管理優勢。根據臺灣“經濟部”的資料統計，主要項目包括電子及電子產品制造業、金屬制品制造業、機械制造業、化學品制造業、金融保險業、服務業以及紡織業等等。

此外，臺商在選擇具體項目時，會因目標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及加利曼丹、馬來西亞的沙巴及沙撈越兩個州，其木材資源非常豐富，臺商在當地的投資項目就以木材為主；泰國北部的清邁地區，其氣候適合于龍眼的生長，而龍眼又非常適合制造蜂蜜，因此在清邁的廠商就以制造蜂蜜為主；而印度尼西亞、緬甸的勞工非常低廉，每月只有50美元左右，因此，臺商大都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如紡織業及其相關產業。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在于不同國家(地區)具有的獨特優勢。以電子機電產業以及紡織產業為例，對于電子機電類產業的跨區網絡的構建來說，由于電子業廠商屬于資本及技術密集型產業，因此特別重視產業的群聚效應，力求維持產銷體系的資源創新性結合。而對于紡織產業跨區商業網絡的構建而言，由于紡織業者屬于勞動力密集產業，在目標市場國的項目選擇上比較注重勞動力的來源、價格以及能夠涵蓋多元龐大的消費市場的項目。

浙商對外直接投資領域主要涉及機械、紡織、電子、輕工等行業，就投資的具體項目來看：①資源開發項目。以2006年為例，浙商在境外投資中涉及森林和礦產資源開發的資源開發型項目新增10個。至此，浙江省在境外投資的資源開發型項目累計近30多個。在有色金屬乃至石油、天然氣等行業浙商也不斷涉足。浙江資源的匱乏、資金急需新的出口，使越來越多的浙江資本瞄上了國外豐富的礦產、森林等資源。2006年8月，倪召興在加拿大注冊成立“加拿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開發油礦；2004年寧波華州礦業有限公司在非洲加蓬攬下了1.1萬平方公里錳礦項目的勘探權，該礦年產錳可達300萬噸；2005年越南一座年產30萬噸的鉻礦也已被浙商收入囊中。②產業升級項目。浙商對外直接投資形式已經從簡單的貿易公司和辦事處，向境外加工貿易、境外資源開發、境外營銷網絡、境外房地產開發、境外研發機構、境外商品專業市場發展。2006年，浙江全年共批準10個并購項目，其中中方投資2206萬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國、歐洲、中國香港等經濟發達地區，涉及紡織、服裝、機械、化工等領域，企業性質包括生產企業、貿易公司和研發機構等。③區域性戰略項目。從投資項目轉變的趨勢來看，以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為目的的對外投資項目越來越占主導地位，其中，輕紡產業投資方向傾向于檔次高、技術含量大、附加值高的產品；一般加工項目傾向于投向發展中國家，出口和投資點逐步轉移至發展中國家。飛躍、華立、康奈、德力西等著名浙江民營企業，也積極實施跨國經營戰略，在國外建立了研發中心、銷售網絡和生產基地。

三、浙商與臺商網絡整體的發展模式比較

(一)跨界進入模式的異同

在跨界進入模式的選擇上，臺商與浙商皆采用貿易、投資、戰略聯盟等方式進入目標國市場，在這一點上具有趨同性，然而就進入的方式來說，二者又有各自獨特之處。

1.臺商的進入方式

(1)“母雞帶小雞”式的進入方式。這種方式通常是由一家實力雄厚的大企業攜一定量的上下游中小企業一起進行對外投資。實行這種方式是由臺灣獨特的產業鏈結構所決定的，若不采取此方法，則無論是牽頭的大企業還是上下游的中小企業都無法獨立完成自身的產業轉移。對于大企業來說，擁有低廉的勞動力以及土地資源的目標市場國往往不具備相應配套設施的生產能力，因此無法完成大企業進行日常生產所需的訂單要求及質量要求；而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則深受目標市場國組裝大廠的影響，母廠沒有過來，企業找不到訂單。所以，開始一定要與母廠一起進來。此后，再去開發協力廠和客戶母廠。這一“母雞帶小雞”的模式在臺灣的電子機電類產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1992年臺達電子赴東莞投資(徐偉杰，1999)、1995年明基在蘇州投資(張家銘，2005)等等皆是“母雞帶小雞的”外移形態。

(2)“假OEM，真FDI”形式。以臺商在東莞的投資為例，臺商以“假OEM，真FDI”的方式通過外資形態的資本注入，在廣東東莞以及福建莆田建立供應世界鞋類市場的新基地，從而使其成為全球鞋類供應、采購網絡的生產環節。同時，相當多的臺商以OEM起家并以OEM的姿態前來大陸投資，但因為體驗并且看好目標國市場的前景，對于目標國內銷市場越來越重視，除了積極轉型為以外銷為主的經營形態之外，還逐步開拓目標國內銷市場，甚至建立起自有品牌，試圖在全國商品鏈的階層體系尋求向上流動。電子業明基電通于1999年創立了BenQ的自有品牌。對他們來說，目標國市場提供了臺灣企業自創品牌、經營品牌的良好時機和舞臺。(施振榮，2005)

(3)投資移民方式。這是臺商投資的獨特形式，即以投資形式建廠，并長期在目標國居住，發展成家族式企業，由第二代、三代的移民繼續經營該產業。臺灣對外的投資移民已經過了三輪高峰，并且臺灣向目標國進行移民的大都是攜帶資金前往的。由于臺商以資本家的身份前往目標國，目標國的政府與人民大都非常歡迎，良好的投資環境及相當的禮遇，使得臺商不僅愿舉家移往目標國，甚至愿在當地購屋置產，獲取當地的居留權，有計劃的常駐。而臺商的這種方式也受到了目標市場國的贊賞，例如，許多東南亞國家的政治人物都在公開場合贊揚臺商對該國的貢獻，稱他們不僅提供了眾多的就業機會，亦帶動了該國的經濟發展。

與此相比，浙商則傾向于采取收購目標市場國的企業、上市公司或在海外建立銷售公司等銷售網絡，以實現跨區商業網絡的構建。

2.浙商的跨界進入模式

(1)群居國際化模式。根據波特(2002)的觀點，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往往是群聚在一起而不是分散的，通過一定區域內的群居，企業也可以增強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浙商企業在構建跨區商業網絡的時候較多地采用此種方式，與臺商“母雞帶小雞”的方式不同，浙商的對外投資傾向于橫向的企業之間的聚集，如海寧皮革市場在莫斯科建立的“海寧皮革專業市場”，溫州企業在巴西開設的“中國商城”、在胡志明市建立的“中國小商品市場”，義烏企業在南非等地設立的“中國小商品市場”等等。

(2)以合資方式進入。目前以股權投資方式進入目標國的企業主要有萬向集團及正泰集團等等。其主要路徑在于通過浙商企業在國外的分公司或辦事處收購其他公司的股份，由于辦事處或分公司較為了解目標國市場運作情況，同時由于與母公司保持了一致，因此降低了風險。以萬向集團為例，2000年4月，萬向集團整體收購了美國舍勒公司；2000年10月收購了LT公司35%的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2003年10月萬向占有洛克福特公司33.5%的股份而成功地成為其第一大股東等等。

(3)借殼/造殼上市方式。借殼/造殼上市的優點在于：一來可以規避國內的政策監控，簡化上市程序，二來可以利用避稅政策實現合理避稅，這種方式主要運用于向中國香港投資的科技企業。例如，中程興達打造中程科技MagaStart之殼在香港創業版上市，迅速籌得1.1億港幣，成為浙江省第三家在香港創業版上市的企業。香港市場對于浙江科技民營企業的吸引力源于它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下最成功的國際資本市場，容易與投資者溝通。其獨特的經濟、政策、地理、文化優勢也使浙商越來越多地以造殼上市的方式在香港創業板上市。

(二)跨界發展模式的差異

跨區商業網絡是一種動態的存續，在不斷發展變化，適應新的情況以維系整個商業網絡的運行成為臺商以及浙商所面臨的最艱巨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雙方戰略的不同造成了跨界發展模式的差異。

1.臺商的跨界發展模式

就臺商來說，臺商通過不斷的本土化來維系跨界商業網絡的發展：

(1)人才的本土化。根據有關專家的調查，中小型企業的臺商人才本土化實施相當徹底，甚至只有總經理一人的情形。這項政策的實施效果與企業投資時間有關，一般而言，落戶越長的臺商其人才本土化越徹底。大型企業因為技術及管理的運作要求，臺商派遣的人數一般比較多，初期大約都是二、三十人，然后隨著當地培訓計劃的進行，多半在二、三年內減少大約一半的人數，并且持續人才替代的本土化政策，希望三、五年中逐年精簡到五名以內(張家銘，2002)。

(2)融資或資金本土化。大多數臺商企業的融資對象是當地銀行，其原因有：信用貸款，必須是銀行的長期往來客戶；外資銀行不能操作人民幣業務；臺資銀行業務太少，綁手綁腳。此外，大多數目標市場國信用系統尚未完善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許多交易行為都是依靠信用系統運作，因此經常發生糾紛。在這樣的情況下，臺商一般對外投資的做法都是保守謹慎的。因此，資金本土化成為首選。

(3)生產本土化。臺商為了營運的順利，會充分適應并利用當地的土地、勞動、政策、法令、產業經濟結構等本土條件，使其生產協力網絡的組織以特定方式進行社會鑲嵌，如生存過程的局部內部化、廠商趕工生產的相互支持、成立聯誼會與地方政府協商等。

(4)營銷本土化。臺商清楚地認識到目標市場國消費人口多、市場大的事實，積極轉變經營形態，將外銷比例中某部分轉移到內銷市場中。此外，有些臺商實際上已經自創品牌，在目標國相關地區建立了良好的行銷管道，創造相當不錯的成績，不但成為當地的著名商標，并且進一步放眼整個目標國的市場。

2.浙商的跨界發展模式

浙商的跨界發展模式注重的是傾向于對資源的整合以及資本運營，為此，其發展模式出現兩大極端：

(1)資源整合型發展模式。一個好的商業模式，必須使企業掌握價值鏈中對于創造價值有重大貢獻的關鍵流程與資源，并使企業本身所擁有的核心能力與價值鏈中最重要的環節緊密搭配，以保障利潤的實現。此類發展模式以貝發集團最為典型：貝發改變了傳統文具企業將終端消費者作為利潤唯一來源的模式，通過對產業鏈的整合和可控制的網絡體系，使其他文具企業和文具商也成為自己的利潤來源。通過品牌授權合作分銷模式，賺取分銷商的部分利益。通過品牌授權加盟終端連鎖模式，賺取終端商的部分利益。通過品牌、形象、產品、價格、物流和運營的統一，獲取品牌的溢價權。

(2)資本運營發展模式。采用此類發展模式的浙商傾向于借殼上市或者自主上市等方式以達到資本市值快速翻倍的目的，如蘇泊爾、網盛科技、天馬軸承、天外天傘業等。相當多的浙商通過股權進行金融投資，如雅戈爾參股證券公司、傳化控股新安化工等等，許多浙商將上市及資本運營作為擴大本企業實力的一種方式，并期望這種方式能夠在日趨激烈的全球化競爭中為本企業取得更多的發展資金，從而在跨區商業網絡的建設中具有更有利地位。

四、結論

臺灣跨區商業網絡的構建是多種因素共同組成的結果，就國際因素而言，亞太地區的穩定及區域經濟的發展使得此地區充滿投資的誘因。具體來看，浙商與臺商在構建跨區商業網絡過程中存在如下不同(見表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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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商與臺商均受閩南海商文化影響，基于不同的發展背景，發展出各異的商業網絡建構模式。比較這二者在世界產業鏈中的發展模式，既凸顯典型模式價值，也提供未來華商拓展世界商業網絡的參考。本文基于社會資本理論，歸納了浙商與臺商在世界產業鏈中跨區經營的戰略異同，并提出了未來的思考路徑。

[關鍵詞]產業鏈；商業網絡；企業國際化；浙商；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