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金融的差別與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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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國范圍來看，CREDIT指標的變異系數為0.35，PRIVATE指標的變異系數為1.02，這兩個指標的全國變異系數小于東部，大于西部、中部及東北。相比CTEDIT指標，PRIVATE指標的地區差異更顯著。

（2）資本市場發展差異。區域資本市場發展差異（如圖2所示）。

從四大區域之間來看，股票指標均值依次為：東部35.21%、西部19.35%、中部13.64%、東北12.34%；債券指標均值依次為：東部9.52%、中部1.64%、西部1.45%、東北0.56%。東部省市資本市場發展的整體水平遙遙領先，排除北京對東部的影響后，由于北京集聚了大量金融機構總部和央企總部，而股票和債券大多以總公司的名義發行，導致北京股票和債券規模偏大，其中，債券出現了75.05%的離群值。東部股票指標均值為25.46%，債券指標均值為2.24%，仍然居四大區域之首，顯示了東部省市較強的直接融資能力，其次是西部，中部和東北的整體發展水平仍然較弱。

從四大區域內部來看，股票指標變異系數依次為：東部1.08、西部0.69、中部0.49、東北0.31；債券指標變異系數依次為：東部2.43、西部0.78、東北0.75、中部0.40，排除北京的影響后，東部股票指標變異系數為0.93，債券指標變異系數為0.81，東部各省市的資本市場發展仍存在最嚴重的不平衡；西部區內差異次于東部，其中，西藏的債券指標趨于0；東北三省的債券市場較股票市場發展差異明顯；中部的區內差異較小。

從全國范圍來看，股票指標的變異系數為1.07，債券指標的變異系數為3.31，排除北京的影響后，股票指標的變異系數為0.82，債券指標的變異系數為0.81。整體上看，資本市場發展的規模遠不及金融中介發展的規模，而且資本市場發展的地區差異大于金融中介發展差異。

（3）保險市場發展差異（如圖3所示）。

從四大區域之間來看，保險深度指標均值依次為：東部3.11%、中部2.95%、東北2.86%、西部2.67%；保險密度指標均值依次為：東部1537.85元/人、東北749.48元/人、中部523.35元/人、西部433.55元/人。東部省市保險市場發展的整體水平領先，中部和東北居中，而西部最弱，排除了西藏對西部的影響后，西部地區保險深度指標均值為2.84%、保險密度指標均值為462.67元/人，與中部和東北仍有差距，表明西部的保險市場欠發展，這也是未來西部金融發展的主要方向。

從四大區域內部來看，保險深度指標變異系數依次為：西部0.37、東部0.35、中部0.13、東北0.08；保險密度指標變異系數依次為：東部0.86、西部0.45、東北0.30、中部0.26。顯示了東部與西部保險市場發展的區內差異較大，造成這一問題的關鍵原因在于北京、上海兩地的保險深度分別為5.59%和4.38%，保險密度分別為3521.31元/人和4376.68元/人，大大高于地區均值，而西藏保險深度為0.82%，保險密度為113.24，均為全國最低，拉大了區內差距。

從全國范圍來看，保險深度指標的變異系數為0.31，保險密度指標的變異系數為1.07，相對保險深度指標，保險密度指標的地區差異更顯著。我國保險深度和保險密度的平均指標與同年全球新興市場國家的平均水平相當，但是與同年全球工業化國家平均保險深度8.8%、平均保險密度3655美元相比，較低的保險深度和密度說明了我國保險公司總體保費收入規模偏小。數據來源：《Sigma：2008年度世界保險業》。

2.區域金融發展差異的整體考察：主成分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對區域金融發展差異作整體上的考察。因子分析是多元統計分析技術的一個分支，其主要目的是濃縮數據。它通過研究眾多變量之間的內部依賴關系，探求觀測數據的基本結構，并用少數幾個假想變量來表示基本的數據結構，這些假想變量被稱為“因子”。因子能夠反映原來眾多觀測變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并解釋觀測變量之間的依存關系。通過因子分析把一組觀測變量化為少數幾個因子后，可以進一步將原始觀測變量的信息轉換成這些因子的因子值，利用因子值可以直接對樣本進行綜合評價和分類。

首先，為了消除原始數據不同量綱的影響，需要對各金融發展指標的原始數據做標準化處理，并用處理后的數據進行后續的分析，標準化的方法為：

Zi=xi-σx(2)

其中，xi為指標x的第i個觀測值，為指標x的均值，σx為指標x的標準差。并用巴特萊特球度檢驗，判斷數據是否合適做因子分析。巴特萊特球度檢驗值為116.2097，顯著性為0.0000，拒絕指標相關矩陣是單位陣的零假設，顯示各指標的觀測數據具有共同變異，適合做因子分析。

其次，基于主成分法提取初始因子。按照主成分分析通常遵循的“85原則”，即因子方差累計貢獻率超過85%，確定提取的因子個數。主成分提取結果顯示只需選取前三個因子即可，其方差累計貢獻率為88.5833%。

再次，再用VARIMAX正交旋轉法簡化因子載荷矩陣，尋求有實際意義的因子解。旋轉后，因子1主要與“CREDIT”、“STOCK”、“BOND”、“保險密度”等指標相關，這四個指標的因子載荷分別為：

0.6972、0.9574、0.8390、0.6754，可概括為“金融發展規?？偭恳蜃印?；因子2主要與“保險密度”、“保險深度”等指標相關，這兩個指標的因子載荷分別為0.9319、0.5368，可概括為“保險市場發展因子”；因子3主要與“PRIVATE”指標相關，指標的因子載荷為0.9842，可概括為“金融中介效率因子”。旋轉后的因子解反映了中國區域金融發展差異主要體現在“金融發展規?？偭俊薄ⅰ氨ｋU市場發展水平”和“金融中介效率”三個方面。三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分別為44.4925%、26.1903%和17.9005%。

最后，利用因子得分加權計算出各地區的綜合得分并排序。計算公式為：

綜合得分=因子1得分×44.4925%88.5833%+因子2得分×26.1903%88.5833%+因子3得分×17.9005%88.5833%

計算結果見表2所示。

三、區域金融的發展特點

通過對區域金融發展從部門到整體的考察，可以判斷現階段中國區域金融發展具有三個主要特點：

1.區域金融發展差異明顯且主要表現為金融總量的差異

運用數據地圖進一步表示各地區因子綜合得分可以更清晰的反映區域金融發展的不平衡。如圖4所示，中國區域金融發展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雖然隨著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實施，這種不平衡現象有所改觀、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協調性有所改善，但現階段差距仍然很大。東部地區金融發展水平最好，西部次之，中部和東北金融發展較弱。某些地區如北京、上海，金融資源迅速發展與集聚，另一些地區如內蒙古、廣西仍然存在金融抑制。正如勞拉詹南在《金融地理學》中所言，盡管金融服務具有很大的流動性，但實際上不同地區的金融景觀是完全不同質的，具有極端的異質性和不規則性，即金融服務業是具有明顯地理特征的經濟活動。

區域金融就是將金融運行和發展置于一定的地理空間加以考察，金融系統作為區域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不僅直接反映經濟的區域性特點，而且自身的發展也必然帶有所在區域的烙印。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資源分布不均衡和氣候環境多樣化的國家，金融差異是各種區域差異的集中反映。區域金融差異表現在量與質兩個層面上：量的差異包括金融資源與交易數量的差異；質的差異主要是指金融結構不同，包括金融機構、金融工具、融資方式、融資機制和金融行為的不同特點，以及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從我國區域金融整體發展的現狀來看，區域差異主要體現為量的差異，而非質的不同，在主成分因子分析中，金融中介效率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只占17.9005%。

2.政府干預、以銀行為基礎的金融體系未徹底變革

迄今，中國金融體系功能依然不完善。市場化水平不高，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結構不平衡，股權融資與債券融資結構不平衡，許多計劃經濟時期的行為理念和管理方式尚未立刻改變，這些因素在金融結構上依然發生作用。

近20年來，隨著多種信用形式的利用，直接融資的比重逐漸增加，但間接融資的比重仍然占比太大，企業依賴銀行信貸資金的局面沒有大的改觀，全部信貸資金中相當一部分借貸給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數據顯示，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工業總產值為143950.02億元，私營企業工業總產值為136340.33億元，數據來源：《2009中國統計年鑒》但四大區域PRIVATE指標均不足2%，東部最高為1.6%，中部最低為0.74%，私營企業所獲得的金融支持力度與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符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從直接融資方式的選擇來看，在成熟的資本市場上，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是先債券融資后股權融資，債券是企業直接融資的主要來源，在我國，不但“股強債弱”的格局表現得十分突出，而且國債和金融債幾乎占據了債券發行的全部。由于金融債券主要是政策性金融債，因此我國債券市場主要是為政府提供融資服務，除個別省市以外，大部分地區債券指標不足地區GDP的5%。此外，2004年實施的《公司法》規定，股份公司、國有獨資公司、兩個或以上國有投資主體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才能申請發行公司債（企業債）。這一規定又將大量非股份制的私營企業排除在外。雖然2006年實施的新《公司法》中放寬了對公司債（企業債）發行主體的規定，但私營企業真正能夠通過發行債券融資還需要時間。故而，由于北京央企總部集聚，債券的發行也集聚于此，部分偏遠地區，如西藏沒有債券發行，對比十分鮮明。

3.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尚不清楚

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爭論自古有之，這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50年代，從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意義上來說，“熊彼特可能是對的”逐漸成為共識。進入90年代之后，人們開始反思并更加關注金融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金融市場的發展使得總體金融約束放松，與此同時，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之間的互動關系變得更加復雜。特別在中國，由于區域經濟、文化、制度和環境的差異，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之間的關系也存在著混合結果。

數據顯示，2008年各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東部20198元，中部13204元，西部12839元、東北13037元；其加權平均增長率分別為：東部11.9%，中部11.7%，西部10.4%，東北11.3%。數據來源：《2008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兼顧各區域金融發展狀況，西部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不僅未能實現內在統一和協調，甚至還存在某種程度上的沖突。雖然缺乏效率的金融體系可以部分解釋這一矛盾的狀況，但其背后應該另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在廣義的范疇上說，經濟發展是對現行經濟增長約束放松的一種嘗試，金融約束已經得到了廣泛的關注，除此之外，經濟增長還受到實體經濟的約束。當盈利性投資機會稀缺時，便產生了實體經濟約束。以西部為例，從2000—2007年，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進，國家不斷加大對西部地區的投入力度，這些措施有力地放松了西部地區的金融約束。但由于這些資金大量投入在基礎設施建設而并非用于產業結構調整，且這類投資往往期限長、見效慢，客觀上造成了西部地區金融發展有悖于經濟增長的事實。所以，當“供給導向”的金融發展起支配性作用的時候，金融發展外生于經濟增長，兩者之間的關系常常是不明確的。在我國，受實體經濟約束，部分地區的金融發展還處于這種“供給導向”的階段。從區域協調的角度講，這種“供給導向”的金融發展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從部門和整體兩個角度考察了中國區域金融發展現狀，并由此對區域金融發展特點進行了歸納。研究表明，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金融發展雖保持相對穩定的增長態勢，但整體運行的市場化程度不高，區域金融差異顯著體現在金融發展的總量上。由于漸進式改革中許多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也具有區域復雜性?；谌绾巫尳鹑诤弦獾刈饔糜诮洕?，本文有針對性地提出區域金融發展政策和戰略方向的三點建議：

第一，繼續推行有差別的區域金融政策，給予內地持續的金融支持。區域經濟最大的特征為塊狀經濟，這意味著非連續性和突發性。金融資源的流動若不受到任何限制，資源的優化配置必然導致金融要素向東部沿海進一步集中，使內地特別是西部地區剛開始的金融發展發生逆轉，導致國民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公平。為了保護內地欠發達地區的產業活動，這就要求政府設立適度的“政策壁壘”來約束欠發達地區的金融資源向發達地區流動。在內地與沿海之間實行差別化政策與內地進一步對外開放、加強同沿海地區的經濟聯系是不矛盾的。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用意也在于此。此外，對區域內金融發展差異也要給予一定的關注，不能顧此失彼。

第二，優化和調整現有的金融結構，建立一個多層次、多元化、功能全面的金融體系。金融可持續發展是金融發展質和量的統一，金融發展量的規定性是金融發展的基礎，而質的規定性則是金融發展的動力。盡管在金融發展史上，總量率先增長已經具有規律性，但若結構調整跟不上將拖累金融發展。隨著實體經濟的變化，金融結構所發生的相應變化就構成了不同發展階段最優金融結構的演變路徑。世界經濟、金融發展狀況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沖擊，走數量增長的路徑已難以為繼，這就要求從金融運行狀況出發，對現有的金融結構進行調整和優化，將推動金融發展的主要力量從行政手段轉移到市場本身，從調整增量資金入手，建立一個多層次、多元化、功能全面的金融體系。具體的建議有：培育與非國有產業部門相適應的非國有金融部門、進一步規范和發展資本市場，特別是企業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

第三，重新布局產業結構，在解除金融約束的同時解除實體經濟約束。大國經濟的特征是地區之間的異質性，在一些地區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時，另外一些地區可能仍處于原先的發展階段，這就為地區之間的產業承接與轉移提供可能。特別是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產業的區域轉移已孕育在擺脫危機的出路之中。鑒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區域特征，東部地區要實現產業結構向技術密集型升級，中西部地區應抓住歷史機遇，承接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這同樣是產業結構升級，同樣符合增長方式轉變的要求?？茖W布局產業結構，使金融發展內生于經濟增長，在金融和經濟之間保持互動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