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及人文背景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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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蘇娜工作單位：北京語言大學

家庭環境和少年時期的求學經歷

利瑪竇于1552年10月6日生于馬切拉塔的一個沒落貴族家庭。父親約翰•巴蒂斯塔•里奇（GiovanniBattistaRicci）、母親喬瓦納•安捷萊莉（GiovannaAngeletti）和奶奶拉里亞(Laria)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利氏家族是個古老的家族，族徽是一只繡在紅底子上的深藍色刺猬。利氏家族中的許多成員曾經或正在擔任公職，有些人甚至在羅馬教廷擔任要職。約翰•巴蒂斯塔•里奇是一個藥鋪的老板，有13個子女，利氏家族的這一支系生活上雖然談不上拮據，但也并不富裕。作為這個大家庭的長子，天資聰穎的利瑪竇從小便被父親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以便日后進入教廷或在政府部門擔任公職。1561年5月中旬，按照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臨終前的指示，13名耶穌會士來到馬爾凱大區的首府馬切拉塔創建了馬切拉塔圣安德烈耶穌會學校（S.AndreadiMacerata）。6月19日學校正式開課，年僅9歲的利瑪竇成為首批學員。至1566年，他一直在此就讀，曾受教于許多杰出的老師，包括他幼年時期的第一位家庭教師尼科洛•塞蘭杰利（NicolòSerangeli）。年幼的利瑪竇在這里接受了耶穌會啟蒙教育，耶穌會教師淵博的知識、開放的思想和雄辯的口才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其日后加入耶穌會并進入耶穌會羅馬公學院學習奠定了基礎。①1568年至1571年，利瑪竇奉父命前往羅馬大學攻讀法律專業。然而，根據利瑪竇的第一位傳記作者熊三拔神父的記述，他在這些年里從未間斷與耶穌會教士的聯系，并最終放棄法律專業的學習，于1571年8月15日圣母升天節那天加入了耶穌會初修院。②對利瑪竇進行面試的便是后來向他發出“成為中國人”指示的耶穌會遠東觀察員范禮安神父。

耶穌會羅馬公學院（1573-1577）

1572年10月初利瑪竇被派往佛羅倫薩的耶穌會學校，在馬蒂諾•德福爾納里（MartinoDeFornari）老師執教的修辭班學習。1573年10月至1577年5月，他曾在耶穌會羅馬公學院文學高級班，即人文班和修辭班學習，并進修了兩年哲學課程。1577年末至1578年初，他在科英布拉（Coimbra）耶穌會學校學習了半年葡萄牙語和神學。1578至1582年，他在印度的耶穌會學校修完了神學課程。可以說，利瑪竇在入華前接受過完備的耶穌會學校教育，在這段漫長的學習歷程中，羅馬公學院的4年最為重要。事實上，利瑪竇在《信札》中曾多次提到過這段學習經歷，表達了他對羅馬公學院師生的思念之情，懇請他們不要忘記自己，并充滿感情地將耶穌會羅馬公學院稱作哺育自己的“母巢”①。耶穌會羅馬公學院是著名天主教大學——天主教格里高利大學（PontificiaUniversitasGregoriana）的前身。教學活動開始于1551年，當時的校名為“語法、人文科學和天主教學?！保⊿cuoladigrammatica,diumanitàedottrinacristiana,gratis）。真正的建校時間是1553年，因為在這一年，學校開設了哲學和神學課程。16世紀，以馬丁路德為首的宗教改革運動和各種裂教勢力蓬勃發展，天主教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作為教會內部的革新派，耶穌會致力于通過學校教育，在文學、自然科學、哲學和神學領域培養具有較高素養和堅定信仰的人才，并將福音傳播到歐洲以外的地區，皈化不同種族和文化的人民，以期彌補天主教會在歐洲失去的陣地，重振教會的聲譽。耶穌會文化教育理念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教育理念一致，即通過對拉丁語和古希臘語的學習，研讀古羅馬和古希臘時期的文學、哲學作品，以古代哲人的文風、思想為典范，以古典演說家為楷模培養具有淵博知識、雄辯口才、高尚品格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演說家。耶穌會人文主義教育旨在培養德才兼備并篤信天主教的人才，認為博學、品德和信仰三者缺一不可?！白诮毯图妓嚒保≧eligioniacbonisartibus）是至今還鐫刻在天主教格里高利大學教學樓正面的校訓。耶穌會人文主義教育特別強調培養學生的辯才，在辯術的學習和訓練方面，遵循昆體良（MarcusFabiusQuintilianus）在《論演說家的培養》（Institutiooratoria）中的教誨，以及著名哲學家、人文主義者洛倫佐•瓦拉（LorenzoValla）的理念。后者認為“人文主義教育旨在獲得真正的辯才，因為辯才是完美智慧的精髓，是最重要的藝術，它對于信仰的有效傳播大有裨益。”②事實上，從1553/54學年開始，每逢開學典禮，羅馬公學院都會公開舉行隆重的辯論活動。在3至8天的公開辯論中，羅馬公學院的教授和學生模仿古代演說家，用拉丁語、古希臘語和希伯來語就神學、哲學和文學等論題進行演講和辯論，向公眾展示自己的才學和演講技巧。辯論的優勝者將獲得西塞羅、維吉爾、荷馬等古典作家的作品集作為獎勵。隆重的開學典禮、精彩的演講和辯論活動吸引了上至主教下至普通市民等社會各階層人士的眼球，大大提升了學院的聲望。耶穌會羅馬公學院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大部分學生是非宗教人士，耶穌會士僅占不到學生總數的十分之一。據記載，1561/62學年，耶穌會羅馬公學院的學生總數已經達到910人；利瑪竇就讀期間（1574/75）學院人數激增至1330人，其中600人就讀于人文班，230人學習哲學，250人學習神學，另有250人主修道德神學；次年，學生人數更是增至1500人。因為大量生源流向耶穌會羅馬公學院，以至于同一時期的羅馬大學哲學、神學和文學院中的學生寥寥無幾。耶穌會羅馬公學院成功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五點：一是免費教學，二是當時羅馬缺少真正意義上的神學院，三是擁有一大批神學、哲學、文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頂尖人才，四是極高的學習效率和突出的教學成果，五是與同時期意大利其他大學相比，更注重對學生演講和辯論方面的培養和訓練。①然而耶穌會人文主義教育并不能等同于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教育，如果說后者旨在培養“善辯之人”（virbonusdicendiperitus）,那么前者則致力于培養“善辯之天主教徒”（vircatholicusdicendiperitus）。

《耶穌會教學大綱》（RatioatqueInstitutioStudiorumSocietatisIesu）

若要弄清耶穌會學校在16、17世紀的歐洲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探究利瑪竇耶穌會人文主義教育背景，有必要了解耶穌會學校的教學法，尤其是利瑪竇就讀期間文學院和哲學院的教學大綱。耶穌會成立之初并未預見到日后會在歐洲及其他地區建立起為數眾多的學校，并逐漸形成龐大的學校體系。在最初的十年間，隨著耶穌會學校網的不斷擴張，教學活動的不斷深入，亟待制訂一部用來指導所有耶穌會學校教學活動的章程?！兑d會教學大綱》是一部反映耶穌會人文主義教育理念，并以此為指導，確立耶穌會學校教學法和管理規范的綱要，其醞釀和編纂過程長達近一個世紀。自1569年第一部草案問世以來，編纂委員會吸納了來自意大利和國外耶穌會學校師生的大量反饋意見、建議，不斷對《大綱》進行修訂和補充，并于1586年和1591年先后頒布了兩個臨時草案。待到1599年《大綱》的最終版本在時任耶穌會會長克勞迪•艾奎維瓦（ClaudioAcquaviva，1543－1615）的主持下正式頒布時，利瑪竇已身處遙遠的中華帝國十七載?！兑d會教學大綱》中的教學法和管理規范源于巴黎大學。包括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在內的第一版《大綱》的起草者和修訂者均曾在巴黎大學學習過。而這段學習經歷使他們深信“巴黎模式”是最有效的。因此，他們將這一模式首先引入了耶穌會在墨西拿(Messina)的學校進行試驗，隨后又將其引入羅馬公學院，在結合文藝復興背景下意大利社會、文化現實對其進行調整后推廣到其他耶穌會學校。②（一）文學院教學大綱（Destudiishumaniorumliterarum③）1573年利瑪竇進入耶穌會羅馬公學院人文班學習，并在接下來的兩年內修完了人文班和修辭班的課程。據1569年問世的第一版《耶穌會教學大綱》的相關規定，我們得以對當時羅馬公學院文學院的年級劃分、課程安排、教學方法和學習內容有較為詳實的了解，從而比較準確地掌握利瑪竇就讀文學院高級班的學習情況。文學院被劃分為5個年級，5至3年級為低年級，也被稱為“語法班”；2年級和1年級為高級班，2年級被稱為“人文班”，1年級為“修辭班”。學生的考核和升級不以學習時間為準，而以對知識、技能的掌握程度為準，通過三個月或半年一次的考核，富于天賦或學習努力的學生有機會跳級。耶穌會羅馬公學院周一至周六上課，每天的教學時間為5個小時。教學分為兩個部分，即“講授”（lectio）和“討論”（disputatio）。這一教學法源于中世紀，由教師的“講授”和學生對教師所授課程難點進行“提問”（quaestiones）兩部分構成。這一方法被廣泛應用于文學院的教學活動中。在拉丁語和希臘語的教學中，《大綱》要求只以那些在語言方面最成熟、最優秀的作家為榜樣。西塞羅被視為古典拉丁語的楷模和典范，因此，對他的諸多拉丁文作品的研讀貫穿于文學院5個年級的整個學習過程。語法班的學生必須在打好“拉丁語語法基礎”的同時，通過大量的實踐訓練在3年級的時候達到“以純凈的拉丁語進行寫作”(orationislatinaepuritasloquendoscribendoque)①的水平。耶穌會認為拉丁文是世界性的語言，是傳教必不可少的工具，拉丁文學在道德、哲學等領域成績斐然；希臘文及希臘文明與拉丁文明同樣重要，她是哲學、自然科學和宗教的搖籃，人們用拉丁語學習寫作，用希臘語學習思考。因此，在利瑪竇就讀期間，從2年級，即從“人文班”開始，學生不僅要學習拉丁文，還要學習希臘文及希臘作家的作品?！靶揶o班”的教學重點是寫作、辯論和翻譯。《大綱》中特別強調，在這一階段的學習中對希臘文和希臘著作的學習不能少于對拉丁文和拉丁著作的學習。在整個文學階段的學習中，《大綱》指定的44部拉丁文作品中有30部是西塞羅的著作，其余的14部出自其他的歷史學家、詩人和作家之手。利瑪竇在羅馬公學院的兩位拉丁語教師分別為福勒尤•卡勒杜羅（FulvioCardulo）和賀拉斯•托塞里尼（OrazioTorsellini）。前者是當時教廷中最著名的拉丁語演說家，后者則因為一部修辭學著作和一部歷史著作而名噪一時。利瑪竇應該是以同樣的方式師從蔣彼得•馬非（GianpietroMaffei）學習希臘語，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②《大綱》在對拉丁和希臘文古典作品進行選擇的時候，除了考慮作者及作品本身在語言方面的造詣外，另一個重要標準就是作品必須“不違反良好的社會風俗”③?！洞缶V》要求刪除或替換作品中不利于對年輕人進行道德教育的部分，因此，《大綱》中列舉的拉丁和希臘作家，如狄摩西尼（Demostene）、柏拉圖（Platone）、修昔底德（Tucidide）、荷馬（Omero）、赫西俄德（Esiodo）、品達（Pindaro）、賀拉斯（Orazio）等作家的作品中有違天主教義的內容被一一刪除。①事實上，《交友論》、《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西琴曲意八章》等利瑪竇中文倫理作品中就包含了諸如愛比克泰德（Epitteto）、賀拉斯、荷馬、伊索（Esopo）、西塞羅、馬可•奧勒留（MarcoAurelio）、塞內卡（Seneca）等古希臘、古羅馬作家作品中的部分內容。②（二）哲學院教學大綱（Deartiumliberaliumstudiis）1574年10月至1577年5月，利瑪竇在耶穌會羅馬公學院哲學院進修了兩年哲學課程。根據1570年正式公布的第一版《耶穌會教學大綱》哲學部分的相關規定，哲學課程歷時3年。根據《大綱》規定，未修完哲學最后一年課程，即“形而上學”課程的學生不能開始神學課程的學習。③然而，早在1577年末，利瑪竇在葡萄牙的科英布拉耶穌會學校學習葡萄牙語時就已經開始了神學的學習，并于1578-82年在印度完成了全部神學課程的學習。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利瑪竇在羅馬公學院期間，因為相關方面的卓越才能，通過跳級等方式，用兩年的時間便修完了三年的哲學課程?！洞缶V》規定，哲學的研究完全圍繞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作品展開：“在邏輯學、自然和論理哲學以及形而上學方面須遵循亞里士多德的教誨?！?InlogicaetphilosophianaturalietmoralietinmetaphysicadoctrinamAristotelisprofiterioportebit.)④學生必須學習亞里士多德的以下作品：六卷《物理學》、《論天》（Decoelo）、《論生產和毀滅》的首卷和第二卷、《論靈魂》諸篇、《天象論》、《形而上學》及亞里士多德辯證法。哲學院在課時安排上較之文學院更加自由，除上午2小時的教師授課外，下午的3個小時學生可以獨自復習上午的課程并在老師的指導下分組討論。每個周六的下午，就一個事先選好的論題進行辯論。每個月舉行一次老師和學生參加的大型辯論。這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大綱》明確規定教師在授課時要對與天主教理論相左的哲學思想加以批判，并指出哲學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神學的學習進行鋪墊。在學習亞里士多德哲學體系的同時，學生還必須學習包括幾何學、算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透視學等在內的自然科學。1570年頒布的《大綱》自然科學部分規定“數學不能被忽視”（Mathematicaedisciplinaepraeteririnondebent）,即便是沒有天賦的學生“至少也要有關于圓的知識”(Spheraesaltemcognitionhabendaest)⑤。利瑪竇在羅馬公學院時教授哲學和自然科學的老師中，最著名的就是被他稱作“恩師”⑥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丁先生（CristoforoClavio）。他曾在1570年和1574年分別再版了喬瓦尼•達薩克羅伯斯科（GiovannidaSacrobosco）的《論球體》和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并加入了大量豐富新穎、見解獨到的評注。事實上，利瑪竇在華時與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前六卷以及與李之藻合著的《圓容較義》均是對丁先生評注的《幾何原本》及《論球體》的翻譯。此外，利瑪竇還在丁先生的實驗室中學習了星盤、四分儀、六分儀、日晷、機械鐘表、地圖、地球儀、渾儀等科學儀器的制作和使用。①1574至1575年，利瑪竇開始學習記憶法，并應摯友萊利奧•巴修內伊（LelioPassionei）之請為其寫作了《記憶法概要》，而這本手冊也成為利瑪竇來華后應巡撫陸萬陔之托為其子所作之《西國記法》的雛形。利瑪竇用中文撰寫的自然科學和哲學著作，以及親手制作的鐘表和各種科學儀器，為他在中華帝國贏得了“哲學家”和“世界上最偉大數學家”②的稱號，而這一切都要歸功于《耶穌會教學大綱》對數學等科學的重視。

在天主教會中，對于古典文化一直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一派主張排斥一切世俗文化，其代表人物是德爾圖良（Tertullianus）、安條克的狄奧菲魯斯（Teofilod’Antiochia）等，另一派以圖爾的貝倫林爾（BerengardeTours）、亞歷山大的克雷芒（ClementediAlessandria）、圣奧古斯?。⊿.Angostino）、彼特拉克（Petrarca）,洛倫佐•瓦拉（LorenzoValla）,埃拉斯莫（ErasmodaRotterdam）等人為代表，主張批判地繼承古典世俗文化中的精髓，通過對古典文化的研究為神學研究和信仰的傳播鋪平道路。耶穌會繼承了后者的傳統，試圖借助“古典世俗學者的學說”構筑“神學的殿堂”。因此，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曾明確指示：“所有學員應在語法及文學方面得到良好的培養„„（學院）必須開設包括詩歌、修辭學、邏輯學、自然和倫理哲學、形而上學、數學在內的一切為人們所接受的學科。因為耶穌會必須拿起一切‘武器’為傳教事業服務”。③1577年5月18日，當利瑪竇離開羅馬公學院，踏上奔赴遠東的漫漫征程時，這位接受過良好的耶穌會人文主義教育的年輕會士，注定會通過撰寫自然科學、哲學、神學作品，以及制作各種科學儀器，將歐幾里得的幾何學、亞里士多德-托羅密體系、文藝復興時期的天文、地理、繪圖等自然科學知識和古希臘、古羅馬文學、哲學、歷史等西方古典文化經典帶到東方古老的土地上；注定會以耶穌會人文主義者特有的對古代智慧和異質文化的開放精神審視中國古典文化和儒家思想，成為明末東西方文明偉大邂逅的見證者和推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