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教師論文：當代中外教師話語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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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周學恒鄧曉明工作單位：哈爾濱工程大學

研究設計

（一）研究問題本研究以周星和周韻［14］、李素枝［5］和謝曉燕［22］的3次研究設計為參考，以兩所同層次高校內執教交際性口語課程的中外教師為研究對象，擬研究中外教師在EFL課堂話語總量上是否存在顯著差異，中外教師在課堂互動中提問的類型及其比例，以及中外教師在課堂互動中反饋的類型及其比例。（二）研究對象本研究選取了同一城市相鄰的兩所同層次高校內的4名中國教師（CT）和5名母語為英語的外籍教師（FT）為研究對象，其中中國教師都承擔著2009級中文專業大學英語口語四級課程，5名外籍教師則承擔了2009級英語專業口語四級課程。（三）研究方法與步驟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和描述國內EFL課堂語境下中外教師課堂話語的特點，而不涉及任何課堂話語與教學行為之間的因果探討，因而采用以課堂觀察為主的自然調查法，并對教師進行了訪談。數據采集共持續兩周，其目的是獲取不同教師講授相同課程相同章節時的課堂話語。在未事先通知和不干涉課堂教學的情況下，筆者對9位教師進行跟班聽課，對各自講授的兩課時（50分鐘／課時）進行了完整錄音，在課后與同事一起轉寫錄音，并對音頻和文字材料進行了統計分析。

結果與討論

（一）中外教師的話語量調查發現，在EFL課堂內9位中外教師的話語總量無顯著差異。中外教師的話語總量分布在55％～77％之間，外籍教師的課堂話語略多于中國教師。在教師訪談中，外籍教師強調了學生的被動學習狀態：“在課堂上，學生帶著饑渴的心理在學習，但被給予交流機會時，卻常顯得不知所措，學生會在緊張狀態下用最簡短的話語進行應答，然后等待教師的反饋與解釋。”另外，部分外籍教師提出，學生知識面較窄，交流技巧匱乏，易犯口語中的常識性錯誤，需要教師在互動前先進行示范性表演。中國教師也提出了“學生在詞匯應用、交際技巧、思想表達等方面存在不足，導致學生開口講話時間不多，且應答偏短”的觀點。筆者認為，調查顯示了“教師主導”的教學狀態，學生處于交際的弱勢位置，甘于傾聽而非主動交際，這在國內EFL課堂中仍具有代表性，應引起教師及研究者的關注。（二）中外教師的提問盡管中外教師在訪談中均提出了“學生由于能力不足而需要教師事先大量示范”的觀點，但教師課堂話語還是以提問和反饋為主要形式，且中外教師在提問的形式上有差異。中外教師在提問頻數上差別不大，但在提問類型上具有顯性群體傾向。具體而言，外籍教師喜歡使用開放性的非限答式問題和參考性問題，更愿意尋求未知信息；而中國教師則大多偏愛使用限答式問題和展示性問題，樂于讓學生通過表達事先知道的答案來操練語言或檢查知識的掌握情況。（三）中外教師的反饋本研究參考Chaudron［4］的分類將收集的反饋數據分為肯定反饋和否定反饋，同時依據Cullen［21］的分類將其分為評價性反饋和話語性反饋。調查發現，中外教師都能對學生回答進行反饋，甚至對同一問題在不同學生回答后給出不同角度的肯定或否定反饋。中外教師都偏愛使用肯定反饋，少用否定反饋。中外教師在使用評價性和話語性反饋上存在群體差異：外籍教師比中國教師更傾向于話語性反饋，強調師生互動中的內容，語言形式具有寬容性；中國教師對于學生回答的語言形式及理解的準確性給予較多關注，時常會對回答是否可接受進行評價。另外，外籍教師間反饋使用差別較小，而中國教師CT2和CT4與另兩位教師在評價性和話語性反饋的運用上有顯著差別。CT2和CT4在提問時，更多地使用了參考性問題和非限答式問題，在反饋中表現為更多地使用了話語性反饋，這一結果與外籍教師反饋類型相似。中外教師的肯定反饋主要有機械性認可、表揚、重復、換說法和對回答進行擴展等形式。中外教師大多能夠采用積極的肯定反饋形式，在教學中或者鼓勵學生產出更多話步，或者深入闡述交互信息，但少數課堂中教師的肯定反饋仍顯得較為籠統與機械，表現為“ok”，“great”和“good”等機械性認可。

本研究由于受試的數量和代表性、學校層次、調查頻次等多項因素的限制，其結論僅是對EFL課堂內中外教師話語特點的窺視，但其反映出的問題仍值得關注。在國內EFL語境下中外教師都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以教師為主導的現象，學生甘于接受課堂內傾聽者的角色；中外教師課堂話語總量上沒有顯著差異，但具有群體性特征，這些特征與教學有效性之間的關系、對學生學習效度的影響等還有待后續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