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發展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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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運用分位數回歸模型，探討高等教育發展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研究發現，高等教育發展和城市化可以減少收入不平等，而經濟增長和失業會加劇收入不平等狀況。為了更好地發揮高等教育在縮小收入差距中的作用，高等教育資源應該向經濟不發達地區和低收入人群傾斜；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辦學質量和水平，進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入學率；降低高等教育入學門檻，大力發展職業教育。

關鍵詞：高等教育；收入不平等；分位數回歸模型

一、引言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經濟保持了快速增長，但是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并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經濟結構優化、社會和政治穩定等產生了不利影響。從收入差距水平來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收入差距處于合理的區間，雖然在1978－1987年收入差距變動較為明顯，但是總體上收入水平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1999年我國的基尼系數突破0．4的國際警戒線水平①，并在之后一直保持較高水平。改革開放后我國收入差距的擴大有其客觀必然性，一方面是打破平均主義的差異化發展戰略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結果。收入差距的適當擴大有利于調動全體國民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但是收入差距過大就會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不利影響。有鑒于此，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如調整區域發展格局、改變稅收政策和支付轉移政策、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在這些政策措施外，是否還有其他調節措施？本文認為高等教育的發展狀況也會對收入差距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本文運用分位數回歸的方法對收入不平等問題進行研究，探討高等教育發展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

二、文獻回顧

學術界關于高等教育發展對收入差距影響問題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類觀點。一類觀點認為教育的發展會縮小收入不平等狀況。如Becker，Chiswick（1966）［1］利用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等國的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表明教育是解釋區域間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教育水平的提高將會減少收入差距。GregorioJD，LeeJ（2002）［2］利用1960－1990年的面板數據驗證了高等教育發展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高等教育的發展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李明芳（2007）［3］認為教育總體發展水平的提高，將導致基尼系數下降，從而有助于改善收入的不平等。與此相對的另一類觀點認為教育的發展會擴大收入不平等程度。如Knight，Sabot（1983）［4］選取了坦桑尼亞和肯尼亞1971－1980年的數據，研究了教育對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表明教育發展會拉大收入差距。王小魯（2006）［5］認為高收入人群受教育的機會顯著大于低收入人群，會擴大收入的不均等程度，但是并未給出嚴格的證明。王海云等（2009）［6］根據重慶市1985年－2006年的數據，利用向量自回歸模型實證檢驗了教育對于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研究發現無論長期還是短期，高等教育的發展都會拉大城鄉收入差距。顏敏（2013）［7］運用泰爾指數實證檢驗了我國1989年－2009年的數據后認為，高等教育是工資差距形成的重要因素，可以解釋總工資差距的10％左右。還有觀點認為教育發展與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不是簡單的某種關系。如賴德勝（1997）［8］選取49個國家1996年的截面數據研究了教育擴展與收入不平等的關系。研究表明，教育擴展與收入不平等之間是倒“U”型關系。周金燕，鐘宇平（2010）［9］在1991－2006年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基礎上，采用整體分布反事實模擬法研究了教育擴展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研究發現教育擴展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呈現U型趨勢。此外更多的研究者支持了倒“U”型關系的結論，但是我國目前處于曲線的左側還是右側還存在爭議。如韓雪峰（2009）［10］基于1996年－2007年的數據研究了高等教育與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高等教育教育與收入差距呈現倒“U”型關系，目前我國已經跨越倒“U”型曲線的峰值，高等教育擴展會縮小收入差距。而白雪梅（2004）［11］、成謝軍（2014）［12］等人的研究均表明教育發展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我國目前處于倒“U”型曲線的左側，即隨著教育的發展，收入不平等狀況在加劇。本文認為高等教育發展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是存在階段性的，不能簡單地給定某種相關關系。與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不同之處表現在：一是運用分位數回歸方法，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與收入差距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二是在重點考察高等教育發展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基礎上，引入了經濟增長、城市化和失業率等參考指標，使得檢驗結果更具有說服力。在實證檢驗基礎上，本文提出了高等教育發展的意見和建議，以期更具有實踐意義。

三、模型設定和數據說明

（一）理論假設假設

1．高等教育發展程度越高，即高等教育入學率越高，高等教育越普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越多，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會逐漸縮小。假設2．經濟發展初期，人均財富增長會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短暫穩定之后，伴隨人均財富的增長，收入差距會逐漸縮小，因此收入不平等與經濟增學長之間呈現倒“U”型（Kuznets，1995［13］）。假設3．失業率越高，則收入差距越大，因為失業率的增加會顯著地影響低收入人群，拉大與高收入人群的差異（SenA，1973［14］）。假設4．關于城市化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為城市化會擴大收入差距（林毅夫和劉明興，2003［15］；Ling和Guoqiang，2009［16］）；有的學者認為城市化化會打破二元結構，促進人口流動，降低收入差距（陳釗和陸銘，2004［17］），還有的學者認為城市化對收入差距不是簡單地正向或負向作用，而是呈現出先惡化后改善的倒“U”型關系（周云波，2009［18］），本文比較支持這種觀點。

（二）參數和模型設定

1．參數設定本文的核心變量為：收入不平等（gini）、高等教育發展（hedu）；參考變量為：經濟增長（gdp）、失業率（unr）和城市化率（urb）。參數設定，參照經典的指標表示方法。其中收入不平等數據用基尼系數表示，這是表示收入不平等最重要的指標之一；高等教育發展的衡量指標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即指高等教育在學人數與適齡人口之比①；經濟增長采用GDP增長率，這是國際統計方法中對經濟增長度量最常用的指標之一；失業率用城鎮登記失業率表示，目前這個指標是我國衡量失業情況最權威的指標；城市化（urb）用城市化率表示，它可以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城市人口的比重，等于城市人口／總人口。2．模型設定在設定模型之前，需要首先考察基尼系數與其他變量之間的關系。通過對各變量與收入差距的相關性分析，我們發現gini系數變量與其他變量之間呈現近似的線性關系，因此我們設定模型如下：ginit＝ct＋a1thedut＋a2tgdpt＋a3tunrt＋a4turbt＋μt（1）其中，gini表示基尼系數，gdp表示國民收入，hedu表示高等教育發展，unr表示失業率，urb表示城市化率，ait（i＝1，2，…，4）表示系數，μ表示殘差項。

（三）數據描述

1．數據來源1978－2003年國家并未給出官方的基尼系數，本文采用1978－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中國統計摘要》數據進行計算整理，并參考了賀晉、李玲玲（2012）［19］的數據。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數據來源于《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1978－2012年），gdp增長率、城市化率等宏觀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78－2012年）。城鎮居民登記失業率數據來自《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1978－2012年）。2．統計分析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對樣本數據進行統計描述，觀察各變量的數據特征，以確定合適的研究方法。數據統計描述的具體情況見表1。J－B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各變量相伴概率值均大于設定的顯著性水平，接受原假設，樣本服從正態分布。但是統計分析結果也表明各變量均不是標準的正態分布。從偏度指標上來看：五個變量均不是標準或嚴格的正態分布，其中gini和gdp是左偏倚，hedu、unr和urb是右偏倚。從峰度值來看，由于各變量的峰度值均小于3，因此各變量較標準的正態分布更為陡峭。

四、模型檢驗和結果說明

（一）分位數回歸模型

傳統的線性回歸模型描述了因變量的條件分布受自變量變動的影響過程，其中，普通最小二乘法是估計回歸系數最基本的方法。該方法描述了自變量對于因變量的均值影響，但是這種估計方法對于數據有嚴格的限定，如要求同方差、無自相關、無多重共線性和正態分布等，但是實際的經濟數據往往很難同時滿足這些條件，使得采用傳統估計（如最小二乘估計）結果的有效性和無偏性受到了質疑。為了解決這一問題，Koenker和Bassett（1978）［20］提出了分位數回歸思想。分位數回歸是采用加權最小絕對離差和的方法對模型進行估計。模型的優點在于，一是能夠更加全面地描述因變量條件分布狀況，反映自變量對不同水平因變量的影響差異，包括極端值的影響，而不是僅僅局限于描述其條件期望（即均值）；二是，對誤差項沒有嚴格的假定條件，因此對于非嚴格的正態分布而言，其估計結果更加穩健。由于分位數回歸方法具有以上優點，因此該方法被廣泛運用于模型的估計和檢驗。由于本文的變量不符合嚴格的正態分布，因此運用簡單的均值期望分布描述各變量之間的關系是不準確的，選用分位數回歸模型進行擬合效果更好，回歸系數估計量也更加穩健；同時由于分位數回歸能更加全面地描述被解釋變量條件分布的全貌，而不是僅僅分析被解釋變量的均值，因此本文的回歸即采用分位數回歸方法。

（二）平穩性檢驗

為了避免虛假估計，首先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最常用的單位根檢驗方法，為了保持檢驗結果的穩健性，考慮了截距項、截距項和趨勢項、無截距項和趨勢項三種情況，檢驗結果如下：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各變量均為非平穩變量，但是一階差分后為平穩變量。

（三）參數估計

本文以收入差距為因變量，高等教育發展、經濟增長、城市化率和失業率為自變量，對各變量進行一階差分后，運用分位數模型進行參數估計，估計結果見表2。從以上回歸結果來看，各變量回歸系數均通過了假設檢驗，統計性意義顯著。

（四）結果說明

根據以上分位數回歸結果，同時結合各變量對收入差距影響的邊際效應，可以發現各相關因素對于收入差距的影響分布情況。具體分析如下。

1．高等教育發展對收入差距的影響

從回歸結果來看，高等教育發展的回歸系數為負。這表明，高等教育發展對收入差距有抑制作用，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高等教育入學率的增加將導致基尼系數的降低。高等教育發展對收入差距有非常重要的影響，高等教育會提升人力資本水平，而人力資本水平越高，其工資水平也相對較高，教育與收入是密切相關的。因此社會階層中接受教育的機會對收入差距就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當一個社會公民接受教育的機會不均等時，收入差距必然會進一步擴大，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收入高的階層比收入低的階層更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只有當一個社會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普及教育擴展的時候，才會使更多的公民能夠享受到高等教育的機會，從而對收入差距產生抑制作用。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已經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高等教育入學率的提升，表明更多人接受到了高等教育，這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縮小。從高等教育發展對收入差距影響的邊際效應可知，高等教育發展對收入差距的邊際效應從低分位點到高分位點呈現先上升再下降的趨勢，說明隨著高等教育入學率的提高，高等教育入學率對收入差距的邊際效應呈現先遞增后遞減的狀態。原因在于，在低分位點上，高等教育入學率處于較低水平，高等教育對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呈現出加速的抑制作用。在高分位點上，高等教育入學率較高，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發展對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在逐步減弱。

2．經濟增長對收入差距的影響

從回歸結果來看，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為正，這說明經濟增長對收入差距的擴大有正的邊際效應，即經濟增長拉大了收入差距的狀況。根據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1955年提出的倒“U”型曲線理論，經濟增長的初期，人均財富增長會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當達到頂點后，收入差距會逐漸縮小。造成這這種變化的原因在于，經濟增長的初期，經濟效率是首要目標，社會公平常常處于次要位置，同時由于此時二次資源配置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導致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而當經濟增長到一定階段后，國家會在強調經濟效率的同時更加關注社會公平，同時二次資源配置體制也愈加完善，稅收和財政轉移支付的收入調節機制會充分發揮作用，收入差距會不斷縮小。檢驗結果表明，我國的經濟增長目前處于倒“U”型曲線的左側。從經濟增長對收入差距影響的邊際效應可知，經濟增長對收入差距的邊際效應從低分位點到高分位點呈上升趨勢，說明目前我國經濟增長越快，經濟增長就越會擴大收入差距。原因在于，雖然目前我國已經注意到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收入差距狀況，但是由于收入差距的調整是一個長期過程，同時也面臨一些阻力，因此收入差距的改善任重道遠。未來經濟增長到達一定階段后，我國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或許會迎來拐點，經濟增長開始對收入差距產生抑制作用。

3．失業對收入差距的影響

從回歸結果來看，失業率的回歸系數為正，這說明失業對收入差距具有正的邊際效應，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失業率的增加將會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原因在于失業人口大多集中于低收入群體，失業率增加表明低收入人群就業人數降低，導致低收入人群與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從失業對收入差距影響的邊際效應可知，失業對收入差距的邊際效應從低分位點到高分位點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因為當失業率較低時，失業人口主要集中于低收入人群，并沒有影響高收入人群的就業情況，因此，此時失業率對收入差的拉動作用較大。當失業率處于較高水平時，失業情況不僅影響到低收入人群，也會擴散到高收入人群，此時雖然失業率會擴大收入差距，但是這種擴大效應會由于高收入群體失業人數的增加而抵消。進而呈現出在低分位點，失業對收入差距的邊際效應較高，高分位點，失業對收入差距的邊際效應較低的現象，這與理論假設是一致的。

4．城市化對收入差距的影響

從回歸結果來看，城市化率的回歸系數為負，這表明城市化對收入差距的邊際效應為負，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城市化率的增加會導致收入差距的縮小。首先，城市化進程中就業問題影響了收入分配問題，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就業崗位增加帶來的收入增加，減少了與城市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其次，城市化進程中逐步破除了一些制度障礙，將使收入差距縮小。從城市化對收入差距影響的邊際效應可知，城市化對收入差距的邊際效應從低分位點到高分位點逐步上升，但是上升幅度有限，這表明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對收入差距縮小的邊際效應處于遞增狀態。在低分位點，城市化水平較低，農村中具有一定技能和資本的高收入人群較早地進入城市，收入水平獲得了提高，而此時不具備一定技能和資本的人群進入城市往往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同時由于缺乏資本也無法獲得其他的資本收益和回報。城市化對收入差距的影響為正，并且邊際效應較高。但是這種情況隨著更多農村人口進入到城市而得到改善，因為一方面農村人口的大量減少會提高農村的勞動報酬，另一方面，隨著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就業，使得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減少。綜合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即城市化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呈現出先惡化再改善的狀態，這與理論上城市化對收入差距的倒“U”型假說是一致的。實證檢驗表明：高等教育的發展、城市化率的增加會降低收入差距，而經濟增長、失業率則會拉大收入差距。這表明我國的經濟增長仍處于倒“U”曲線的左側，隨著經濟增長，收入差距在逐漸擴大，而城市化處于倒“U”曲線的右側，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收入差距會逐步縮小。以上檢驗結果與模型的理論假設基本吻合。另外從邊際效應的影響程度上來說，以中位數回歸為例，失業和城市化對收入差距的影響要大于高等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五、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本文基于1978－2012年我國基尼系數、高等教育入學率及其他宏觀經濟數據，利用分位數回歸模型，實證檢驗了收入差距和高等教育發展的關系，得到以下結論：1．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有利于減少收入差距，雖然這種抑制作用還較小。高等教育入學率每提升1％，基尼系數就會減少0．629％。發展高等教育也是有效緩解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手段之一。2．經濟增長會拉大收入差距，表明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對收入差距的影響還處于倒“U”曲線的左側，隨經濟增長收入差距仍會出現拉大的情況。國民收入每增長1％，基尼系數將會增長0．213％。經濟增長對于收入差距的影響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一旦經濟增長到達倒“U”曲線的右側，收入差距過大的狀況就會出現改善。3．失業增加顯著地拉大了收入差距水平。失業率每增加1％，基尼系數會增加3．261％。失業是影響收入差距的重要變量，解決收入差距問題首先要解決就業問題。4．城市化對于收入差距的影響目前處于倒“U”曲線的右側，收入差距隨城市化的提升會逐步縮小。城市化率每增長1％，基尼系數下降0．256％。我國的城市化對于收入差距具有緩解作用，會改善收入差距過大的狀況。以上基本結論與本文的理論假設是基本吻合的。

（二）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結論，在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和深入改革的背景下，為了更好地發揮高等教育在縮小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應著重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1．在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辦學質量和水平的同時，進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入學率。提升高等教育入學率，可讓更多的人能夠享受到高等教育發展帶來的成果，增加高收入階層在人口中的比重，從而扭轉收入差距過大的狀況。2．轉變高等教育發展模式，大力發展職業教育。通過發展職業教育一方面可以緩解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另一方面也會提升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從而提高高等教育在整個勞動力市場中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縮小收入差距。3．在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上向經濟不發達地區、低收入人群傾斜。通過資源傾斜，使更多經濟不發達地區和低收入人群享受到更多的高等教育資源，從根本上提高低收入地區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改善收入不平等狀況。

作者:卜振興 單位:南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