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適應與翻譯行為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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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世界交流的不斷擴大和深入，翻譯作為人類交流的橋梁顯得更加重要，已然成為文化產業中一個重要的行業。從20世紀下半葉起，隨著語言學的發展，翻譯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尤其是在70年代的“語用學轉向”和90年代的“文化轉向”的研究開始以來，學者們著力于對語言層面背后能起到積極作用的一些因素進行研究，其中關于譯者主體性的研究引起了廣泛關注，他們打破對譯者地位的傳統狹隘認識，大力倡導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觀。米歇爾•克羅尼恩(MCronin)于2003年首次在其專著《翻譯與全球化》中明確提出“翻譯生態學”的概念，［1］從一個全新的視角闡釋了譯者主體性的相關理論。至此，自然學科中的生態學概念被應用于翻譯學研究中，形成了一股新的翻譯學研究熱潮。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一種以譯者為中心的主觀能動性活動，翻譯活動的順利進行及整個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都與譯者密切相關，“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學說為指導，探討‘翻譯生態環境’中譯者適應與翻譯行為的相互關系及基本規律?！保?］

一、后殖民語境下的譯者主體

性譯者主體性是指譯者在受到邊緣主體或外部環境及自身視域的影響制約下，為滿足譯入語文化需要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一種主觀能動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動性、目的性、創造性等特點。［3］在傳統譯論中，譯者的角色定位一直很卑微，在春秋時代，譯者被稱為“舌人”;在西方譯論中曾被稱為“仆人”?！吧嗳恕焙汀捌腿恕敝覍嵱谠Z作者或作品并真誠地為目的語讀者服務，因此，在進行語言文化轉譯過程中，譯者始終處在為他者服務的從屬角色。韋努蒂在《譯者的隱身》中提出譯者要隱去自己的個性，淡化譯者在介入原語和闡述目的語中的痕跡，使譯文透明。當今社會，譯者的地位還是不高，翻譯一部作品比創作一部作品的稿酬要低，在綜藝節目中口譯者的表現常被刪除。這種對譯者作用的忽視無疑是翻譯理論研究上的一個漏洞，全然忽略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發揮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對翻譯作品的巨大影響。

翻譯活動涉及兩種或多種文化之間的交流，不能脫離社會現實而真空地進行平等交流，它始終受到社會、歷史、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而深入其中的譯者更是如此。斯皮瓦克在她的論文《翻譯的政治》中就提出:“一切翻譯都不只是語言文字上的轉換，而是充滿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等文化批判意義?！保?］當今世界各種文化之間的分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變得模糊起來，使得不同文化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系和文化霸權侵略顯得更為隱蔽。作為一種具有強烈革命性和解構性的文化批評理論，后殖民翻譯理論認為翻譯是“殖民文化的產物，是帝國主義強權政治及文化帝國主義思想觀念對外進行霸權擴張的工具，是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在權力差異語境中不平等對話的產物”，［5］它注重對帝國主義文化霸權和強權政治的消解，立志要緩解處于強勢地位的西方文化長期以來對東方文化的主宰與話語權力壓迫。那么，作為翻譯活動主導者的譯者在消解強權政治和文化霸權中所發揮的作用便不可小視。胡庚申教授將這種翻譯活動和過程概括為“翻譯生態環境”，具體指原文、源語和譯語所構成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同時包含了源語、原文和譯語系統，是譯者和譯文生存狀態的總體環境，它既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又是譯者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前提和依據?？偠灾?，翻譯生態環境是影響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6］

由此可見，在后殖民語境下，為抵制帝國主義文化霸權和強權政治的不平等交流，它倡導譯者主體性能在翻譯規范的指導下得到充分的發揮，鼓勵譯者從弘揚本土文化的角度出發，在翻譯過程中自覺抵制異族文化的強勢遷徙，使社會規范和主體意識以互動的形式不斷影響和改變翻譯作品的軌跡，同時在翻譯生態環境中力保各文化群落之間的平等交流，時刻關注“‘語種生態’，保持不同語種之間的翻譯的健康平衡，從而維持翻譯生態系統的整體平衡”。［7］

二、生態翻譯學理論性研究現狀

近年來翻譯界的學者們在生態翻譯學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文學翻譯研究、哲學社科翻譯研究、商務法律翻譯研究、口譯研究等具有生態翻譯學性質的應用性研究。作為一種后現代語境下的翻譯理論形態，生態翻譯學將自然科學中的“生態學”特點與人文科學中的“翻譯學”研究相結合，是一種跨學科、多學科交叉的產物，是當代翻譯學理論研究的延伸與轉型，反映了翻譯學由傳統單一學科視閾轉向當代跨學科整合一體的發展趨勢。在國內，生態翻譯學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胡庚生、許建忠等。

胡庚生教授是國內最早提出生態翻譯學概念的學者。他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的“適應/選擇”學說為指導，探討“翻譯生態環境”中譯者適應與選擇行為的相互關系、相互機理、基本特征和規律，從“適應”和“選擇”的視角對翻譯的本質、過程、標準、原則和方法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釋，論證和構建了一個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適應選擇論”。在“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主題概念之下，該理論將“譯者為中心”的理念明確地體現在翻譯的定義之中———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同時，該理論運用“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提出并論證了翻譯過程中譯者的中心地位和譯者的主導作用，以及譯者“自我適應”的適應機制和“事后追懲”的制約機制。［8］由此可見，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是真正的主角，占中心地位并起主導作用，通過不斷展示自身的適應選擇與判斷創造能力，體現其自身的主體性，并在翻譯生態環境中不斷調整與適應，以維護翻譯環境的整體平衡和健康發展。

三、生態翻譯學視角下的譯者主體性研究

許建忠教授在他的《翻譯生態學》中曾作了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把處于全球化進程的世界比喻成一個大的翻譯生態系統，將“處理好整個村莊和所有村民之間的和諧關系”作為“一個迫切任務”。在生態翻譯學視角下，要想維護整個翻譯生態環境的平衡，譯者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尤為重要，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文化交流健康、平等地進行，進而才能保證地球村這個大的翻譯生態系統持續發展。但是，從目前的形勢來看，世界各國文化正如其經濟、政治地位一樣，同樣存在著不平等和霸權主義，在翻譯研究和實踐中也仍然存在強勢弱勢之分。

正如后殖民翻譯理論所表明的，在當今世界，西方強勢文化并未隨著其殖民統治的結束而畫上句號，相反，西方殖民語言非但沒有消解，反而更加深入地影響著原殖民地人民的語言文化。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數據表明，全球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印刷材料是以英語、俄語、西班牙語、德語及法語出版。［9］而全世界的語言約有3500種，由此可見，歐語系仍然是20世紀乃至21世紀的語言殖民列強，它本身已經形成了一個難以消解的文化霸權現象。

克羅尼恩曾指出，譯者要關注“語種生態”之間的平衡，然而現實卻表明，文化霸權、強權政治正在無時無刻地侵略和霸占原殖民地的語言文化和思想陣地，翻譯生態的發展并非如預期想象的那樣平衡，語種生態也處于不平衡的狀態。為了緩解這種文化霸權現象，譯者作為翻譯群落中的支配者，應該在國際文化交流中承認文化差異性，尊重異族文化并大力弘揚本土文化，充分考慮合適的翻譯原則、標準、策略以及譯者讀者的期待和其社會歷史背景，以建立和諧平等的文化關系為目標，克制文化優劣的偏見和翻譯霸權主義的形成，建立一個良性的翻譯生態系統循環。雖然在整個翻譯生態系統中，譯者的自主能動性和創造性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但正如自然生態系統中的生存法則一樣，譯者同時受著諸多因素的制約。例如，在世界翻譯生態系統中還存在著不同種群的小翻譯生態系統，生存在不同環境的譯者必然會因文化立場、審美價值、個人偏好等差異現象的存在而導致分歧。而正是由于這種或那種的制約因子的存在，所以說譯者的主體性地位也是相對而言的。主體性地位的確立不是讓譯者在翻譯中隨心所欲，而是為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換言之，整個翻譯生態系統的平衡和可持續發展都依賴于譯者的選擇和努力，尤其是在存在霸權文化的生態系統中，譯者需要通過自身力量力挽狂瀾，集重大使命于一身，勢必付出更大的努力，承擔更大的責任。

四、結語

翻譯活動本身并非簡單的文字轉換，而是一種文化和社會習俗的轉譯。傳統譯學傾向于將譯文與原文進行語言層面的靜態對比，譯文質量的優劣取決于其是否忠實于原文。事實上，翻譯的成功與否并不僅限于是否忠實傳達了原文的內容，也不局限于目的語讀者的反應如何，而在于譯者在衡量兩者之后把握的度是否科學合理。不可置疑，翻譯學的長足發展需要多角度多層面的動態系統研究，若只局限于語言層面的評判便會掩蓋譯者在翻譯活動中所起的積極作用。在翻譯文化霸權和沙文主義存在的今天，為保證世界翻譯系統的生態平衡，譯者一方面應盡可能地客觀準確地移植異族文化精髓，充分尊重翻譯生態系統中語種多樣性的客觀現實，真實再現原語種、原文化的本來面貌;另一方面，譯者應擺正自身在翻譯中的主體性地位，保持本土文化和身份意識，遏制強勢語種對弱勢語種的話語霸權侵略，以保證翻譯生態系統繁榮、健康、平衡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