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緒爾結構語言學認識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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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批評理論家柄谷行人否認索緒爾是結構主義思潮的開啟者，但在其批評實踐中，卻明確將索緒爾語言學視為遵循結構主義方法，并將其運用于對馬克思商品理論的闡釋中。在運用德里達解構主義理論回溯索緒爾語言學的政治背景時，柄谷行人也從側面體現出對索緒爾結構主義傾向的承認。因此，柄谷行人對索緒爾結構語言學思想的認識呈現出復雜性和矛盾性的特征。

[關鍵詞]柄谷行人；索緒爾；結構主義觀；矛盾性

近年來，學界對于索緒爾是否為結構主義思潮鼻祖這一問題，展開了十分激烈的爭論。有學者堅持認為，索緒爾是結構主義的正統代表；亦有不少學者認為，所謂“索緒爾的結構主義傾向”，只是雅各布森、列維－斯特勞斯等后世學者對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過度闡發，是理論的誤讀所致。日本學者柄谷行人作為活躍于當代批評理論界的知名理論家，以其一系列具有左翼傾向的著述受到國際學界的廣泛關注，并受到德里達、詹姆遜與齊澤克等西方著名哲學家的熱議。柄谷行人以索緒爾的理論闡釋并分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進入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家近現代美學、文化政治等領域時，體現出對索緒爾語言學方法的不同理解，由此這一理論難題的復雜性再次呈現出來。

一、關于索緒爾結構主義方法的認識

20世紀初，索緒爾的學生薛施藹與巴利根據索緒爾的課程筆記，整理并出版了《普通語言學教程》。此后，該書經特魯別茨柯依、雅各布森及列維－斯特勞斯等學者的闡釋、發展，逐漸建立起了結構語言學方法，其對西方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一般而言，學界認為索緒爾結構語言學的特征大致可歸結為對共時語言學的強調，以及對語言學外部規律即歷時性語言學的排斥。同時，認為語言符號的表意過程是在系統或結構中完成的。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索緒爾被視為結構語言學理論的開創者，并被視為結構主義的鼻祖。然而，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紛紛質疑索緒爾本人是否真的具有構建反歷時性、系統性的語言體系的意圖，這幾乎成為語言學史和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樁懸案。大約在20世紀70年代，柄谷行人在其多部著作中都曾論及索緒爾及其語言學方法，體現出他對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異常復雜的理解。一方面，柄谷行人明確否認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是近代結構主義思潮的肇始，而將這一思潮的開端歸于雅各布森對語言學的現象學還原，以及布爾巴基代數學[1]209，由此否定了“索緒爾曾提出語言學的共時性方法”的命題。但另一方面，在一系列具體的批評實踐中，柄谷行人卻不時體現出對索緒爾語言學方法的結構主義式理解和闡釋。事實上，柄谷行人本人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結構主義思想及方法傾向，集中表現在他透過事物表層結構探尋其深層結構的研究思維。在論述日本20世紀初的風景畫傳統時，柄谷行人發現，近代日本畫家在山水畫方面的創作并不是根據實際的山光水色進行描摹，而是在當時所形成的特定的繪畫觀念和技法的引導之下進行繪制，“在山水畫那里，畫家觀察的不是‘事物’，而是某種先驗的概念”[1]11，“山水畫家描寫松林時，乃是把松林作為一個概念（所指）來描寫，而非實在的松林”[1]17。羅蘭•巴爾特在其早年著作《零度的風格》中提出，法國近代文學在不同發展時期，擁有各自作為語言結構（langue）的總體創作風格，以柄谷行人的話來表述，“這種被純化的語言（結構）變成了一種寫作，即一種語言的價值，它隨著各種歷史情境而直接表現出了普遍性”[1]36，從而體現出鮮明的結構主義立場。值得注意的是，巴爾特的觀念與柄谷行人對近代繪畫風格的理解如出一轍，柄谷行人將時代繪畫整體風格視為一種規范畫家個性創作的“語言結構”，而將個性發揮視為“言語”，這樣，關于風格技法的整體觀念便規約著畫家的創作方式。顯然，在實際批評過程中，柄谷行人對作為批評方法的結構主義是持肯定態度的。此外，幾乎在柄谷行人撰寫《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的同一時期，西方學界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和索緒爾語言學都視為本質主義理論的體現，并對之相似性加以比較[2]。盡管柄谷行人明確承認馬克思與弗洛伊德各自的理論具有本質主義與結構主義特征，卻唯獨不愿承認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者身份。頗為有趣的是，柄谷行人對索緒爾語言學理論又從結構主義角度出發，以此作為與馬克思的商品理論進行比較與闡釋的理論基礎。關于馬克思商品理論的符號學特征，在柄谷行人之前，列斐伏爾、羅西-蘭迪、翁貝托•艾柯等學者已有論述。列斐伏爾從符號學角度界定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商品交換過程的基本特征[3]，艾柯則意識到馬克思商品交換理論的符號學特征對文化分析的重要意義[4]，羅西-蘭迪則對馬克思商品交換理論的符號學特征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剖析[5]。柄谷行人主要從索緒爾結構語言學角度，對馬克思主義交換理論進行了全新的闡釋。在西方思想傳統中，差異性命題往往是以同一性命題的反題形式被提出的。早在古希臘時期，索?？死账沟拿麆　抖淼移炙雇酢繁泱w現出對政治格局“同一性”的超越。此后，這種反對同一性、強調差異性的思維特質便開始在哲學及思想領域得以彰顯。柄谷行人認識到西方思想史中差異性思維的重要意義，并根據馬克思早年的博士論文，發掘出馬克思對事物規律中差異性及偶然性的認識，“我們就要隱喻地閱讀，換句話說，我們就有必要把既成的、被‘磨平’而固定的關系，重新放在任意性和差異性上去看。而這就是馬克思所做的?！盵6]17柄谷行人將目光聚焦于馬克思的商品及貨幣理論，試圖從中進一步尋找馬克思思想中的差異性訴求。柄谷行人認為，索緒爾關于語言系統內符號表意機制中差異性的論述，同樣是對古希臘以來的差異性認識傳統的延續與復現，而這種研究思路在西方學界業已獲得重視[7]。馬克思在界定商品的價值形式時，延續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關于人類社會屬性的認識，由此論及商品的基本社會關系屬性，及其作為交換價值所具有的具體體現方式，“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我們實際上也是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系出發，才探索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8]61，“一個商品的價值性質通過該商品與另一個商品的關系而顯露出來”[8]65。在柄谷行人看來，由于馬克思明確將語言視為人類社會關系屬性的產物，因此便在商品關系和語言關系之間建立起了隱喻式的類比關系[9]，他由此找到了以索緒爾語言學闡釋馬克思商品交換理論的論據。如前所述，索緒爾將能指間的差異性視為符號的基本表意機制，亦即語言“價值”的生成邏輯，“語言體系，是由一系列音響的差異與一系列概念的差異組合而成的”[10]。在他看來，馬克思同樣意識到，商品除具有其內在的使用價值外，還根據它與其他商品的比較和交換而相應地呈現出“交換價值”這樣一種根據商品間的差異性而呈現其價值的價值類型。貨幣的出現使得諸多具有相等交換價值的商品之間具有了統一的衡量尺度，換言之，這種由等值規律所構建的體系是由諸多使用價值互不相同的商品經由貨幣的中介而共同構成的。在由諸多等價商品共同構成的龐大體系中，每項具體商品所具有的相對價值便相當于索緒爾語言學體系中的“所指”，而諸多具有相等價值的商品所共同具有的“等價”則相當于“能指”。因此，等價商品間便像索緒爾所描述的語言符號一樣，具有了由同一系統所形成的符號關系。同時，不同量的商品以其各自的使用價值構成某種共同的、且不斷擴大的體系，“商品的相對價值表現是未完成的，因為它的表現系列永無止境”[6]80。這樣，任意兩種具有等價形態的商品之間便可以互為“能指”與“所指”。由此，柄谷行人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價值’，有的是互不相同的使用價值的關系，更貼切地說，只存在著‘差異’的游戲?！盵6]30顯然，在這里柄谷行人以索緒爾結構語言學為參照系，通過對馬克思商品理論結構主義式的解讀，體現出將索緒爾語言學視為結構主義方法的認識。這樣，柄谷行人便在馬克思商品體系與索緒爾結構語言學傳統之間建立起穩固的關聯。更為重要的是，柄谷行人認為，語言體系與商品體系的差別在于語言體系的形成有賴于一種類似于柏拉圖“理念”（idea）的作用。如果說商品體系是一種去中心化的體系，那么對于語言系統的結構而言，則隱秘地存在著一種能夠支配系統內部組成部分的結構、系統，抑或“中心”，“在語言系統（langue）里，……支撐著一種柏拉圖式常識的——即普遍認為各個語言都各自具備其內在意思（=概念）——還是一種‘看不見的中心’。……可惜，索緒爾卻沒有試想過這種‘系統’本身的由來”[6]30。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在其轉換生成語法理論時，以笛卡爾的唯理主義觀念為理論基礎，將人類的語言能力視為先天生成的，學界一般認為，這正是喬姆斯基受到正統結構主義觀念影響的明證[11]。與喬姆斯基相似，柄谷行人同樣將人類語言能力視為一種先天的、先驗的存在形式，這種形而上學觀念再次體現出其結構主義方法的傾向。

二、對索緒爾結構語言學的政治視角解讀

除了以馬克思商品理論來觀照索緒爾語言學，并暗示索緒爾是結構主義者的觀點外，柄谷行人又以德里達的后結構主義觀念來反觀索緒爾，從側面印證了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結構主義傾向。柄谷行人非常偏愛以源自索緒爾語言學的其他思想體系為參照系來回溯索緒爾的語言理論。眾所周知，德里達曾提出西方思想建立在語音中心主義基礎上的著名觀點，認為語音對思想及話語的表述壓制了通過書面語途徑的表述。柄谷行人則從政治和歷史角度指出語音中心主義在文化政治中的重要性，并提出這一現象不僅存在于西方文化中，而且對于東方世界的日本等國家而言，也具有適用性。柄谷行人意識到，在世界歷史上的不同民族國家，往往通過發展本國或地域的俗語，與某種長期影響和支配本國或地域思想體系的“標準語”分庭抗禮，例如，中世紀以來歐洲不同地區所形成的意大利語、德語、西班牙等俗語，以及與歐洲政教合一體制相適應的拉丁語，即是如此。柄谷行人注意到，標準語往往以書面語形式作用于對不同民族的社會制度、思想體系的規約之中，具有某種立法作用。在列斐伏爾看來，“書面語”（writtenwords）往往以其書寫形式對人類社會及政治領域進行立法性規約[12]。柄谷行人的“標準語”概念，顯然與列斐伏爾所說的“書面語”存在相似之處。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標準語確實發揮了政治—宗教中心對民族國家或地域進行思想統攝和制度規范的作用。例如，拉丁語作為中世紀天主教羅馬教廷的官方語言，成為支配歐洲不同國家和地區思想體系及社會行為規范的標準語言，而不同民族國家或地區的俗語卻具有相當明顯的民族性和民主性特征。需要指出的是，18、19世紀歐洲各國浪漫主義文學的興起，同樣伴隨著俗語對標準語的沖擊和重構，這是柄谷行人未能充分提及的一個事實。不過，柄谷行人關于“標準語與俗語”關系的探討，由西方歷史轉向東亞歷史，他指出，在東亞儒教文化發展史上，漢字作為向中國周邊國家及地區傳播儒教政治及世俗禮儀的工具，同樣發揮了標準語的文化政治功能。學界一般認為，索緒爾將語言學研究的中心置于語言現象的探討上，而刻意忽略了文字的重要性。柄谷行人卻指出，索緒爾事實上認識到了文字的重要性，“進入時間中的語言學之分類，正因為語言被寫下來了，故其分類才成為可能。因此，我們并不是不承認文字的重要性”[1]197，其突出地體現為文字在記錄某種文明方面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歷史上，往往存在這樣一種規律：由于標準語往往以書面語或文字形式出現，俗語往往以口語形式流傳，由于政治中心有時并未對標準語語音進行任何官方的權威界定，因此標準語在其施加影響的區域內，往往被普通民眾賦以不同的語音，由此人們擁有了自己的口語發音方式的同時，相應地產生了屬于本民族或地域的民族意識。如柄谷行人所言：“造成聲音中心主義的是反拉丁語的指向，也就是邁向方言白話的聲音語言的指向。聲音中心主義是現代民族國家特有的現象?！盵13]144盡管如此，標準語仍將其一系列語法規范鐫刻于不同的俗語之中，并對其產生與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由此，索緒爾便擔心這樣一種情況的發生：一旦政教中心或宗主國覆滅，以文字書寫而成的標準語隨之不復存在，那么受標準語影響的、且僅僅以語音為載體的俗語將以怎樣的途徑獲得保存。顯然，語言的政治和歷史因素是語言現象得以產生的根本原因，但這些因素的消逝也將造成語言現象隨之不復存在的危險，“語言不會死亡，也不會壽終正寢，突然猝死卻是可能的。它的死法只有一種，就是由于完全外在的原因被徹底抹殺”[13]141。因此索緒爾認為，唯有將語言現象的共時性內在規律從與歷史現象的糾纏中梳理與解放出來，才能使對語言的理解和研究真正得以保留，而他所創立的被視為共時性維度的標志的“語言結構”（langue）概念，事實上并不像許多學者所說的那樣，意味著某種帶有政治權威性的標準語言，而是“針對那些會因為國家性的語言而消亡的、不能明示其時空邊界的語言的概念”[13]145-146?？梢?，柄谷行人提出索緒爾在其語言理論中呈現出對語言共時性規律的研究，不僅是對此前西方歷史語言學的反駁，更是從政治角度出發，盡可能地消除政治因素對語言學的浸染，試圖通過對語言內在規律的發掘，維護和保全不同民族俗語的自身語言形態，并以此隱含地表現出其語言學理論建構深層的歷史邏輯與政治思維。顯然，索緒爾是通過對語言現象中政治因素的排斥，由此體現出對語言學內部因素及結構主義研究維度的重視。

三、柄谷行人對索緒爾結構語言學理解的矛盾性

不難看出，柄谷行人一方面將索緒爾語言學所遵從的共時性原則視為一種闡釋其他研究對象的方法，另一方面又對索緒爾語言學進行了歷史性觀照在這兩種研究途徑之間，呈現出關于索緒爾結構語言學明顯的矛盾性。首先，柄谷行人認為馬克思所構建的商品體系是一個根據其內在組成因素之間的差異性所形成的系統。他以索緒爾語言學理論作為參照系，認為馬克思商品體系與索緒爾語言體系具有鮮明的異質同構關系，兩者都將各自研究對象——商品與語言——視為一個封閉體系，商品的交換價值與語言的符號意義都源自其在各自系統中與其他組成部分之間的差異。顯然，柄谷行人是從一種正統的結構主義系統觀念和典型的共時性方法角度，來審視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的。同時，將索緒爾的“結構”觀念和柏拉圖的“理念”概念視為具體事物的形而上學基礎，從而體現出與喬姆斯基結構語言觀十分接近的思維邏輯。這都說明柄谷行人對索緒爾結構主義者身份的承認。其次，柄谷行人通過對索緒爾生平及其所處政治及歷史語境的分析，發現了索緒爾進行語言學研究具有的歷史性方法，然而，他僅僅是將歷史性方法視為索緒爾語言學理論得以形成的外在思想因素，而未能認識到對歷史性的排斥正是其語言學研究的共時性邏輯得以形成的基礎。所以說，柄谷行人并未真正否認索緒爾結構語言學的共時性方法，而是從索緒爾對歷史與政治反感心態的考察出發，反證其共時性邏輯所具有的歷史淵源。也就是說，柄谷行人不經意間采取了一種類似于詹姆遜的“元評論”的批評方法。正如詹姆遜所言：“形式主義學說的含義，最終會流溢到作品之外而進入生活本身?！盵14]6對于貌似排斥歷史性因素的結構主義方法，柄谷行人從歷史維度予以審視，由此證明了索緒爾結構語言學帶有一種形式主義的特征?？梢?，盡管柄谷行人試圖否定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乃至結構主義鼻祖的身份，但其關于馬克思商品理論的批評實踐，以及對索緒爾語言學社會語境的考察，都體現出對索緒爾結構主義方法的肯定，其并未真正否定索緒爾的語言學邏輯。綜上所述，以馬克思的商品理論為參照系統，柄谷行人對索緒爾語言學立場及方法的認識體現出他對結構主義認識的復雜性和含混性。這不僅體現出柄谷行人本人對業已成型的、作為批評方法的索緒爾結構語言學的認可，以及從思想史角度否認索緒爾結構語言學理論傾向之間的矛盾。同時，他的這種矛盾態度也體現出學界關于索緒爾語言學觀念是否源于結構主義這一難題的內在矛盾。

作者:張碧 單位:西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