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與戰后中東社會現代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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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是伊斯蘭教的發源地和傳播地。伊斯蘭教是一種涉世性極強的宗教，政教合一、族教混同、兩世兼重是其根本特點。所以，在中東現代化啟動、發展乃至受挫的過程中，伊斯蘭教與其緊密相隨，相伴而行。既體現了與現代化的矛盾和沖突，也表現了與現代化的適應性與相容性。[1]從戰后中東社會現代化進程的角度出發，探討伊斯蘭教及其改革與中東社會現代化進程的相互關系，研究世俗化與伊斯蘭教發展對中東社會現代化產生的影響，對于揭示中東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及其前景具有重要意義。

一、伊斯蘭教與政治制度的演進

戰后中東地區政治發展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相繼誕生了一批現代民族國家。這些民族國家紛紛以政治的或文化的民族主義為立國之本，以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國家與民族的利益為根本宗旨，以發展民族經濟從事現代化建設為基本目標，在上層建筑領域則以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的世俗化為基本方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傳統伊斯蘭教的社會基礎，降低了伊斯蘭教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致使傳統伊斯蘭的政治思想一度受到冷遇，甚至是某種程度上的衰落。盡管在這些國家的憲法中還抽象地肯定伊斯蘭教的重要地位，規定伊斯蘭教為國教，國家元首也要由穆斯林擔任，但實際上官方的意識形態、政治體制、政黨組織、議會制度以及政治領導作用等方面還是以世俗化為基本點。伊斯蘭教基本上被置于從屬于國家政治的地位。所以，戰后初期直到60年代末期，伊斯蘭教在政治方面的主導作用僅僅體現在是作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的一種補充，它只是為國家政權的正義性、合法性、莊嚴性提供了一種傳統依據和神圣的象征。[2]

但是，60年代末開始，隨著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興起和迅速蔓延，伊斯蘭教在中東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漸加強。各國政府紛紛利用伊斯蘭教來加強自己政治的合法性基礎，各國政府的議會在制定、頒布并實施一系列內外政策時，均以伊斯蘭教為價值判斷標準，以爭取各階層穆斯林的支持。他們還在一些官方文件和大眾傳媒中盡可能地使用穆斯林熟悉的伊斯蘭語言，并依靠宗教權威機構來解釋各項政策的“合法性”。一些國家的政府還出巨資幫助宗教組織和宗教活動，就在推行“世俗化”最為積極的埃及、土耳其等國的政府也都十分注意利用伊斯蘭教來改變其“世俗”形象，而不再特別強調和推行“政教分離”了。[3]

在一些中東國家，伊斯蘭教成為組織反對本國政府的旗幟和工具。在這些組織中原有的伊斯蘭反對派組織的活動日趨活躍，名目繁多的新組織也紛紛出現。其中影響最大的有埃及、敘利亞、約旦等國的“穆斯林兄弟會”，伊拉克的“號召黨”，土耳其的“救國黨”，黎巴嫩的“阿邁勒運動”和“真主黨”，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革命陣線”等。各國的反對派組織一般都利用伊斯蘭教抨擊當權者推行的政策違背了正統信仰，違反了伊斯蘭教法，破壞了伊斯蘭傳統社會。甚至認為民族國家本身就是違反伊斯蘭教義的。并號召人民應該起來推翻現存政府，重新建立真正的伊斯蘭政府。他們往往利用穆斯林群眾對現實不滿的情緒，掀起民眾運動，反對執政當局。一些極端組織和激進分子還采取綁架、暗殺、劫機、襲擊政府官員等暴力手段與政府進行斗爭。伊斯蘭組織對中東政治影響最大的事件是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勝利。

當代伊斯蘭教在中東政治中的作用還體現在這些國家的對外政策上。早在戰后初期埃及與沙特爭雄抗衡的斗爭中，雙方就都以伊斯蘭教為對外政策的工具。納賽爾執政時期特別強調伊斯蘭教在對外政策中的作用，專門發起成立了世界伊斯蘭教大會，作為聯系和影響保守的阿拉伯國家的一條渠道。沙特阿拉伯則利用其豐富的石油資源和擁有麥加和麥地那兩個伊斯蘭圣地的有利條件，發起成立了伊斯蘭世界聯盟，用泛伊斯蘭團結來對抗以埃及為代表的激進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第三次中東戰爭后宣布成立的伊斯蘭會議組織成為伊斯蘭國家走向聯合的政治標志，這一體現泛伊斯蘭團結精神的國際組織，強調伊斯蘭國家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相似的文化傳統和近代歷史遭遇，在國際事務中要加強團結，廣泛的開展合作。

此外，在中東國家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上伊斯蘭教也有重要影響。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中東伊斯蘭國家往往以伊斯蘭作為其決策的基礎。如在阿以沖突問題上，各國就有比較一致的立場，即支持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特別是第四次中東戰爭以后，以沙特為首的阿拉伯國家產油國以石油禁運為武器，對在戰爭中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大國予以反擊，使美國、西歐和日本的經濟遭到沉重打擊。前蘇聯出兵阿富汗期間，中東伊斯蘭國家也一致支持阿富汗“圣戰者”游擊隊的抗蘇斗爭。在塞浦路斯的希土沖突中，多數中東國家也站在土耳其一邊。各種國際性的泛伊斯蘭組織還頻繁的舉行會議，促進各成員國之間的團結與合作，協調對外立場，以便在當代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

二、伊斯蘭教與法制體系的改革

戰后中東國家普遍進行了一場影響較大的法制改革運動。首先，限制伊斯蘭教法的適用范圍。多數國家都通過調整政教關系和推行世俗化的政策來削弱伊斯蘭教法的影響，但在表面上又不得不抽象地肯定伊斯蘭教法的地位，包括在憲法中規定伊斯蘭教為國家或官方宗教。也就是說，伊斯蘭教在這些國家中主要是作為一種手段或工具而受到重視的。它的有效范圍主要在穆斯林宗教、家庭和個人生活方面發生作用，在國家政策和經濟領域，教法的影響則越來越小。

其次，改革傳統的司法制度，建立和完善現代司法體系。戰后中東國家的司法制度改革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取消傳統的沙里亞法庭，建立單一的世俗法院體系。如埃及在1955年宣布廢除了沙里亞法院，由全國統一的司法系統行使司法權。伊朗在伊斯蘭革命前的1976年就已基本上建立起歐化的司法系統，法官和檢察官都由政府任命。[4]利比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阿富汗等國也都相繼廢除了沙里亞法。二是仍保留沙里亞法院，但通過改組審判制度、修訂審判程序使之更加完善。如在傳統的沙里亞法院之外，設立世俗的司法機構，以逐步縮小伊斯蘭教法的范圍。沙特阿拉伯、卡塔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海灣國家大多采用這種制度。三是將沙里亞法庭納入到國民司法體系，使之降為輔助法庭或民事調解機構，而不再是獨立的司法機構。伊拉克、敘利亞、約旦、也門等國家采取了這種方式。[5]

再次，改革實體法，在這方面，多數中東國家都頒布了刑法、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商法及其他涉及現代社會的法律法規。其中意義最大的當屬婚姻和繼承法的改革。它們一方面吸收西方的某些法律原則，另一方面根據現代社會的需要，對經訓的有關規定和各教法學派的權威論著進行新的解釋。一些國家對多妻制還加以限制，一系列與婚姻問題有關的單行法規也先后制定，如敘利亞的《私人身份法》、伊拉克的《私人身份法》、伊朗的《家庭保護法》等。繼承法的改革旨在維護以父母、子女為主體的現代家庭的權益，主要是通過引進西方的代位繼承原則，擴大遺囑繼承范圍和子女親屬的繼承權等方式，對傳統繼承制度中不合時宜的規定進行修改和補充。

法制改革是戰后中東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其主要成果加速了中東社會現代化進程。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伊斯蘭復興運動的開展也出現了一股強烈要求恢復傳統伊斯蘭法的潮流，有些國家還全面恢復了伊斯蘭教法。如1980年伊朗憲法就宣布：國家的所有法律、法規必須依據伊斯蘭準則，霍梅尼還聲稱，除了真主的法律，任何法律在伊斯蘭共和國都不能生效。當然，一些國家傳統伊斯蘭法的恢復甚至強化，并不能從根本上扭轉中東法制改革的進程。

三、伊斯蘭教與經濟關系的調整

伊斯蘭教對戰后中東經濟生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金融、稅收和保險業等方面。

伊斯蘭銀行的建立與發展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伊斯蘭教對經濟的影響。70年代以來，在一些伊斯蘭國家的積極推動下，伊斯蘭教法學家和經濟學家大力倡導的伊斯蘭銀行得以建立并發展起來。1972年，埃及政府投資200萬美元支持阿赫邁德·納加爾在開羅創建了納賽爾社會銀行。這是戰后中東第一家面向城市客戶的伊斯蘭銀行，其主要業務是發放無息短期信貸，也兼有常規銀行的部分職能。到1979年，該行已在全國各地開設了25家分行。繼納賽爾社會銀行之后，阿聯酋迪拜的石油巨商于1975年創建了迪拜伊斯蘭銀行，該行是一個綜合性無息銀行，開展多種業務，尤以大型工業項目投資為主，所以，其職能類似于投資公司。該銀行成立不久，就向海外擴展，在開羅設立分行，并向其他國家銀行投放資金，獲得了相當可觀的利潤。此后，中東伊斯蘭世界興起了一股伊斯蘭金融熱潮，建立了一批伊斯蘭世界興起了一股伊斯蘭金融熱潮，建立了一批伊斯蘭金融機構。具有代表性的如：伊斯蘭開發銀行(沙特)、巴林伊斯蘭銀行、埃及費薩爾伊斯蘭銀行、伊斯蘭國際投資開發公司(埃及)、約旦伊斯蘭金融投資銀行、卡塔爾伊斯蘭銀行、科威特金融事務所等。[6]伊斯蘭銀行的建立與發展在中東經濟生活中產生了較大影響，它有利于伊斯蘭國家間開展國際經濟合作，也逐漸地改變著人們的金融觀念。

天課制度對中東經濟生活產生著重要影響。天課只是伊斯蘭的“五功”之一，是當今中東國家的主要歲入。據有關資料，天課歲入約占沙特阿拉伯國民毛收入的10%，年收入超過10億里亞爾，在其他伊斯蘭國家約占4%。[7]天課由專門的機構負責征收，統一管理。稅入主要用于濟貧和社會福利事業。這種做法有利于調節社會分配，縮小貧富差別，被視為伊斯蘭社會平等、經濟公正的體現，受到了各國政府和宗教界的重視。同時，它也是當代伊斯蘭教法學家和經濟學家關注的重要問題，有些學者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對天課制度進行詮釋，在諸如課稅范圍、稅率和天課收入的分配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見解和主張?？偟恼f來是希望用這樣一種稅收制度解決經濟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實際問題。

伊斯蘭教對現代保險事業基本上持一種批判和排拒態度。認為保險活動含有投機、賭博、放債取利等因素，與伊斯蘭教主張的經濟公正、誠實經商等原則相悖。而且認為保險活動會誘導世人熱衷于追逐財富而忽視精神財富，從而導致宗教生活松馳、道德淪喪。因此，中東國家的保險事業受到制約，盡管還沒有一個國家絕對禁止一切保險活動，但事實上也沒有一個國家對之開綠燈。從目前情況看，保險活動基本上限于教法許可的范圍內，保險公司原則上不得以盈利為目的，不得在伊斯蘭國家公開刊登廣告、招攬生意。由于宗教觀念的束縛，人們的保險意識淡薄，對家庭和個人財產保險的極為少見；又由于伊斯蘭教認為穆斯林的生老病死皆為安拉先前所定，所以人壽保險被絕對禁止。結果導致現代保險事業在中東伊斯蘭國家未能得到充分的發展。

四、伊斯蘭教與社會生活的變遷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新技術革命的影響和推動下，掀起了現代化的第三次大浪潮。這是一次真正全球性的現代化大浪潮，它使處于現代化“邊緣”的那些國家也都提出了“現代化”的發展目標，中東作為現代化啟動較早的地區又一次受到了大潮的猛烈沖擊。在現代化的沖擊下，中東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城市化的迅速崛起和發展是社會生活發生變化的突出表現之一。據世界銀行1992年的《世界發展報告》，中東地區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由1965年的35%上升到1990年的51%，1965—1980年，城市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為4.6%，整個80年代，年均增長4.4%。[8]到1996年，中東地區城市化平均水平達到58.8%，大大超過世界平均水平(45.7%)。[9]城市化的飛速發展，使得中東地區出現了像德黑蘭這樣人口超過1000萬的特大城市。[10]當然，中東地區這種城市化并不能完全說明它已經實現了現代化，但是，按照現代化理論，城市化畢竟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它在一個側面反映了中東社會現代化的進展情況。因為高速的城市化不僅提高了人們的生活質量，也促進了建筑、制造、交通運輸、商業、金融、旅游及其他服務業的發展，提高了國民收入。

婚嫁習俗的變化也是社會生活變化的重要標志。傳統的伊斯蘭教法確認多妻制，這種習俗沿襲了1000多年未有大的改變。20世紀初古老的奧斯曼帝國首開了婚姻制度改革之先河后，其他國家也陸續制定頒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其主要內容是對多妻制加以不同程度的限制。如有些國家通過監禁和罰款等方式限制多妻；有些國家嚴格限制丈夫的單方面休妻，并在法律中規定了離婚的理由，不但協議離婚為法律所允許，而且妻子被授予某種提出離婚的權利；有些國家則在很大程度上強調了當事人的婚姻自主權。但從中東目前情況看，婚姻狀態卻是五花八門，多妻制事實上大量存在，在有些地處偏遠落后地區的部落還存在某種形式上的群婚狀態。

婦女地位的提高更能說明戰后中東社會生活變化的情況。首先，許多國家制定了保護婦女基本權益的法律，除了婚姻方面的一些規定外，在財產繼承關系方面也廢除和限制了傳統的以父系繼承為中心的不合理繼承制度，婦女和母系親屬的繼承權益得到了改善。其次，戰后中東許多國家的婦女已經不僅可以接受教育、就業，甚至可以從政。這表明婦女已經擺脫了傳統伊斯蘭教的規范和約束，融入現代社會潮流之中。70年代以來，阿曼婦女社會地位發生了很大變化，開始享受與男子同等的教育和社會福利，參加工作的婦女也越來越多。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后不少阿曼婦女在政府部門嶄露頭角，1994年，阿曼婦女終于獲得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仆?、約旦、埃及、土耳其等國在婦女解放道路上也走在前列。即使對婦女的社會和智力發展有種種限制的沙特阿拉伯，婦女的命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自費薩爾國王執政以來，沙特的婦女已獲準越來越多的參加國家生活。[11]第三，婦女組織相繼出現。近幾十年來，中東國家出現了許多像婦女協會、慈善協會和女童子軍這樣的婦女組織，這些組織的活動日益頻繁，影響越來越大。如約旦的主要婦女團體“約旦婦女聯盟”一直為婦女爭取那些被政府或其他公共團體所忽視的基本權利。1958年，科威特婦女掀起了“告別面紗”運動，到70年代，科威特婦女已經可以身著時髦服裝在大街上行走并且不必帶面紗。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上，科威特政府代表團提出了禁止歧視婦女、保護婦女權利、有效發揮婦女的社會作用等一系列原則，受到了大會的重視。當然，中東婦女的社會地位還有待進一步改善，而且前進道路上阻力和困難還會很多，中東廣大婦女正殷切地盼望著人道、公正、充滿仁愛的世界早日到來。

戰后中東社會生活方面最為奇特的一種現象就是以色列的社會經濟組織“基布茲”?；计?kibbutz)是希伯來語“集體定居點”的音譯，也有人把它譯為“農業合作社”或“集體農莊”。它是以色列大社會中的小社會，一個具有特殊價值觀和特殊生活方式的小社會。到1989年，基布茲的總數已達270多個，在其中生活的總人數為12.5萬多人。占全國總人口的2.7%以上，[12]經營著全國35%的土地。[13]基布茲創立時只經營農業，20世紀60年代以后，它所經營的工業、制造業和旅游業都有了很大發展。基布茲的基本原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它的一切財產和生產資料均為全體成員所共有，實行民主管理。成員之間完全平等，共同勞動，共同生活?；计澇蓡T之間沒有金錢往來，成員也不領取任何報酬或工資，生活的一切基本需要全部由基布茲提供。這樣，基布茲既是農村的一個基本生產單位，又是一種社會基層組織形式，在加上它還具有平戰結合的特點，實際上成為一個農工商軍四位一體的社會組織。[14]基布茲的出現，體現了以色列人用自己的勞動實踐對理想社會的追求，也體現出了早期錫安主義的烏托邦傾向和打破舊日猶太人與世隔絕的生活意愿。在其一個世紀的發展歷程中，為以色列國家建立和發展做出了特殊貢獻。但近年來，基布茲的數量和性質都在發生著變化，其影響也在減弱。

五、伊斯蘭教與文化教育的發展

國內外從事現代化研究的專家學者普遍認為，一個成功的現代化進程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民族)綜合實力持續不斷增強的過程，它的基礎和核心是人的素質的現代化。而實現人的現代化，關鍵在于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在于國家和社會對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視并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戰后中東各國在發展文化教育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在文化方面，中東伊斯蘭各國由于中東國家現代化在實踐中的受挫以及第三次中東戰爭中阿拉伯國家的慘敗，穆斯林文化界再一次把目光轉向固有文化的本源，并力圖以此為基點，重建伊斯蘭文化。所以，70年代以來，伊斯蘭文化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向伊斯蘭教的“回歸”，即返回到伊斯蘭傳統文化中去，抑制外來的西方文化的影響，建立起一種以伊斯蘭精神為主導的文化模式。為此，一些國家加強了對伊斯蘭文化遺產的整理和研究，在各種語言、文學研討會、詩歌節和藝術節中都將展示和研討民族文化藝術遺產作為重要內容。各種關于伊斯蘭教的書籍、刊物的出版數量大為增加，廣播、電視中有關伊斯蘭教的節目也大量出現。1986年3月阿拉伯作家聯盟在巴格達舉行第十五次會議，以《阿拉伯文化面臨的挑戰與應答》為題進行了專題研討。此外，思想家、哲學家們也紛紛著書立說闡述他們的立場觀點。專家學者們從復興伊斯蘭努力的歷史與現實、東西方文化的沖突與對抗、世俗化與宗教極端傾向等方面闡述伊斯蘭的理想與精神，以創建一種全新的伊斯蘭文化模式。[15]埃及是中東文化比較發達的國家，開羅大學是中東最高的學府之一，每年不僅為埃及也為中東其他國家培養大批人才。埃及還是阿拉伯世界最主要的電影生產國，其影視作品在阿拉伯世界和中東地區廣為流傳。埃及的政治影響也伴隨其培養的人才和文化產品的傳播而擴及到中東廣大地區。

中東非伊斯蘭國家的文化發展也出現了新氣象。最有代表性的是以色列文化的成就。總體來看，以色列文化發展是一種全方位的。在文學、音樂、舞蹈、美術、電影、考古、文博、體育和新聞出版等方面均表現突出。據1990年的統計，以色列擁有幾十個音樂團體和機構，一年中可舉辦327場音樂會和歌劇演出。文博事業也相當發達，共有大小博物館120個，每年參觀的人數近1000萬。[16]新聞事業也很發達，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數字表明，1988年在人均擁有圖書和出版社，每年人均讀書數量的比例上，以色列均居世界第一。全國公共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1000多所，平均不到4000人就擁有一座公共圖書館。小小的以色列有29種報紙、各種雜志和刊物890種之多。[17]在世界文化爭奇斗艷的百花園里，以色列文化呈現出了大眾化、自主化的獨特風格，反映了猶太民族生存和復興的濃重氛圍。

在教育方面，戰后中東國家普遍采取了重教政策和措施，其成就也令世人矚目。中東地區傳統教育的特點是宗教性教育，因此，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實施世俗化、現代化，發展包括普通、職業、師范、高等、成人、特殊教育在內的完整的現代教育體系。就連阿拉伯各君主國也注意與共和國建立統一的教育體制，如1957年約旦與埃及、敘利亞簽訂協議，統一三國的教學目標、課程、考試和教師資格認證。1964年阿拉伯國家又簽訂了《阿拉伯文化統一公約》。[18]在發展現代教育的同時，傳統的宗教教育也被保留，并在70年代以來的伊斯蘭復興運動推動下有所擴大，據阿拉伯聯盟教科文組織1981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伊斯蘭課程在中小學課程里所占比重也明顯增加，出現了現代教育和傳統教育同時發展的現象。

在海灣地區的沙特阿拉伯，教育發展速度明顯加快，國家對教育的投資大幅度上升。1960年——1974年間，教育經費一直保持在國家預算的10%左右。1990年教育經費在預算中的比例又上升到17.8%，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達6.2%。[19]在教育方針、教學內容和教育方法上，沙特既吸取國際上公認的原則與經驗，又考慮到本國的文化傳統和民族風俗，從而推動了教育的發展。

在北非的摩洛哥，其教育發展堪稱非洲一流。獨立后國家就確定了“教育為第一需要”的國策，著力發展教育事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摩洛哥已形成具有本國特色的教育體系和教育制度。與此同時，敘利亞的教育發展也獲得了成功。政府高度重視教育發展，視教育為國家政治和經濟建設的基礎，國家憲法明確規定教育權利受國家保護，各級教育免費，初級教育為義務教育。至2000年，文盲率從1970年占全國總人口的54%下降到17%。中小學階段普及了外語教學，高中階段采用電腦教學，大學階段設置了信息網絡課。[20]

在以色列，更是把教育發展作為中心任務，在建國之初就確立了“科教興國”的方針，并且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取得了令人嘆為觀止的成就。以色列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有兩個基本點，一是大力發展教育，二是大力發展科技，而且這兩者又互相促進，互為補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1949年以色列就頒布了《義務教育法》，規定所有少年兒童均須接受免費義務教育，而且免費教育可以繼續到18歲，此后政府仍根據學生家庭情況予以補助。為此，以色列歷屆政府都對教育保持高投入，其教育經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一直不低于8%，高于美國、日本等多數發達國家。[21]1993年，以色列共有大學畢業生20萬人，占全國職工總數的18%。1995年，以色列每萬人中在國際科學雜志上數近120篇，居世界首位。1997年，以色列各類在校生總數達到172萬人，幾乎占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以色列已有7所大學在教學、科研方面進入世界先進大學行列。人均教授擁有量也為世界第一，即每4500人中就有1名教授。[22]教育的發展推動了科學技術的進步。據1993年統計，以色列勞動力中將近25%的人是科技人員和專業人員，遠遠高于美國的16%和日本的11%。以色列獲得學位的人數已達全國總數的1%，而且每353人中就有1人獲得博士學位。[23]事實證明，教育是維系猶太民族生存、復興、發展的紐帶和根基。

綜上所述，戰后中東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是現代化、世俗化、民族化，并且取得了顯著成績。伊斯蘭教作為中東大多數國家人們信仰的傳統宗教對中東社會現代化進程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從本質上講它也是世俗化、現代化的對象，所以它與現代化進程必定會產生一些矛盾和沖突，形成現代化的障礙機制。但是，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伊斯蘭教并未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立即失去存在的價值而退出歷史舞臺。相反的情況是當這種涉世性極強的宗教理性化、社會化之后，便成為一種具有世俗意義的文化形式，并進而對社會的現代化、世俗化發展產生影響。[24]正如美國宗教社會學家托馬斯·F·奧戴所指出：“宗教與世俗化并不是完全對立的，并非每一種宗教與世俗化的每一個方面都處于勢不兩立的對立狀態之中。絕大多數世界宗教都經歷了一定程度的理性化過程，并因此而對世俗化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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