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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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學研究論文

同為大規模的社會競爭性考試,古代科舉與現代高考頗多相似,故后者受前者的影響也頗為深重。與科舉的革廢是時人議論的焦點這一歷史情形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的是,被喻為“現代科舉”的高考制度之存廢與改革亦成為當代社會關注的焦點。

十余年來,每逢高考前后,學界和廣大百姓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掀起一股討論高考的熱潮。近幾年,隨著素質教育的提倡,關于高考存廢與改革等問題的爭論更加激烈。對于高考存廢這一考試研究領域中至為根本的問題,學界一直存在著“統派”與“獨派”的針鋒相對。90年代中期以前,對抗的天平基本上傾斜于“統派”一邊。但隨著應試教育弊病的加劇,整個社會都激憤地抨擊著“片面追求升學率”,并對高考的指揮棒作用群起而攻之,矛盾雙方遂逐漸勢均力敵。1998年春夏之交,由對語文高考試題的不滿引發了一場對高考自建制以來最為激烈的批判。而“在批判高考、主張廢除高考的論著中有一共同特點,即不約而同地將高考與科舉相提并論,似乎科舉在人們印象中是十惡不赦的封建取士制度,而高考既然可以與科舉作類比,則可等量齊觀,高考也不是什么好東西,應該加以廢除了?!盵1]

對高考這樣一種與古代科舉有著基本相同的精神實質、兼具教育性與社會性的現代大規模競爭考試,其存廢與否僅靠考試或教育理論的指導顯然遠遠不夠。唯有將高考的存廢問題放在科舉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方能得出符合考試自身發展規律的結論。

縱觀中國歷史上的各種制度,可以發現,科舉是其中歷史最久、變化最小卻又影響最大的一項。自隋朝科舉建制后,經過千余年的運行,科舉已成為一部結構精細復雜的制度機器,其整體運作設想之周延已達至相當驚人的地步。由于科舉取士關系重大,且歷時久遠,其積極功能與消極影響都十分巨大,科舉遭遇了各種議論,其中影響較大的是發生在封建社會最高決策層的六次爭論或改制。[2]爭論的結果是科舉數次被廢,但總似有“神靈”相庇,旋廢旋復。而佑護之“神靈”正是科舉自身。因為旨在選拔“精英”以治國的科舉制與儒家政治理論十分吻合,有非常適宜科舉制生存的文化土壤。而且,由于科舉是普通知識分子獲取政治特權、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的最佳乃至唯一渠道,對士子的利誘力非常大,科舉選拔出來的各級官員一般都對朝廷忠心不二,從而使封建統治機器運行達千年之久。與此同時,封建統治者為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又不惜代價精心保養和維護著科舉這部精細繁復的人才篩選機器。

如果說,在科舉具有強盛生命力的諸多原因中,與儒家理論相適應這一原因是封建時代所特有的,那么,“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的公平競爭、擇優錄取這一因素則超越了封建時代,是科舉制得以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婆e(考試)之公平從一開始即為人所識。早在唐末五代時,就有人感嘆科第之設,使有才干的草民得以出人頭地,無其才的王孫公子沉跡下僚。[3]到明代,科舉已被人們視為天下最公平的一種制度,以致時人有“科舉,天下之公;……科舉而私,何事為公”之說。[4](p11)歷史一再說明,在古代中國這樣一個深為人情、關系、面子所累的國度,以薦舉為核心的任何一種選才方法或制度最終必然出現權貴把持、徇私舞弊之弊病。唯有以考試為核心的科舉制度,方從制度上堵住了“任人唯親”之漏洞??婆e雖存在不少問題,但“圣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因時而補救之”[5](p3150—3151)。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此。一千多年間雖經許多嘗試,卻沒有任何人找到一種更為有效的能夠取代科舉這種考試選才方式的制度。

然而,科舉畢竟在清末走向終結。究其因,外部原因是清政府的內憂外患,內部原因則在科舉自身,是緣于考試內容和操作者而非制度本身?!叭绻眩婆e)制度比喻為一條流水生產線,那么需要由這項制度來操作的具體內容就像投入流水線上的原料?!a品的優劣并不僅僅取決于流水線本身,還與投入的原料及操作人員有關?!癧6](p263—265)科舉之所以到后來無法正常發揮其積極功用,就是因為其內容數百年僵化不變。的確,自始至終,人們在非議科舉時,很少甚至幾乎沒有人否定其制度本身,而將討論或改良集中到考試內容、考試形式以及錄取的地域均衡等方面。千余年考試內容僵化的積重難返,是科舉終結之根本原因。

在高考制度恢復已逾20年、弊端亦日漸嚴重的今天,“某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試制度的各種弊病,因而患了‘歷史健忘癥’,忘記廢除考試制必然帶來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誕不經、費盡心機要為當年的‘推薦制’尋找某種‘合理性’,想再以此來補考試之弊,的確是吃錯了藥?!盵7]就算古代的科舉離我們太遠而容易被遺忘,那么“”中的“推薦制”和“”后的“保送生制度”實行不久即被異化為“走后門”的情形,豈不是歷歷在目?更何況,這些情形無不是科舉建立之前的推薦制和科舉被廢之后無序的人才選任制度等歷史在當代的重演。

不僅如此,現代高考中的錄取公平問題,也可借鑒于古老的科舉。探討科舉考試中有關分區取人與憑才取人的爭論,以及分區定額錄取制度的形成與演變,對我們認識和改進現代高考分省定額劃線招生辦法也頗有益處。

從制度層面來說,科舉不愧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杰作”。但和其他任何傳統文化一樣,科舉文化所形成的深厚的歷史積淀仍被分為清晰的黑白兩半。同樣,科舉研究的價值亦不僅僅在提供正面借鑒上,對其消極面的揭露批判也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價值??婆e因制度而存,因內容而亡。觀照科舉考試內容對其制度存廢的影響,于當今高考內容與形式的具體改革亦不無借鏡。[8]

如果說現代高考與古代科舉僅僅是在考試形式和作用影響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那么,高教自學考試與科舉的血緣關系則要親近許多。創立于80年代初、具有十足中國特色的自學考試制度,是科舉考試文化在當代社會的明顯存留與升華。

中國建立高教自考制度是世界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個創舉。它是順應“”結束后社會需才急迫而普通高校招生規模嚴重不足,且有大批青年迫切要求自學成才的需要而誕生的。在當時的條件下,中國為什么沒有像許多國家那樣大辦開放大學或走私人辦學的路子,而是發明出國家考試這種教育形式?應該說有傳統文化這只“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因為中國有“以考促學”的古老傳統。換言之,這種獨特的教育考試制度出現在中國而不是其他國家,有其深層的歷史文化淵源。國家教育部考試中心主任、全國高教自學考試辦公室主任楊學為研究員就認為,“自學考試制度直接源于我國古代的科舉考試制度”,“自學考試繼承和發展了科舉考試的傳統?!盵9](p2—3)且不論自考制度本身直接源于科舉與否,也無論自考制度的建制者在當時想到借鑒古代的考試形式與否,有一點卻毋庸置疑,即科舉考試文化作為民族傳統的一部分已在傳統文化中積淀下來,生長在此文化中的個體或群體多少都帶有考試傳統的遺傳因子。旨在“以考促學”的自考制度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烙印在新時期的顯現。

按國務院1988年頒布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第二條的定義“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是對自學者進行以學歷考試為主的高等教育國家考試,是個人自學、社會助學和國家考試相結合的高等教育形式?!睆目婆e應試者的年齡和考試內容、自學與助考風氣以及考試的開放性、權威性和教考分離等特點看,科舉完全具備個人自學、社會助學和國家考試三個基本要素??婆e就是中國古代的高教自學考試,而高教自學考試在一定意義上有如古代科舉。[10]

正是由于自學考試根植于科舉,而且兩者同為各自時代“以考促學”的大規模社會性考試,在“考”和“學”的各個環節都面臨諸多相似問題,故研究科舉可以為健全和完善當今的自學考試提供正反兩方面的借鑒。這也正是國家教育部考試中心這樣一個非科研機構卻花大力氣來組織研究中國考試(科舉)史,各省自考委下達的考試研究課題中考試(科舉)史部分占據著重要地位的原因所在。在教育部“九五”規劃重點課題中就有以中國考試史為專題的課題,全國教育考試“九五”科研課題中也有“科舉考試的作用與影響研究”。另外,全國自學考試辦公室、山東省自考辦正在進行“科舉與自考比較研究”課題,福建省自考委2000年下達了“科舉考試與自學考試的比較”和“海峽兩岸科舉考試的比較研究”兩個課題。除資助課題外,自考實際部門的工作人員也積極撰寫有關科舉的論文,研究科舉對自考的借鑒意義。

自考界的科舉研究不僅取得了豐厚的理論成果,而且產生了實實在在的效應。自學考試建制之初,大到開放性、國家考試、教考分離等宏觀特點,小到命題入闈、考試題型、防弊規制等微觀操作,或直接繼承科舉的做法,或在科舉基礎上進行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改良。面對普通高校逐年擴招、學歷文憑試點學校日漸增多以及成人學歷教育日益紅火的嚴峻競爭局面,自學考試要長遠健康地發展,除了逐漸完善原有的各項制度外,繼續在廣博的“科舉學”研究領域挖掘歷史與文化資源應是有效的途徑。例如,在處理自學考試與學校教育的關系、改革考試內容、進一步拓展考試功能、嚴明考試紀律等方面,科舉研究都可以提供深刻的歷史啟示。

作為古代社會的“掄才大典”,科舉對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產生過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上述高考與自學考試的建立與運作便富含科舉考試的文化因子。相比之下,科舉對國家公務員考試的影響則更為深遠,既有文化與精神上的明顯存留,也有政治制度上的鮮明痕跡;既與本土現、當代公務員制度有承繼關系,也與西方近、現代文官制度有淵源關系。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或從何種層面看,研究科舉對于當代中國政治體制尤其是公務員制度的建立與改革都大有裨益。

科舉的首要功能是選拔國家后備官員,故其對政治產生的影響最大也最直接。科舉實際上就是中國古代的文官考試制度(除選拔少量武官外)。到近代被廢前夕,科舉已開始朝現代文官考試性質轉變,但科舉的命運就像它所依附的政治舞臺一樣,來不及完成這一轉變,便在強大的壓力下嘎然而止。然而,僅僅廢制數年后,部分曾在科舉廢初歡欣雀躍的人士就已痛苦地意識到,科舉之廢使中國的官員選拔陷入無序狀態,更遑論在今天,人們遠距離“冷眼旁觀”時對其蘊含的考試精神之深切情懷。余秋雨在談到科舉對文學的影響時所發出的感悟,便是一種代表性心聲?!翱婆e以詩賦文章作試題,并不是測試應試者的特殊文學天才,而是測試他們的一般文化素養。測試的目的不是尋找詩人而是尋找官吏。其意義首先不在文學史而在政治史。中國居然有那么長時間以文化素養來決定官吏,今天想來都不無溫暖。”[11]

不過,懷念科舉精神的人們仍感到些許欣慰,因為科舉雖“失之華夏”,卻“得之四夷”。19世紀,科舉制度西傳歐美,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歐美國家巧妙地將科舉的考試選才平等競爭精神學了過去,建立起現代文官制度,從而有效地抵御了官場的腐敗及任人唯親的宗法原則,極大地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為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開創了全新的局面。為此,一些西方學者對科舉贊譽有加。西方學者卜德將科舉制譽為中國贈予西方的“最珍貴的知識禮物”。美國著名漢學家H.G.Creel(中文名顧立雅)更是認為科舉制影響的重要性要超過物質領域中的四大發明,是“中國對世界的最大貢獻”。[12](p155—183)

盡管西方學者對科舉“多彰其功”甚至“好評如潮”,但科舉的千秋功罪至今難以“蓋棺論定”。之所以如此,與人們考察它的視角、距離以及立場的不同密切相關。辯證地看,科舉的利弊相隨相依,且都十分明顯。但科舉首先是一種選任官員的政治制度,若僅從這一角度看,科舉對中國官僚政治產生的影響無疑利大于弊。與以前的各種官吏選任制度相比,科舉制可謂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精英再生產機制”。[13]它第一次撇開了血緣、門第、出身、家世等先賦性因素,而將無法世襲的學問作為官員錄用與升遷的基本標準。這種機制改變了官員的社會地位來源,極大地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更新了官員的成分結構,有利于澄清吏治,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官場請托、植黨營私的機會,起碼在政府機構的入口處限制了任人唯親的腐敗現象發生。而且唯才是取的原則,保證了官員隊伍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的古代文化之所以成為世界上唯一的延續數千年不斷的文化,古代中國之所以成為世界上唯一能夠在兩千年間大體維護統一的廣大疆域的國家,科舉制度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科舉又強化了官僚政治,使“做官第一主義”在中國根深蒂固,客觀上助長了唯官、唯書、唯上的習慣和心理定勢的形成,對中國社會有著長遠的消極影響。[14](p354—360)

當這種運行了1300年的“精英再生產機制”被連根拔去后,當時的中國社會出現了怎樣的情形呢?有的學者認為,廢科舉有如發生一場社會大地震。作為清王朝自發進行的一次變法,廢科舉深刻地影響著其后近百年的國運興衰與社會變遷,可謂是唐宋以后、民國以前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制度革命。作為社會重要支柱的文化與政治兩個層面所產生的震蕩便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從文化層面看,科舉的廢止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傳統文化資源與新時代的價值之間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斷裂。而從政治層面看,科舉之廢使得人心與政局都迅速陷入混沌狀態。作為過往科舉社會的主角,知識分子在科舉被廢后的政治舞臺上出演了一幕幕令人辛酸的悲劇,從此不得不面對一種起伏跌宕的命運。于是,在清末新政時期出現了大批既無法進入新式學堂又無法通過科舉取得功名的“無根人”,成為對社會政局穩定極具破壞力的“游民階級”。就制度而言,廢科舉亦非有效的改革。因為罷廢科舉非但沒能達到“補救時艱”、挽救政局的目的,反而出現了一種可怕的官員選任制度真空。這樣,在新舊規制之間本該有的過渡的鎖鏈被突然斷開了。正如嚴復所言,“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這種“先破后立”的“休克療法”沒有充分考慮到新舊制度整合時所引發的問題,從而導致嚴重的社會脫序和社會整合危機。[15]因此,廢科舉所帶來的社會震蕩之強烈、政局之混亂,遠遠超出時人的估計與想象。

在科舉被廢后較長的一段時期,中國一直未能重新建立起公開、剛性和程序化的選官制度。當時中國的官員選拔制度甚至倒退到了科舉制以前諸形態。廢科舉這項重大的社會工程,也由于操作銜接環節的失誤,向政府的效績索取了高額代價。直至南京臨時政府建立后孫中山先生下達了系列文官考試的批令和咨文,干部選任制度的真空才得到填充。有的學者認為,成熟期科舉制度在嚴肅科場紀律、實行規范競爭方面,是我們現行的考試制度所不能及的,更是“察舉征辟”色彩濃厚、身份與“關系”背景強烈的我國現行干部制度應當借鑒的。[16]

在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政壇風云與官制興革后,中國的政治面貌已煥然一新。人們欣喜地看到,改革開放20多年來,各項體制都已進入改革的攻堅階段。政治體制改革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而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又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90年代我國建立公務員制度之初,人們很少關注本國悠久的官員選任制度史,主要是仿效西方的現代文官制度。但事實是,現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國的科舉制。孫中山先生在《五權憲法》講演中就指出,西方各國用以選拔官員的的考試制度都是源自中國的“古法”考試。這一點也得到了西方人士的認可,幾乎所有的西方政治教科書都將文官制度的創始者歸于中國。誠然,西方文官制度在中國科舉制基礎上進行了很大程度的改良,有許多先進的因素值得我們吸納,但其奉行的公平競考、擇優錄用原則均取法于科舉制。因此,當我們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時,無論從吸收國外文化抑或從吸收本土文化的角度,研究科舉都是我們無法繞過的課題。當然,我們不能指望僅靠考試取官就能解決政治體制現代化的出路問題,但作為一種精巧的政治錄用方式,考試選才可以減少用人方面的腐敗,其平等擇優的精神具有恒久的價值。

綜上所述,同為大規模社會性考試,現代高考、自學考試和國家公務員考試,或在考試性質、考試功能,或在考試產生的社會影響上,都與科舉有著某種程度的直接承繼或間接淵源關系。不僅如此,與科舉考試的性質、功能差異甚大的現代社會各類專業資格證書考試,也可從考試題型、考試組織、防止作弊等方面吸取科舉考試方法與技術之精髓。

如今,科舉雖已停罷,但深含公平精神的考試選才方式卻沒有而且也不能夠廢止。在日益追求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正逐漸朝考試社會發展。從“科舉學”的視角進行考試歷史與現實的觀照,有助于我們探尋考試發展的內在規律,并能為今天的考試改革提供豐富的歷史素材,使考試制度沿著正確的軌道健康發展。這便是“科舉學”的現實意義之所在。

收稿日期:2000—02—1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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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蕭功秦.從科舉制度的廢除看近代以來的文化斷裂[J].戰略與管理,1996,(4).

[16]秦暉.科舉官僚制的技術、制度與政治哲學涵義[J].戰略與管理,1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