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與東亞貿易網絡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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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勾勒了16世紀中國東南海區與東亞貿易的大致情況。作者認為，隨著海洋交通事業的發展和相互間的貿易往來，打破了原來洲際阻隔的局面。這一時期以漳州海商為先鋒的東南海洋力量突破明朝的海禁崛起，同時，葡萄牙和日本倭寇的海洋勢力也相繼進入中國東南海區，一向由中國主導的海洋社會經濟圈出現了動蕩的局面。作者認為，國際環境的變化使東南海區的貿易出現了重重風險，但至16世紀，還未形成現實的危機。可以說，在月港開放后的四十余年間，是漳州海商主導東亞貿易網絡的黃金時代。

【摘要題】古代經濟史研究

【關鍵詞】16世紀/中國東南海區/貿易網絡

【正文】

15世紀末新航路的發現，揭開了近代海洋時代的序幕。16世紀，海洋交通和貿易打破了洲際阻隔的局面，海洋世界的經濟互動突破局部性的傳統模式，帶有全球性的意義。以漳州海商為先鋒的東南海洋力量突破明朝的海禁崛起，西歐海洋勢力——葡萄牙東進亞洲海域，日本海洋勢力——倭寇南下東海，東南中國海洋區域成為東西方海洋競爭的舞臺。中國主導的海洋社會經濟圈即東亞貿易網絡，出現激烈的動蕩局面。

東南海洋社會經濟圈的破壞與修復

明初，寧波外洋蘭山、秀山島民參預方國珍割據勢力的反明活動遭到鎮壓，逃亡高麗的叛民也被引渡究辦之后，尚有一些殘余勢力從蘭、秀山逋逃盤踞耽羅（今濟州島）。朱元璋痛感海道可通外邦，擔心沿海“莠民”勾結海外諸國，威脅王朝的統治，于洪武四年十二月（1372年1月）初七日，令吳禎籍蘭、秀山居民船戶和方國珍舊部共111730人，分隸各衛為軍，并重申海禁：“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明州、泉州、廣州三市舶司于七年(1374)也同時關閉廢棄。嗣后，倭寇不時騷擾山東至閩浙沿海，沿海人民詐倭為寇，屢以事聞。特別是洪武十四年(1381)明廷爭取日本配合遏制倭寇的交涉失敗以后，朱元璋調整了防倭戰略，洪武十九年(1386)派湯和到浙江，二十年(1387)派周德興到福建，于沿海置衛建城，構筑守土防御型的東南防線。為了防止沿海防線外的島嶼居民與倭寇勾結，洪武二十年(1387)六月初九日，朱元璋下令將浙江昌國縣（今舟山市）廢縣徙民，旋又將昌國衛遷到象山縣的天門山。17天后，又下令徙福建海洋孤山斷嶼之民。昌國徙民包括46島34000余人，僅保留舟山島8805人，設昌國鄉，隸于定?？h（今鎮海）。寧波金塘、大榭臺、溫玉、環右塘舊有居民，亦徙入內地。（注：談遷：《談氏筆乘》，《凈?！?。）徙民的范圍還擴大到浙南諸島，臺州之玉環、高丕，溫州之南麂、東洛等山，也一洗而空之。（注：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七十五，《海防浙海靖?？芤越^釁端議》。）福建海洋孤山斷嶼徙民，包括福寧州的浮膺山、俞山，連江縣的上竿塘山（北竿塘）、下竿塘山（南竿塘）、大小亭山、官嶺、蛤沙，福清縣的海壇山（今平潭縣）、小練山、雙嶼、草嶼、東草嶼、堂嶼、鹽嶼，莆田縣的上黃竿、下黃竿、南日山、湄洲嶼，惠安縣的樂嶼，晉江縣的彭湖嶼（今臺灣澎湖縣），同安縣（今廈門市）的鼓浪嶼、大嶝嶼、小嶝嶼、彭輿嶼、夾嶼，人數達20萬人左右。東海近岸島嶼帶的社會經濟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逃海為生和私自出海貿易的商民變為“海島流人”，在東南亞的一些地方建立移民社區，但和本土的聯系被人為地切斷了。

永樂元年(1403)，明朝復置寧波、泉州、廣州三市舶司，準日本通貢寧波，琉球通貢泉州，但民間海禁事例并沒有取消。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鄭和七次下西洋，以長江口內的劉家港和福建長樂為基地，得到東海沿岸衛所和民間人力、船只、物資和航海技術的支持，馳聘于傳統的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圈，遠達西亞、東非，但由于鄭和大航海實質上只是朝貢貿易的逆向形式，對本土海洋經濟的影響甚微。宣德以后，明朝官方從海洋退縮，沿海民間的出海走私貿易才在海禁的夾縫中悄然興起。特別是在明朝指定的琉球通貢港口泉州附近的九龍江口海灣地區，有許多偏僻的港汊，當地的瀕海居民利用處于通琉球航道的自然環境優勢與不漳不泉、官府鞭長莫及的社會環境優勢，以及琉球需要中國商品到南海諸國換取貢品和附搭貨物的強烈需求，從事私販貿易。如宣德五年(1430)八月，漳州巡海指揮楊全“受〔龍溪〕縣人賄賂，縱往琉球販鬻”（注：《明宣宗實錄》卷六九，宣德五年八月癸己。）。宣德九年(1434)三月，“漳州衛指揮賈庸等私通番國”（注：《明宣宗實錄》卷一○九，宣德九年三月辛卯。）。正統三年(1438)十月，“福建按察司副使楊勛鞠龍溪縣民私往琉球販貨”（注：《明英宗實錄》卷四七，正統三年十月壬子。）?！昂Ｖ卸笠?，南澳、中左、金門、銅山同一體”（注：《金門志》卷二，戴冠：《上經略南澳書》。），詔安灣的漳潮居民也被帶動起來。從而孕育出漳州航海貿易勢力的兩個子系統：九龍江口海灣地區以漳州府龍溪、漳浦縣和泉州府同安縣人為主體，詔安灣地區以漳州府梅嶺、銅山和潮州府饒平、南澳人為主體，以閩南方言為紐帶，結成十百成群、各自活動的地域海上群體。他們通過琉球國的中介，間接恢復了和南海諸國的經濟交往。而琉球國則利用東南海商在傳統東亞貿易網絡的缺位，進入“大交易時代”。

正統九年(1444)，浯嶼水寨自浯嶼內遷廈門中左所，走私通道更為暢通。此后，九龍江出海口海灣地區的海商除交通琉球外，積極尋求恢復傳統的海洋社會經濟圈，重開與東南亞的直接貿易。閩廣交界詔安灣地區的漳潮海商，也加入這一行列。正統九年(1444)二月，“潮州府民濱海者，糾誘傍郡亡賴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貨爪哇國”（注：《明英宗實錄》卷一一三，正統九年二月已亥。）。正統十年(1445)三月，“福建緣海民有偽稱行人正使官，潛通爪哇國者”（注：《明英宗實錄》卷一一七，正統十年三月乙未。）。正統十一年(1446)四月，“福建都指揮僉事薛誠提督海道，奸民通番不能防捕”（注：《明英宗實錄》卷一四○，正統十一年四月丁卯。）。景泰三年(1452)六月，英宗“命刑部出榜約福建沿海居民，毋得收販中國貨物、置造軍器，駕海交通琉球國”（注：《明英宗實錄》卷二一七，景泰三年六月辛巳。）。景泰四年(1453)，“月港、海滄諸處民多貨番而善資”（注：何喬遠：《閩書》卷六十四，《文lì＠①志·漳州府》。點校本第三冊，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5頁。）。天順二年(1458)七月，漳州海賊嚴啟盛“招引番舶至香山沙尾外洋”，亦即澳門（注：郭fěi＠②：《粵大紀》卷三，海島澄波。）。成化七年(1471)，“福建龍溪民丘弘敏與其黨泛海通番，并令其妻馮氏謁見番王夫人，受珍寶等物”（注：《明憲宗實錄》卷九七，成化七年二月乙酉。）。此時，九龍江口海灣地區的“湖海大姓私造海船，歲出諸番市易”（注：何喬遠：《閩書》卷四十七，《文lì＠①志·漳州府》。點校本第二冊，第1215頁。），如上引事例中的琉球、爪哇、暹羅、滿刺加諸國，基本上恢復傳統海洋社會經濟圈內的直接貿易關系。

成弘之際（15世紀80年代），月港已是九龍江口海灣地區對外貿易的中心，“舶主上中之產，轉盼逢辰，容致巨萬”，號稱“小蘇杭”（注：崇禎：《海澄縣志》卷十一，《風土志·風俗考》。）。16世紀漳州火長使用的、首頁題為“順風相送”的針路抄本，傳抄自15世紀的古本，記錄自月港門戶浯嶼、太武出發的往西洋針路7條，即浯嶼→柬埔寨；浯嶼→大泥（今馬來西亞Patani）、吉蘭丹（今馬來西亞KotaBaru）；太武→彭坊（今馬來西亞彭亨州北干Peken）；浯嶼→杜板（今印度尼西亞東爪哇廚閩Tuban）；浯嶼→杜蠻（即杜板）、饒潼（地與杜板相連）；太武、浯嶼→諸葛擔籃（今印度尼西亞加里曼丹島蘇加丹那Soekedana）；太武、浯嶼→lǎo＠⑤維；往東洋針路3條，即太武→呂宋（今菲律賓馬尼拉）；浯嶼→麻里呂（今菲律賓馬尼拉北部的Marilao）；太武→琉球（今日本沖繩縣那霸）。另有自福州五虎門出發經太武、浯嶼往西洋針路2條，即五虎門→太武山、浯嶼→交趾雞唱門（今越南海防市南?？冢?；五虎門→太武山→暹羅港（今泰國曼谷港）。這幾條直接航線和中轉的東亞東南亞局部短途航線相連接，基本上覆蓋了馬六甲海峽以東的傳統東亞貿易網絡。（注：楊國楨：《閩在海中》，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7、195頁。）

在葡萄牙人東進亞洲海域之前，九龍江口海灣地區和詔安灣地區的海商重新取得東亞貿易網絡的主導地位。誠如美國歷史人類學家施堅雅(G.WilliamSkinner)所言，中國東南區域進入漳州發展周期。閩浙沿海中葡互市的興亡

弘治七年(1494)，達伽馬(VascodoGarna)首次航抵印度古里(Galicut)，標志葡萄牙海洋勢力東進亞洲的開始。歷史學家指出，達伽馬的船隊在古里可能已與來自中國的海商相遇。在此后幾年，可能有葡萄牙商人以附舶形式隨中國船隊前往中國?，F存葡萄牙史料最早的明確記載是正德四年(1509)，葡萄牙人首次抵達滿刺加（馬六甲）時，在馬六甲港一旁的海島泊有三艘中國船，“我們一到這里，中國人的船長就乘一艘小船出來，和他一起的還有一位體面的人……他們向司令的船駛來，司令高興地接待他們，并奏樂和鳴放禮炮……因為翻譯聽不懂他們的話，又派人找來一位懂他們語言的當地人，他們談論很多事情，互相詢問對方國王和王國的事情……談了好長一段時間后，中國船長請司令和船長們改天去他們的船上吃晚飯。司令接受邀請前往赴宴……幾個小時后我們的人才告辭，中國船長把他們送回船上后才返回自己的船上”（注：佚名：《葡萄牙人發現和征服印度紀事（手稿）》，轉引自澳門《文化雜志》中文版第31期，1997年夏季，第27頁。）。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人攻占馬六甲前，在港外和中國帆船相遇，并和中國商人談話，中國商人還用杉板船接應葡萄牙先鋒部隊登岸。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馬六甲首任城防司令盧伊德·布里托·帕塔林(RuideBritoBotalha)在致馬六甲總督的信中，說他接待了一位名叫cheilata的中國商人。后在致葡王的信中，又說有一只船載著一位商和一位文書首航中國。實際上，這位商喬治·阿爾瓦瑞斯(JorgeAlvares)乘坐的船是由中國船隊領航和護送，才平安抵達廣東外海的屯門。（注：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上編），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資助委員會，1988年，第196～202、271～272頁。）

葡萄牙人沒有也無法弄清這些首次接觸的中國海商的身份。當時在馬六甲商站任職員的托梅·皮里士(TomePires)說：“馬六甲有四個沙班達爾，他們是市政官員。他們接待帆船船長，并管轄他們……（其中）一個管理中國、琉球、chincheo（漳州）和占婆的商人?！保ㄗⅲ嚎继K(ArmandCortesao)編譯：《東方諸國論》第一卷，倫敦，1944，第265頁。）據日本學者小葉田淳《中世南島通交貿易史的研究》，在葡萄牙人未來滿刺加之前，每年有從漳州來的商船四艘，運載金銀生絲，換回印度的產物（注：轉引自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6頁。），相信他們就是漳州海商。

正德十三年(1518)，喬治·馬斯卡尼亞斯(JorgeMascanrenhas)在屯門雇傭中國舵手和譯員（注：熟悉往琉球航路和語言的舵手和譯員都是福建人，特別是漳州人。參見楊國楨《明展中琉友好關系的漳州人》，《琉中歷史關系論文集》，日本沖繩：琉球中國關系國際學術會議，1993年版，第149～161頁。），駕船跟隨返回的琉球船首次進入中國東南海洋區域，來到漳州(chincheo)。由于錯過了季風，無法前往琉球，在那里停留到9月才返回屯門，了解到當地物產豐富，人民友善，而他們攜帶的胡椒等物適合交易又值錢（注：《國王唐·曼內奧編年史第四和最后一卷》，里斯本，1567年，第24章。轉引自［英］C·R·博克舍編注、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25頁。）。

正德十六年(1521)，明軍驅逐葡萄牙人出廣東屯門，并阻絕安南、滿刺加諸番舶，“福人導之改泊海滄、月港”（注：胡宗憲、鄭若曾：《籌海圖編》卷十二。），“諸番舶皆潛泊漳州，私與為市”（注：《明世宗實錄》卷一○六，嘉靖八年十月己巳。），“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駐扎”（注：黃佐：《泰泉集》卷二十，《代巡撫通市舶疏》。）。

明人所指的漳州、漳州府海面的地方，和葡萄牙人所說的chincheo（漳州），就是九龍江口海灣地區。到這里私市貿易的番舶，一般先在南澳云蓋寺、詔安、走馬溪（在今東山島）停靠，再到浯嶼泊船，等候海滄、月港出貨，以及金門料羅、烏沙等處的接濟，避風則入圍頭、峰上。它地處漳州府與泉州府海域的結合部，自浯嶼水寨內遷廈門中左所以后，漳、泉共有的水道呈無人管理狀態，浯嶼是海商走私貿易的“巢穴”。萬歷《泉州府志》說：“舊浯嶼在同安極南，孤懸大海中……水道四通，乃漳州、海澄、同安門戶?！薄傲狭_在金門極東，突出海外……其澳寬大，可容千艘。凡接濟萑符之徒，皆以其地以為標準?！逼咸蜒廊说酱速Q易，是利用九龍江口海商的私市網絡，而不是自辟新的貿易地點。喬治·馬斯卡尼亞斯在此逗留，曾經到過chincheo城，西方史家長期為指漳州府城或泉州府城爭論不休，實際上從他們所描述的城市景觀看，所指的是月港，而不是漳州府城或泉州府城。據博克舍(C.R.Boxer)在其編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SouthChinainthesixteenthcentury)一書附錄中介紹那一時代三位葡萄牙史家引述這一事件的報道（注：《國王唐·曼內奧編年史第四和最后一卷》，里斯本，1567年，第24章。轉引自［英］C·R·博克舍編注、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24～225頁。）：

“我們的人通稱該省為chincheo，因為那里有一個叫這個名字的海岸城市，他們有的人后來到那兒去進行貿易?！保ㄗⅲ喝敉さ隆ぐ吐逅?JoaodeBarros)：《亞洲十年》第三卷第2冊第八章。）

“他到達一個叫做chincheo的城市，他在該地感覺到百姓比廣州要富有，比廣州人更有禮?！保ㄗⅲ嘿M爾隆·羅帕斯·德·卡斯特涅達(FernaaLopesdeCastanheda)：《葡萄牙人發現和征服印度史》第四、五卷，第XL章。）

“他和他們一起沿chincheo海岸行駛，那里是齊整的，散布著很多城鎮、村落：這次航行中他遇到許多駛往各地的船只，同時他在一個港口停泊，他們向他談到福建大城，他向那兒駛去，但在它接近它所在的河口時，他得到費爾隆·伯列士派人從陸路送去的信命他返回?！保ㄗⅲ哼_米奧·德·戈額斯(DamiaodeGaes)：《國王唐·曼內奧編年史第四和最后一卷》第二十四章。）

可知chincheo是一個“海岸城市”，百姓富有，后來葡萄牙人到那兒進行貿易，其河口外有一個港口。這明顯不是指漳州府城或泉州府城，因為它們都不具備全部條件。反觀月港，地當九龍江出海處，港灣開闊，外通海潮，淡咸相接，潮汐吐吞。（注：嘉靖：《龍溪縣志》卷一，地理。）附近海域，“一名圭海，蓋以圭嶼而聞名見錄”（注：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九。）。成弘之際（15世紀80年代）已是人煙輻輳、商賈咸聚的閩南一大都會，具有縣城的規模，是一個海岸城市?！案簧踢h賈，帆檣如櫛，物貨浩瀚，應無虛日”（注：《明經世文編》卷一四七，張邦奇：《西亭餞別詩序》。），“趁舶風轉，寶貨塞途，家家歌舞賽神，鐘鼓管弦，風飚響答”（注：崇禎：《海澄縣志》卷十一，《風土志·風俗考》。），百姓富有。其附屬港口浯嶼，在河口外洋（注：博克舍說：“所謂一個港口，顯為廈門港”，誤。當年廈門中左所是海防要塞，改設于此的浯嶼水寨盤驗出入船只，不是走私港口。）。大擔、烈嶼、浯州嶼（金門島）也有可供走私貿易的港灣，如料羅灣。后來的中葡私市貿易就是在浯嶼及附近島嶼進行的。正德十四年(1519)畫成的一張葡萄牙航海圖，在九龍江口海灣地區標有Lalo或Lalei（料羅）的字（注：引自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上編），第240頁。）?？梢?，硬把chincheo城套用在府城，正是史家自己制造的陷阱。

葡萄牙人改泊漳州(chincheo)后，九龍江口海灣地區成為國際走私貿易的中心，并暗中維持長達30年之久。由于嘉靖十二年(1533)馬六甲葡萄牙人與彭亨(Pahang)、北大年(Patani)達成協議，“私舶雜諸夷中，為交易首領”（注：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一九。），明朝官府沒有察覺到走私貿易形式的這一轉變，關注的仍是濱海居民下海通番的老問題，而屢申禁令：

嘉靖四年(1525)八月，兵部以浙江巡按御史潘fǎng＠⑥言“漳泉府黠滑軍民，私造雙桅大舡下海，名為商販，時出剽劫”，議行浙福二省巡按官，“查海舡但雙桅者即捕之；所載雖非番物，以番物論，俱發戍邊；軍民知而故縱者，俱調發煙瘴?！保ㄗⅲ骸睹魇雷趯嶄洝肪砦逅模尉杆哪臧嗽录壮?。）八年(1529)十月，兵部以提督兩廣侍郎林富疏言“廣東設市舶司而漳州無之，是廣東不當阻而阻，漳州當禁而不禁”，請令“廣東番舶例許通市者，毋得禁絕，漳州則驅之，毋得停舶”（注：《明世宗實錄》卷一○六，嘉靖八年十月己巳。）。九年(1530)，巡視浙江兼制福建沿海地方、右副都御史胡璉以福建漳州遙制不便，奏請在漳州置巡海副使，并在海滄置安邊館。十一年(1532)“?？軟_突圍頭”（注：《同安縣志》卷一，大事記。）。十二年(1533)九月，兵部以“先行漳民私造雙桅大船，擅用軍器火藥，違禁商販，因而寇劫，屢奉明旨嚴禁，第所司玩kài＠⑦，日久法弛”，請申其禁，遂令檄浙、福、兩廣各官督兵防剿，“一切違禁大船盡數毀之，自后沿海軍民私與市賊，其鄰居不舉者連坐”（注：《明世宗實錄》卷一五四，嘉靖十二年九月辛亥。）。十五年(1536)七月，兵部覆御史白賁條陳，“龍溪嵩嶼等處，地險民獷，素以航海通番為生，其間豪右之家，往往藏匿無賴，私造巨舟，接濟器食，相倚為利，請下所司，嚴行禁止”?！熬用穹汉Ｕ?，皆由海門嵩嶼登岸，故專設捕盜館……民有出海貨賣在百里外者，皆詣捕盜官處自實年貌貫址，以符給之，約期來銷?！薄昂０闹劬又?，所有見丁皆令報官，折立澳長一名，小甲二名……仍禁制澳民不得下海通番?！保ㄗⅲ骸睹魇雷趯嶄洝肪硪话司牛尉甘迥昶咴氯晌?。）據曾任署安邊館事的都指揮黎秀的報告，“軍民趨利忘害，而各處輕生之徒，攘臂向前，私通貿易?！薄捌浯栽煊谕鈲u而泊于內澳，或開駕以通番，或轉售于賊黨。而嵩嶼、漸尾、長嶼、海滄、石馬、許林、白石等澳，乃海賊之淵藪也?！保ㄗⅲ旱拦狻稌x江縣志》卷一，《海防志》，點校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冊第97頁。）這些地方都在九龍江出?？谘匕逗蛵u嶼。

漳州海商趁廣州閉市之機誘引南海諸蕃和葡萄牙人開辟漳州國際走私貿易中心后不久，又北上開辟了浙江舟山群島的雙嶼。

嘉靖五年(1526)，福建罪囚鄧獠（佬）“越獄逋下海，誘引番夷，私市浙海雙嶼港，投托同澳之人盧黃四等，私通貿易”（注：鄭舜功：《日本一鑒·窮河話?！肪砹?，《流逋》。）。葡萄牙艦長狄歐哥·卡爾佛在1527年1月16日給國王的信件說：“最近有一位在暹羅的親戚告訴我，中國方面渴望得到我們的胡椒、黑木及木香等物，他們現在愿意花錢與我們交易”（注：引自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上編），第233頁。）?？赡茉谶@個時候，漳州海商開始勾引葡萄牙人到雙嶼貿易。九年(1530)，“福州獄變，戕大吏三人，斬關趨連江，渡海而遁?！碧右莸那舴赣虚}人林汝美名碧川、李七名光頭，歙人許三名棟，下海后“勾引番倭”，結巢于雙嶼（注：王應山：《閩都記》卷一，《建置總敘》。今人論著多引《籌海圖編》系李光頭等越獄事于嘉靖十九年，誤。）。十七年(1538)，“閩人金子老為番舶主，據寧波之雙嶼港”（注：談遷：《國榷》卷五九。）?！半p嶼之寇，金子老唱之，李光頭以梟勇雄海上，子老引為羽翼?！保ㄗⅲ骸痘I海圖編》卷八，《寇蹤分合始末圖譜》。）十九年(1540)“許一松、許二楠、許三棟、許四梓潛從大宜、滿刺加等國勾引佛朗機國夷人，絡繹浙海，亦市雙嶼、大茅等港?！保ㄗⅲ亨嵥垂Γ骸度毡疽昏b·窮河話?！肪砹?。）二十一、二十二年(1524～1543)，“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往往絡繹于海上?！保ㄗⅲ簭垥r徹：《招金山重建寧波府鳳峰沈公祠碑》，見陳子龍《明經世文編》卷二四二。）二十二年(1543)，“鄧獠等寇閩海地方，浙?？鼙I亦發?！保ㄗⅲ亨嵥垂Γ骸度毡疽昏b·窮河話?！肪砹?。）黃綰在《pì＠③余雜集序》中說：“凡浙之寇皆閩之人也。閩之人始為回易，交通島夷，以其貨挾其人來吾海上，云為賈或有為盜者，非盡為也，然而駕巨舶，運輕帆，行于無涯之浸，飛槍機銃以為利，人莫敢攖之，則皆習為盜矣……始而閩之賈舶為之，繼而南畿、吳越之賈舶亦或為之，繼而閩之逃亡集四方之無籍為之，又繼而吾土之無籍亦或托為之?！保ㄗⅲ狐S綰：《pì＠③余雜集序》，見朱紈《pì＠③余雜集》卷首。）這些開辟浙江雙嶼中葡互市的福建人，也大多是漳州人。

嘉靖二十一年(1542)，葡萄牙人在漳州人的領航下，從澳門經泊漳州，沿閩南通琉球、日本航線探航日本，于次年到達日本九州。嘉靖三十三年(1554)葡萄牙的古航海圖上，出現了臺灣島為“美麗之島”即福爾摩薩(Fermosas)的標示，應是此次漳州人領航駛過雞籠山外洋的經歷所增長的知識。從此，臺灣引起西方海洋勢力的注意和覬覦，但有人把它夸張渲染成葡萄牙人“發現臺灣”，顯然是錯誤的。二十三年(1544)，日本違反十年一貢的規定，超前派貢船赴寧波入貢，遭到拒絕，私商引入雙嶼貿易。二十四年(1545)，徽商王直載貨往市日本，打通雙嶼→日本的走私渠道，使雙嶼成為東亞貿易網絡內馬六甲→雙嶼→日本大三角的中心，在國際走私貿易中的地位進一步提高。

嘉靖十九年(1540)以后，葡萄牙人在雙嶼和浯嶼建立了比較固定的“臨時居留地”，搭棚交易、存棧、過冬，進而建有房屋。據說，在雙嶼有1200人，浯嶼有500人（注：費爾南·門德斯·平托：《遠游記》，金國平譯，澳門：葡萄牙大發現紀念澳門地區委員會等，1999年，下冊第690、701頁。）?！胺鹄蕶C之來，皆以其地胡椒，蘇木，象牙，蘇油，沉、東、檀、乳諸香，與邊民交易，其價甚平，其日用飲食之資于吾民者，如米、面、豬、雞之數，其價皆倍于常，故邊民樂與為市?！保ㄗⅲ毫窒Ｔ骸读执窝孪壬募肪砦?，《與翁見愚別駕書》。）“其奸巧強梁者，自上番舶以取外國之利，利重十倍?！保ㄗⅲ好┰獌x：《武備志》卷二一四，《海防六》。）

在海洋利益的驅動下，寧波外海地區、九龍江口海灣地區、詔安灣地區都出現農業經濟向海洋經濟的轉型，具有海洋社會的特征。航海貿易不是可恥下賤的，而是光明正大的，海商、海盜是人們崇拜的英雄。寧波外海地區，“有等嗜利無恥之徒交通接濟，有力者自出資本，無力者轉展稱貸，有謀者誆領官銀，無謀者質當人口，有勢者揚旗出入，無勢者投托假借，雙桅三桅，連檣往來。愚下之民一葉之艇，送一瓜，運一樽，率得厚利，馴致三尺之童子，亦知雙嶼之為衣食父母。遠近同風，不復知華俗之變于夷矣”（注：朱紈：《pì＠③余雜集》卷三，《雙嶼填港工完事》。）。九龍江口地區，“寇回家皆云：‘做客回’，鄰居者皆來相賀”（注：王文祿：《策樞》卷四。）。月港“僻在海隅，遙通夷島，生聚蕃盛，萬有余家，以下海為生涯，以通番為常事……寢成化外之風”；“其俗強狠而野，故居則尚斗，出則喜劫，如佛朗機、日本諸夷。阮其寶、李大用諸賊首，茍可以利用，則窩于其家而縱之妻女不恥焉”（注：朱紈：《pì＠③余雜集》卷三，《增設縣治以安地方事》。）。詔安灣地區，“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女不蠶織，而衣皆錦綺，莫非自通番接濟、為盜行劫中得來”（注：俞大猷：《正氣堂集》卷二，《呈福建軍門朱公揭》。）。這些并非海洋活動群體自身的記載，但我們仍可以品味到一股與傳統農業社會全然不同的海洋氣息。下海經商成了地方的“衣食父母”，人人爭趨；市場帶來繁榮，競爭引起強狠尚斗。所謂“華俗之變于夷”，“寢成化外之風”，“如佛朗機、日本諸夷”云云，是海岸帶局部地域社會的海洋化，套用現代術語，就是與海洋世界接軌。這些地方的知識分子體察到社會的變化，主張為通番除罪，開放互市，化寇為良。鄰近寧波外海地區的海鹽縣人王文祿提出：“若欲?？芟て?，必須憲臣奏請沿海凡泊船處所多設市舶司，有貨稅貨，無貨稅船。船出地方，給以票證。人皆好生而嗜利，化寇而為善良，且因以裕國用矣。”（注：王文祿：《文昌旅語》。見《中華野史》明朝卷一，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712頁。）九江海地的龍口灣區同安人林希元認為：夷狄于中國，“若以貨物與吾民交易……則不在所禁也?！保ㄗⅲ毫窒Ｔ骸读执窝孪壬募肪砦?，《與翁見愚別駕書》。）詔安灣地區的吳樸在《渡海方程》中更進一步主張，朝廷不僅應該開放海禁，還要把國家權力延伸到海外，保護海商的利益，在海外“置都護府以制之”，“請于靈山、成山二處，各開市舶司以通有無”（注：原書已佚，轉引自董gǔ＠④《碧里雜存》下卷，《渡海方程》。）。這些新觀念，體現閩浙沿海地區突破農業文明禁錮的海洋意識。從16世紀20～40年代的東亞海洋態勢看，葡萄牙人兩次嘗試使用和談與武力敲開中國大門失敗，被驅逐出廣東之后，“葡萄牙國王限于實力，無法再作第三次嘗試了。此后30年間，葡萄牙人來中國通商居住者，已非政府所組織，而是少數冒險商人，恃其一己之力，開拓個人的經商貿易事業”（注：黃啟臣：《澳門通史》，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頁。）。對于平托(FernaoMendesPinto)和克路士(gaspardaCruz)敘述葡萄牙人在雙嶼建立殖民地政府的故事，其實并不可信。英國學者博克舍(C.R.Boxer)就指出：“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些駐地不是臨時性的。葡人在貿易季節靠海灘搭起蔽身和存貨的茅棚，而在他們乘船離開時就把棚子燒掉或拆掉……即使葡人開始在雙嶼港、浯嶼及月港建立永久性的房屋，那他們在1548～1549年這些地方的原始駐地被中國人摧毀前也不可能進度得很快?！保ㄗⅲ篊·R·博克舍編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導言》，中譯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頁。）葡萄牙商人在閩、浙海上交易時表現出強烈的海盜色彩，但這并不代表葡萄牙的政府行為，和外敵入侵是有區別的。東南海商招引他們前來互市，屬于海利驅動的民間經濟行為。因勢利導，開放市舶，化寇為良，是一種可行的選擇。東南沿海知識分子提出的新觀念，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這種選擇，遇到的是體制上的障礙。禁止下海通番是朱元璋創立的祖宗成法，互市被認為是破壞政權穩定和安全的根源，是不能網開一面的。這就注定了這種觀念沒有也不可能被主流社會所接納。嘉靖二十一年(1542)，“寧波知府曹誥以通番船招致?？?，故每廣捕接納通番之人，鄞鄉土大夫嘗為之拯拔。知府曹浩曰：今日也說通番，明日也說通番，通得血流滿地方止。”（注：鄭舜功：《日本一覽·窮河話?！肪砹?。）二十六年(1547)夏，福建?？芰旨糇耘砗嗾T引葡萄牙人到雙嶼與許棟合＠⑧，“糾合徒黨番客”，乘夜洗劫了抑值賴帳的余姚縣謝氏。官府謊報倭寇來襲，震動朝廷，遂于七月決定改巡撫南贛汀漳都御史朱紈巡撫浙江，兼管福建福、興、建寧、漳、泉等處海道地方，提督軍務，掀起新一波的海禁浪潮。

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初七日，朱紈下命明軍突襲雙嶼，摧毀了葡萄牙的臨時居留地和中國海商的據點，引起寧波外海地域社會的強烈反彈，“平時以海為生之徒，邪議蠡起，搖惑人心，沮喪士氣”。朱紈一不做，二不休，下命填塞港口，使船只不得復人。二十八年(1549)二月，又摧毀葡萄牙在九龍江口浯嶼的臨時居留地。至此，葡萄牙海洋勢力從閩浙沿海消失。

倭亂與月港的開放

中葡互市消失后，雙嶼私市轉移到舟山群島的烈嶼、岑嶼等處，浯嶼私市轉移到晉江圍頭、安平（今安海），以日本為對象。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倭船十數只由漳州人導引，灣泊圍頭、白沙等澳，“各處逐利商人云集于市?！保ㄗⅲ骸栋埠Ｖ尽肪硎?，《海港》。）漳人李華山、吳子福為“澳主”，柯老、金山老為通事，逼商人以絲貨赴倭船（注：《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五二，《泉州府部紀事》。）。安平港興起。五月，漳人沈門（沈南山）、潮人林國顯引倭萬余攻破浙江黃巖縣，史稱“壬子之變”。于是，“西洋船回私澳，東洋船遍布海洋?！奔尉溉?1553)七月，明軍攻破烈嶼，王直退住日本平戶印山，招引閩浙私商和南蠻黑船前往貿易，并派人“哄帶日本各島貧窮倭奴”（注：范表：《?？芮白h》。），“賊于大明，奪取州郡之珍寶，剽掠貴人之子孫”（注：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中華書局1980年版，上編卷二十三，李朝明宗八年閏三月丙辰。），掀起倭寇之亂。

延蔓十數年的倭亂，給東南社會造成嚴重的破壞，也促成了東亞貿易網絡各種海上力量的大調整。葡萄牙人撤出閩浙沿海后，轉到廣東珠江口外，先在上川島后在浪白澳建立暫時貿易基地，嘉靖三十二年(1553)，“夷舶趨濠鏡（今澳門）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海道副使汪柏許可登岸暫住，時僅蓬累數十間”（注：郭fěi＠②：《廣東通志》卷六十九，《澳門》。）。三十六年(1557)，正式入澳門建屋居住。倭亂期間，葡萄牙人通過澳門和日本平戶等港直接貿易，是東海海域唯一不受海禁影響的航線。閩浙海道不靖，暗中走私惡化為公開武裝走私，并另行開辟了日本→臺灣→澎湖→福建大金、浯嶼和粵東南澳的海上通道，客觀上為以后臺灣島內附制造了前提。但是，武裝走私與暴力搶劫混為一體，海商和海盜難以區隔；倭寇中有真倭、假倭，假倭中又雜夾著中國、朝鮮、彭亨、暹羅、葡萄牙等國的海商與海盜，是一個復雜的國際性群體，不能簡單地把倭寇等同于中國?？?，把中國?？芏紕澣搿昂Ｉ碳瘓F”?！拔覀兂姓J倭患時期并發的‘海賊’活動，是厲行海禁政策影響沿海人民生產生活的產物。但是，‘海賊’的起事只是為生活所逼鋌而走險，并沒有明確的斗爭目標，更沒有提出過要求開放海禁的口號，因而把他們活動的性質一概歸于反海禁斗爭，加以肯定和贊揚，是欠妥的。至于參加倭寇隊伍的假倭，不是追求劫掠財物，為虎作倀，便是被脅入伙，茍且藏身，更沒有開放海禁的要求。即使‘海賊’、‘假倭’中有些是名副其實的海商，他們除了接濟、販貨帶有某種商業性質之外，其誘引倭寇攻城略地、入伙殺人越貨，則已是超越經濟性質的內奸、幫兇行為，也不能簡單地稱之為中國內部的階級斗爭?！保ㄗⅲ簵顕鴺E：《崇武城衛與明代海防》，《崇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頁。）倭寇、?？芘c明朝官方海上較量的結果，是倭寇退出東海海域；閩浙?？鼙幌麥?，或逃遁于海外；明朝的海防和海禁政策作出局部的調整。

倭亂時期，福建沿海是重災區，官方因軍需孔亟，不得不臨時廣募民艦，設舟師于五寨之外，分十有六澳。嘉靖四十三年(1564)，恢復五寨之制，但對于浯嶼水寨的地點爭議頗多。有人主張從廈門恢復到浯嶼：

倭寇之入內地，惟有二道：一從大擔、烈嶼而入，一從金門嶼而入，浯嶼居其外，實為捍蔽烈嶼、金門之沖，若以良將重兵固守之，則賊不待入內地而已抑制矣。（注：蔡獻臣：《清白堂稿》卷八，《同安縣志·防圉志·浯嶼水寨》。）

有人主張移設金門料羅：

愚竊謂不若移之料羅之為便也。蓋料羅、浯嶼，均為賊之巢穴，其勢不甚遠，而據此亦可以制彼也。（注：洪受：《浯嶼水寨移設料羅議》。）

但最終都未被采納，只于隆慶四年(1570)添設浯銅游于中左所（廈門），“烏嘴尾、烈嶼，其信地也，曰最沖。汛時，分兵二哨，一屯舊浯嶼，一屯大擔嶼，與浯嶼兵合哨”（注：何喬遠：《閩書》卷四十，《扦圉志》，點校本第一冊第989頁。）。并在九龍江出海處的圭嶼建城。

嘉靖四十四年(1565)，漳州知府唐九德議在月港設縣治，次年得到批準。隆慶元年(1567)，在月港設海澄縣，割龍溪、漳浦兩縣地屬之。同年，福建巡撫都御史涂澤民議開禁例，準敗東西洋，而嚴絕日本，得到批準。最先選擇的海商發舶地點在詔安灣的梅嶺，后以盜賊梗阻，改道海澄。萬歷二十四年(1596)，泉州府仿效漳州府在月港設海澄縣之例，議割晉江、南安、同安三邑地在安平港設安平縣，旋被否決。直到明末，海澄（月港）是中國唯一合法的商人出海貿易港。

月港的開放，是官府與民間海上力量激烈較量后的妥協。倭亂中沿海衛所頻頻失陷，意味著明朝守土防御戰略的失敗，也意味著嚴厲海禁的失??；倭亂的剿平，意味著倭寇侵犯中國國土的失敗，也意味著東南航海貿易勢力謀求在本土港口和外國互市的失敗?！霸⒔谕ㄖ小?，比一味嚴禁更有利于維護安全和穩定，是官府既維護祖制又求變通的最佳選擇；有限制地讓商民出海赴東、西洋貿易合法化，部分滿足了航海貿易勢力的要求，海商不盡如意但可以接受。這是海澄開港后迅速恢復經濟繁榮，海寇活動減少，民間“所貿歲無慮數十萬”，官府因舶稅收入而佐軍需，達到“公私并賴”的原因。

16世紀下半葉，九龍江口海灣地區的海商以合法身份參予東亞的海洋競爭，并占有優勢。隆慶五年(1571)，西班牙海洋勢力從太平洋西進亞洲，占領呂宋（菲律賓），仰借漳泉海商由海澄（月港）→馬尼拉的東洋航路販運的商品，發展太平洋帆船貿易，形成月港→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魯多可(Acapulto)的大三角航線，使漳州人主導的海洋社會經濟圈與拉丁美洲市場產生了互動。萬歷十年(1582)，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二世兼葡萄牙國王，澳門葡萄牙人也大力開展澳門→馬尼拉貿易。美洲白銀不斷地輸往中國，中國商品則通過太平洋航路輸往拉丁美洲，在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場上，影響舉足輕重。（注：關于中國與呂宋貿易的狀況，參見錢江《1570-1760年中國和呂宋貿易的發展及貿易額的估算》，《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與日本通商雖明令禁止，但漳泉海商還是利用赴馬尼拉和臺灣雞籠（基?。?、淡水合法貿易的機會，從事與日本的走私貿易。甚至私赴日本交易，福岡市博物館就收藏有一面萬歷十二年十二月（1585年1月）泉州晉江海商李進、船主蔡福立字，來年六月到博多港比號貿易的布質船旗。（注：林華東：《日本福岡珍藏的日明貿易船旗》，《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東亞貿易網絡中漳、泉海商主要貿易地點的海外移民社區，也為月港的出口貿易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經濟。

16世紀70年代以后，國際貿易環境出現新的變化，中國面臨西班牙和日本的海上威脅和挑戰。西班牙進入東亞海域，意在取葡萄牙以代之。萬歷三年(1575)，西班牙菲律賓總督桑迪(Dr.franciscodeSamde)派員到中左所（廈門），轉赴福州，求通貿易，遭到拒絕，萬歷十年(1582)，西班牙船長嘉列(FranciscoGualle)自菲律賓北上，一位曾九次到臺灣貿易的漳州人“三弟”(Santy)告訴他：航行經過的島嶼是臺灣(Fermosas)。萬歷十四年(1586)，西班牙人提出征服中國（包括攻占臺灣）的計劃，但未被菲力普國王接受。萬歷二十五年(1597)，菲律賓西班牙人還提出“航海和征服備忘錄”，意在染指臺灣。但由于萬歷十六年(1588)西班牙“無敵艦隊”在英吉利海峽慘敗，國勢衰落，未付之實施。

萬歷二十年(1592)，日本關白豐臣秀吉出兵侵犯朝鮮，明朝獲得有南侵雞籠、淡水的情報，在東南沿海重申海禁，并把閩海防區擴大到澎湖一線，據險戍守。次年(1593)，原田喜左衛門出使呂宋，路過臺灣，“招諭”不成，又準備派兵進攻雞籠，占據澎湖。由于明朝有備，才未得逞。二十五年(1597)，豐臣秀吉再犯朝鮮，東南海警頻傳，明朝乃于澎湖“冬初韌一游一總四哨，冬鳥船二十艘，目兵八百有奇。二十六年(1598)春，又慮孤島寡援，增設一游，總哨、舟師稱是。又于海壇、南日、浯嶼、浯銅、銅山、南澳六寨游，各抽哨官一人，堅船三只，汛時遠哨該島，以聯聲勢”（注：崇禎：《漳州府志》卷十五，《兵防考·彭湖游兵》。）。

萬歷二十四年(1596)，荷蘭海洋勢力進入東南亞海域，在印尼爪哇島漳州海商的貿易據點下港即萬舟(Banten)市西唐人街內建立商館，成為新的貿易伙伴和競爭對手。

國際環境的這一新動向使月港國際貿易遍布黑云，加重了海上貿易的風險。不過，到16世紀末，還沒有形成現實的危機?？梢哉f，月港開放后的四十余年，是漳州海商主導東亞貿易網絡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