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理論形成的條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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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也是這樣,它是應時代的呼喚而產生和發展的,是在中國的歷史發展和社會階級關系、政治、道德、哲學傳統的基礎之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是在革命和戰爭成為時代主題的條件下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具體實踐中形成與發展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取得的。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和運用的歷史,同時也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在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初、中期,由于我黨路線的正確以及黨員干部和群眾高昂的革命積極性,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但是到了末期,由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當時的黨中央教條式地理解“二次革命論”,放棄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同時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不敢支持已經和正在起來的農民革命斗爭,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1927年春夏,國民黨乘機發動“運動”和反人民的戰爭,從而導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最終失敗,已經發展到六萬多黨員的黨只剩下了一萬多黨員。指出:“所有這些情形,都是由于沒有經驗,缺乏深刻的革命認識,還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1〕。此后經過1927年的“八七會議”,我黨由于更多地領會了馬列主義理論,更多地學會了將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所以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正確的總方針。我黨不僅締造了紅軍和創建了農村革命根據地,而且學會了領導革命戰爭、和各種政權工作。

紅軍也連續擊敗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然而,此后又由于“左”傾教條主義生吞活剝地照搬馬克思主義,一味從本本出發,把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個別結論和詞句當作包治百病的靈丹圣藥,最終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革命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紅軍也被迫長征。認為,“左”傾教條主義者之所以犯錯誤,“這仍然是因為他們不去虛心領會過去的經驗,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不了解,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沒有統一的理解而來的”〔2〕。只有到了遵義會議以后,黨才徹底地走上了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來戰勝右傾機會主義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斗爭,黨已經從狹小的圈子中走了出來,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黨的武裝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爭中重新壯大起來了。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更加擴大了。“然而,大批的新黨員還沒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組織還沒有鞏固,他們同老黨員和老組織之間,還存在著很大的區別。大批的新黨員、新干部還沒有足夠的革命經驗。他們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還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們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完全的統一的理解,還相距很遠。”〔3〕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從1942年開始在全黨進行整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礎上,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接著舉行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結了歷史經驗,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這不僅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團結,而且為抗日戰爭的勝利、解放戰爭的迅速勝利做好了思想和人才準備。我黨在馬列主義、思想指導下,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歷經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的十年三個階段,終于初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間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

在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我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這些勝利都是馬列主義的勝利,都是由于我黨一貫的思想原則是把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通過1950年黨中央在全黨進行的著重整頓黨的干部的整風學習和1951年至1954年的整黨,我黨馬列主義的思想水平較之以前又提高了一步,但是我們許多同志仍然存在著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提出“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隊伍中的這些嚴重的缺點”〔4〕。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始轉入長達十年的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這期間,既取得了很大的建設成就,又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由于認真執行黨的八大的正確方針,1957年的經濟工作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1958年后,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加之等領導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致使經濟工作的“左”傾指導思想嚴重地泛濫,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進一步發展,“”是晚年所犯最為嚴重的錯誤。雖然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他也是經常提醒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特別痛惜的是,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

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是在對主觀主義包括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揭露和批判的基礎上形成與發展的教條主義只重視書本知識,而輕視書本知識以外的許多實際知識。經驗主義只重視個人狹隘的經驗,輕視理論,輕視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二者出發點雖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質上卻是一致的。它們都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分割開來;它們都違背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把片面的相對的真理夸大為普遍的絕對的真理。因此,它們被統稱為主觀主義。我黨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遭受的各種挫折,都與指導思想上存在主觀主義的錯誤有著直接的關系。歷史經驗表明:什么時候克服了主觀主義,我們事業的發展就比較順利;什么時候主觀主義泛濫,我們事業的發展就會曲折反復,付出沉重的代價。為此,“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5〕。

1927年3月,為了克服當時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同時回答黨內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親自到湖南作了32天的考察工作以后,寫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報告》中,他從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出發,高度肯定了農民革命斗爭對于中國革命的重要意義。1929年12月,認為主觀主義在紅四軍的某些黨員中嚴重地存在著,“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6〕。在遵義會議以前,我黨曾連續出現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由于穿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更加容易迷惑人。1930年5月,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尖銳地批評了黨內有些人開口閉口要“拿本本來”的做法。他意味深長地寫道:“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逼渲小爸袊锩窢帯?、“中國同志”和“中國情況”三處凸現了“中國”的重要性,這顯然是針對有些人機械執行共產國際指示或者盲目照搬蘇聯革命經驗而提出的。1936年12月,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強調要重視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性,其鋒芒所向,直指那些來自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1937年6月,在進一步分析我黨“為什么只是‘左’的傳統”的原因時指出,這是由于我黨還只有十幾年歷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傳統還不十分深厚,解決問題還不能樣樣帶馬克思主義原則性,還沒有很早地人人都學好唯物辯證法。在我黨內,既有過教條主義的長期統治,也有一部分經驗主義的同志長期拘泥于自身的片斷經驗,不了解理論對于革命實踐的重要性,看不見革命的全局,雖然也是辛苦地但卻是盲目地在工作。為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錯誤,1937年7月、8月,分別寫了《實踐論》、《矛盾論》兩部哲學名篇。在《實踐論》中,他指出:“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薄?〕從而深刻地揭示了教條主義產生的認識論根源。在《矛盾論》中,他進一步論述了掌握對立統一規律以在實踐中具體認識和把握中國實際的方法論。1938年10月,向全黨發出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號召,提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薄?〕

1942年至1945年,我黨抓緊局勢變化相對較少的時期進行了全黨范圍的整風運動,領導全黨干部和黨員來認識和克服廣泛存在于黨內的偽裝馬列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特別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演說《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在這場運動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針對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泛濫的現象,他毫不客氣地指出:“直到現在,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圣藥,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費氣力地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者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應該作啟蒙運動。那些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于這種人,應該老實地對他說,你的教條一點什么用處也沒有。”〔9〕作為一場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運動,掃除了1931年以來教條主義在黨內的惡劣影響,幫助了大量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新黨員脫離小資產階級立場而轉入無產階級的立場,不僅使黨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而且使黨空前地團結起來了。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揭露和批判始終結合在一起進行。他說:“只要我們更多地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學,一句話,更多地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少犯主觀主義錯誤,我們的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是一定能夠達到目的的。”〔10〕為此要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既反對“左”,也要反對右。建國之初,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我們大量學習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其中不乏一些照搬照抄的錯誤做法。隨著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開始對斯大林的批判,加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一些錯誤逐漸暴露,1956年4月,在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寫了《論十大關系》一文,提出要以蘇為戒,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他進而提出,我們要繼續學習馬列主義、斯大林的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但是不能照搬他們說的每一句話,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說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第一次提出在中國革命戰爭中不能照搬蘇聯經驗的話,那么在《論十大關系》中,則第一次明確提出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不能照搬蘇聯經驗。認為,主觀主義在我黨一萬年以后還會存在,永遠都會存在。這既是對主觀主義產生、發展的環境和條件的準確判斷,也表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長期性和艱巨性。由于我黨處在小資產階級人數眾多的環境里,不僅受著小資產階級的包圍和影響,而且黨員的大部分是小資產階級出身,本身就帶著許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從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保守方面,就表現為教條主義;從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分散方面,就表現為經驗主義。而“無產階級如果向這些思想和愿望做出讓步,它就無法完成自己的歷史的領導使命”〔11〕。為了反對主觀主義,要求有書本知識的人要向實際方面發展,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并且這兩種人要互相結合。1945年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決定:“全黨必須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并著重聯系中國革命的實踐,以達到進一步地養成正確的黨風,徹底地克服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等項傾向之目的?！薄?2〕

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是在對中國共產黨黨情判斷和分析的基礎上形成與發展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領導核心,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政黨。廣大黨員干部是否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否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決定著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成敗。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我黨從幼稚走向成熟、從弱小走向強大,領導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領導中國人民初步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這是我黨從自身情況出發,不斷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與學習的結果。

1921年7月,黨的一大在上海召開,大會提出“黨應在工會里灌輸階級斗爭的精神”,并且十分注意黨同工人階級建立密切的聯系,這是我黨成立伊始就表現出來的一大優點。1922年,我黨二大在上海召開,大會第一次提出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此時我黨雖然已經分清了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但是不懂得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界限,還不懂得應當是由無產階級來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1923年6月,我黨三大在廣州召開,大會提出“對于工人農民之宣傳與組織,是我們特殊的責任;引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更是我們的中心工作”,但還是沒有提出工人階級應當努力爭取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問題。黨的馬列主義理論知識的不足,表明當時我黨還處在幼稚的階段。1928年,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井岡山的斗爭》中談到,邊界各縣的社會組織是普遍地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系,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況下,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另外,邊界各縣的黨,也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指出:“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13〕1929年12月,針對紅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出:“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薄?4〕他要求黨的領導機關增加對黨員正確路線的教育,并且提出糾正主觀主義錯誤的方法是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1930年5月,專門針對那些“從書本上討生活”和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共產黨員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薄?5〕并且重申離開實際調查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這一時期,與大革命時期右傾錯誤是主要的危害相反,我黨所犯的錯誤主要是“左”傾,這再次充分暴露了我黨馬列主義理論知識的不足,比如在劃分階級的問題上就典型地體現了這個弱點。在抗日戰爭時期,我黨黨員人數激增,其中不少黨員是帶著非無產階級思想入黨的。一些黨員輕視政治,把戰爭孤立起來,不愿去做動員群眾的工作。指出:“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薄?6〕他說,要勝利又忽視政治動員,叫做“南其轅而北其轍”,其結果必然取消勝利。在肯定我黨馬列主義修養有了一定進步后,指出我黨的馬列主義修養仍然還很不普遍,很不深入,仍然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和《整頓黨的作風》等文獻中,他的這一思想又有了進一步發展:有些黨員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認為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將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他強調相對于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線還非常不相稱,理論方面顯得非常落后。為此,和黨中央要求全黨采取具體措施,收集國內外各方面的材料,加強對于歷史和環境、具體情況的調查研究,并將這種調查研究、了解情況的工作同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密切聯系起來。為使革命運動更好地開展,在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勝利前夕,又一次指出,我黨在許多基本理論問題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鞏固;黨內有許多新知識分子和工農干部,對許多基本觀點不知道,對許多問題不會解釋。那么解決的辦法就是要讀馬列著作。

1955年,鑒于高饒事件,認為驕傲自滿情緒不僅在我黨內確實存在,而且在一些黨員身上還很嚴重。他提出必須克服這種情緒,否則,就會妨礙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任務的完成。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號召全黨都要學習辯證法,按照辯證法觀察和處理國際國內新問題。他還要求全黨注意思想理論工作,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在總結1956年我國個別地方發生的少數工人學生罷工罷課事件的起因時,強調主要就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對于群眾缺乏教育。他認為通過這件事,可以促進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教育干部和群眾。在這個意義上說,壞事也可變成好事。1957年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指出,不是說一進了共產黨就都是圣人,而是有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既有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有百分之二十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種情況下,他建議黨員之間通過面對面的交談,在不損傷馬列主義的原則下,接受別人的一些正確意見,放棄自己的一些錯誤意見。在“一五”計劃期間,針對我國在經濟、文教和軍事工作中存在的教條主義,重申了堅持原則和獨創精神的思想方法問題。以后,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我黨對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

而另一方面,我們的干部中,自以為是的很不少。他們常常自覺不自覺地以主觀主義代替唯物主義,以形而上學代替辯證法。為此,他要求全黨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認識論的學習,開展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從中找出事物的固有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梢?是在對我黨理論知識不多、理論修養不夠、理論水平不高的基本判斷和分析的基礎上逐步提出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的。正是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抓緊對廣大黨員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不斷增強將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相結合的自覺性,才使我黨不僅成就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大業,而且開辟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