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匯率和貿易收支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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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劉園韓斌工作單位：北京國際經濟貿易學院

文獻回顧

匯率對國際貿易收支影響機制的研究，主要是從匯率彈性和收入彈性的角度來分析。一般認為，一國貨幣的貶值（升值）可以影響該國的相對價格，從而使出口量增加而進口量減少（出口減少而進口增加），最終引起國際貿易收支的變化。但這種影響只有在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時才成立，即只有當出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與進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之和大于1，本幣貶值才能達到改善國際收支的目的，反之需求價格彈性之和小于1則會惡化國際收支狀況。但是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由于短期內生產者調整和消費者反應都存在時滯，本國貨幣貶值最初會使國際貿易收支惡化；但是經過一段時間調整，時滯逐漸消失，貨幣貶值會改善國際貿易收支，這就是所謂的“J曲線效應”。與此相對應，貨幣升值則會產生“反J曲線效應”。許多國內外學者都對匯率變化對國際貿易收支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但由于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所選樣本期不同，獲得的結果也不一樣，至今尚未對匯率和國際貿易收支之間關系達成一致見解。Rose和Yellen(1989)根據美國1963-1988年的季度數據，運用協整分析法對美國與其它G7國家的雙邊貿易和匯率關系進行檢驗，得出真實匯率對美國與其它G7國家的雙邊貿易有顯著影響的結論。[1]Marwah和Klein(1996)采用Johansen多變量協整檢驗方法，研究了1973年1月至1990年2月浮動匯率制度下，美國對外貿易收支與實際匯率的變動關系，發現除意大利之外，美國與其他經濟體的雙邊貿易中，美元實際匯率與貿易收支之間都存在著顯著的關系。[2]Bahmani-Oskooee和Brooks(1999)采用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ARDL)對美國和其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情況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在短期內美元實際匯率變化對美國貿易收支沒有實質性的影響，但在長期中美元實際匯率貶值能夠改善美國貿易收支。[3]Lal和Lowinger(2002)用Johansen協整分析和脈沖響應模型對亞洲7國進行研究，發現除日本以外,其余6個國家的國際貿易收支均存在“J曲線效應”。[4]Bahmani-Oskooee和Goswami(2003)分析了1973-1998年日本和其最大的9個貿易伙伴間貿易的匯率敏感性，發現無論短期還是長期，日本對外貿易的“J曲線效應”都不明顯。[5]國內學者借鑒國際收支理論和國外實證研究方法，對我國匯率和國際貿易收支關系進行了一些研究。從中國整體對外貿易角度進行研究的有：謝建國、陳漓高（2002）通過協整分析和沖擊分解，研究了中國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匯率之間的關系，得出人民幣匯率貶值對中國貿易收支的改善并沒有明顯影響，中國貿易收支短期主要取決于國內需求狀況，而長期則取決于國內供給狀況。[6]馬丹、許少強（2005）從中國貿易收支和貿易結構兩個方面考察與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間的關系，發現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貶值能夠改善中國貿易收支，中國貿易結構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化。[7]李衛群（2005）根據凱恩斯總需求理論以及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推導開放經濟中國際收支與貨幣供應之間的關系，指出國際收支變動對我國貨幣政策制定的影響。[8]高運勝等（2011）用1999-2008年歐元對人民幣匯率數據和中國與歐元區貿易季度數據構建VAR模型，并運用協整檢驗和脈沖響應函數的方法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人民幣對歐元的貶值初期會引起中國對歐元區貿易收支的短期惡化，但一段時間后中國對歐元區出口數量增加，貿易盈余趨于穩定，中國對歐元區貿易存在匯率貶值的“J曲線效應”。[9]于友偉（2011）基于中國與13個亞太主要貿易體的貿易數據以及最新的面板協整計量方法，對貿易平衡與匯率變動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發現人民幣的升值，在有限程度上能夠減少我國的貿易盈余，改善伙伴國的貿易平衡狀況。[10]從中國和各貿易伙伴角度進行研究的有：沈國兵（2005）研究美中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匯率問題，發現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是值得懷疑的，僅僅依靠人民幣匯率變動是無法解決美中貿易逆差問題的。[11]葉永剛等（2006）對中美和中日國際貿易收支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無論長期還是短期人民幣有效匯率與中美貿易收支之間均不存在因果關系，但是中日貿易收支與人民幣有效匯率之間互為因果關系，人民幣有效匯率對中美貿易收支和中日貿易收支均不存在“J曲線效應”。[12]王勝等（2007）用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對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順差關系進行實證，發現無論短期還是長期人民幣升值都難以對中美貿易順差產生調節作用，因此，人民幣升值不會緩解美國巨大的貿易逆差。[13]周逢民等（2009）通過對中國和俄羅斯貿易收支的實證研究發現，中俄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匯率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中俄貿易收支總體上不存在“J曲線效應”。[14]黃安仲（2011）通過對人民幣匯率經過效應的研究，發現人民幣升值不能改善美國與中國的貿易狀況，但能改善日本與中國的貿易狀況；其差別的原因就在于貿易定價的不同。[15]

實證結果分析

（一）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需要對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序列LTB、LBRER、LFGDP和LCGDP都是不平穩序列，存在單位根；其一階差分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又都是平穩序列，因此，可以對這四個序列進行協整分析。（二）協整檢驗本文的模型包含4個變量，所以用Johansen方法進行協整檢驗，該方法基于VAR模型，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要確定模型的最佳滯后階數。在無約束VAR模型條件下，可依據AIC和SC等多種檢驗準則，確定最佳滯后階數。由表2可見，VAR模型最佳滯后階數為3階，故協整滯后階數選取2階。使用Johansen方法進行協整檢驗，檢驗時假定模型含截距項，不含時間趨勢項，從不存在協整關系的零假設開始逐步進行，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檢驗結果分別如表3和表4所示?？梢钥闯?，在5%的顯著性水平跡統計量拒絕至多存在一個協整關系的假設，不能拒絕存在兩個協整關系的假設，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拒絕無協整關系的假設，不能拒絕存在一個協整關系的假設，結合兩個統計量可知在中國和東盟5國貿易中至少存在一個協整關系。估計出的標準化協整關系式為：LTB=-0.521033LREER-1.464565LCGDP+3.397218LFGDP(1.79864)(0.79684)(0.67209)該式表示了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和各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括號內的數字為各協整系數估計值的標準差。各變量的符號與預期一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1%，會引起中國對東盟5國的貿易順差下降0.52%；中國實際GDP上升1%，貿易順差下降1.46%；東盟5國實際GDP上升1%，貿易順差上升3.40%。彈性系數的值表明，實際有效匯率對中國—東盟5國貿易影響較小，而東盟5國的國內收入對貿易響應非常大。（三）Granger因果檢驗通過協整檢驗可知，中國—東盟5國的貿易收支、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中國實際GDP、東盟5國實際GDP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還需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5。從表5可以看到，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中國實際GDP、東盟5國實際GDP是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Granger原因，說明短期匯率變化、中國和東盟5國實際GDP變化會引起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變動；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是中國GDP的Granger原因，表明中國對東盟5國的出口可以促進中國國內經濟的增長，增加中國GDP；中國GDP是東盟5國GDP的Granger原因，說明中國的發展會給東盟5國帶來機遇，推動東盟5國的經濟發展。（四）脈沖響應函數脈沖響應函數描述的是VAR模型中一個內生變量的沖擊給其他內生變量所帶來的影響。為了進一步檢驗實際有效匯率波動對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動態影響，引入廣義脈沖反應函數進行分析。相對傳統正交脈沖反應函數而言，廣義脈沖反應函數具有不受變量排序方式影響的優勢。做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對人民幣升值的脈沖響應分析，首先要對VAR模型進行穩定性檢驗，VAR模型穩定的條件是特征方程所有根的倒數值均在單位圓以內。圖1是VAR模型生成的AR逆根圖，特征方程的全部根倒數值都在單位圓之內，故該VAR模型是穩定的。圖2是中國—東盟5國雙邊貿易收支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波動的脈沖響應圖，反映了VAR模型中，給實際有效匯率一單位沖擊(即匯率升值一單位)，貿易相對差額對最初一單位沖擊的短期和長期反應。圖2表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化對中國—東盟5國雙邊貿易收支的影響存在“時滯效應”，LBRER一個標準差的正向沖擊，首先引起中國—東盟5國雙邊貿易收支LTB在前2期上升并達到正向最大值，然后開始逐漸下降，直到第7期變成負值，并持續作負向影響，大約在第11期達到負向最大值。也就是說，人民幣在升值初期后的7個季度內，中國和東盟5國的貿易收支趨于上升；但在第7期之后開始下降，這表明人民幣升值的“反J曲線效應”是存在的。人民幣匯率對于中國—東盟5國貿易具有調節作用，但是由于貿易合同、生產者和消費者反應等原因，其作用發生存在滯后。在人民幣匯率升值初期，國際收支的價格效應大于數量效應，貿易條件改善直接導致貿易收支改善。之后隨著粘性效應逐漸消失，人民幣匯率升值引起出口數量減少，進口數量增加，長期的進出口數量調整使貿易收支惡化并趨于穩定。（五）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描述的是VAR模型中各變量的沖擊對系統變量動態變化的相對重要性，它將系統的預測均方誤差按其成因分解為自身沖擊、其它變量沖擊所構成的貢獻率（占比），從而了解各變量沖擊對模型內生變量的相對重要性。本文對中國—東盟5國的雙邊貿易收支進行方差分解的目的是研究當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我國實際GDP和東盟5國實際GDP發生擾動之后，雙邊貿易收支變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各個經濟變量的影響。方差分解結果如表6所示。表6給出了20個季度（5年）的方差分解數據，結果顯示：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東盟5國實際GDP對貿易收支的影響高于中國實際GDP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這說明中國對東盟5國的貿易收支主要受東盟5國實際GDP的影響，其貢獻率在2年后達到最高的34%左右，然后逐漸降低；我國實際GDP對中國—東盟5國貿易的影響最小、最穩定，長期穩定在5%左右；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中國—東盟5國貿易的影響隨時間逐漸增加，在5年后達到28%左右。

本文以中國—東盟5國2000年4季度至2011年3季度的數據為樣本期，研究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中國實際GDP、東盟5國實際GDP對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1）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之間存在均衡穩定的長期關系。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匯率彈性為0.52，高于中美貿易收支彈性0.38（葉永剛，2006），高于中國—歐盟貿易收支彈性0.24（高運勝等，2011），高于中韓貿易收支彈性0.21（周延等，2007）；低于中日貿易彈性匯率1.73（葉永剛，2006），低于中俄貿易收支彈性2.16（周逢民等，2009）。人民幣匯率對中國和各國（經濟體）貿易收支影響的差異可能是由各國或經濟體的貿易結構特點不同決定的。（2）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具有較高的國外收入彈性和較低的國內收入彈性。本文協整檢驗結果顯示，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國外收入彈性為3.40，高于國內收入彈性1.46，較高的東盟5國需求彈性和較低的國內需求彈性使得中國在人民幣不斷升值的情況下還可以保持貿易收支狀況改善。（3）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中國實際GDP和東盟5國實際GDP是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Granger原因，說明人民幣升值會對中國貿易收支產生影響，中國和東盟5國的雙邊貿易收支狀況可以通過調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來解決。（4）從脈沖響應函數來看，中國和東盟5國的貿易收支存在“反J曲線效應”，即人民幣升值初期，中國對東盟5國的貿易收支改善；而在長期內，會使貿易收支惡化。這表明匯率對中國—東盟5國雙邊貿易的影響存在時滯，這和實際情況基本相符。人民幣匯率自2005年改革以來逐步升值，而中國—東盟5國貿易順差隨著人民幣升值反而增加，一直持續到2009年達到最大，之后才逐漸降低。（5）方差分解的結果表明，在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未來預期波動中，影響貿易收支的最重要因素是東盟5國的GDP；其次是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其影響力會逐漸增強；而中國實際收入水平的影響最小。總的來說，自我國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逐步升值，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影響與經典的經濟學理論存在差異。人民幣升值初期并未導致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惡化，貿易順差反而增加，但在長期貿易收支會逐漸惡化。這和我們通過上述實證研究得到的結論基本符合，即人民幣升值存在“反J曲線效應”，隨著人民幣升值周期的延伸，人民幣升值對貿易收支的滯后性會逐步顯現。這一結論有助于我們正確看待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從而為我國提出有針對性的貿易政策，對化解人民幣升值對貿易收支的不利影響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東盟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雖然其各成員國發展水平不同，但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地位應值得我們重視。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由于中國和東盟5國存在“反J曲線效應”，可以緩解短期內人民幣升值帶來的中國和其它國家貿易惡化和順差大量減少的狀況，可以作為中國和美國、日本等國貿易的“緩沖器”。因此在運用人民幣匯率調節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關系時，不但應該注意歐洲、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貿易地位，還應該注意東盟國家的貿易地位，使得在調整對歐洲、美國、日本的貿易關系時，也擴大與東盟國家的雙邊貿易額，這樣可以緩解人民幣的升值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