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農業拓展存在的困難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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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態農業是當前中國農業發展的階段性訴求，代表著現代農業發展的方向。然而，“教授賣大米”事件的出現說明農業經營方式從石油農業型向生態農業型的轉變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它必然要面臨諸多的困境。但是，該事件不斷向前推行的動態發展也給生態農業的發展帶來了諸多的啟示，從中也可能會找到化解制約生態農業發展的因素的辦法。

關鍵詞：生態農業教授賣大米現代農業農民合作

一、生態農業：中國農業發展的階段性訴求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分田單干的農民獲得了經營土地的積極性，農藥、化肥等大量石油化工類生產要素開始投入到農業經營領域，并在數量和品種上都呈現出日益上升的趨勢，這在中國農村改革三十年的實踐中似乎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農業經營模式。

以糧食主產區河南省新野縣為例，根據《2007新野統計年鑒》顯示，1978年全縣67.0千公頃的常用耕地面積施用化肥折純量4180噸，1980年農藥施用量530噸，到2004年該縣常用耕地面積減少到65.9千公頃，化肥施用折純量達到三十年來的最高點99131噸，2005年化肥施用折純量也達到三十年來的最高點2684噸，即使不計常用耕地面積的減少量，單純計算化肥、農藥的施用絕對量，兩者在三十年的時間里也分別增長到當年施用折純量的23.72倍與5.06倍。石油農業是以資源的高投入、高能耗為基礎的，是以農藥、化肥等生產要素施用量的不斷攀升和土地的日益板結為代價的，而長期地施用農藥、化肥就會像新野縣的統計年鑒顯示出的數據那樣造成農業經營的惡性循環，形成土地對這些生產要素的嚴重依賴，終有一天會走向崩潰。

事實上，石油農業長期發展的惡果已經出現，一方面，它已經開始影響到食品安全，類似的新聞報道已經不是什么新鮮的事情。而在農村調查時，我們也時不時會聽到農民自己都不吃不喝自己種植的農產品而將之全部用于銷售，自己再去別的地方購買，或者是在耕地上有區分地種植有毒害與無公害的農產品分別用于銷售和自家食用?？梢哉f，食品安全已經到了必須引起重視的地步，城鄉居民的消費觀念已經不再單純局限在解決肚子問題上，而是要有益于人體的健康；另一方面，土壤板結、土地肥力下降，以及農村環境污染問題也日益凸顯，部分地區的鄉村居民已經開始引用深層地下水就是農村環境污染的例證之一。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加快實施沃土工程，重點支持有機肥積造和水肥一體化設施建設，鼓勵農民發展綠肥、秸稈還田和施用農家肥。擴大土壤有機質提升補貼項目試點規模和范圍?！?008年中央一號文件繼續強調要“加快沃土工程實施步伐，擴大測土配方施肥規模。支持農民秸稈還田、種植綠肥、增施有機肥?！睉撜f，黨和政府已經看到石油農業發展的弊端，認識到重視和發展綠色生態農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開始將發展生態農業提上當前中國農業整體發展戰略的重要位置。但是，生態農業的發展要從政策文件走向實踐實施層面并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教授賣大米”事件的出現已經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而這個事件本身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引起媒介的重視也從一個側面證明生態農業的發展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社會各界對食品安全有著強烈的訴求。

二、教授賣大米：商品銷售與理念推廣同行

2003年7月，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何慧麗到河南省蘭考縣任掛職副縣長，從而在當地拉開了新鄉村建設實驗的序幕。2004年9月，蘭考縣葡萄架鄉的賀村與三義寨鄉的南馬莊村先后了成立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到2005年10月，南馬莊無公害大米協會組織社員種植的3000畝無公害大米獲得豐收，開始進入商品流通市場。

原本善良的農民認為只要自己生產的大米嚴格按照國家規定的無公害標準進行生產，在現有的農產品供應市場上“物以稀為貴”，銷售就應該不成問題。但是，事實恰恰相反，無公害大米的銷售飽受挫折。盡管協會管理層的幾個骨干先后到昆明、鄭州、洛陽、北京等大城市跑市場，大米銷售一直沒有大的進展，部分社員就開始把自己辛辛苦苦種植的無公害大米當作普通大米在本地市場進行零星銷售。后來，協會與洛陽一個商場達成銷售合同，協會的領導層在沒有收繳訂金的情況下，就匆忙地把10噸大米發到了洛陽，遭遇了大米進入市場后的第一個騙局，協會遭受了數千元的損失。

看著協會管理層的狼狽狀態，何慧麗實在不愿意讓這些農民承受大米銷售失敗的打擊，就開始動用自己在北京的一些資源，干起了“教授買大米”的事情。在何慧麗的建議下，2005年年底，南馬莊村支書、無公害大米協會副理事長張硯斌將協會會員種植的無公害大米拉到了北京，先后在烏有之鄉書社、個別超市、社區等地方進行銷售。因為這種農民直接進城賣糧的原始銷售模式在當今的流通市場已經非常罕見，再加上溫鐵軍、何慧麗等專家、學者的參與，賣米事件很快就引起全國媒體的炒作。這一銷售模式在受到贊賞的同時，一些媒體也提出了非議，其中認為教授賣米是“非市場化”運作的觀點支持者頗多。事后，何慧麗對此事進行反思，在溫鐵軍“不要讓農民輕易上經濟項目”的觀點的影響下，何慧麗甚至一度要放棄搞農民專業性合作經濟組織，但張硯斌等南馬莊農民卻堅持要做下去。不管怎么說，該年度南馬莊無公害大米協會生產的大米除了社員私自銷售和自家食用的部分外在北京等地市場銷售完畢。這一年，無公害大米協會并沒有掙到錢，相反還把農業部扶持的10萬元財政支持資金給賠了進去。

2006年4月28日，經過何慧麗的奔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溫鐵軍、清華大學教授汪暉、戲劇家黃紀蘇等知識界名流，在北京烏有之鄉書店發起成立“北京文明消費合作社”，每人預交100元訂金，與南馬莊合作社簽訂“購米包地”協議，預購合作社社員當年生產的大米，“購米包地”的運作模式開始走上前臺。截至到5月底，一共有79個市民和單位承包了南馬莊的145畝地，包地的市民包含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的部長林家彬，以及清華大學、中國社科院等很多專家學者。2006年國慶節期間，北京“購米包地”的市民代表20余人到南馬莊等村莊，在自己包的稻田里收割水稻，與給自己生產大米的米農互動交流。1個月后，北京市民消費者代表和南馬莊生產合作社代表坐在一起，在中國農業大學舉行新米價格聽證會，市民和農民面對面直接商談價格。

到2006年5月，經過商議，張硯斌等就決定放棄“南馬莊無公害大米協會”，而直接到蘭考縣工商局注冊了“南馬莊大米生產者合作社”，嘗試引入股份制，并進行商業化運作，力爭實現農業產業化。2006年12月，南馬莊大米生產者合作社組織了20多個社員以最低入股5000元、最高不超過10萬元的股份制運作形式創建了大米加工廠，從山東、福建等地購買了價值80多萬元的加工設備，建立了現代化的大米加工生產線。

2007年，南馬莊大米生產者合作社進行了土地入股試驗，將各戶零碎的土地以入股的方式集中起來，進行規模化生產，機械化耕作，進行有機水稻種植。

為了與大米生產合作社性質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形成對接，2006年10月15日，何慧麗在北京組建了中國第一個城鄉互助合作社——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

加入到該合作社中的生產者會員，不僅有蘭考縣南馬莊無公害大米合作社，還有山西壽陽小雜糧合作社、北京順義綠色農產品苑、密云西灣子村鳳淑合作社等，涵蓋各種健康農產品50余種。城鄉互助合作社的運作邏輯就是把有機小農和合作社與城里的愿意文明消費的自覺自愿的消費者結合起來，為安全的生產者和健康的消費者搭建一個公平交換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城市的消費者可以借助城鄉互助合作社買到被擔保的有機農產品，農民也可以將有機產品賣到理想的市場價格，從而雙方的交易可以得以完成。

2007年10月20日前后，南馬莊有機水稻成熟。張硯斌和合作社社員一起四面出擊，分頭聯絡，在保證北京市民“購米包地”需求的基礎上，他們成功地與深圳市秦良實業有限公司、鄭州市米博士商貿公司、廣東東莞海關等企事業單位達成供貨協議。

除了大米生產，南馬莊村民還成立了食用菌專業合作社，目前已發展會員143名，發展百靈菇大棚180多座，還投資10萬元創建了菌種廠，收入可達100萬元。

時至今日，南馬莊生產者合作社的運轉已經步入健康發展的軌道。但是，在何慧麗看來，產品的銷售已經不再是實驗成功與否的關鍵指標，重要的是生態理念的推廣，在最近接受媒體采訪時，她就說“他們（南馬莊村民）賣他們的大米，我推銷我的思想，我們并不一樣?！?/p>

三、生態農業發展面臨的困境：“教授賣大米”鬧劇的背后

“教授賣大米”事件在已經高度市場化運作的現代商品流通市場上得以出現，看似是一場鬧劇，但是在鬧劇的背后卻反映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城鄉社會運作邏輯的變遷，也反映了現階段發展生態農業面臨的現實困境。

1、分散經營的小農生產方式不能適應生態農業發展的規?；蟆＜彝ヂ摦a承包責任制實施以后，土地的經營權已經分散到各個農戶。現今，在全國大多數的農村地區，人均“一畝三分地”的單個農戶有限的幾畝農田還被分為若干個地塊，分散到環繞村莊的田地里。雖然說近些年來，農村出現了大規模剩余勞動力向發達地區、發達城市轉移的新形勢，但是外出務工人員的土地大多都是由家里的老人勉力經營，能夠通過土地流轉集中到足夠規模經營所需土地數量的農戶并不多，一般能夠承包到一、二十畝的農戶在絕大多數地方都算是土地經營大戶了。而生態農業的發展則必然要求規模化的土地經營方式，否則，確保農產品品質的標準化、統一化生產條件就難以具備。也就是說，土地分散經營的生產方式已經成為阻礙生態農業發展的重要的絆腳石。其實，這個問題在南馬莊的生態農業發展實踐中已經出現過。在南馬莊第一年推廣無公害大米種植的時候，為了實現生產要素投入和日常管理的統一經營，當時的無公害大米協會的領導層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給村民做思想工作，并加強了田間管理的監督，最后還不得不把少數不符合統一種植標準的農戶列入黑名單。

2、生態農業的發展缺乏骨干力量的參與基礎。統計數字顯示，在中國目前的1.4億流動人口，18～35歲的青年人口的比例超過70%，這也即是說，全國流動的青年人數多達1億之眾。有調查表明，35歲以下的外出農民工占到總數的88%。在這樣的背景下，鄉村社會內部已經出現了村民年齡結構的斷裂，已經失去了最有朝氣和活力的一個群體，逐步成為386199部隊長期“駐扎”的地方。空殼化的鄉村社會已經開始缺失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的農民精英，村莊逐步失去了建設與發展的主體。在南馬莊的大米銷售中，有能力、有精力也愿意跑市場的農民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而這種局面在全國各地的大多數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實踐中都是一種常態，這是由當下鄉村社會的性質決定的。因此，也就意味著，在當前的中國農村地區發展生態農業就必須要面對缺乏骨干力量參與基礎的客觀現實。

3、生態農業發展的成本缺乏承當的主體。一般來說，土壤自身肥力要完全擺脫對農藥、化肥等化工類生產要素的依賴，同時也能夠保證畝產數量的穩定不減產需要一定的年限。這中間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需要考慮，例如：土地在經營轉型期的收入保證、生態農業發展的前景、生產出來的產品的銷路、生產環節上的統一管理等，在這些方面都有可能會出現問題，因此，也就必然存在著隱性成本和機會成本。南馬莊的無公害大米如果離開農業部給予的10萬元中央財政資金的扶持，很有可能在第一年還沒有進入市場時就已經夭折了?？墒牵诋斍暗闹袊r村，尤其是廣大中西部地區那些缺乏集體經濟收入的農村，鄉村體制改革以后，村兩委已經喪失了積極行政的可能性，也被捆死了手腳，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去充當生態農業發展的組織者，更不要說是去承當生態農業發展的隱性成本與機會成本了。

4、生態農業發展缺乏認識論基礎。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生態農業”的概念，證明黨和政府已經意識到生態農業發展的重要性，開始從戰略決策上考慮中國農業發展所必需的轉型。可是，在生態農業發展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兩端則顯得缺乏認識論的基礎，很少有人意識到這個農業經營發展轉型的必要性與必然性。在生產者方面，長期的石油農業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僵化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思維，看不到生態農業發展的前景，也就不可能具備農業經營轉型的前瞻性，而寧愿維持當前這種“高投入、高能耗”的農業經營模式。在消費者方面，城鄉居民雖然能夠意識到身體健康的重要性，但是對食品安全的關注程度還不夠，這一方面是因為大多數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還有待進一步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因為為數眾多的城鄉居民還不能清楚地認識到生態農業發展與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從而也就不會主動地提出明確的市場需求信號，這就會延緩生態農業發展所必需的供給方決策，不利于生態農業的正常發展。事實上，這也是何慧麗說：“他們（南馬莊村民）賣他們的大米，我推銷我的思想，我們并不一樣?！钡谋疽馑?。

5、生態農業發展的基礎性環境缺失。“關注三農絕不僅僅是可憐農民，而是一種雙向可憐的問題?！边@是何慧麗在接受《大河報》記者采訪時的回答。雙向可憐窘境的出現說明生態農業的發展缺乏基礎性社會環境的支持。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除了經濟上的巨大成就外，最重大的變化就是與之相伴隨的人們思想觀念的變遷，在發展至上的改革大潮中，人們的眼光緊緊鎖定在“錢”的問題上，每一個人都不約而同地站在了一條追求財富的射線性序列鏈條上，雖然每個人的起點不一樣，但是追求的終點都是類似地沒有止境的，難以遏抑地對財富的追求客觀上已經導致社會運作的基礎性環境發生了革命性變遷，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人與人之間誠信連接機制的喪失，除了經濟利益、理性算計之外，其它的都是虛假的。因此，即使城市居民關注食品安全、關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難題難以化解的情況下，也不能相信農民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就是生態農業的杰作，也就不會情愿支付額外的超出普通農產品的生態價格。此外，南馬莊村民在洛陽市場上遭遇騙局的事情也在一個側面警告農民不能太過于相信城市人。人與人之間信任機制的缺失使生態農業的發展必然會遭遇化解基礎性環境缺失的難題。

四、挑戰與出路：“教授賣大米”事件的啟示

“教授賣大米”鬧劇的背后既折射出當前發展生態農業面臨著諸多的難題需要化解，同時也蘊涵著難題的解決之道和中國農業發展可能的方向。仔細審視該事件的始末，我們也能夠從中得到若干的啟示，并可能在迎接挑戰中尋找到生態農業發展的現實出路。

1、農民合作具有客觀必要性。我們已經分析過，由于當前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外流帶來的家際間勞動力的不平衡、農業商品化率的不斷提高、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失衡、弱勢小農與“成熟市場”的脫節、農民強烈的增收愿望與單個農戶增收無望等因素的影響，使農民合作具備了客觀必要性。那是針對當前整個中國鄉村社會性質的變遷做出的判斷，單純從生態農業的發展上來說，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分散經營的小農生產方式和土地承包方式根本就不能滿足以規?；?、標準化、專業化等為標志的現代農業的發展訴求。換句話說，如果中國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現有的框架內不能有效地展開規?；洜I的實踐探索，如果中國農民在生產、生活上牢牢堅守原子化的單打獨斗的風格，中國農業的發展就很難有出路，中國農村的發展也就很難有光明的未來。南馬莊生產者合作社采取的組織社員將土地入股到合作社統一經營、統一管理的方式，從實踐程序上和法律規范上說，都是符合當前的農村土地承包政策的，也能夠適應農田經營規模化的發展要求，因此，也就有在全國其它地方的鄉村社會進行復制推廣的價值與可能。

2、必須確保留守村莊的青壯年農民精英得到合理的經濟報酬。中國農村改革三十年來，鄉村社會性質有兩大變遷：一是村莊內部村民年齡結構的斷裂；二是村莊經濟發展功能的缺失。而造成這兩大變遷的原因則是在市場化的改革中，中國農民都已經成了惟錢至上的拜金主義者，在中國農民千方百計各盡所能地追逐財富的過程中，農民展開了外攻內守性的接連不斷的制度創新，在村莊的外部他們尋找著一切可以獲取財富的機會，在村莊的內部村民依然用承包的有限耕地來保證生存安全第一的傳統東南亞農民的發展觀。因此，在村莊內部的農業經營活動不能確保留守下來的農民獲得與外出務工農民同等的物質報酬的時候，那些精力旺盛、創造能力正強的青壯年農民就不會選擇留守在村莊。但是，要想發展生態農業，從事農業的規?；洜I，又必然需要這個群體的參與，并且成為骨干性參與力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曾經提出“不妨推行土地‘村社所有+均分制’”的土地經營模式，結合“教授賣大米”的案例啟示，我們認為在生態農業發展過程中，可以通過將分散小農組織進生產者合作社，將農民承包的土地入股或者流轉到合作社，由合作社統一經營和管理，合作社的最終收益在按照社員股份分紅前必須在前期扣除成本中將那些青壯年骨干參與人員應當獲取的不低于同等條件下外出務工人員的物質報酬包括在內。

3、農產品生產、流通領域必需新的制度與體制創新。人與人之間誠實互信機制的缺失使生態農業的發展缺乏基礎性社會環境的支持。在短期內不能改變現狀的情況下，必須要通過在農產品生產、流通等領域展開制度與體制創新的辦法用盡可能少的經濟成本有效化解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難題。200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深入實施無公害農產品行動計劃，建立農產品質量安全風險評估機制，健全農產品標識和可追溯制度。強化農業投入品監管，啟動實施‘放心農資下鄉進村’示范工程。積極發展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培育名牌農產品，加強農產品地理標志保護?！保鋵嵸|也就是要在生產要素的提供者與農產品的生產者之間、農產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分別建立農業生產要素提供與使用、農產品原產地的可識別與可追溯制度，解決彼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難題。然而，要想在從上到下數量上層層遞增的生產要素經營商、零售商與千家萬戶的小農之間，以及分散經營的小農與成千上萬的農產品消費者之間實現這一目標無疑是難上加難，根本就不具備現實的可能性。不過，在農產品的生產與銷售上，通過在生產領域組建生產者合作社、在流通領域的終端組建消費者合作社，就可以實現生產者合作社與農業生產要素提供者的始端生產企業、生產者合作社與消費者合作社的直接對接，就能以組織對接組織的組織制度創新來代替個人對接個人的連接機制，也就能夠緩解、乃至解決生態農業發展中潛存的信息不對稱難題。

4、必須將重塑適應生態農業發展的社會性人際關系提上日程。“教授賣大米”事件背后蘊涵的生態農業發展的理念在前期主要是通過制度創新與體制創新來化解各個不同的市場主體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難題。但是隨著實踐的發展，新的制度性文化就有可能開始出現，久而久之，就能形成一種連貫城鄉居民的誠實守信機制，也能通過這樣的促進城鄉和諧的經濟、文化、社會交流機制來緩和當前存在的生態、心態和社會態方面的問題，以城鄉經濟、文化、社會和諧方面的探索性努力來緩解生態危機，形成生態文明。從而就能通過借助不斷地諸如此類的實踐努力來探索適應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種種良性互助機制的文化理念型支農模式，以包括、超越以前的技術型支農、制度型支農模式，尋求在范圍、領域和方式等各方面的新突破。這其中的關鍵就是要重塑適應生態農業發展的新型社會性人際關系，以此來打造新的以誠實守信、合作互助等為內涵的健康的基礎性環境秩序。

5、國家介入的力度與方式需要進一步的創新。建國以來，鑒于中國落后的經濟與社會形勢，國家長期以來執行的都是通過從農村提取農業剩余的制度設計來確保城市工業發展的戰略方針，在不得不剝奪農民的基礎上完成了國家的初步工業化。新農村建設戰略的提出表明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的到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鄉村”不再是夢想，而是要開始走向實踐實施層面。但是，由于長期以來的制度設計都是為從農業中提取剩余支援工業發展為目標的，要徹底轉變這種提取型的制度設計為反哺型的制度設計必然需要國家介入的力度和方式都進行必要的創新。在論述當前中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時，我們曾經提出必須推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農民合作金融+農業保險+流通體制改革”四位一體的制度與體制創新，這一政策性建議對于生態農業的健康發展同樣適用，但僅僅有這些還不夠，還必須加大中央與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由國家財政來承擔土地經營從石油農業式向生態農業式轉變中所存在的隱性成本和機會成本，保護農民發展生態農業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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