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農業成就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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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大國。稻作農業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已經證明，早在史前時代中國的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就發展出了較成熟的稻作農業。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經歷了從起源、產生、發展，到成熟的全過程。大致說來，新石器時代早期是稻作農業的起源時期，新石器時代中期是稻作農業產生的時期，新石器時代晚期是稻作農業大發展的時期，新石器時代末期是稻作農業的成熟時期。正是在史前稻作農業發展的基礎上，中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廣大地區才產生出了豐富多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顯示出史前稻作農業的輝煌成就，并最終從史前走向了文明。

一、新石器時代早期史前稻作農業的起源

稻作農業是對栽培稻的耕種?，F代植物學、遺傳學、農學的研究已經揭示出，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經人工培育馴化以后，改變其遺傳性狀而來的。普通野生稻是一種多年生的可食用植物，栽培稻則是一種一年生的糧食作物。要把普通野生稻培育馴化成栽培稻，其中要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是在人類歷史的初期，生產力水平還十分原始的情況下，這個過程更要漫長。那么，我們的遠古祖先是在什么情況下、什么時候、如何把野生稻培育馴化成栽培稻的呢?1994年中美聯合考古發掘了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兩個遺址以及大約同一時期湖南省的考古學家在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的發掘，都為探索稻作農業的起源提供了初步線索。仙人洞是一個洞穴遺址，其附近的吊桶環是一個臨時營地兼作獵物屠宰場的自然巖棚。在這兩地的發掘發現了三個時期的堆積(1)。舊石器時代晚期只見于吊桶環下層(即J～O層)，碳14測年未校正數據約在公元前1．8萬年以后。中石器時代(或歸屬舊石器晚期之末)包括吊桶環中層(即F～1層)和仙人洞下層。以上兩個時期主要出土打制石器，未見磨制石器，也無陶器。新石器時代早期包括吊桶環上層(即B～E層)和仙人洞上層，碳14測年約公元前1．4萬～前9000年(未校正)，最大的變化是新出現少量的磨制石器或局部磨制石器，特別是新出現了較多陶器。其顯著的特點是栽培稻、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

同時還提取了兩地三個時期的野生稻植硅石，結合花粉分析，從中可以看出仙人洞和吊桶環先民從采集野生稻到學會人工栽培水稻的漫長變化過程。在中石器時代的吊桶環中層內G層，驟然出現有大量野生稻植硅石。仙人洞下層也發現有野生稻植硅石。說明這時人們大量采集野生稻成為其食物來源的主要部分。到新石器時代早期，仙人洞上層出土有近似栽培稻的植硅石。特別是吊桶環上層內自下而上各小層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的比例變化更能說明問題，由下部E、D層稻屬植硅石野生稻、栽培稻大約各占一半，至中部C層的栽培稻植硅石比野生稻的多得多，上部B層出土大量稻屬植硅石可能都屬栽培稻(2)。由吊桶環逐層的稻屬植硅石分析顯示，在中石器時代人們已采集野生稻，從零星到大量存在。到新石器時代早期開始出現栽培稻時仍繼續大量采集野生稻，兩者比重隨年生此長彼落的變化，直至完全取代野生稻。估計經歷時間達數千年之久。這些發現對稻作農業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玉蟾巖也是一個洞穴遺址。地層堆積厚1．5米，共分6層，2層之下為文化層。1993、1995年進行了兩次發掘，測定年代約為公元前1．2萬—前l萬年，發現有燒火堆，以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為主的打制石器，骨錐、鏃、鏟、鉤和角鏟之類的骨角器，在文化層低層出土少量火候低、厚胎的夾砂粗陶器(復原一件繩紋敞口尖底的釜形器)，大量半石化的陸水生動物遺骸和植物果核等。最重要的是還在近底層發現公元前l萬年左右的稻谷4枚，經鑒定兼有野、秈、粳稻綜合特征，為演化中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類型。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實物標本。同時，土樣分析表明也存在水稻硅酸體，說明已開始少量栽培最原始的水稻(3)。這一發現對探討史前稻作農業的起源具有重要價值。

從以上考古發現可以初步看出中國史前稻作農業起源的概略線條。從大約公元前l萬年前的全新世氣候轉暖的時期起，普通野生稻廣泛生長于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為人們提供了天然谷類食物。如在吊桶環、仙人洞遺址所看到的，中石器時代人們就開始大量采集野生稻為食。經長期的采集實踐，人們初步熟悉了野生稻的生長規律，逐漸對野生稻進行人工干預，但并未達到把野生稻馴化的程度。到新石器時代早期，正是在對野生稻的反復人工選擇的基礎上，野生稻的遺傳性狀逐步被改變，初步馴化成功，基本形成稻屬栽培種，即原始栽培稻。原始栽培稻兼備秈稻、粳稻和野生稻的特征，是一種由野生稻向現代栽培稻演化中的古栽培稻類型，在演化史上具有一個亞種的全部特點(4)。

吊桶環和仙人洞發現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水稻植硅石資料也告訴我們，遠古先民在初步掌握培育栽培稻的技術以后，相當長時期內仍不同程度地繼續采集食用野生稻，由開始時人工栽培稻比重可能比較微弱處于輔助地位，逐漸到栽培稻超過野生稻以至占據絕對優勢的主導地位。可見，稻作農業起源于人們對野生稻的培育馴化。掌握了人工培育馴化野生稻的技術以后，栽培稻的種植才有可能進行，史前稻作農業的起源也才能有最基本的條件和基礎。中國的史前先民對野生稻的馴化早在中石器時代就開始了，野生稻的初步馴化成功標志著新石器時代的到來，新石器時代早期階段是史前稻作農業的起源階段。

中國是亞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它與另一個亞洲栽培稻起源地南亞(以印度為中心)是兩個各自獨立起源和演化的系統。中國在玉蟾巖發現的栽培稻谷殼實物和吊桶環發現的栽培稻植硅石，都是世界上目前已知同類最早的實例。就中國范圍來講，根據目前的線索綜合考慮，可以認為長江中下游地區應是中國稻作農業起源地的范圍。在環境氣候條件相似、文化底蘊接近的廣大稻作起源區中，除上述吊桶環、玉蟾巖一類的山間小盆地或河谷地帶遺存外，也有可能在平原、湖濱、低丘陵地區的新舊石器過渡時期遺存中，存在著走向農業的另一條道路，如在洞庭湖西北澧陽平原發現的新舊石器過渡時期遺存就是一個線索(5)。最終，匯聚在幾個自然條件優越、文化基礎深厚、發展較先進的考古學文化的區塊中，形成多元發展交互作用的幾個稻作農業起源與發展中心。目前的稻作農業考古發現顯示新石器時代早期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最為突出，成為史前稻作農業起源取得最大成就的一個區域。

二、新石器時代中期史前稻作農業的產生

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在長江流域產生了較穩定的稻作農業。稻作農業生產開始逐漸成為當時一個獨立的經濟部門。這在長江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以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為代表的彭頭山文化是長江中游地區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碳14測定年代大致為公元前7000—前6000年。198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彭頭山遺址的發掘在許多陶片中都發現夾有大量的炭化稻殼和稻谷。經有關專家鑒定，它們是否屬于栽培稻尚不能確定。但同時在彭頭山還發現有水稻花粉，卵圓形，個體37．5—40微米，具單孔，孔較大，邊緣加厚，孔徑連加厚的邊緣約10—12微米，花粉輪廓線較清楚，表面光滑。研究者認為，從進化的觀點來看，農作物的花粉在自然和人為選擇下，其個體及萌發孔逐漸增大。因此，彭頭山的這些水稻花粉與浙江河姆渡發現的水稻花粉形態一致，與現代水稻接近(6)。特別重要的是，在屬于同一文化的湖南澧縣八十垱遺址也發現了大量炭化的稻谷和稻米，總數大約1．5萬粒，是迄今中國史前遺址出土炭化稻谷和稻米最多的一個地點。經對373粒稻谷和稻米作形態分析研究，認定八十垱的稻谷遺存是一群秈、粳、野特征兼有的小粒種類型，而且是一個正在向秈、粳演化的多向分化群體(7)。據此可以認為，彭頭山文化已有了早期的稻作農業。彭頭山文化出土的稻作遺存不僅是我國，也是世界上目前已知早期最豐富的稻作農業資料，它對于研究稻作農業的產生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

彭頭山古環境的分析也反映出彭頭山文化的經濟生活是從事稻作農業生產的。彭頭山地處澧水沖積平原澧陽平原的低崗上，東臨洞庭湖，西倚武陵山，北有涔水，南為澧水，屬亞熱帶氣候。人類在此居住以后，原生的杉木林遭到破壞。彭頭山文化時期，自然植被從森林演變為森林-草原。人們在山崗附近的水域邊緣種植水稻。因此森林-草原的環境很可能是最有利于農業起源的地方(8)。在八十垱遺址還出土有許多動物和家畜骨骼。動物骨骼主要有鹿、麂、魚骨，反映狩獵和捕魚在當時經濟生活中還占有一定位置。家畜骨骼有牛、豬、雞骨，其中牛骨較多。此外，還出土大量菱角、芡實和蓮子，可能為當時人們采集食用的野生植物。

略晚于彭頭山文化的皂市下層文化時期，水稻的種植也已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活動。在湖南岳陽墳山堡(9)、臨澧胡家屋場(10)和石門皂市(11)遺址都發現有炭化的稻谷遺存。從胡家屋場遺址的孢粉分析來看，當時人們選擇的生活地點是在靠近丘陵和河流的平原地帶，這里有著次生帶——落葉闊葉混交林和松林景觀，陸地雜草茂盛，蕨類植物豐富，氣候溫暖濕潤，靠近河道又有充足的水源，正是發展原始農業的適宜地帶(12)。除從事原始的稻作農業外，人們仍需從事漁獵和采集以補充生活的來源。采集經濟是豐富多彩的，從胡家屋場所收集鑒定的12個碳化植物子實標本中，共有蓮藕、梅、山桃、櫻桃、柿和花生6個品種，除花生一個品種尚不能最后確定外，其它5個品種的11個標本既有果核還有破碎的果實。同時，胡家屋場還出土了許多反映肉食來源的動物遺骸，而且越早的地層中越多。經初步鑒定有水牛、羊、豬、鹿、鼠、兔和禽鳥等陸生動物和魚、螺、蚌等水生動物。除了牛、羊、豬有可能是人工飼養的以外，其余均為狩獵和漁撈的對象。

分布在鄂西長江兩岸的城背溪文化的經濟生活也是以種植水稻為基礎的史前稻作農業?？脊虐l掘在城背溪文化的陶器夾炭陶上陶胎中往往發現有大量炭化稻草、谷殼的殘痕(13)。在宜都枝城北遺址采集到包含稻谷殼的陶片和紅燒土塊。同時各地還發現有大量農業生產工具石鏟。

除長江中游地區以外，在長江下游的浙江省也發現有這一時期的稻作農業文化遺存。蕭山市跨湖橋遺址和浦江縣黃宅鎮渠南村遺址均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0年在跨湖橋遺址的首次發掘，就已經認識到這是一處早于河姆渡的新石器時代遺址(14)。2001年的發掘，不僅再一次地肯定了這一點，而且在T041O：9層，即該遺址的最底層，出土了許多稻谷顆粒。同時還發現有稻作農業的生產工具骨耜，說明稻作農業已經誕生。(15)渠南村遺址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年發掘，發現有夾炭陶、石磨盤、圓石球等，陶器多厚胎，低溫燒制，陶胎中可見明顯的稻谷殼粒，粒形細長。該遺址最早的年代(底層第7層)為距今9700年，最晚的年代(上面第3層)距今8200年(均未校正)(16)，早于跨湖橋，成為浙江省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史前稻作農業文化遺存。

上述考古發現表明，這一時期史前稻作農業已經成為長江流域的主要生產部門。先民們有了新的食物來源，史前稻作農業成為他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新的物質基礎。因而，較穩固的定居聚落在各地普遍出現，史前文化的內容也逐步豐富起來。先民們不僅種植稻谷，食用稻米，還懂得利用稻谷殼或稻草作孱合料米燒制陶器。同時，史前稻作農業還向北傳播到屬于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系統偏南的地區，如在豫中南淮河上游和陜南的漢水上游，早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也栽種了水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對舞陽賈湖遺址進行的考古發掘中，發現炭化稻米1000多粒，還在土壤中發現水稻硅酸體和紅燒土中保存完好的稻殼印痕。經研究確定“賈湖先民種植的稻種是一種尚處于秈、粳分化過程中的，以粳型特征為主的，具有原始形態的栽培稻?！北晦r學家建議定名為“賈湖古稻(17)。

這一切都表明，史前稻作農業生產已經產生，成為長江流域史前氏族社會發展的新的物質基礎。

三、新石器時代晚期史前稻作農業的發展

公元前5000～前3000年左右，史前稻作農業得到全面大發展，長江中下游成為兩個發展較快的先進地區。在這兩個地區分別出現了一些以發達的史前稻作農業為基礎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長江下游地區有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鄧，長江中游地區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嶺文化。

以浙江余姚市河姆渡遺址的發掘而命名的河姆渡文化是浙江省文管會和浙江省博物館在20世紀70年代末發掘的一處重要的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約公元前5000～前3300年。出土各種豐富的文化遺存顯示了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在中國史前時代的重要地位。其中的稻作農業遺存把良渚文化的稻作農業歷史整整向前推進了2000年。在河姆渡遺址較大面積范圍內普遍發現稻谷遺存，有的地方稻谷、稻殼、莖葉等混雜的堆積最厚處超過1米。稻類遺存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史上所罕見的。經鑒定河姆渡出土的稻谷主要屬于秈稻種晚稻型水稻，但也有粳稻和中間類型。并出土有大量稻作農業的產生工具，如骨耜和木鏟等，證明早至距今約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已有較發達的史前稻作農業(18)。但這一時期的稻作農業還處在耜耕農業階段。

正是在發達的稻作農業生產的基礎上，河姆渡的先民因地制宜創建了木構干欄式建筑，代表了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富有特色的另一種建筑類型和聚落形態。干欄式建筑是以樁木、地梁和地板，架構成高于地面的建筑基座，再在其上部立柱架梁，用席類材料圍墻蓋頂建成房屋。在已發現的20多排樁木中，較清楚的一座為總長度在23米以上的干欄式長屋。農閑之時，人們在于欄式長屋中制作漆木器、編織器、陶、石、骨、木質藝術品等，創造出豐富多彩的史前農耕生活。

與河姆渡文化大約同時的馬家浜文化也是以發達的稻作農業為主要的經濟部門。馬家浜文化的各遺址普遍栽培水稻。在上海崧澤遺址出土有稻草莖葉、稻谷和炭化稻米粒實物，經鑒定屬于秈稻型(19)。在吳縣草鞋山遺址下層土塊中夾有炭化稻谷粒，經過鑒定，發現除秈稻外還有粳稻，這是目前中國發現最早的粳稻(20)。從秈稻不斷經過人工栽培，演化成為粳稻，是史前稻作農業上的一個很大的進步。1979年浙江省文管會發掘的桐鄉縣羅家角遺址也發現上千粒炭化稻谷，鑒定為是以秈稻為主的栽培稻，同時也有粳稻(21)。此外，在羅家角還出土屬39個個體的水牛骨骸。羅家角遺址的年代可早至距今7000年左右，屬馬家浜文化最早的遺存。羅家角史前稻谷的大量發現，再一次說明長江下游地區的人們早在7000年前就是以種植水稻為生。

馬家浜文化時期已經有了專門的水稻田。]992—1995年，南京博物院等單位與日本宮崎大學合作，對草鞋山遺址進行了第四次發掘，發現馬家浜文化時期的水稻田44塊，用于排水、蓄水和灌溉的水溝6條、水井10口、水塘2個。稻田位于居住地外圍的低洼地帶，由許多淺坑樣的小田塊連接形成，田塊面積一般3～5平方米，最大lO余平方米，并有通水口、蓄水井、溝、塘等設施共同組成農田灌溉系統。同時發現水稻植硅石和炭化稻米。這是我國首次明確發現的水稻田遺跡和水稻種植灌溉系統，對研究史前稻作農業具有重要的價值(22)。

崧澤文化的史前稻作農業遺存發現不多。僅在上海青浦崧澤遺址發現有炭化的秈稻和粳稻稻谷，江蘇海安青墩遺址也出土有炭化稻谷。但可以肯定，崧澤文化的稻作農業比馬家浜文化的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如果從生產工具方面考察，有學者認為，石犁肇始于崧澤文化晚期，鼎盛于良渚文化至馬橋文化時代(23)。因此，可以說犁耕農業是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后段(崧澤文化時期)才出現的，到良渚文化時期達到鼎盛時期。

長江中游地區大溪文化的史前稻作農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在幾乎所有大溪文化的遺址都發現有稻谷遺存或痕跡。松滋縣桂花樹遺址的大溪文化層發現有厚達數十厘米密結成層的炭化稻殼灰，用肉眼直接觀察，即可清晰地看到其中有許多水稻的莖葉和谷殼(24)。湖南華容車轱山大溪文化遺存中，房屋的墻壁和居住面的紅燒土中，都摻有稻草和稻谷殼，類似于北方新石器時代房屋遺跡上的草拌泥。在該遺址早期的灰坑中，還發現有成堆炭化稻米，顆粒形狀清晰可見。發掘者認為，這些稻米應是儲存在窖穴里的(25)。

大溪文化時期也有了專門的水稻田。199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澧縣城頭山遺址的發掘中，在下層發現面積約100平方米由三條人工堆筑的田埂組成長方形的水稻田。第一條田埂清理出長達30米，第二條清理13米，第三條僅5米，第一、二兩條田埂相距5—4．6米，組成的丘田面積至少有2分地，稻田中淤積青灰色粘土，其中有含量很高的水稻硅酸體和碳化的稻葉和稻米。與稻田配套的還有3個蓄水坑和3條排水溝組成的原始灌溉系統，蓄水坑為圓形圜底，1號坑直徑1．2、深1．3米，有兩條小排水溝與之相通。年代約距今6500—6300年。這是中國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史前水稻田，為研究大溪文化的稻作農業提供了重要新資料(26)。

屈家嶺文化的稻作農業在大溪文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1955—1957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京山屈家嶺遺址的發掘，在數百平方米面積內大大小小的紅燒土中都發現摻合有密密麻麻的稻谷殼。后經科學鑒定，確認屈家嶺紅燒土中的稻谷殼為粳稻，并且是中國比較大粒的原始粳稻品種，與現在長江流域普遍栽培的稻種最為相近(27)。這是長江流域史前稻作遺存的首次考古發現。這一發現的意義十分巨大。長江流域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稻作農業的主產區，在這里發現的史前稻谷，證實長江中游地區早在史前時代就是以稻作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領域，從而為稻作農業起源研究提供了第一批實物資料。

這一時期稻作農業生產的總體水平比前一時期有了很大提高。秈稻和粳稻的分化，從河姆渡文化時期開始，到屈家嶺文化時期已告完成，成為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生產的兩個穩定的品種。此外，長江流域的水田稻作農業不僅廣泛發現稻米實物和生產工具，特別重要的是新發現兩處水稻田遺跡，年代都在公元前4000多年。這是中國史前稻作農業考古的重大突破，也是世界上目前發現最早的水稻田遺跡。從中可以看出，長江流域史前稻作農業已有很大的發展。同時，稻作農業生產不斷向北擴展，直達中原腹地的黃河岸邊，安特生在仰韶村遺址發現仰韶文化的稻谷印痕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28)。

四、新石器時代末期史前稻作農業的成熟

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末期，史前稻作農業走向成熟，為史前社會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可以長江下游地區這一時期前段的良渚文化和長江中游地區這一時期后段的石家河文化為代表。

長江下游地區年代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發現較早，但良渚文化的稻作農業是新中國建立以后發現的。1956和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發現并先后二次發掘了浙江吳興(現湖州市)錢山漾遺址。在這里除發現大量的石器、陶器、竹木器、絲綢和草編織物外，還發現稻谷、桃核、菱角及“甜瓜子”、“蠶豆”、“花生”等植物遺存(29)。這是良渚文化史前稻作農業的首次考古發現，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同時，浙江省文管會在杭州水田畈遺址的發掘中，也發現同錢山漾遺址一樣豐富的文化遺存，特別是史前稻谷的再次發現，肯定了良渚文化是以稻作農業為主要經濟部門的一個新石器時代文化(30)。從而也說明中國稻作農業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史前時代的良渚文化時期就已達到較成熟的水平。

以后，良渚文化稻作農業遺存發現得更多。有學者統計在長江中下游共發現出土史前稻作遺存101個地點，長江下游44個，中游有57個；在長江下游的44個地點中，僅良渚文化的地點就至少有20個，占長江下游總數的約50％(31)。良渚文化發現出土史前稻作遺存的地點比中國任何一個新石器時代文化都要多。

1992年南京博物院在吳江龍南遺址的發掘，孢粉分析結果顯示，良渚文化時期大型禾本科花粉大量增加，表明人們種植水稻的面積擴大(32)。更重要的是，還利用植物蛋白石的分析方法，判明了良渚文化的水田位置、稻谷類型，并進而估計了稻作產量。在良渚層之下發現有適宜生長在半沼澤地的蘆葦植物蛋白石，良渚層之上兩層分別有古代和近代的水稻植物蛋白石。由此表明，龍南的良渚文化層很可能就是良渚人耕種的水田。經鑒定分析，良渚文化層的土樣中含有大量粳稻植物蛋白石，并出土有炭化粳稻。這為考古探尋史前農田遺跡開辟了一條新的科學途徑(33)。

從良渚文化出土的大量稻作農業生產工具可以看出，良渚先民已懂得用木千篰來捻取河泥，同水草混合發酵后，作為農田的底肥。當時的農具不僅多而且配套，同時還出現了戽水灌田和小型的引水或排水設施。特別是良渚文化發現眾多大同小異的石犁，證明當時的稻作農業已進入犁耕農業階段。有學者曾描寫到良渚文化的稻作農業生產，“在春季時，先民經過一番縟田平整后，以撒播方式種植水稻，其后進行移植調整，使之密度大致均勻，繼而便是中耕除草(人工)、施肥、灌水等一系列管理措施，至秋季便可開鐮收割。按游修齡教授的研究結果，當時稻米的產量，大約是稻種的15倍。(34)”這已是一幅中國古代延續幾千年的稻作生產圖景。

稻作農業的成熟為良渚文化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首先，良渚文化時期大量出現的玉器就是稻作農業成熟的重要標志。由于稻作農業的成熟，可以滿足人們對糧食的需求，才促使專門制作玉器的手工藝人出現，并制造出大量技藝精湛的玉器。在瑤山和反山發現的良渚大墓中均隨葬著大量玉器，總數達數百、甚至千余件，占大墓隨葬品總數的90％(35)。其次，精美的玉“琮王”和玉“鉞王”的發現，說明良渚社會中已出現少數掌握“神權”或“軍權”、具有統治權力的人物；而從良渚墓葬的分化中，一方面是埋葬在祭壇突出或中心位置、有棺有槨，并隨葬大量玉器的高規格高等級的大墓，另一方面是眾多無棺無槨，且無任何隨葬品的小墓，特別是作為大墓的人殉人祭、甚至身手異處的埋葬，都充分地表現出良渚社會的嚴重分化、良渚人的社會地位和等級的差別。這也是隨著稻作農業的成熟，提供了大量財富以后所生產的必然結果。再次，良渚文化的祭壇也是建立在稻作農業的成熟的基礎之上。1986年發掘的反山祭壇，據估計土方用量高達20000立方米左右，在目前已發現的數十座良渚祭壇中，反山祭壇的規格和等級最高，被有的學者稱為“良渚王陵”(36)。1987年發掘的瑤山祭壇，面積超過5000平方米，有多重階級狀石堪和護坡，是良渚祭壇中規模最壯觀的一座。1991年發掘的匯觀山祭壇，平面呈“回”字形三重土色結構，面積1600平方米(37)。這些祭壇的修建，如果沒有稻作農業的成熟，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長江中游地區的石家河文化也是以稻作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部門。在石家河文化的一些遺址中常發現有炭化的稻米和稻殼，尤其是各遺址發現紅燒土中普遍羼合有大量的稻殼和稻草，表明這時的稻作農業生產已普遍成熟起來。除農業生產外，人們還飼養有豬、狗、牛、羊、雞等家畜，并從事漁獵和采集等輔助經濟活動。

稻作農業的成熟促進了石家河文化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石家河文化銅的冶煉和銅器的使用就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20世紀80年代在石家河遺址群的發掘中，考古工作者在鄧家灣(38)、肖家屋脊(39)多次發現大小不同的綠松石銅礦石(孔雀石)塊，小如指頭，大似雞蛋。特別是在羅家柏嶺遺址還出土了5件殘銅片，為研究石家河文化銅的冶煉和使用提供了重要證據(40)，表明作為新的生產力的代表銅器已在長江中游地區率先出現。石家河文化也發現了幾百件玉器、多為玉人頭像牌飾和墜飾、蟬形飾、龍形飾、鳳形飾、璧、管、環等裝飾品，表明也出現了專門的制玉手工業。石家河文化時期還有先前時期遺留下來的9座城址，都建筑有高大的夯土城墻和寬大的護城河。城址面積從數萬、十幾萬，到數十萬平方米，最大的石家河城址面積達120萬平方米，是長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史前城址(41)。建造這樣巨大的城址，需要稻作農業提供足夠的糧食和剩余勞動力。共工程量甚至比良渚文化的祭壇還要大。如果沒有成熟的稻作農業為基礎，城址的建設是根本不可能的。

這一時期水稻的種植范圍比前一時期更加擴大，向北擴展到黃河中下游的一些適宜地區，最北已越過北緯37°。在河南龍山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的許多遺址中都發現有炭化稻米(42)。甚至在黃河北岸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也發現炭化大米(43)，當然陶寺的稻米可能是貴族階級食用大米的物證，不一定是當地生產的。但在江蘇連云港市藤花落遺址發現的龍山文化水稻田，卻是這一時期水稻種植北傳的一個很好物證。藤花落遺址是一處龍山文化的古城址。1999年連云港市博物館在此的發掘，首次發現龍山文化的稻田遺跡，包括有水田、水溝等。一號水田遺跡呈不規則形，揭露面積大約67平方米。其中含有大量的水稻硅酸體，數目達每克干土壤中含50000多個。證明城外和北部內外城之間有著保存較好的稻作農業生產區(44)。

正是在史前稻作農業發展的基礎上，糧食、社會財富和剩余產品極具增加，土地成為產生社會財富和糧食的源泉。在貪欲驅動下少數人利用社會權力越來越多的侵占社會財富和土地，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導致私有制更加發展。表現在社會關系上，社會分層突出，階級已經產生并日益形成尖銳對立。一些富有的首領和顯貴一躍成為社會權力地位和財富俱全的統治者，而一些一無所有的窮人則淪為奴隸。高大的城池、銅器、禮器和玉器等等的出現，標志著史前社會的結束、文明時代的到來。這一切重大成就和重大變化都源自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金燦燦稻谷和黑油油的稻田。

總結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成就，可以得出以下幾點：

1、中國的史前稻作農業起源早，發展時間長。在大約萬年前，我們的先民已經把野生稻培育馴化成栽培稻。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生產工具不斷改良、生產方式不斷改進，從最早的刀耕火種農業發展到耜耕農業再發展到犁耕農業，其間大約經歷了5000年的發展歷程。新石器時代晚期已培育成功了較穩定的秈稻和粳稻兩種作物品種，糧食產量大為增加。

2、史前稻作農業的發展促進了家庭飼養業、建筑業、紡織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種植水稻和飼養家豬成為中國傳統的稻作農業生產。

3、由于史前稻作農業生產的需要，人們學會了觀察天象和氣候的變化，并逐漸掌握了其中的規律，天文歷法應用而生。

4、史前稻作農業的發展使人們逐漸認識到土地的重要性，進而產生了對土地的崇拜，于是有了祭祀大地的祭壇和禮器，禮制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5、史前稻作農業的發展不僅使糧食有了剩余，而且創造了大量的財富。這些社會財富又通過不同的渠道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由于土地成為糧食和財富的源泉而產生了對土地的占有，由于占有土地和社會財富的多少不一，形成了不同等級的社會結構層次，由此導致了階級的出現和國家的產生，長江流域社會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6、長江文明的產生和發展都是與稻作農業的發展密不可分的。實際上，長江文明是一種有別于黃河文明的稻作文明。

注釋：

(1)a、劉詩中：《汀西仙人洞和吊桶環發掘獲重要進展》，《中國文物報》1996年1月28日。

b、劉詩中：《萬年縣仙人洞、吊桶環舊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6年，文物出版社。

c、彭適凡：《江西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談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發掘的主要收獲》，《農業考古》1998年第1期。

d、嚴文明、彭適凡：《仙人洞與吊桶環——華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國文物報》2000年7月5日。

e、劉詩中等：《萬年縣仙人洞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2000年，文物出版社。

(2)a、趙志軍：《吊桶環遺址稻屬植硅石研究》，《農業考古》2000年第3期。

b、張馳：《江西萬年早期陶器和稻屬植硅石遺存》，《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

(3)a、袁家榮：《道縣玉蟾巖石器吋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6年，文物出版社：

b、袁家榮：《玉蟾巖獲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證》，《中國文物報》1996年3月3日；

c、袁家榮：《湖南道縣玉蟾巖1萬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山版社，2000年。

(4)張文緒：《中國古栽培稻的研究》，《農業考古》1998年第1期。

(5)裴安平：《湘西北澧陽平原新舊石器過渡時期遺存與相關問題》，《文物》2000年第4期。

(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文物管理所：《湖南澧縣彭頭山新石器吋代早期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8期。

(7)a、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縣夢溪八十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6年12期。

b、裴安平：《澧縣八十垱遺址出土大量珍貴文物》，《中國文物報》1998年2月8日。

c、張文緒、裴安平：《澧縣夢溪八十垱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1期。

(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孢粉實驗室：《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孢粉分析與古環境探討》，《文物》1990年8期。

(9)岳陽市文物工作隊、錢糧湖農場文管會：《錢糧湖墳山堡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報告》，《湖南考古輯刊》第6集。

(1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臨澧縣胡家屋場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93年2期。

(11)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石門縣皂市下層新石器遺存》，《考古》1986年1期。

(12)南京大學地理系：《胡家屋場遺址孢粉分析》，《考古學報》1993年2期。

(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2001年，文物出版社。

(1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肖山跨湖橋新石器吋代文化遺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長征出版社，1997年。

(15)蔣樂平：《蕭山跨湖橋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

(16)蔣樂平：《浙江發現早期新石器時代文化重要線索》，2003年12月在廣西桂林召開《華南及東南亞地區史前考古紀念甑皮巖遺址發掘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1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科學出版社，1999年。

(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19)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崧澤——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20)南京博物院：《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文物資料叢刊》3期，1980年。

(21)羅家角考古隊：《桐鄉縣羅家角遺址發掘報告》，《浙江文物考古所學刊》，1981年。

(22)芥建祥、鄒厚本、李民昌、湯陵華、丁金龍、姚勤德：《對草鞋山遺址馬家浜文化時期稻作農業生產的初步認識》，《東南文化》1998年第3期。

(23)林東華：《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24)張緒球：《長江中游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概論》，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

(25)郭勝斌：《湖南車轱山遺址的原始農業遺存》，《農業考古》1985年2期。

(2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城頭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第6期。

(27)小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嶺)，科學出版社，1965年。

(28)J．G．Anderson，ChildrenoftheYellowEarth，London，1934。

(29)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吳興錢山漾遺址第一、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0年2期。

(30)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抗州水田畈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0年2期。

(31)安志敏：《中國稻作文化的起源和東傳》，《文物》1999年2期。

(32)肖家儀：《江蘇吳縣龍南遺址孢粉組合及其環境考古意義》，《環境考古研究》第一輯，科學出版社，1991午。

(33)湯陵華等：《江蘇梅埝龍南遺址古稻作的調查》，《農業考古》1992年l期。

(34)林東華：《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3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期。

(36)《浙江省文物考古五十年》，《新中國文物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2000午。

(3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市文物管理理委員會：《浙江余杭匯觀山良渚文化祭壇于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97年7期。

(3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湖北省荊州博物館：《鄧家灣》，文物出版社，2003年。

(39)湖北省刑州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4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羅家柏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94年2期。

(41)王紅星：《從門板灣城壕聚落看長江中游地區城壕聚落的起源與功用》，《考古》2003年9期。

(42)陳文華：《中國農業考古圖錄》，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4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隊等：《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發掘》，《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5期，2003年1月。

(44)林留根等：《藤花落遺址聚落考古取得重大收獲》，《中國文物報》2000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