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期刊評價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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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關于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的討論成為學術界和期刊界關注的焦點。一些評價機構相繼公布新一年度來源期刊目錄，在學界引起廣泛討論。同時，《CSSCI，我們這樣看》《破除學術神話：Nature雜志高影響因子的背后》等一系列文章或演講的，引發了更多學者參與相關討論、各抒己見。不久前“SCI之父”尤金•加菲爾德去世的消息，也進一步引發對影響因子的相關爭議。那么，究竟應當如何看待以影響因子為內核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呢？在筆者看來，當一個舉動、一個事件或一種思想引發持續性的熱烈討論甚至爭議時，這或者說明它在一定范圍內與現實利益關切的特殊重要性，或者說明它自身存在一時難以紓解的困惑和矛盾，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當前以影響因子為內核的學術期刊評價之爭如此熱烈，足以說明期刊評價體系對于學術期刊發展的特殊重要性，它甚至可能決定著學術期刊的未來走向和命運。同時，這也意味著此種以定量評價為主的評價體系，存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和問題，或是有身不由己的苦衷。

起初這種以影響因子為內核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本質上只是一種便利于檢索的引文數據庫。對于這一新生事物，學術期刊界所持的是歡迎姿態，因為它能夠讓期刊具體、直觀地得到以影響因子為表征的客觀數據指標，由此可以從一個側面清晰地判斷出一本期刊在業界所處的位置與狀況、優長和不足，以便采取有針對性的舉措，這確乎是新時代所帶來的以往難以想象的數字便利。

然而隨著發展，當下期刊界所普遍擔憂的是，此種引文數據庫因為在評價領域的體制性因素的介入，逐步被“異化”為絕對性、排他性甚至強制性的評價標準，有的部門或機構以此來評定一本期刊的高下優劣。由于在評價領域的體制性因素的介入，使得此種評價體系與期刊等發生了利益糾纏，而失去了本初單純以數據服務為目的的純然性、客觀性和公正性，進而對于學術期刊的自然成長與發展規律造成了干擾。

其一，由于量化評價體系更加偏好一兩年內的當下指標，難以考察期刊的長久性、歷史性學術貢獻和學術史價值，因而客觀上限制了期刊對于長遠辦刊思路的布局，導致短視性、功利性、碎片化辦刊思路盛行。

其二，在影響因子的指揮棒下，有些期刊領域從業者不惜采用有違公平正義準則的不正當競爭手段，或組織“互引聯盟”，或發動“單位自引”，或與作者建立有償引用的利益關系。這些不正當競爭手段嚴重惡化了期刊界的行業心理和生存環境，引發了負面辦刊效應的惡性循環。

其三，迫于嚴峻的定量排序壓力，一些辦刊者置期刊的既有學科與專業特色于不顧，決然朝著高被引學科與研究方向調整，致使幾代人辛苦積累而成的辦刊風格這一無形資產在旦夕之間坍塌。其客觀后果是消解了學術期刊的固有風格與特色，壓縮了傳統學科、冷門學科、小眾學科學術期刊的成長空間，進而危及該類學科的生存與發展。在傳統學科與新興學科之間，無論是學科性質、研究方法，還是從業者和受眾量，都存在著很大差異。在目前帶有功利傾向的學術研究環境下，一些傳統的小眾學科門可羅雀，乏人問津；一些新興學科作為“顯學”則為全社會所矚目。在從業者、受眾群體、社會影響力等方面，二者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等級，不具有可比性。二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學術規范也存在較大差異。前者注重對原典的爬梳，較少對當下研究成果的引用，而后者則更加注重對刊布于學術期刊最新研究成果的綜述和援引。這就造成側重人文學科的綜合性學術期刊和側重社會科學的綜合性學術期刊之間在引文率和影響因子上存在巨大差異?，F有的絕大多數學術評價體系并未因此對評價對象作出相應的界定區分，而是用“一把尺子”進行一攬子衡量。這就在客觀上形成了對于側重人文學科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的不公評價。在這里，一味地把板子打在量化評價體系的行政性異化上，也非客觀公允的態度。相關業務主管部門、高校和科研機構對于

量化評價體系持“拿來主義”的態度和做法固然簡單片面，但當前的一些評價體系自身不乏值得檢討之處。應該說，當前一些評價體系自身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是更帶有本源性和實質性的問題。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首先在于評價體系自身的定位。目前眾多的評價體系的創辦初衷大都在于以數據庫的形式面向社會提供信息服務，但出于種種原因和動機，后來它們多演變為對評價客體進行等級劃分和排序為重點的評價體系，從而把自己置于矛盾的焦點位置。

其次在于評價標準的制定。各種評價體系基本上是以總被引頻次、兩年影響因子等量化指標作為期刊排序依據，以此來抽象、統攝和約化評價客體，因而過濾掉了學術期刊的歷史傳統、學術史地位、學科背景和風格特色。因此，難免遮蔽和消解學術期刊本有的獨特風格和鮮明個性，導致其評價結果失之片面甚至武斷，甚至在客觀上起著引導期刊走向同質化的不良作用。而在數據統計過程中唯量化是從、對數據的性質不加辨析的做法（比如無視引文數據形成的研究背景是正向引用還是反向引用）等，更是久為學界所詬病。

事實上，學術界并非一味拒斥外部評價，學術期刊所拒斥的是違背辦刊規律的非理性評價，所期望的是客觀而公正的理性評價。從建設性批評的角度出發，重塑學術評價體系的社會形象，營造公平、公正、合理的期刊評價氛圍，應是當務之急。客觀地說，對于業界的建設性批評，當前有的評價機構已經通過自身的積極變革作出回應，如嘗試建立應對惡意引用的“黑名單”制度、引入定性評價、增加二級學科期刊的分類，等等，這些無疑都是可喜的現象。不過對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來說，顯然還遠遠不夠。期刊學術評價體系的重構，應該明確和秉持重質輕量的根本性評價原則，大幅度削減量化指標的比重。在此前提下，進行以民主化評價為目標的有益嘗試，通過數字化技術手段，搭建以讀者、學者和業界同行為評價主體的基本架構，以此對學術期刊進行以內容為本的評價，并最終構建起超越功利的、合理可行的民主化學術期刊評價體系。此種評價方式將評價權轉移到眾多讀者、學者和業界同行手中，而不是僅僅掌握在評價機構和若干評委手中。這無疑將大大增加評價過程被人為操縱的成本和難度，從而使試圖操縱評價過程、謀取不當評價結果的行為失去暗箱操作的可能，由此實現非可操縱性評價對于可操縱性評價的取代，同時也可救期刊學術評價體系于“水火”，最終獲致評價過程與結果公開、公平、公正的理想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