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學術期刊的路徑選擇

時間:2022-02-07 12: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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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學術期刊的路徑選擇

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的邊緣化在“雙一流”建設中似乎又一次得到了證明。不僅2015年11月5日國務院印發的《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對學術期刊只字不提,而且學者和高校管理者的數千篇論述“雙一流”建設的文章也無一提到高校學術期刊和學報。①[1]凡是論述學術期刊與“雙一流”建設關系的文章均出自高校學術期刊和學報人,除了從作者簡介可看到其身份外,這些文章的論述也無一不是從學術期刊的視角出發。在這些文章中,作者表述了頗為復雜的心態:一方面,他們意識到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困境,很難為“雙一流”建設作出直接貢獻;另一方面,他們不甘于這樣的處境,認為“雙一流”建設不可能離開學術期刊,所以也為高校學術期刊和學報提供了難得的走出困境的機遇。筆者并不反對視“雙一流”建設為高校學術期刊和學報難得機遇的看法,但同時認為能否抓住以及如何抓住這個機遇卻是需要深入討論的問題。本文就此展開討論。

一、對“雙一流”建設給予高校學術期刊機遇的再解讀

要討論如何抓住“雙一流”建設的機遇,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雙一流”建設對于高校學術期刊來說意味著什么。盡管《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只字不提學術期刊,但參與討論的高校期刊同仁們似乎并不以為意,他們的文章幾乎無一例外地無視了這一事實,而一致認定“雙一流”建設對高校學術期刊來說就是機遇,似乎只要證明“雙一流”建設離不開學術期刊,就能證明這確實是一個機遇,或者期刊人只要努力改進自身,就一定能抓住這個機遇,從而使日益邊緣化的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重回學術傳播的中心。那么,這樣的邏輯推衍能夠成立嗎?讓我們對同仁們陳述的理由和提出的舉措作一簡單分析。第一,參與討論的高校學術期刊同仁都將之所以是“機遇”的理由歸結為“雙一流”建設需要學術期刊推動和引領。[2-3]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上,“雙一流”建設確實離不開學術期刊這一平臺,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其對平臺的要求也是堪稱苛刻的,并非只要是學術期刊就能參與進來發揮推動和引領作用。一方面,作為“雙一流”建設主力的學者,的確沒有不重視學術期刊的,他們的成果要得到廣泛傳播和同行公認以及后續的應用,甚至領風氣之先,都離不開學術期刊這一平臺,這也決定了他們選擇期刊的標準。首要標準就是其權威性和影響力,權威性來自于學術共同體的一致認可,故而專業性又是權威性的前提;影響力則取決于學術期刊的傳播力,在數網時代,支撐學術期刊的數字平臺的覆蓋面直接決定了學術期刊的傳播力。另一方面,作為“雙一流”建設的部署者和管理者的行政權力部門,至少不可能忽視學術期刊在學術評價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畢竟“雙一流”建設的過程管理和最終結果的評判都須有學術評價作為依據,這也決定了他們選擇學術期刊的標準,最重要乃至唯一的標準就是必須對學術評價起到直接作用。其實,在當今的科研體制下,學術期刊在學術共同體中是否具有權威影響與其在學術評價中是否對排名直接起作用這兩個方面已經難以拆分了??梢姡还苁菍W者還是管理者,對學術期刊從來都不是“一視同仁”,而只對其中某些“青眼有加”,而科研體制則使學者與管理者的眼光越來越一致了,至于誰影響了誰,學界中人大概都心知肚明。“雙一流”建設無疑使得學術期刊進入學者與管理者視野的門檻更加高企。因為所謂“雙一流”,指的是國際一流大學和國際一流學科,其建設內涵雖然十分豐富,對其評價雖然是件十分復雜和困難的事,但最有說服力的或者說最能讓大眾信服的判斷標準卻也簡單,就是在國際著名學術排行榜中名列前茅,故其建設標準天然地具有國際性,即“雙一流”建設最終的成功,需要得到學術界和公眾的公認,且其范圍不僅僅是國內,而是全球。正是這樣的特殊性必然會直接影響到“雙一流”建設對學術期刊的選擇,不得不將國際排名作為選擇成果發表平臺(期刊)的重要乃至首要標準。那么,如今中國高校學術期刊是這樣的平臺嗎?如果不是,又如何來推動甚至引領“雙一流”建設呢?第二,有的論者已注意到目前深陷困境的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遠非“雙一流”建設可以依托的平臺,但認為通過自身的努力就可以改變現狀,滿足“雙一流”建設的需求,所以他們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努力的舉措,包括提升編輯素養、辦好特色專欄、優化期刊結構、強化期刊質量、發揮國際影響,等等??傮w上看,立足某個刊物或刊社,挖掘內部潛力、提升內在品質、增強競爭能力是這些應對策略的共同特點。[4-6]那么,憑借這些舉措可以實現這一愿望嗎?如前所述,滿足“雙一流”建設的需求,既需要進入參與建設的學者們首選的期刊行列,還要在國際學術評價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們不妨看一下這些期刊至少具有哪些特征,而通過上述舉措現有的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能否具備這些特征。(1)清晰的學科邊界或問題邊界。這是獲得學科影響以及入選國際學術期刊榜的重要甚至必要條件。對此,有論者可能不會同意,認為綜合性期刊更適合學科融合的需要。持這種觀點的論者顯然是將學科融合與學科拼盤搞混了。學科融合有其內在機理,融合后的學科也終將生成新的邊界,雖然這個新邊界在融合之初并不穩定,但成功的學科融合總是在向穩定的邊界邁進,直到具有自身獨立的研究對象和方法體系的新學科誕生。而如今高校大量存在的所謂綜合性學報,只是靠裝訂這樣的物理手段將多個學科的論文“拉郎配”地糅合到一本期刊里,與學科融合是有本質差異的。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榜上,上榜期刊絕大多數都是專業或專題期刊,并擁有獨立的數字平臺或在聚合型平臺上擁有獨立身份,這也足以說明這一點了。因此,綜合性學報并不具備天然的促進學科融合的優勢,而缺乏清晰的學科邊界或問題邊界則是其有可能被所有學科拋棄的致命缺陷,且是一個除了專業化轉型以外很難通過自身努力就能彌補的缺陷。在今天眾多高校用于教師和科研人員績效考核及類似評價目的的期刊榜單上,名列各學科前列的幾乎都是該學科的專業期刊,只有在專業期刊相對較少的學科中,才能看到綜合性期刊的影子,且位置大多并不靠前。(2)開放型、規模化、成體系的刊群。沒有這樣的刊群就無從與學科體系的發展配套,也就難以成為“雙一流”建設的依托,這當是不言自明的。能為“雙一流”建設視為依托的刊群的主體必然是學科邊界清晰的專業期刊和雖然跨學科但問題邊界清晰的專題期刊,只有專業、專題分工明確,才會成體系;這些刊群還必須內嵌于學術共同體,向所有共同體成員開放,而不是著眼于重點展示某個主辦或特定單位人員的科研成果;能夠勝任這樣的期刊的主編和編輯必定是學術共同體成員,且大多是其中的佼佼者。開放型、成規模、體系化且由學者主持的刊群在學術影響力和對學科融合的助力方面,遠較孤立存在的專業期刊和大量同構的綜合性期刊具備優勢。建設這樣的刊群當然也不是一兩家高校期刊或學報通過自身努力就可做到的事。(3)聚合的平臺,通暢的渠道,迅捷的傳播,權威的評價。在數字化已成為國際學術傳播主渠道的今天,國際上規?;?、體系化刊群的組織、編輯、發行和傳播以及評價已完全依賴于數字化聚合型平臺,而編輯出版也早就以數字版本為中心,紙質期刊基本已退出學術傳播領域,期刊單打獨斗的時代也已成過去。這樣的平臺建設更是一個體系化的工程,哪是一刊一社內部挖潛努力可以辦到的。還可以再列出一些特征,但僅以上這些方面也已足夠說明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距離“雙一流”建設的要求有多遠。如今的高校學術期刊,數量不可謂少,期刊編輯部遍地開花,但或者孤立存在,或者同構明顯、邊界不清,成規模的期刊社卻寥若晨星,呈現出一盤散沙的狀態;職業化的主編和編輯事實上已遠離學術前沿,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處于疏離狀態;紙質期刊仍然是編輯出版的中心,傳播依靠的是像知網、萬方這樣的第三方期刊數據庫平臺,而這些平臺上早已不見期刊的蹤影,期刊都被分拆成單篇論文,當然更不可能有高校學術期刊刊群的存在。更關鍵的是,一刊一社的努力根本不可能改變這樣的現狀,因為要縮短乃至消除現狀與“雙一流”建設要求的距離,對高校學術期刊來說,不啻于脫胎換骨,不管是明確期刊的學科或問題邊界,還是建構專業化、規?;?、體系化的刊群,抑或自己的數字化聚合平臺,又豈是一刊一社內部的事?第三,幾乎所有論者都充分表達了要為“雙一流”建設作出貢獻的強烈愿望,也提到了爭奪國際學術話語權,但卻不提如何贏得競爭對手,甚至無視競爭對手的存在。①然而,對手卻是不可回避地存在著的,對于高校學術期刊來說,競爭對手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國內高校期刊以外的學術期刊,尤其是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成體系的專業期刊群;二是國際學術期刊。后者尤其是高校自然科學期刊的強力競爭對手。由于競爭對手的存在,高校學術期刊要在“雙一流”建設中發揮作用,特別是引領作用和評價作用,至少要能與這些對手打成平手。而這些對手,特別是國際學術期刊,或者在高校學者中已形成了巨大影響而成為的首選平臺,或者是些巨無霸的跨國集團,經長期經營,早已掌握了國際學術交流的話語權、規則制定權,從策劃、組稿、編輯到出版發行、評價都有嚴密的組織和壟斷性的地位。在科學技術領域,在我國大型學術期刊集團產生之前,要與國際學術期刊相抗衡,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在人文社科領域,高校若無法形成專業化、規?;Ⅲw系化的學術期刊集群,即使與同樣是國內期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期刊群抗衡,也是很難做到的事??梢姡瑢τ诟咝W術期刊來說,“雙一流”建設如果真的是一個機遇,那么,其中的關鍵在于高校學術期刊不僅需要具備“舍我其誰也”的霸氣和自信,更要有霸氣和自信所依憑的實力,使得自己能夠成為“雙一流”建設排他性的選擇。但是,當下的高校學術期刊顯然沒有這份以實力打底的霸氣,而高校學術期刊同仁們陳述的理由和提出的舉措并未觸及問題的實質,憑此不要說生出“雙一流”建設中期刊平臺非我莫屬的底氣,恐怕連分一杯羹都不大可能。因此,高校學術期刊面對“雙一流”建設這一看似難得的機遇,如何抓住它,仍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

二、對高校學術期刊內涵式發展的再解讀

以上我們分析了高校學術期刊同仁們關于如何抓住“雙一流”建設機遇重振高校學術期刊的一系列觀點和舉措,其實,對于這些觀點和舉措,高校文科學報人特別是入選“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的主編們一點都不陌生,因為在“名刊工程”建設中,這些舉措不僅已被提出,而且都曾努力嘗試過,甚至可以說是幾乎窮盡了一個刊社或編輯部所能實施的所有辦法來進行嘗試,然而,對于“名刊工程”整體而言,效果卻不盡人意。當時,這些舉措不僅皆被歸入了“內涵式發展”,而且也構成了作為“名刊工程”建設策略之一的“內涵式發展”的主要內容。那么,這是不是說明內涵式發展對于今天的高校學術期刊的整體脫困沒多大意義呢?并非如此。將這些舉措歸入內涵式發展沒有問題,但對于高校學術期刊來說,它們并不是內涵式發展的主要部分,更不是全部。如果以為高校學術期刊的內涵式發展就是這些舉措,那就把內涵式發展的內涵大大窄化了。對于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而言,作為與外延式相對的發展模式,內涵式發展強調的不是謀求該系統外延規模的擴展,而是注重以系統內部因素作為動力和資源,通過調整結構、合理改造、加強協同和挖掘潛力來提升質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內涵涉及的范圍,并不限于系統內的某一單元,更是指向系統本身。例如:高等教育從20世紀90年代的外延式發展為主轉向新世紀以來的內涵式發展為主,指向的不僅是某個學校,更是指向了整個高等教育系統發展模式的轉型。然而,高校學術期刊同仁們提出的種種舉措,卻都是以一社一刊為限,而某個單元與某個系統的內涵式發展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尤其是當系統本身的結構有問題時,某個單元的內涵式發展于此就不會有決定性的意義。但一旦內涵式發展成為某個系統層面的發展模式時,意義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們在“雙一流”建設背景下來思考高校學術期刊的發展路徑時,首先有必要重新確認內涵式發展之于高校學術期刊的含義及其意義,其次有必要考察內涵式發展的條件是否具備,然后才能確認是否應該走內涵式發展的路徑以及該路徑將通往怎樣的目標。高校學術期刊內涵式發展源于教育部2003年啟動的“名刊工程”。當時正是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從外延式為主到內涵式為主的轉折時期,也是“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的設想開始付諸實施的時期。在筆者看來,于此時啟動的“名刊工程”有著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高校學術期刊到了改變發展模式的時候了,應從追求數量擴大的外延式發展轉入提升整體質量的內涵式發展;另一方面,就像建設重點大學一樣,有了“一校一刊”的普及發展后,再補上一批重點建設的高質量期刊。與高等教育歷來就既有一般大學又有重點大學且有一批特色鮮明的重點大學不同,高校學報卻是“千刊一面”的,從來不存在專業化、規?;腕w系化的學術期刊集群,即使重點大學也只有綜合性學報和數量很少的專業期刊,從未形成與學科配套的高校學術期刊體系。因此,“名刊工程”就被寄托了兩方面的希望:一是完成高校學術期刊的重點建設;二是引導高校學術期刊整體轉入內涵式發展模式,以完成體系化的重建。兩者既密切相關,又有所區別,疊加在一起,就是要讓高校學術期刊走出困境,重現輝煌。改變現有模式總是從反思開始的,“名刊工程”也不例外,在為“名刊工程”動員的2002年全國高校社科學報工作研討會上,時任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在主題報告中就對高校學報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全面反思。首先是對定位的反思,提出學報是高校辦的,但作者不應該僅限于本校,而是要為國內外學者服務;其次是對辦刊理念的反思,提出學報要以專業化為上策;再次是對發展模式以及編輯與學者關系的反思,雖然沒有直言廢棄編輯職業化,但恢復編研一體,把被體制割斷的編輯與學者重新連為一體的意思已是十分清晰。對此,筆者則有評論:“定位、理念、模式問題的背后是不是還有更深層的體制因素,這在袁貴仁的報告和隨后教育部有關‘名刊工程’的文件中均無明確表述,但從其字里行間,還是可以讀出對多年來形成的學報體制的反思,這意味著教育部已意識到學報體制的某些弊端并有意改變它。”[7]對高校期刊體制和發展模式的反思為“名刊工程”的設計奠定了基礎。“名刊工程”的目標和路徑設計是重點建設和整體發展兩方面疊加的具體體現。高校學術期刊要改變“全、散、小、弱”的現狀,實現“專、特、大、強”的目標,路徑是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辦高校各專業???;中策是鼓勵若干高校社科學報合作,組成聯合編委會,進行相對集中的學科專業分工;下策就是各刊走內涵式發展的道路,把編輯和論文質量提升上來。[8]我們不難看到,無論從“專、特、大、強”的目標表述,還是從上、中、下三策的路徑描述,專業化都是設計者心目中“名刊工程”的基石。原因在于專業化是體系化的前提,是整體結構調整的關鍵。在“名刊工程”的設計中,上、中、下三策各自的地位是不同的,作為目標之首的“?!迸c作為上策的“辦專業刊”,直接決定了“名刊工程”的走向和可達到的目標,而中策和下策都是實現目標的輔助手段;上、中、下三策各自的功能也是不同的,上策追求的是調整結構,中策追求的是加強協作,而下策追求的是刊社內部素質與質量的提升,核心目標還是體系化的專業期刊建設。對于重振高校學術期刊,這三策是不可割裂的,缺一不可,只有將三策統一起來,一并實施,“名刊工程”才有望真正能夠推進高校學術期刊體系的重建。顯然,“名刊工程”針對的是整個高校學術期刊這一系統,所追求的已不再是高校學術期刊整體規模的繼續擴展,而是在已有規?;A上,如何使高校學術期刊的結構走向合理、質量獲得提升、影響能夠擴大,進而掌握一定的學術話語權。盡管能夠入選“名刊工程”的只是少數高校學術期刊,但設計這一工程的初衷與“雙一流”建設一樣,是要通過這些入選期刊帶動整個行業的整體提升,既要有尖端的“一流”,也要有優秀的“普通”,最終就是要使整個高校學術期刊這一相對獨立的系統脫胎換骨,涅槃重生,從而完成體系的重建??梢姡懊こ獭钡目傮w設計思路就是在高校學術期刊整個系統的層面轉變發展模式,以解決帶有根本性的問題,要將結構趨同、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高校學術期刊構建成學科邊界清晰、專業分工明確、結構布局合理、與學科體系配套的優質期刊集群。如果說,“名刊工程”標志著高校學術期刊發展思路從外延式到內涵式的轉變,那么,內涵式模式之應用于高校學術期刊,只有從目標到路徑的完整表述才是對這一模式的準確界定。不能不說的是,由于“名刊工程”在動員時將路徑分為上、中、下三策,而下策又被定名為“內涵式發展”,客觀上造成了“內涵式發展”概念應用于高校學術期刊發展時發生了嚴重的窄化,并且通過“名刊工程”的實施,將這種窄化了的“內涵式發展”理念化,造成了今天高校學術期刊人的思維定勢,以為內涵式發展只是一刊一社內部的事,而忽略了它對高校學術期刊整體層面更為重要的意義。必須指出的是,被限定為“下策”、囿于一刊一社的“內涵式發展”并不能完整地體現“名刊工程”設計的初衷,更不是內涵式發展的全部意義,甚至連要義也很難算得上,而“名刊工程”的實踐也證明窄化了的內涵式發展這一“下策”作用十分有限,上策才是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重新認識和闡釋高校學術期刊內涵式發展含義之必要。內涵式發展的目標針對的首先應是高校學術期刊整體,要彌補缺乏與學科體系配套的專業化、規?;?、體系化、國際化的整體設計這一高校學術期刊根本性的缺陷,上、中、下三策都是內涵式發展模式必要的組成部分,而上策更具有主導意義,中、下策則體現為從屬的意義,或者說,只有上、中、下三策俱全,且主次分明,才是完整的內涵式發展模式所揭示的路徑,這是一條回歸學術期刊本原和初心的路徑,也是重返學術傳播中心所真正需要的路徑。

三、高校學術期刊內涵式發展遭遇的困難

如果僅從技術角度看,“名刊工程”的設計堪稱周詳,目標明確,路徑清晰,從宏觀的結構調整到中觀的協同合作再到微觀的編輯素養提升,內涵式發展模式的精髓都有具體體現,這的確是一條重振高校學術期刊的希望之路。然而,現實卻是,自2004年“名刊工程”正式啟動開始,直到今天為止,在十多年的“名刊工程”建設過程中先后分三批加入的共31家高校學術期刊,真正實施的只有下策,即各自為政的“內涵式發展”,上、中策都只能束之高閣。憑此根本不可能觸碰高校學術期刊迫切需要解決的布局和結構調整問題,至于以專業化為目標和路徑的高校學術期刊體系重建問題,更是無從談起。經過十多年建設,如此大打折扣的內涵式發展,雖然使入選期刊的內在質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名刊工程”的目標卻愈發遙不可及了,不然,高校學術期刊又如何會被非常需要傳播平臺的“雙一流”建設完全無視了呢?其實,“名刊工程”只不過是構建中國高校專業化期刊體系的一個起步而已,距離高校一流學術期刊集群的建成還有遙遠的路要走,然而,就是這一步卻也很難真正邁出。那么,明知正確的路徑在哪里卻無法走入的原因何在?首先,僵化的期刊體制使高校學術期刊失去了自我糾錯和調節的機制。學術期刊體制與刊號配置緊緊地捆綁在一起,準入和退出機制縱然有也形同虛設,不管高等教育如何發展、學術研究如何進步、學科融合如何重組、學術傳播如何革新,一校一刊的配置已然固化而無法撼動,結構調整根本無從下手,即使期刊體制的始作俑者教育部和新聞出版署也無能為力,很難找到既能實現目標又能保障現有辦刊單位和期刊人利益且具有操作性的改革方案。其次,與體制固化相伴的是觀念的固化。盡管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管理部門對高校學術期刊的結構、布局、定位的不足就已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學術界對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的種種弊端也多有批評,而“名刊工程”的初衷就是對“窗口說”和“園地說”的否定和超越,但在現實中卻一直找不到打破僵局的辦法,一校一刊的體制毫不松動,這一關于高校學術期刊的定位理念在高校期刊人中早已根深蒂固,要改變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即使入選“名刊工程”期刊的主編和編輯也未見得對這一理念都有深刻的反思,更遑論眾多高校期刊和學報的編輯人了。再次,改革的基礎太過薄弱。高校學術期刊迄今雖有百多年的歷史和數千種的陣容,但由于一直奉行單位制的辦刊模式,辦刊單位的數量與期刊的數量幾乎一樣多①[9],規模化沒有基礎;多數學報都是同構的學科拼盤,期刊及其編輯始終疏離于學科和學術共同體,專業化沒有基礎;從未按與學科發展配套的體系化思路進行規劃和調整,體系化沒有基礎;以為本校服務為宗旨,長期封閉辦刊,開放平臺功能漸失,國際化沒有基礎。要將這樣的高校學術期刊建成專業化、規模化、體系化和國際化的學術期刊集群,基礎太過缺乏,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改造比另起爐灶還要困難。最后,改革遭遇的阻力太大。目標與現狀之間的巨大落差決定了高校學術期刊體系重建一定伴隨著大面積的利益重新分配,現在的主辦單位和期刊人中的大多數要想保住原有的利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不能使他們的利益得到保障,無論怎樣的改革都會遭到激烈的抵制,這樣的抵制也會增加改革后果的不確定性,使決策者舉棋難定??梢姡v然教育部為“名刊工程”做了精心設計,但要同時實施包含上、中、下三策的內涵式發展還是缺乏必要的條件。“名刊工程”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錯并不在內涵式發展,而是高校學術期刊尚不具備全面實施內涵式發展的條件。其實,在“名刊工程”啟動之時,教育部的信心就是不足的,這從其明知上策是什么卻無法施行,只好寄希望于下策,視之為“最實際,目前最普遍可行的”[8]就可看出。故筆者一直以為,“名刊工程”很有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味道。顯而易見,內涵式發展需要外部環境的友好支持,需要內部人員的協力同心,而最為關鍵的決定性因素還是期刊體制,核心問題則是刊號的配置。不僅是“名刊工程”,有關高校學術期刊的任何改革,無不受到刊號配置問題的羈絆,使得近二十多年來,新聞出版主管部門和教育部數次想攻克高校學術期刊體系重建這個世紀難題的努力都付諸東流,無論是前者于1998年曾嘗試的為學報另立刊號系列(實則將學報剔出學術期刊行列)以“騰籠換鳥”①,還是后者曾推出的“名刊工程”,最終不是半途而廢就是不了了之。改革學術期刊體制的最后一次嘗試是2012年新聞出版總署《關于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的出臺,但這個辦法有意避開學術期刊的刊號配置改革,將“轉企”作為體制改革的唯一目標和路徑,想通過市場這只手來完成學術期刊的結構調整和規模整合。②這是一個既無視學術期刊規律,又不針對現實困境原由,且毫無操作性,更無法期待良好結果的改革方案,在學術期刊界和學術界的一致抵制下,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從那以后,無論是總署還是教育部都不再去觸碰學術期刊體制改革這個議題,即使從2014年開始由頂層大力倡導的媒體融合,在進入學術傳播領域后,也有意或無意地避開了體制改革的話題,結果當然就是得到體制承認的獨立學術新媒體遲遲沒能真正問世,媒體融合只是紙本期刊多了些附屬物,各自為政的紙本期刊仍是編輯出版的中心。所有這些都使人覺得高校學術期刊似乎就此可以不管世界潮流和技術發展,照著原樣默默無聞地生存下去了。如果跳出“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將視野拓展至整個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自然科學學報,那么,還有另一個必須正視且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學術評價對學術期刊發展的影響。無論是對國家重點建設的大學還是一般大學的國家投入,在20世紀90年代都步入了快速增長期。這些投入大多是以項目和工程的形式分配的,而項目和工程正是集中資源辦大事的舉國體制的體現。在舉國體制中,評價的作用非常關鍵,因為資源向誰集中的依據只能是評價。這樣的“舉國體制+量化評價”的模式不僅對每個高校的發展舉足輕重,對所有高校學術期刊的影響也是至為深遠的。對于高校學術期刊來說,所受評價影響的關鍵,就在于以誰為參照系。如果僅僅是國內高校之間的比較,那么,撇開其是否科學合理暫且不說,至少一部分高校學術期刊是可以發揮為評價對象“加分”作用的,比如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所謂“三大核心”排行榜,只要榜上有名的期刊,都會是評價機構量化評價的數據源,其在學術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也就有保證;但如果參照系變成了與國際一流大學和學科比較,那么,高校學術期刊若不能列于像SCI、SSCI、A&HCI這樣的國際學術期刊排行榜,就不能成為量化評價的數據源,也就難以為“加分”做貢獻,前景當然也就堪憂了。自學術國際化潮流興起以來,參照系就在悄悄地、漸漸地變化了,所謂“SCI至上”,就是對這種變化結果的寫照。盡管其中的不科學、不合理從學界到管理部門都心知肚明,但在更好的具有良好操作性的替代方案問世并付諸實施之前,“SCI至上”都很難真正根除?!半p一流”建設正是在這樣的評價環境下啟動的,無疑加速了參照系由國內縱向比較到國際橫向比較的質變。可以預見的是,只要評價是進行國際橫向比較,即使中國有自己的學術期刊榜,且不管從國內的評價機構那里“受封”了多么響亮的名頭,諸如頂級期刊、權威期刊、核心期刊,抑或有數據庫支撐的CSSCI和CSCD來源期刊,也都會因為這些榜單走不出國門而沒多大作用,挽不回高校學術期刊整體上的進一步邊緣化趨勢;如果只在國內高校之間進行比較,只用中國自己的排行榜,那“雙一流”建設的成果又如何在全球范圍內獲得舉世公認呢?因此,參照系的改變也就具有了某種不可逆轉性??梢?,高校學術期刊要真正走上內涵式發展道路,并朝著既定目標邁進,就必須面對重重困難,一一尋找到破解的辦法。這些辦法幾乎沒有一個是現成的、有成功經驗可借鑒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破解之道大多不是處于權力結構底層的刊、社所能夠選擇和決定的,如同內涵式發展本身一樣,不是一刊一社的努力就可以奏效的。

四、高校學術期刊內涵式發展面臨的新環境

如果說內涵式發展是高校學術期刊發展的可靠路徑,只需要找到克服所面臨困難的辦法就有希望實現既定目標,那么,近年來辦刊環境的變化則增加了諸多不確定性。辦刊環境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刊號配置的悄然漸變和評價口徑的高調變化,而與此交織在一起的“雙一流”建設則無疑加速和加劇了這些變化。先看學術期刊刊號配置的漸變。其實,即使在“雙一流”建設啟動以來的幾年時間里,由于不再有“轉企”之類的激進改革,也沒有獨立且得到體制承認的學術新媒體的擠壓,高校學術期刊人如果甘心于繼續邊緣化,并沒有太多的迫在眉睫的生存壓力(壓力更多的來自心理層面),這從對學術期刊體制改革由眾人爭相熱議到漸漸趨于平靜再到幾乎無人關心也可以看出來。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雙一流”建設的啟動必定會在這平靜的水面掀起波浪。筆者之所以認為“雙一流”建設遲早會打破現在這樣的平靜,是推論并相信在“雙一流”建設啟動后,縱有千般難,能與“雙一流”比肩的世界一流的高校學術期刊集群建設終究會啟動。這是“雙一流”建設的目標———高等教育強國———所決定的,一個高等教育強國卻沒有與其世界一流的實力配套的專業化、規?;?、國際化和體系化的學術期刊集群,不僅面子上說不過去,更重要的是作為強國標配的話語權是建構不起來的。“雙一流”建設啟動之初可以依靠國際學術期刊而將國內高校學術期刊遺忘于一旁,但要想真正擁有國際學術話語權,讓“雙一流”建設得到舉世公認的成功,終究是要邁過自建世界一流的學術期刊體系這道坎的,而高校學術期刊理應成為其中的主力。只要一流學術期刊集群建設的意義哪天能夠上升到與“雙一流”建設比肩的程度,并且成為頂層決策部門和學術界的共識,重建中國高校學術期刊體系就必然會被提上議事日程??梢栽O想的是,一旦一流期刊集群建設啟動,破局之舉必然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刊號配置。因為若沒有刊號配置的變化在前,就不可能有相應的刊號資源用于隨后的新刊建設。其實,自2012年一刀切“轉企”的期刊體制改革中止后,原來捆綁在一起的期刊體制改革與刊號配置調整就已被悄然地切割開來,學術期刊刊號雖然仍在嚴控的范圍內,但刊號配置的漸變從那之后就開始了,每年都有幾十個新刊問世,主要有三種:一是新創刊物獲得刊號;二是以書代刊的學術集刊獲得正式刊號;三是少量刊物更名改刊,由綜合性期刊改為專業期刊而變更刊號。可見,即使沒有“雙一流”建設,刊號配置的變化也會發生,因為擁有國際一流學術期刊集群不僅是為了與“雙一流”建設配套,更是一個崛起中的學術和科技大國必有的標配,不打破現有格局,重新配置資源,又哪來的一流期刊集群?這是顯而易見的?!半p一流”建設只不過是增強了其迫切性。引人注目的是,自2019年8月中國科協、、教育部和科技部《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后,中國科協、財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國家新聞出版署、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又聯合推出了《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實施方案(2019—2023年)》,使得一流期刊建設與刊號重新配置的關系變化終于初步明朗化,首批擬新創專業期刊就達到了30種,辦刊單位均為重點大學、科研機構和專業學會。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新創期刊正在擺脫單位“窗口”和“園地”的窠臼,悄然向學科和學術共同體回歸。再看評價口徑的高調變化。與刊號配置的悄然漸變不同,學術評價口徑的變化可謂高調。如果說,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優化學術環境的指導意見》中提出的“不能以學術排名代替學術評價、避免學術評價結果與利益分配過度關聯”①,已發出了頂層設計者有意改變學術評價口徑的信號,那么,到2018年,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的《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價改革的意見》中則明確昭示了頂層設計改革學術評價機制的決心。正是這個文件特別提出:“科學設立人才評價指標……克服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傾向”②,教育部辦公廳隨即了《關于開展清理“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的通知》,由此在高校和科研機構全面推開了清理“四唯”“五唯”行動。作為清理“四唯”“五唯”行動的重要步驟,2020年2月18日,教育部、科技部聯合印發了《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與以往頂層管理部門很少就某個具體評價指標發表意見不同,僅從標題即可看到已上升為“評價導向”高度的鮮明態度。③既然已上升到了導向變更的高度,學術評價的變化就不再僅僅是口徑上的,而是更接近體系的重建了。此外,與以往基本停留在口頭上的評價改革不同,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還是一系列實施中的具體行動,各高校和科研機構確已在行動,從日常考核到科研獎勵再到職稱評審和頭銜授予,所有評價標準都已清理一遍,與SCI直接掛鉤的指標都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同行評議和代表作評價,盡管如何保證同行評議和代表作評價的科學、公正和權威還是有待進一步探討和實踐探索的問題。刊號配置方法的悄然漸變和學術評價體系的高調重建都是在“雙一流”建設啟動后不久到來的。三者之間是否有著某種關聯?筆者不敢妄下斷言,但前兩者間的相互呼應當是一目了然的:從評價體系重建的角度來看,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都只是起到了“破”的作用,只破不立當然談不上體系重建,但刊號配置方法的變化就不一樣了。表面上,改變刊號配置方法要解決的只是新創期刊的準入問題,但其牽一發動全身的特性決定了這一變化必然導致一系列相應變化,其中之一就是學術評價的變化。學術評價的變化會從兩個方面體現出來:一方面,對于學術共同體的評價(同行評議)來說,其評價要具備權威性和公正性,掌握學術話語權是必要前提,而學術期刊正是建構話語權的基礎,只有讓學術期刊回歸學術共同體,學術共同體的學術話語權和評價權的建立才有可能;反過來,學術期刊若不能回歸學術共同體,也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一流,更難為同行評議的科學公正提供保證。另一方面,對于量化評價排行榜來說,意味著這些回歸了學術共同體的期刊確立權威性之時,必然也是登上學術期刊排行榜單之日,成為新的評價數據源。實際上,只有將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行動與學術期刊刊號配置方法的改變兩者結合起來,才有望完成評價體系的重建。至于“雙一流”建設與評價體系重建之間的關系,則耐人尋味。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行動的全面推開是在“雙一流”建設如火如荼地開展了三年之后,兩者重合的時間雖然不長,但相互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緊張,這是不難看出來的。因為“雙一流”不僅參照系是國際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獲得國際公認就必須依托國際一流學術期刊作為成果傳播的主要平臺,并將在這些期刊上作為最重要的評估指標,由此更可體會到《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不提學術期刊和學術平臺的苦衷和無奈(因為中國太缺乏這樣的學術期刊集群,且短時間內無法建成);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的行動在某種意義上則是對“雙一流”某些必有指標的消解,不再唯SCI等國際大牌期刊是尊,倡導將在中華大地上,其邏輯推衍終將指向中國學術期刊體系的重建。緣此,兩者間的緊張不可避免。但是,這樣的緊張在未來并非不可改變。不妨設想一下,如果中國擁有成體系的國際一流學術期刊集群,那結果會怎樣?不出意外的話,這些期刊都會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榜上占有一席之地,成為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中國學者以這些期刊作為傳播平臺,就既能將在中華大地上,也能同時傳遍國際學術界,還能站在國際學術舞臺上與國際學術界分享學術話語權,參與規則的制訂與改寫。那樣的話,在規劃“雙一流”建設時,還會只字不提學術期刊嗎?可見,構建中國高校的國際一流學術期刊集群才是打開“雙一流”建設與重建學術評價體系之間緊張這把鎖的正確鑰匙。只是要打磨出這樣一把鑰匙,既需要投入,也需要時間,更需要科學的態度。在學術期刊體系重建、學術評價體系重建和“雙一流”建設三者交錯的關系中,高校學術期刊的建設似乎很難與后兩者相提并論,在現實中更是微不足道,但是,隨著“雙一流”建設的不斷推進,缺乏國際學術期刊這一平臺的缺陷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已經日益凸顯出來。只要不無視這些客觀存在的負面影響,頂層設計必然會對高校學術期刊體制、學術評價體系和“雙一流”建設方案作出相應調整。這就是高校學術期刊在謀求未來發展時所必須面對的環境改變,這些改變將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這是我們必須考慮清楚的問題。

五、高校學術期刊內涵式發展的必要性與可行路徑

行文至此,對以上分析略作小結。高校學術期刊經過世紀之交外延式發展的大擴容,跑馬圈地已告一段落,與之對應的是,整體結構性矛盾明顯上升,聲譽不斷下降。教育部推出“名刊工程”,倡導內涵式發展,意圖重振高校學術期刊,但實際推行時大打折扣,上、中策被束之高閣,僅憑下策這樣窄化了的內涵式發展并不能解決高校學術期刊結構性問題。高校學術期刊積弊已久,“追根尋源,執著于一校一綜合性學報而缺乏與學科體系配套的專業化、規模化、體系化、國際化的整體設計,是高校學術期刊規劃和建設的最大敗筆。”[10]一校一刊的布局和千刊一面的結構,輔之強調展示作用而遮蔽了學術期刊更為本質的交流功能的“窗口說”和“園地說”,不僅使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日益邊緣化,而且固化進而僵化了辦刊人的觀念,致使改革的基礎薄弱。新聞出版署和教育部對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存在的問題都曾有過一定的反思,并嘗試予以糾正,但皆因為高校學術期刊體制與刊號配置的捆綁而半途而廢。被高校學術期刊同仁寄予厚望的“雙一流”建設,因其對標國際學術的評價標準,實則加劇了未能走出國門的高校學術期刊的邊緣化,同時也使中國缺乏國際一流學術期刊體系的弊端愈發凸顯。比“雙一流”建設啟動稍晚的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的行動意在引導評價體系的重建,故與瞄準國際學術的“雙一流”建設之間難免產生緊張。這種緊張未始不是決策者意識到了學術期刊之于學術話語權建設的意義的結果:一方面,學術話語權的建立離不開學術期刊這一基礎性的平臺;另一方面,單純依靠大多屬于發達國家的國際學術期刊集群難以建立中國學術話語權。因此,建立話語權首先要建構中國自己的國際一流學術期刊集群,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的行動只是斷開了對國際學術期刊的單純依賴,但最終能否重建評價體系進而建立中國學術話語權,還取決于能否建構國際一流的學術期刊集群。正因為如此,學術期刊刊號配置方法與體制改革才會悄然解綁,希望通過刊號配置方法的改變來推動中國學術期刊體系的重建,并以此來理順學術期刊、學術評價與學術國際化以及“雙一流”建設的關系。因為重建專業化、規?;Ⅲw系化的學術期刊集群并努力使之成為國際一流,不僅被寄予了彌補高校學術期刊在布局和結構方面的根本缺陷的希望,而且也是解開“雙一流”建設與重建評價體系之間緊張關系的一把有用的鑰匙。在這樣頗為復雜的變局之下,再來審視困境中的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的未來,雖然未來不乏希望,但前景的確很難令人樂觀??梢杂^察到的是,國家層面的學術期刊體系重建即將或者說已經揭開序幕,但高校學術期刊能在其中占有何種地位卻仍是有待解開的謎??柵渲玫臐u變似乎說明,疾風驟雨式的期刊體制改革可能不會再現,但溫水煮青蛙的過程已經開始,在漸變不斷積累之下,質變終究會發生。對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來說,這是一件值得警醒的事。盡管受阻于刊號配置的固化而擱置已久的包括上、中、下三策的內涵式發展有了實施的機會,但一流期刊建設門檻嚴苛,與依托實力強勁前景看好的學科、由著名學者擔任主編的新創專業期刊相比,傳統的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競爭乏力,當新刊和新改刊擠占了有限的機會后,危機也就顯現了。筆者以為,“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啟動后,“在入選卓越計劃的期刊中,高校期刊數量有限……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今天的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在卓越計劃遴選專家眼中,大多不是可造之材。對照《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所表達的理念和卓越計劃對入選期刊的要求,因現行體制而迷失了方向的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已遠遠地落后于時代的要求,這是一個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保?1]學術評價體系的重建同樣如此,評價體系的重建可以說已經開始,雖然以SCI為代表的國際學術期刊在未來評價中唯我獨尊的地位可能不再,但學術期刊之于評價的作用是不可能改變的。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學術期刊:第一是高校層面,第二是國家層面,第三是國際層面。中國高校理應有自己的與學科發展相配套的學術期刊體系,這個體系無疑也是中國學術期刊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它與國際學術期刊的關系應是怎樣的呢?“雙一流”建設至少能讓我們更多地思考中國學術與國際學術之間的關系,要讓中國學術走向世界,要建立國際學術話語權,就必須走出國門融入世界,而不是成為與國際學術界對立的一個封閉系統。學術期刊和學術評價同樣如此,但與學術研究不同的是,學術期刊還是一種商品,需要通過市場來發行,如今國際學術期刊市場已為發達國家的跨國集團所占據甚至壟斷,中國學術期刊要跨出國門融入世界的難度較學術研究更大,需要一個更為艱難和相對長期漸進的過程。不管是歷史較長的老刊還是近年來所創的新刊,要成為國際一流期刊,都很難繞過被SCI等國際著名期刊榜收錄且在榜上名列前茅這一途徑。換言之,即使破除了“SCI至上”,中國學術期刊要走向世界,近期也必須以名列SCI之類榜單為目標。而要建構得到國際學術界承認的學術評價體系,也仍然離不開國際一流學術期刊集群這一基礎。成為學術評價數據源與進入一流期刊行列一樣門檻高企,高校學術期刊要在未來重建的學術期刊體系和學術評價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專業化、規?;Ⅲw系化和國際化缺一不可。由此觀之,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的危機遠遠超過了機遇。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高校學術期刊該何去何從?高校學術期刊要成為國家層面的一流學術期刊體系重建的重要組成部分,關鍵是要完成與學科配套的體系化建設,故打破現有格局的重建是不可避免的;構成新體系的基本單元當是學科或問題邊界清晰的專業或專題期刊,故對綜合性學報來說,面臨的困難將會更大,專業化或專題化轉型與體系化建設必須同步推進。隨著學術期刊刊號配置方法的改變以及學術評價體系重建的漸次展開,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若不能參與其中,必然進一步邊緣化,乃至被擠出學術傳播領域。要想有所改變,就該看到新刊問世、老刊退場,此消彼長,新的體系就是這樣建成的,而這一過程一旦開始,留給高校學術期刊的時間也就不多了。在這樣的困境下,我們更能感知到高校學術期刊的改革為何歷來是知易行難,因為跨越現狀與目標之間的鴻溝,沒有難度和阻力的路徑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國家層面的一流學術期刊集群建設的啟動、學術評價體系的重建和“雙一流”建設的交互作用下,已使得高校學術期刊不得不在改革還是退出之間作出選擇。當然,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只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于是,尋找到一條通往專業化、體系化且阻力相對較小、具有操作性的路徑的迫切性實際上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如此,在既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而又不得不有所選擇的時候,內涵式發展對于高校學術期刊的意義就凸顯出來了。如前所述,內涵式發展是一種不追求外延規模擴展,以系統內部因素作為動力和資源,通過調整結構、合理改造、加強協同和挖掘潛力來提升質量的發展模式。這正切合高校學術期刊體系重建的需要。從擁有的刊號資源和編輯隊伍來看,高校學術期刊已基本完成了規模的拓展,問題出在分散布局和與學科脫節的同構式結構無法構成與學科體系配套的期刊體系,從而呈現出一盤散沙的現狀。教育部在啟動“名刊工程”時已確定了建設高校一流學術期刊的目標,并設計了包含上、中、下三策堪稱周詳的內涵式發展路徑,可惜限于當時的條件未能全面實施,當然也就無法達成目標,遭遇的最大障礙是刊號配置和調整的僵化,此非教育部所能撼動,更不是高校學術期刊所能主動作為的。如今這一障礙雖說不上已徹底破除,但至少有了努力而為的余地。推進高校學術期刊內涵式發展,需要決策和管理部門與期刊社和期刊人兩個層面的互動,而前者更是決定性的。這是因為高校學術期刊的內涵式發展必須在整體層面上推進,以重建專業化、規模化、體系化、國際化的高校學術期刊集群為目標,重點當在調整高校學術期刊的整體布局和結構,而有權調整結構的,只能是有關管理部門。高校學術期刊能否走上內涵式發展道路,關鍵不在期刊,而在決策和管理部門。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要求和期待教育部和新聞出版署啟動高校學術期刊內涵式發展規劃,包括目標、路徑、重點、程序、政策支持與保障等在內的時間表與路線圖。當然,高校學術期刊人也當努力,特別是在以下幾個方面,盡管這幾方面要取得進展,也離不開決策和管理部門的首肯和支持。第一,更新觀念?!半p一流”建設的目標決定了其必定以國際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作為參照系,這也決定了世界一流的中國高校學術期刊建設必定會以國際一流學術期刊作為參照系。當封閉的環境被打破,引入外來的參照系后,高校學術期刊人不能不有所觸動,至少有志躋身一流期刊的期刊人應該對傳統觀念有更為深刻的反思,進而對高校學術期刊的發展目標和路徑達成共識。第二,加強協同合作。一社一刊的內涵式發展之所以不足以擺脫困境,是因為單打獨斗的時代已經過去,面對規?;膰H學術出版集團,單個刊物再強也難以與其匹敵,更不用說現有的高校學術期刊的實力還比較薄弱。高校學術期刊并非沒有資源,缺陷在于資源分散,如果能將分散的資源整合起來,協力同心,就是一支不容輕視的力量。因此,應該盡快找到協同合作的途徑。第三,積極投身數字平臺建設。即使刊號調整能夠順利實現,大多數高校綜合性學報也很難獨立完成專業化轉型,少量分散在各個高校的專業期刊也很難形成體系化和規模化,因此,必須另辟蹊徑。早在十年前,筆者就曾提出利用數字和互聯網技術實現高校學術期刊整體專業化轉型和體系化構建的設想,之后,部分“名刊工程”入選期刊又聯合創辦了數字化的“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網刊),盡管受制于體制無法獲得正式的學術傳媒身份,但這個嘗試還是堅持到了今天。[12]十年來,傳播技術、人工智能又有了新的發展,更為我們展現了數字平臺在整合資源、融合媒體、協同合作、高效傳播、知識服務、學術評價等方面的優勢,筆者已有多篇文章專門討論了相關問題,在此不再重復。

總之,新技術也許是解開紙本時代無解的諸多問題的一把鑰匙,但前提是應該將編輯出版工作的中心轉移到數字化出版和傳播上來。第四,回歸學科和學術共同體。高校學術期刊體系建設,離不開學術共同體,沒有學術共同體的主導和參與,學術期刊只能游離于學科和學術前沿之外。只有內嵌于學科和學術共同體,高校學術期刊才能獲得學者的認同和歸依,學術期刊評價才能真正回歸學術共同體評價,這是學術期刊生存的根本,唯此,高校學術期刊才能真正走出困境。因此,回歸學科和學術共同體,既是高校學術期刊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高校學術期刊及其編輯的最好歸宿。最后,再次特別強調,以上任一方面,高校學術期刊人都應該不懈地努力,但也應該看到,僅有高校學術期刊人的努力是不夠的,影響高校學術期刊發展的各種因素,無不與高校學術期刊的體制和管理密不可分,因此,未來高校學術期刊的命運并不完全掌握在學術期刊人手中,管理部門如何決策和行動才是關鍵。只有頂層和底層相向而行,高校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報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專業化、規?;?、體系化、國際化的一流期刊集群才有可能建成。

作者:朱劍 單位: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