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風險水平與審計師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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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選取2010—2019年我國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檢驗了審計風險水平增加對審計收費、非清潔審計意見和審計師變更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排序Logit模型，探討了審計師面對審計風險上升所采取的系統應對策略。研究表明：隨著審計風險水平不斷上升，審計收費呈現出明顯上升趨勢，審計師出具非清潔審計意見和審計師發生變更的概率也隨之上升，且審計師的應對策略呈現出一定的優序選擇。本文的研究結論能為審計師系統的應對審計風險提供參考。

關鍵詞：審計風險；審計收費；審計意見；審計師變更；優序選擇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步入增速放緩的新常態時期，企業面臨的經營下行壓力也日益增大[1]，部分企業出于維持經營業績、融資等各種需求和目的，財務舞弊的動機較為強烈，導致審計師進行財務審計時所面臨的審計風險隨之加大[2-3]。為了將審計風險降低至可接受的范圍內，審計師是更愿意采用擴大審計范圍、揭示信息風險等積極應對策略，還是采用放棄客戶等消極應對策略？在不同風險水平下，審計師是否存在風險應對策略偏好或優序選擇？審計師為企業提供服務會收取一些費用，即審計收費，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風險的大?。ǜ呃椎龋?010）[4]。通常，若客戶單位存在較大程度上的審計風險，并且這種風險很可能會被審計師所感知，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審計師會增加工作時間或增加更多的審計流程，進而提高審計費用[5-6]；此外，韓維芳[7]和DeFond等[8]認為，當面臨較高審計風險時，他們也可能會出具非清潔意見；但是，若審計風險過高，超過了審計師可承受的合理范圍，審計師可能會主動從風險較高的業務中退出[9]。那么，為什么處在高風險的情況下，審計師會出現不同的反應呢？對審計師而言，審計師采取不同的決策對應的成本是不同的。首先，提高審計收費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業的費用支出，但也會使審計師與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從而增加審計意見購買的可能性[10]。其次，審計師采取出具非清潔意見的審計報告來降低審計風險的同時也會給企業帶來負面的市場反應[11]，并提高企業的資本成本[12]。最后，對于第三種策略而言，一旦審計師選擇辭職，則意味著審計師與企業關系的徹底破裂?？偟膩砜矗鳛槔硇越洕?，審計師應該會考慮每一種應對策略的相對成本。所以，上述三種應對方式之間很可能出現一定的優序選擇。但在已有研究中，這些策略通常被視為審計風險上升所產生的經濟后果[13]，且沒有以審計風險水平的大小為出發點研究相應應對措施，且只探討了審計師應對審計風險增加的單一策略。那么，審計師究竟會采用何種策略系統的應對審計風險水平的上升？這個問題有待進一步的實證檢驗。鑒于此，本文以中國資本市場為背景，探討了審計師面對審計風險上升所采取的系統應對策略，我們認為，隨著審計風險水平的上升，審計師會優先選擇提高其服務收費；當風險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時，審計師才會選擇出具非清潔審計意見；當審計風險水平超過了審計師的承受能力時，審計師才會選擇辭職，并引發審計師變更。換言之，面臨審計風險上升，審計師所采取的應對策略存在一定的優序選擇。為了驗證上述論斷是否成立，以2010—2019年中國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樣本，檢驗了審計風險水平對審計收費、非清潔審計意見和審計師變更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排序Logit模型，進一步探索了上述三種行為是否存在優序選擇。研究發現，隨著審計風險的增加，審計收費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審計師出具非清潔審計意見和審計師變更的概率也隨之上升，且審計師的應對策略呈現出一定的優序選擇特征。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審計風險與審計師的應對策略

近幾年，隨著經濟體制的不斷革新，審計作為一項集聚復雜性和專業性的工作，其中要面臨的風險問題也隨之增加。已有學者研究表明，審計風險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會取決企業的會計信息質量，在被審計企業信息質量較低的情況下，審計人員面對的審計風險會上升[14]。為了補償自身所承擔的審計風險，審計師可能會向被審計企業收取更多的審計費用[15]；Hribaretal.[5]還認為當被審計客戶公司的會計質量較低時，審計師的應對策略有以下兩種，一是付出更多的審計努力，比如實施進一步的審計程序，延長審計時間，或者增派經驗更豐富、專業性更高的審計成員參與審計工作；二是收取更高的審計風險費用來彌補風險。此外，通過出具非清潔審計意見，若事后被審計企業或者審計師被起訴，審計師可以增強自身已經勤勉盡責的抗辯能力，減少所承擔的法律責任，來應對企業因盈余操縱導致會計信息質量較差所引起的審計風險[16]；類似的，DeFondetal.[8]認為若被審計公司存在重大錯報但不愿意改正，或者限制了審計師的審計范圍，審計師會通過出具非清潔審計意見來降低風險。但是，Krishnanetal.[17]發現，企業盈余管理所帶來的審計風險若在可容忍的范圍內，審計師更有可能收取更高的異常審計費用來降低風險，但若盈余管理所帶來的審計風險過于嚴重，乃至超出審計師的容忍范圍，則審計師可能會辭職，通過放棄該項工作以避免風險。因此，我們認為，面臨客戶信息質量較差而引起的審計風險上升會導致審計師提高審計收費，出具非清潔意見審計報告，也會有可能引起審計人員發生變換。鑒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假設1：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面對審計風險的上升，審計師會收取更高的審計收費假設2：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面對審計風險的上升，審計師更有可能出具非清潔意見的審計報告假設3：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面對審計風險的上升，審計師更有可能主動辭職，并引發審計師變更

（二）審計風險與審計師應對策略的優序選擇

盡管審計風險的上升既有可能導致審計師提高審計收費，出具非清潔意見的審計報告，也有可能引起審計人員變換，然而，上述三種行為往往不是同時發生的。換言之，審計師對面臨審計風險上升的應對策略可能存在一定的優序選擇。DeFondetal.[18]認為，審計師具有雙重目標。一方面，審計師希望穩定與被審計公司之間的關系，來持續賺取服務收費；另一方面，作為獨立于股東和管理層的第三方，基于降低委托成本的需求，審計準則要求審計師應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并將審計風險控制在合理水平。因此，面對審計風險上升，提高審計費用無疑是審計師首先采用的應對之策。審計收費上升會降低審計師的獨立性[19]，導致審計師對客戶的依賴程度上升，也不會對企業帶來太大的負面影響。故在審計風險較低的情況下，審計師不會出具非清潔意見，也不會選擇辭職。但是，隨著審計風險的進一步上升，審計師提高審計收費而獲取的收益最終也難以彌補審計風險上升所帶來的損失，此時，理性的審計師才有可能出具非清潔審計意見。這是因為，審計師給企業出具非清潔意見將帶來負面的市場反應，導致企業融資成本上升，債務違約的可能性增加[20]，一旦出示非清潔意見審計報告，則意味著審計人員與客戶之間的關系很可能已經破裂。若審計風險繼續增加，并最終超過審計師的承受能力，則審計師才會選擇辭職，并引發審計師變更。總之，面對審計風險的不斷上升，審計師在選擇應對策略時應該考慮到每種策略的相對成本[21]。對審計師而言，對比各種風險應對策略，提高審計收費的成本較低，對財務報告出具非清潔審計意見的成本較高，審計師辭職的成本最高。鑒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假設4：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面對審計風險的不斷上升，審計師會首先選擇提高審計收費，其次選擇出具非清潔意見的審計報告，最后才會選擇辭職，從而引發審計師變更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選取

本文選取2010—2019年深滬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同時刪除了金融行業、數據不全、資產負債率小于0或者行業年度觀測值小于12的樣本，最終得到了14247個觀測值。為了消除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對連續型變量進行了上下各1%的Winsorize處理?？紤]到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將全部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都滯后一期以降低影響。因此，被解釋變量的樣本區間為2010—2019年，而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樣本區間為2009—2018年。本文全部數據都來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

（二）變量定義

（1）審計風險。被審計企業的盈余管理程度常被用作審計風險的替代變量。已有學者發現，企業盈余管理行為會伴隨著審計風險的上升[2-3]，為了降低風險，審計師可以采用增加審計費用、出示非清潔意見審計報告[8]以及放棄高風險客戶[9]三種應對措施。由此看來，若企業盈余管理程度較高，審計師的審計風險也就越高，盈余管理程度代表著審計風險水平高低，盈余管理程度可用作審計風險的替代變量。而應計盈余管理是最為廣泛的盈余管理方式，因此，本文采用應計盈余管理作為審計風險的替代指標。通常，審計風險水平會隨著應計盈余管理程度的提高而上升。故本文以應計盈余管理表示不同審計風險水平的情景，以揭示不同審計風險水平下，審計師應對策略的優序選擇。關于應計盈余管理程度的度量，借鑒Billsetal.[22]的研究，分別采用修正Jones模型和DD模型來衡量企業應計盈余管理程度，模型（1）、模型（2）所示。（2）其中，Ta表示總應計利潤，A表示資產總額，吟Rev為營業收入增加額，吟Rev為應收賬款增加額，Ppe為固定資產，CFO為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盈余管理程度分別為上述兩個方程的回歸殘差的絕對值Absda1（修正Jones模型）和Absda2（DD模型）。（2）審計師應對策略。本文選取審計師應對策略的變量如下：審計收費的對數值；非清潔審計意見：若審計師出具了非清潔意見的審計報告則為1，否則為0；若審計師發生了變更則為1，否則為0。（3）控制變量。根據Billsetal.[22]的文獻，考慮到影響審計收費的一些因素，分別控制以下變量：審計師特征（Big4）、公司規模（Size）、業務復雜度（Inv、Rec）、償債能力（Lev，Liq）、經營狀況（Roa，Loss）。本文同時控制了行業和年度固定效應。具體的變量定義詳見表1。

（三）模型構建

為了檢驗假設1，假設2和假設3，本文構建以下模型：Yi，t=茁0+茁1Absdai，t-1+茁Controlsi，t-1+著i，t（3）其中，被解釋變量Yi，t分別為以下3個變量：（1）Infeei，t：審計收費的對數值；（2）Maoi，t：審計師是否出示了非清潔意見；（3）Changei，t：審計師是否發生變更。Absdsi，t-1表示可操縱性應計的絕對值。Absdsi，t-1數值越大，代表著審計風險更高。若假設1，假設2和假設3成立，則應該顯著大于0。為了檢驗在審計風險不斷上升的情況下，審計師行為是否存在優序選擇（假設4），本文構建如模型（3）所示的排序Logit模型：Responsei，t=茁0+茁1Absdai，t-1+茁Controlsi，t-1+著i，t-1（4）模型（4）中的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與模型（3）相同，但模型（4）的被解釋變量Responsei，t是一個離散的排序變量，表示審計師行為的嚴重程度。Responsei，t取3意味著審計師改變了，取2意味著審計師沒有改變，但審計師出具了非清潔意見；取1意味著審計師并沒有發生改變，也沒有出具非清潔意見，但收取了較高的異常審計費用（審計費用模型的殘差大于等于行業年度中位數）；取0意味著審計師并未發生改變，也未出示非清潔意見，且只收取了較少的異常審計費用（審計費用模型的殘差小于行業年度中位數）。若假設4成立，則茁1應該顯著大于0。意味著在審計風險上升的情況下，審計師收取的費用逐步上升；若審計風險繼續上升，則審計師會出具非清潔意見的審計報告；但當審計風險水平上升超過審計師的承受能力時，才會發生審計師變更。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是本文描述性統計的結果。可以看出，無論采用修正Jones模型計算的的均值大于中位數，并且采用DD模型計算的的均值也大于中位數，表明部分企業大量的采用了應計盈余管理方式操縱盈余。的均值為0.070，說明僅7%的企業聘請四大進行審計，即四大在我國占據的審計市場份額較小。的均值為0.150，表明樣本中有15.0%的企業處于虧損狀態。的均值僅為0.050，說明僅有5%的企業被審計師出具了非清潔意見，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審計市場的整體審計質量偏低。

（二）回歸分析

（1）審計風險與審計師的應對策略。表3為研究假設1-假設3的檢驗結果。第（1）和（2）列的結果顯示，無論是在修正Jones模型還是在DD模型中，和的系數均為正，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隨著審計風險的上升，審計收費呈現出增加趨勢。上述結論支持了研究假設1，說明為了應對審計風險的增加，審計師會增加審計成本的投入或者收取一定的風險補償，從而導致審計收費的上漲?？刂谱兞恐?，均顯著為正，說明與本土事務所相比，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能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其余控制變量的符號也都符合預期。第（3）和（4）列的回歸結果顯示，在因變量是非清潔審計意見的情況下，和的系數均為正，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隨著審計風險的增加，審計師出具非清潔審計意見的概率加大，研究假設2得到了支持。相應控制變量符號、顯著性都大概符合預期。當因變量是審計師變更時，在第（5）列中，系數為正，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而在第（6）列中，的系數為正，但不顯著（t=0.86）。結果表明，審計風險的上升會在一定程度上引發審計師發生變更?？傮w來看，回歸結果基本支持了假設3。（2）審計風險與審計師應對策略的優序選擇。為了驗證研究假設4，本文構建了如模型（3）所示的排序Logit模型，順序變量衡量了審計師行為的嚴重程度。從表4中可以看出，1和2均大于0，且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上顯著。結果表明，在審計風險的上升后，審計師會系統的應對。當審計風險上升幅度較低時，審計人員傾向于收取更高的費用；在審計風險上升幅度較高的情況下，審計師才會出具非清潔意見審計報告；當審計風險過高并且超過審計師的承受能力時，審計師與管理層的沖突會加劇，為了規避風險，審計師會選擇辭職，這最終導致了審計師變更。因此，面對審計風險的上升，審計師的應對策略確實存在一定的優序選擇。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證明文章結論的穩健性，分別采取以下的穩健性檢驗方法：第一，對模型（3），當因變量為Mao和Change時，采用Probit進行估計，并對模型（4）采用排序Probit模型加以估計。結果顯示，無論采用修正Jones模型還是DD模型作為審計風險的衡量，Absda的系數仍然為正，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顯著，剩余變量的符號及顯著性也大概保持一致。第二，Huang等[23]指出，客戶議價能力能夠影響審計收費。鑒于此，我們在模型（3）中加入客戶議價能力（Power），重新估計審計收費模型，結果顯示，無論采用修正Jones模型還是DD模型作為審計風險的衡量，Absda的系數都為正，且至少在5%的水平上顯著。第三，以前研究發現，內部控制質量能夠影響應計盈余管理的水平[24]，也能影響審計收費的高低。鑒于此，本文采用迪博公司編制的內部控制指數（ICscore）作為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替代衡量標準。將ICscore作為控制變量加入模型（3）和（4）并重新估計上述模型，研究結論基本不變。第四，我們改變了可操縱性應計的度量方法，采用傳統的Jones模型來衡量審計風險，并重新估計全部模型，研究結論基本不變。

五、研究結論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與成熟，審計報告被社會廣泛認同，由此帶來的審計報告權威性不斷被提高。同時，提升審計質量的要求越來越強烈，類似的，審計師面臨的風險也不斷上升。為了進一步探索面對應計盈余管理程度增加導致的審計風險水平上升，審計師行為是否存在優序選擇，文章以2010—2019期間我國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樣本，分別采用修正Jones模型和DD模型作為審計風險的衡量，檢驗了審計風險對審計收費、非清潔審計意見和審計師變更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排序Logit模型，探討了審計師面對應計盈余管理程度增加導致的審計風險上升所采取的系統應對策略。研究發現：（1）面對應計盈余管理程度增加引起的審計風險上升會導致審計收費的上漲；（2）面對應計盈余管理程度增加引起的審計風險的不斷上升，審計師出具非清潔意見審計報告的概率也隨之上升；（3）面對應計盈余管理程度增加引起的審計風險的不斷上升會導致審計師變更更加頻繁；（4）面對應計盈余管理程度增加引起的審計風險不斷上升，審計師的應對策略存在優序選擇。審計師會首先選擇提高審計收費來應對風險，當提高審計收費帶來的收益無法彌補審計風險上升帶來的損失時，審計師才會出具非清潔意見的審計報告。當面對的審計風險過高，并超過了審計師的承受能力時，審計師才會選擇辭職，并引發審計師變更。本文研究表明，審計師會系統的采用風險管理的方法降低審計風險。本文研究成果可以為審計師有效控制審計風險提供借鑒。同時，研究結論也表明，審計收費提高、被出具非清潔意見的審計報告或者審計師發生變更可能是審計風險上升的結果，這一結論應該引起監管部門的高度關注。

作者：胡華夏 李怡雯 熊毅 單位：武漢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