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質量與審計環境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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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我國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強，腐敗問題已經得到有效的扼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國家采取零容忍的態度懲治腐敗行為對高管還是政府官員都起到了警醒的作用，一方面，不僅有利于抑制個人主義，有利于凈化腐敗環境。另一方面還有利于改善審計環境，提高審計質量。本文以我國2013－2018年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采用雙重差分估計模型實證研究審計質量與腐敗問題的關系。通過研究發現審計質量有利于提高抑制腐敗問題，這為我國提高審計質量，進一步加強反腐力度提供了思路。

關鍵詞：腐敗問題；審計質量；審計環境

1研究背景

腐敗，一般是在社會發展的道路上，讓一些有權有勢的公職人員在職位上形成不良的工作作風，貪污受賄的行為舉止，并給社會帶來的惡劣影響的行為。腐敗已經成為全球性的重要議題，嚴重威脅這國家的發展，甚至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近年來隨著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強，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少數勢力在興風作浪。為制止這種行為的不利影響，我國腐敗問題的探究更為重要。目前，鮮有文獻探究腐敗問題與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本文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采用DID模型實證研究腐敗問題和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同時通過研究進一步證明反腐敗有利于提高審計質量，又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盈余，對上市公司而言，是有利無害的方式與方法。本文研究腐敗問題與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腐敗問題的研究一直以來是一個研究的熱點問題，國內很多學者通過研究發現加強反腐力度有利于凈化社會環境，提高資源配置，有利于提高社會發展水平。具體表現為反腐敗能降低個人主義的單方面行為，降低個人獨裁，降低個人消費，公款私用喝，從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領導的短期行為。還有一些學者研究認為，反腐敗有利于強化公司管理，可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有利于披露審計結果，避免非效率投資，優化發展環境，同時也可以緩解“檸檬問題”，同時也有利于提高審計質量。隨著我國反腐斗爭的力度不斷加強，一些高管的私人生活也已被加入到反腐體系中，行賄者難以成為反腐的漏網之魚，但是單從制度上約定，難免會存在漏網之魚，此時如果加入審計這一元素，不僅可以抑制非法賄賂行為，而且對于反腐的反作用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在此本文提出假設1：H1：反腐敗與審計質量正相關。借鑒前人的研究對腐敗的類別進行劃分主要有兩種形式。從人員劃分角度來看，腐敗問題不僅僅局限于政府官員，而且也常見于企業領導人身上。從企業類別來看，腐敗問題既存在于國有企業單位，也在非國有企事業單位也有存在。但從目前來看，國有企業腐敗問題要比非國有企業單位出現的次數要多。因為國企缺乏實際所有權，問題不顯著，容易形成領導濫用職權，缺乏一定的監督和約束力，而且有些國有企業負責人在反腐的高壓線依然敢于挑戰底線，例如，企業高管想獲取一定利益，不擇手段地想方設法向政府官員送禮，大肆消費，宴請官員等。所以有些地方依然存在腐敗問題，尤其是國有企業的腐敗問題。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為了獲得長期發展，也要接受會計師事務所和社會機構的監督，這對審計質量要求也就越高，據此，本文提出假設2：H2：國有企業的反腐敗有利于提高審計質量。

3研究設計與模型構建

3．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3－2018年我國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本文借鑒相關學者的研究，以2015年提到反腐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為分界線進行分組。將研究樣本在時間上分為兩個組別?？紤]到企業所有權性質不同影響腐敗治理的效果，因此將研究樣本中的公司按照所有權性質劃分為國有和非國有企業。本文數據均來自于CSMAR數據庫。本文對樣本進行了如下的篩選：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剔除ST和其他特殊情況的公司；考慮到極端值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對主要連續型變量進行了1％和99％的縮尾處理。

3．2研究設計與模型構建

3．2．1審計質量的衡量及模型的構建目前，審計質量的衡量指標難以確定，本文借鑒相關學者的研究，使用修正瓊斯模型計算的操縱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作為審計質量的替代變量，模型如下：（1）其中，Ait－1為公司i第t－1年末的總資產，ACCAit為公司i第t年的應計額，ΔREVit為公司i第t年的主營業務收入增加額，PPEit為公司i第t年末的固定資產凈額。3．2．2研究設計本文主要選擇雙重差分估計模型進行研究，使用虛擬變量DUM來區分事件前后時間窗口。選擇2015—2018年度作為事件后時間窗口，DUM賦值為1；2013—2015年度則為事件前時間窗口，DUM賦值為0。3．2．3檢驗模型（1）反腐敗與審計質量的關系。本文構建模型（2）進一步驗證假設1的合理性，主要是檢驗目前我國反腐敗取得的成果與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本文主要采用操縱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來衡量審計質量。我們將樣本分為兩組：一組為處理組，一組為對照組。構建模型如下：AQi，t＝β0＋β1Treated×DUM＋β2Treated＋β3DUM＋β4Control＋εi，t（2）（2）進一步檢驗國企中審計質量與反腐敗之間的關系。通過模型（3）驗證國有企業單位的反腐敗是否對審計質量產生更加顯著的影響。構建模型如下：AQi，t＝β0＋β1Treated×DUM＋β2Treated＋β3DUM＋β4SOE＋β5SOE×Treated×DUM＋β6SOE×Treated＋β7SOE×DUM＋β8Control＋∑Industry＋εi，t（3）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4實證結果

4．1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腐敗問題高發區審計質量均值、中位值和最大值均為正數，相反，較低的腐敗地區中，審計質量的均值、中位值最小值均為負數，兩者間差異較為顯著，意味著高腐敗區域的盈余管理趨于正向，低腐敗趨于盈余管理趨于負向。高腐敗區域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的均值和中位數均小于低腐敗區域，成長性的結果和盈利能力一致；資產負債率和公司風險傾向等變量沒有在高腐敗區域而是在低腐敗區域，其均值和中位數高于低腐敗地區，說明在低腐敗地區上市公司承擔的運營風險較小。

4．2實證結果分析

4．2．1反腐敗腐敗與審計質量的關系通過表3可以看出，反腐敗與審計質量呈現負向相關性，并在0．01水平上顯著相關，這意味著我國在2015年以后的反腐敗取得了一定成績，這對于企業和審計機構來說都暗示了一種壓力，讓高管無腐敗可尋，讓審計機構依法依規審計，不斷增強企業實力，提高審計質量，假設1得以驗證。4．2．2所有權性質對兩者關系的影響為了驗證國企與非國企單位反腐敗與審計質量的影響作用，本文也由此做了進一步的驗證，通過表3可見，2015年以后，國企盈余管理得到了進一步的降低，在1％置信度水平上相關，非國企中，審計質量也隨著反腐敗的力度加強而逐漸提高，在一定意義上說明無論國企還是非國企，反腐敗都有利于提高審計質量。經過比較，我們還發現國企比非國企更容易形成腐敗問題，因此，國家應重點對國企單位進一步加強反腐力度，堅持“零容忍”原則，接受國家和社會的監督。

5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我國A股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運用DID模型實證檢驗了反腐敗治與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通過研究我們認為國家進一步反腐力度的加強有利于提高審計質量，特別是國有企業相對于非國有企業來說，國企面臨著更多的挑戰，需要進一步接受國家和社會的監督。國家反腐的目的更多的是對企業健康發展付出指導，引導企業高管更加自律，以更好地發揮企業在社會中的作用，為社會做貢獻，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指導意義。

作者：張奇 張海凡 單位：北京城建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黃山京建投資建設有限公司 海信視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