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價值觀中的文化淺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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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社會工作價值觀是社會工作專業的靈魂，不僅界定了社會工作本身的目標和意義，同時界定了社會工作的技巧和方法。起源于西方的社會工作價值觀主要源于基督教教義，宣揚平等、博愛思想。我國的社會工作專業從西方引進，若要在中國開花結果，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真正使其本土化，其中充分開發利用傳統文化資源對于社會工作價值觀本土化進程的推進是極為重要的。

論文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社會工作；價值觀；本土化

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交往方式多依據于自身的差序格局，在這張由差序格局交織的網中，人們更關注的是大大小小的人際關系圈，而非個人。每一個現實的人首先不是單獨的個體，而往往是處于關系之中的存在。這種“關系中的存在”與社會工作所言的“人在環境中”的概念不同，后者雖然強調環境的互動與所處人群的影響，但它所關注的仍是個體自身的發展，并把個體自身的發展置于首位。而在中國社會中，個體的存在發展乃至于生存都是與周圍一些個體密切相關的。

楊中芳認為，西方社會“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是著重于通過個人成就來帶動整個社會，使其成為一個更能培養個人成就的場所;而中國傳統社會中“集體主義”下的個人觀是著重由成員通過集體的努力來帶動社會，從而使個人獲益。

西方社會理論的解釋對象，無論是宏觀的社會制度還是微觀的個人行為，其背后都在一定程度上預設了個人主義的價值觀。由于中西方在文化價值觀上存在著不同取向的差異，當蘊含了西方文化價值的社會工作的理論、方法和原則在中國運用時，我們若以西方的價值觀念為指導，極有可能會遭遇中國傳統觀念的抵觸，這多半會讓一些社會工作者感到較難下手。

一、西方社會工作價值觀分析

西方社會工作價值理念的源頭可追溯到基督教義，其強調對弱者的愛護就是對上帝的尊敬，對弱者置之不理就是對上帝最大的損害。教義中告誡人們人本性中存在原罪，只要他能尊敬上帝，愛護蕓蕓眾生原罪就可獲得救贖。這能使信徒愛人如己。韋伯在《宗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向人們闡述宗教如何促使人們把勤勞奮斗、禁欲寡歡作為信仰，創造財富為上帝爭得榮譽躋身其子民行列作為天職(Calling)，從而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同樣基督教義以上帝名義在人們中營造平等、博愛、主動關懷幫助苦難之人，也確定了最初的社會工作服務理念的雛形。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統治，主張將個體從教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賦予個體應有的價值、自由與尊嚴，反對宗教倡導的禁欲主義、出世主義。那時許多啟蒙思想家宣揚天賦人權、主權在民，反對特權、集權和神權，為大眾爭取參政議政的權利，認為教會中所宣揚的“人人平等”只是口號、欺騙世人的抽象之物而已，現實中并未真正存在。通過人文主義派的斗爭，社會工作又深受影響，開始把解決個人問題、滿足個體需求上升到絕對高度。

隨著資產階級的迅速發展，階級矛盾日益突出，無產階級生活貧困，苦不堪言。此時少數人身體力行的社會工作在社會上最大多數苦難之人面前猶如杯水車薪，因此人們轉而懷疑當時的資本主義制度。以馬克思為代表的早期批判主義敏銳地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本質，預言社會主義必將實現。其他古典社會學流派，如空想社會主義、社會有機體論等從社會整體的視角尋求社會秩序和整合，以為個體創造更好的生存環境。由此可得出對個體的高度關注是西方社會工作價值理念的核心，這種理念能否適應中國的文化氛圍，關鍵取決于兩者能否相互調適。

二、中國社會工作價值觀與中國傳統文化

專業社會工作從西方引進，若要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中開花結果，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真正使社會工作本土化。為此，需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挖掘其與社會工作價值觀相通之處。要想實現社會工作本土化必須充分開發利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資源，與西方社會工作的價值觀相融合，才能有健康而長久的發展。

在多數學者的研究中，他們認為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念和它的思維方式在文化當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且深受儒釋道三家的影響，盡管三家的思想也存在分歧與爭論，但他們亦是可以相互吸收、共同影響著中國人的文化與性格的。下面淺談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對社會工作價值觀構建的意義。

(一)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對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它是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許多學者一直強調的社會工作本土化問題，實際上就是與儒家文化的關系。儒家給我們民族提供了一個人本主義的學術系統、人本主義的文化傳統。對于發展中的中國社會工作者來說，不了解和深知儒家文化，就很難稱之為合格的專業社會工作者。但是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筆者認為其與社會工作價值觀比較契合的主要有:一是大同理想。《禮記·禮運·大同篇》中提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鮮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边@種大同理想所追求的社會形態與社會工作的目標是極為吻合的:老人福利(老有所終)，就業服務(壯有所用)，兒童福利(幼有所長)，社會救助與殘障福利(鮮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大同社會中的具體目標，正是現在社會工作所致力的，況且大同理想在中國有極為廣泛和深厚的群眾基礎;二是“禮”的思想?！岸Y”是儒家很重要的一個思想，孔子雖然不是一個社會學家，但他對社會秩序與規范的高度重視是非常值得社會工作者借鑒和學習的。一般認為，禮有兩個涵義:社會制度和儀式。李澤厚提出禮當屬周禮，一種是在周初確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等;一種是上下級、尊卑長幼之間的嚴格秩序。不管如何解釋，有一點是共同的，即“禮”是維持正常社會秩序的規范，社會若失去這個規范(禮崩樂壞)，就會滋生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和社會動蕩，社會工作的主要方法就是修復和修補被破壞的社會秩序或構建新的社會秩序。對于正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來說，這一點尤其具有現實意義;三是孝道觀。儒家認為“士有百行，孝敬為先”，“治身莫先于孝”，非常注重和推崇孝道。孝道觀在中國具有強大的社會規范和社會壓力作用，它不但體現了親情之愛，給老人以心理上的慰藉，同時它又維持了家庭穩定，解決了養老問題。盡管隨著社會的變化和家庭的變遷，家庭傳統的養老功能衰退，家庭的承受能力和照顧功能減弱，社會養老和機構照顧很可能成為今后的發展趨勢。但不可否認，在一定時期內傳統的孝道觀念和體制仍然會發揮重要的作用，在中國還占主流。就是社會養老和機構照顧也仍然要重視適合中國國情的模式，而不是把老人扔了就萬事大吉。因此，社會工作依然要推崇孝的理念，尊重孝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四是人世觀?！洞髮W》中載“物格而后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治國，國治而后天下平”。這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不知曾經激勵和引導著多少中華兒女為了民族的偉大復興去拼搏和奮斗。其人世的思想被賦予了積極的意義:人應有積極的人生態度去有所成就;人應對社會和家庭承擔責任;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是一致的。社會工作的核心是人，而人是社會性的。因此，追求人與社會和家庭的和諧是儒家文化與社會工作價值觀的一個契合點。

(二)道家文化

道家為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一個自然主義的系統，把人本主義傳統和自然主義傳統結合起來。提倡“自然與人，天道與人道相通、相類和統一”，即“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同時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順其自然”，雖然這是一種難以企及的理想境界，但卻提出了政治和諧的理想。另外莊子認為:“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事萬物雖然在表面上千差萬別，但從它們的根源看，都是基于同一個“道”，又歸于同一個“道”，并沒有什么根本差異，所以“以道觀之，物無貴賤”。既然人與天地萬物之間都沒有真正的差異等級，那么人類社會自身中的尊卑貴賤又何足掛齒!人人平等，甘苦與共。而今天我們國家提倡建設和諧社會，正是體現了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實現和諧社會是社會工作者的終極目標，對于中國社會工作者來說，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理念放在和諧社會的建設和發展的框架中來考慮，是十分必要和有現實意義的。

(三)佛教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釋道三家互補，其中的釋就是佛教。佛教是一種宗教，而前面所講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則是一種人文。佛教本起源于印度，在東漢時期傳人中國，對中國人尤其是士大夫階層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佛教認為功名利祿只是鏡花水月、煙花泡影，人們如能淡泊功名利祿，也就減少了社會生活中為功名利祿而進行的勾心斗角和相互傾軋，對于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自然大有裨益。同時佛教提供了一個解脫主義的傳統。我們經常探討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來確定自己的理想，如何實現自己的理想，在這其中自然而然也就產生了很多煩惱和痛苦，而佛教的解脫主義理念，就是解脫煩惱、痛苦和生死問題，這正好適應中國人的需要。社會工作價值觀中關于寬容、接納的理念，說的就是要求人要善于保持一種海納百川的心態，能夠容忍和接納諸多困難和痛苦之事，甚至于死。另外佛教主張互助互愛、眾生平等的理念。佛教認為父子、夫婦、主仆等甚至于眾生的關系是平等的。“掃地不傷蟠蟻命”對縷蟻尚且留一命，更何況是人呢?它要求大家要相互尊重，自由對待，不要相互殘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教生命至上的思想，高舉以生為本的旗幟，把個人的生命和健康放在首位，把尊重、保護、優化生命作為道德的核心價值。平等的理念是社會工作最重要的價值觀，只有秉承平等的價值觀，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合格的社會工作者。因為社會工作的服務對象一般主要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如殘疾人群體、精神康復群體、吸毒群體、艾滋病群體、低保戶群體等，社會工作者沒有平等的價值觀，就不會去接觸這些群體，甚至是鄙視這些群體，更談不上去尊重和幫助他們。如墳川地震中產生了大量的難民，即弱勢群體，需要大家伸出友愛之手，幫助他們克服困難，走出地震的陰影，重建家園，迎接光明美好的明天。這不僅是每一個專業社會工作者的義務和責任，同時也是我們所有中國人甚至是世界人的共同責任和義務。

三、中西價值觀傳統的比較對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啟示

北京大學王思斌教授曾指出:“本土化”是一個變化的過程，是外來的東西進人另一種文化區域并適應后者的要求而生存和發揮作用的過程，是本土和本土性的組合。“本土”是由外而內的動作，是本土化的前提，而“本土性”是“本土化”的結果。社會工作是一種源于西方文化傳統、基于西方社會基礎之上的專業，當被引進到異文化且處于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時，必須經歷同土生土長的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最終可能適應中國社會需要并發揮功能的過程，而中國作為主體具有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以“拿來主義”的態度決定選擇什么、接受什么、是否準予其融合到本國文化等的主動權，而外來東西處于被接受、被選擇的被動地位，有配合、支持主體推動其完成本土化的義務。

西方的價值觀中受科學主義支配的理性思維占主導地位。若用韋伯的行動類型將中西文化行為分類，則中國更偏重情感型和傳統型，而西方則更多是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行為。中西價值觀所賴以生存的文化基礎不同，面臨的情況問題不同，也就不能任意將西方社會工作模式和理論隨意運用于中國。無絕對好的社會工作服務模式，而只有適合一國國情環境與條件的社會工作服務模式。

當前中國正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儒釋道文化以及其它傳統禮俗的影響仍在，同時我國也面臨來自現代化、工業化以及城市化等內在因素的沖擊，各種問題矛盾日益凸現。產生于西方社會文化背景下的社會工作理論，又不完全適應中國的社會形勢，因此本土化是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根本出路。在傳統與現代相遇的情景下，個體將如何作為，享有社會問題醫生之美譽的社會工作又將何去何從，這是時展對社會工作的巨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