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水型環境危機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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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孕育了人類。人類誕生及其人類社會形成和發展以來，通過生產勞動改造自然環境，開發和利用資源，滿足人類繁衍、物質生產和社會進步等不斷增加的各類需求。然而，不斷發展的人類社會與有限的自然生存環境不斷沖突，引發一次又一次生存危機，直到當今以生活、生產、生態所需水資源短缺為特征的第四次生存環境危機發生和發展。因此，分析人類社會活動與生存環境相互影響的規律和特征，揭示其中的科學問題，透析節水型社會建設是解決人類生存環境危機的戰略選擇，具有重要意義。

一、人類活動與第四次生存環境危機的遞進過程

人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1]，每一個人都是這兩種屬性的對立統一。人類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影響著人類活動的內容、方式，外在表現為人類活動的作用及其效果。

人類活動作用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對自然環境的作用。人類誕生以來，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不斷爭取生存條件，擴大生存空間，提高生存質量，人類活動從一開始就帶有改造自然的意義，正是人類對自然逐步的改造，才使洪荒原野上出現了城鎮、道路、農田、水庫、大壩、礦山、工廠等人類社會的標志，所以人類活動對自然的作用表現為自然環境的改變。二是對社會經濟形態的作用。社會的基本要素包括自然環境、人口因素、經濟因素、政治因素以及思想文化因素等五大類基本要素[1]。人類活動推動社會由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其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人口數量和質量不斷增加，社會規范愈來愈完善，社會文化不斷繁榮，物質生產愈來愈豐富，技術進步不斷加快。

由于人類活動的作用，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不斷發生變化，時而發生沖突，歷史上，已引發四次大規模的生存環境危機。

由于不斷新陳代謝，人口數量不斷擴大，人類為了生存，早期是依賴于周圍的自然環境，并逐漸使用天然火來改變進食方式，燒熟的食物提高了食品的可消化性，減少了食物中毒危害，促進了原始人類的發展和人口數量的增長。這時普遍引起原始部落原有生存環境內的食物資源相對不足，原始人類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是遷徙。當地球人口密度很小時，遷徙是恢復生存環境活力的有效方式，但隨著人口的進一步增加，高頻率的遷徙就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這就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真正的第一次生存環境危機[2]，從而迫使人類尋找新的生存途徑，原始工具的使用為人類解決第一次生存環境危機做出了巨大貢獻。

隨著原始工具的使用和采獵能力的不斷增強，人類的食物供應有了進一步保障，這就促進了人類的交流和人口數量的進一步增長，大約在距今1萬年前后，地球上人口數量已由100萬年前的12.5萬增加至500萬人[2]，舊的采獵方法已無法獲得更多的食物，于是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第二次生存環境危機，這次生存環境危機的解決得益于農業的誕生。

在農業誕生后的最初5000千余年時間里，農業經營方式主要停留在游耕農業階段。隨著醫藥和農業技術的進步，人口數量迅速增加，這時可供游耕的土地不斷減少，不同部落和部落聯盟之間爭奪土地資源的矛盾日趨尖銳，不斷引發大規模沖突。大約在距今5000余年前后進入第三次生存環境危機時期，這次生存環境危機的最終解決得益于金屬工具的發明。人類逐步結束居無定所的生活方式，開始從事定居生活的傳統農業生產。隨著金屬工具——特別是機械的使用和逐步完善，工業化進程加快。約在公元1763年，結束了長達8000多年的農業社會時期。

工業社會自17世紀～19世紀的工業革命產生和發展，隨著蒸汽機、電力等機械動力代替人力、自然力之后，大規模的工業體系開始形成，工業社會的發展依賴于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和化石能源）的大規模消耗。在短短的200多年時間內，經濟總量大幅度增加，世界人口不斷膨脹，人類不僅只需解決生存問題，還努力提高生存水平，因此加大向自然界的索取和改造，其范圍從生物資源到礦產資源擴展到生態資源；同時人工合成物和其它生產的廢棄物引發大氣、水和土壤等污染加劇。致使能源、水資源等基本生活物質和生產資料短缺問題日趨嚴重，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生態問題日趨惡化，引發第四次生存環境危機。

二、水資源與第四次生存環境危機關系

水圈是僅次于大氣圈的廣闊的生命維持系統。有機體本身大部分是由水構成的。植物和動物，包括人類的有機體在內，其組成至少有60%甚至高達90%以上都是水[3]，水也是多種生物的棲息地。

水資源問題成為第四次生存環境危機的關鍵與水資源屬性相關。由自然資源分類系統可知，水雖是非耗竭性資源，但是易誤用、易污染的資源。自從地球相繼產生水和誕生人類以后，水發揮著生命資源、生活資源、生產資源和生態資源等作用，當生產力不發達、人口規模較小時，水足以維持人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其“不可替代性”、“有限性”、“稀缺性”等資源屬性呈“隱形”狀態，而未被人們所關注。筆者認為水源和水資源是有區別的，地球上所有的氣態、液態和固態天然水應稱為水源，具有“量”與“質”并可被人類利用的水源稱為水資源。

一部分在時間或空間上不可以被利用的水源在經過適當的物質和知識資本作用后可轉變為水資源，水源具有非耗竭之特性。但水資源在時空尺度和質與量等方面都是有限定性的。地球上陸地水量為0.48億km3，占地球總儲存水量的3.5%，就是在陸面這樣有限的水體也并不全是淡水，淡水量僅有0.35億km3，占陸地水儲存量的73%，其中的0.24億km3分布于冰川、多年積雪、兩極和多年凍土中，現有技術條件很難利用。便于人類利用的水只有0.1065億km3，占淡水總量的30.4%，僅占地球總儲存水量的0.77%[4]。水資源在時空分布上也有很大差異。巴西、俄羅斯、中國、加拿大、美國、印尼、印度、哥倫比亞和扎伊爾等9個國家就占去了水資源總量的60%，在中東、南非等地區水資源貧乏。在時間分配上，降水主要集中于少數豐水月份，而長時間的枯水期是少雨或無降水，這種集中降水又往往集中在幾次比較大的暴雨中，極易造成洪澇災害，給水資源的充分利用帶來不便。

人類活動影響。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使水資源需要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生產污染水源加劇，水資源可用量減少；再是浪費水資源現象嚴重，水資源無效使用量增加?，F代工業生產以大量消耗能源和水為其特征，每生產1噸合成纖維需要2500-5000噸水，生產1噸鋁比生產1噸鋼需要多15倍以上的能源和10倍以上的水。目前全世界每年在生產和生活方面對水的需求達3500立方公里，幾乎占世界徑流量的1/10[3]。這是以工業社會為背景，以生活、生產、生態所需水資源短缺成為第四次生存環境危機主要特征的根本原因。

當代水資源問題的形成是由于自然和人類社會活動共同作用的結果，人類活動在現代水問題中起著主導性作用。正如環?？茖W家保拉·迪薩多所言：“地質時期也曾發生過長期的干旱，但是自然界中的各種力量相互作用最終使生態達到了平衡。由此可以證明，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人為造成的后果，自然界本身沒有錯誤”[5]。

人類活動改造自然環境和改變社會經濟形態之作用，對水資源造成影響，從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這類活動愈來愈普遍，規模愈來愈巨大，影響愈來愈嚴重。

透析現實中的水資源問題及其成因，我們可以得出兩點重要啟示。一、水資源與社會經濟發展和生存環境狀況有著密切的關系。古代人們依水而生、擇高而居，近代以來人類興修水利工程，只能一時或局部地解決水災害及其水資源問題，現代經濟社會高速發展，需要把水資源問題放在與水相關即“水資源—社會經濟—生態環境”復合系統之中，采取各種技術、經濟、行政和法律等綜合措施才能解決長期和根本性水資源問題。二、水資源復合系統實際是“天—地—人—水”互相耦合的復雜巨系統。水資源的自然補給來源主要由氣候環境中的降雨、蒸發等因素決定，相對于某一地區其變化幅度小且時間尺度長，地表水資源和地下水資源的產生及循環與地理環境（下墊面和地層結構）密切相關；人類活動一方面作用于水資源形成和循環過程，表現為影響水資源的產水量，另一方面人類活動又在不斷地“供、用、耗、排”水資源，表現為影響水資源的用水量和質量。

三、節水是協調人類活動與水資源關系的重要途徑

依據水資源復合系統中“天—地—人—水”互相耦合關系，可以分析某一區域或流域內形成水資源問題的主要方面。在一定區域和時間尺度內，①降雨量和蒸發量變化幅度較??；②由于人類活動改變下墊面條件引起產流量的變化有增加和減少兩種情況，例如：太湖流域人類活動劇烈，流域下墊面變化較大，根據太湖流域1956至2000年降水系列，采用“水資源產水量模型”計算得出，2000年太湖流域水資源產水量為161.4億m3，建國以來該流域水資源產水量增長10.2億m3，增長了6.7%，水資源產水量增加不多，這是南方水網地區的普遍情況，我國北方地區，由于下墊面改變，同樣降雨條件下水資源產水量減少，例如海河、黃河流域產水量近20年來減少10%-20%；③社會經濟發展使用水量大幅度增加，例如：太湖流域2003年水資源總用水量達到306.3億m3，其中生活和生產用水量共298.3億m3，占總用水量的97.4%，2003年總用水量比1980年的234.6億m3增加71.7億m3，增長了30.6%，其中一產用水量減少33.8億m3，二產用水量增加77.8億m3，三產用水量增加7.7億m3，生活用水量增加12.7億m3。由此可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增長、生活水平提高是必然趨勢，生產和生活用水量將隨之增加，但必須有效控制。這是形成水資源問題的重要方面，也是人類社會可以自我調控的最主要途徑。

我國一方面供水量不足，另一方面用水浪費，用水效益低下，使水資源供需矛盾更顯突出。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單位GDP產值的用水量高于英國、日本的數倍，1997年，中國平均每萬元GDP用水量為726m3。1990年，美國平均每萬元GDP用水量為177m3，日本每萬元GDP用水量僅為60m3（折成人民幣）[6]，分別是中國當前水平的1/4和1/12。中國不同時期用水指標見表1。

表1全國不同時期用水指標

年份

年人均用水量

（m3）

單位GDP用水量

（m3/萬元）

農田平均

灌溉定額

（m3/hm2）

工業萬元產值用水量

（m3/萬元）

人均生活用水量

（L/人·日）

城鎮

農村

1980

450

3208

8745

365

117

71

1993

443

1017

8085

190

178

73

1997

458

726

7740

136

220

84

注：資料源于參考文獻[6]

農業用水方面：在我國的灌區，由于灌溉農田不平整，習慣于傳統漫灌方法，使灌溉定額居高不下。缺水與浪費水的矛盾在中國農業用水中十分嚴重，全國農業灌溉水的利用系數平均在0.45，與先進國家的0.7～0.8相比，中國灌區的用水落后了30～50年[6]。北方是非常缺水的地區，但其灌溉定額每公頃達7500～12000m3，高出農作物實際需求2～5倍，據估計，農業浪費水每年就超過1000億m3[6]。

工業用水方面：我國工業用水浪費現象十分嚴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工藝、設備比較落后，單位產品耗水量大。以鋼鐵工業為例，國外發達國家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噸鋼耗水量先進指標為6m3。在我國，鋼鐵工業噸鋼耗水量全行業平均為30m3左右。二是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低。據統計，我國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僅30～40%，實際可能更低，而發達國家為75～85%。我國工業萬元產值水量是發達國家5～10倍。

城市生活用水：1997年我國城市人均生活用水220L/日，縣鎮人均日用水量更低，只有50～60L左右。但仍存在嚴重浪費現象，尤其是公共用水部門，如賓館、學校和商業等部門。居民生活也同樣存在浪費用水問題。城市生活用水具有較大的節約潛力。

綜合以上分析，節水是解決水資源緊缺的關鍵。而我國人均水資源量少，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因此水污染形成快、程度嚴重。工業廢水處理率低，廢污水排放量大，節約生產和生活用水同時可以減少污染。所以節水是協調人類活動與水資源關系，緩解人類第四次生存環境危機的重要途徑。

四、節水型社會建設戰略管理

戰略管理是管理的進一步發展，自20世紀60年代由美國著名管理學家錢德勒首開研究之先河，目前已普遍應用于企業、非營利組織、行業、區域和政府及其事物的各項管理中，戰略管理是某一組織形式（事物）高層管理者為了該組織長期的生存和發展，在充分分析組織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的基礎上，確定和選擇達到目標的有效戰略，并將戰略付諸實施和對戰略實施的過程進行控制和評價的動態管理過程。

建立節水型社會建設，是我國政府以緩解人類第四次生存環境危機，解決水資源問題，確保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為戰略目標。在充分分析水資源及生態與環境危機的外部因素和內部條件基礎上，選擇和確定的有效戰略。

確定節水型社會建設是緩解水資源危機戰略選擇的理念十分重要，這方面我們有深刻的教訓。例如：水資源問題不是單一的技術問題，而是系統管理問題，在以往的水管理中，管理中心和重點在于技術和工程管理，而戰略管理思想較為缺乏。也就是說，水是與社會經濟、生態環境互相耦合，客觀存在“天—地—人—水”循環與互動關系的戰略性資源沒有給予足夠重視，因此，在管理水資源的過程中，沒有建立科學系統的觀念，沒有從戰略高度建立復合管理系統。

選擇節水型社會建設戰略，實現戰略目標，重要的是將戰略付諸實施并對戰略實施過程進行控制和評價。在這方面政府與學術界已有很多成果。例如汪恕誠部長提出節水型社會工作十大重點，并指出節水型社會的本質特征是建立以水權、水市場理念為基礎的水資源管理體制，是對生產關系的變革，是制度建設的一場革命。胡鞍鋼教授等提出節水型社會建設最能夠反映對治水模式轉型的要求，是一個強制性制度變遷為主、誘致性制度變遷為輔的過程，需要水管理職能部門和各級政府共同發揮作用，實現微觀上資源利用的選擇，中觀上資源配置的高效益，宏觀上水資源利用的可持續。

依據戰略管理理論，管理有效的硬性要素是戰略和策略、組織結構、機制和制度，軟性要素是人員、作風、技巧、最高目標（共同價值觀）。節水型社會建設戰略管理也是如此，特別要注重組織結構、機制和制度這兩類要素。

節水型社會建設戰略實施組織是全社會，不僅僅是水利職能管理部門和各級政府。各級政府發揮主導作用，職能管理部門發揮具體策略、監督、管理及其推進作用，全社會成員和多樣組織參與，是節水型社會建設有效組織形式。亞里士多德曾經過：大凡涉及多數人的公共事物，常常也是很少有人關心的事物，對于公共河流及水資源來說也是如此。由于公共資源屬于自由進入、不能排他的物品，追求個人最大化的行為也就驅使個人只管使用，而不愿管理，以免支付一定的成本。國家以授權的方式允許各種性質的組織和個人介入資源管理，讓多種類型的組織來履行和實現國家對集體資源的控制權，改變資源管理的單一結構，建立集體規范，使政府與個人之間的溝通、監督和管理更加方便，使公眾在節約用水、合理用水、保護資源等方面實現合作，實現自利與互利的協調。

機制和制度是節水型社會建設的根本保證。在公共資源的提取和使用方面，自利和互利的一致性常常并不明顯，在公共領域，以自利原則為基礎的自發合作行為，局限于一定的層次、范圍和條件。自利與互利、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的協調一致，需要建立特定的機制才能實現。另一方面在涉及公共的、長遠的利益方面，自發合作機制并不一定能確保所有人都遵守合約，因為在別人都遵守合約，進行合作的時候，自己如違背合約則可能受益最大，所以，公共領域的組織制度，不能只依靠自發合作的契約機制，而需要依賴于倫理、法律、制度性的控制和強制。

目前，世界各國在公共水資源、灌溉系統、公共漁場、公共草場、森林資源等公共資源的管理中，積極探索著各種各樣的既具有管理效率又能促進節約的管理組織體系，針對不同特征的公共資源、不同的資源消費集體，通過不同的組織方式和組織結構以及不同的制度設置，來調節和控制公共領域中的個體行動，促使個體行動選擇的方向趨于對公共利益有利。

由于人類社會活動的影響，以水資源問題為主的第四次人類生存環境危機發生和發展，節水型社會建設不僅是解決水資源問題而且是緩解人類生存環境危機的戰略選擇。必須以“水資源—社會經濟—生態環境”復合系統觀念和戰略管理理念來認識和解決這些問題，特別要注重建立有效的節水型社會建設組織結構、機制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