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市場下大學畢業生配置問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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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緣起

人力資本投資能夠提高人力資本存量，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人力資本配置則能夠實現人力資本效用的最大化，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而人力資本的配置主要是通過勞動力市場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引領來實現的。目前，社會關注的焦點多集中在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上，對大學畢業生配置狀況的關注還不夠全面。事實上，大學畢業生配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就業難”聯系在一起的：“就業難”只是某一區域或者行業的“就業難”，并非全面的供給過剩。因此，在高等教育擴展的背景下，從勞動力市場變革的角度進一步研究如何配置好和使用好作為高端人力資本載體的大學畢業生，將是一個急迫和重要的課題。

二、大學畢業生配置不均衡狀況分析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高校畢業生的均衡配置問題已經引起了政府、高校等各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盡管在價格、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引導下，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的流向格局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遷，但從整體上看，城鄉、區域和行業之間的不均衡狀況仍比較嚴峻。1.城鄉之間分布差異巨大，但差距在逐漸縮小由于我國仍存在著較明顯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在一段時期內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遠遠落后于工業和城市，在這種狀況下，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大學畢業生主要分布在城市，在現代化程度較高的部門工作，畢業生在城鄉之間的分布存在巨大差異。從數字來看：第一，2002—2009年，在城鎮就業的大專以上受教育者占全部大專以上受教育程度從業人員的比例始終維持在88%左右，只有12%左右的大專以上受教育程度從業人員選擇在鄉村就業。但從整體上看，城鄉之間的差距表現出了縮小的趨勢。2002—2004年，城鎮大專以上受教育程度者所占比例平均為鄉村的16倍；2005—2009年，城鎮大專以上受教育程度者所占比例平均為鄉村的11倍。2.區域之間分布差異顯著，京、津、滬地區優勢明顯隨著大學畢業生就業制度由“統包統配”向“雙向選擇”的轉變，從“孔雀東南飛”到“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現象就愈發突出起來。1997—2009年，大專以上受教育程度從業人員在東部地區始終在50%左右，中、西部地區對大學畢業生的吸納能力則不斷降低，而且隨著學歷程度提升，這種集中現象更加明顯，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集中的趨勢也十分突出。其中，京、津、滬地區從業人員中大專以上受教育程度者占比顯著高于其他地區，而且存在明顯上升趨勢，而其他地區從業人員中大專以上受教育程度者占比的差異并不明顯，隨著時間的推移，上升的趨勢也不明顯，因此，不同地區從業人員中大專以上受教育程度者占比的差異主要存在于京、津、滬和其他地區之間。3.行業之間分布差異較大，第三產業吸納力增強雖然高等教育規模在不斷擴展，但不同受教育層次的就業人員在行業間的分布格局并沒有明顯的變化。其中，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就業人員主要集中在生產相對較為落后的農、林、牧、漁業工作；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是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程度者分布比例較高的行業；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員多選擇在教育、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行業工作，在信息傳輸、金融、房地產、商業服務等行業分布較多的也是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從業人員。從這一特點上看，第三產業中的生產性服務業對大專以上教育程度從業人員的需求較大，成為他們主要的就業去向；同樣屬于第三產業的批發零售、住宿餐飲以及居民服務業，對大專以上教育程度者的容納力則明顯不夠。

三、大學畢業生不均衡配置的形成原因

作為高端人力資本的載體，大學畢業生的配置不僅僅是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配置效率的高低還將對經濟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勞動力市場諸多因素的影響導致大學畢業生就業銜接仍存在著突出問題，形成了高等教育擴展背景下大學畢業生不均衡配置的現狀，具體原因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首先，大學畢業生的供應明顯不足，是產生三大失衡現象的本質原因。雖然我國已經開始進入國際公認的大眾教育的中期階級，而且毛入學率指標預計將在2020年達到40%，但是從我國就業人口中大專以上受教育程度者的占比看仍然較低，據2009年的統計，我國就業人口中僅有7.43%具有大專以上受教育程度，大專以上受教育程度從業人員只是就業人員的一個較小組成部分。以初中受教育程度為“主力軍”的勞動力隊伍人力資本水平較低，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和升級，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產生不利的影響。其次，產業結構發展不平衡，是大學畢業生配置失衡的首要動因。決定我國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易的根本因素，不是經濟增長的速度，而是經濟增長的結構，即經濟增長主要靠什么產業和企業來驅動。2011年，我國經濟增長中51.6%仍來自第二產業，其中工業的貢獻率高達44.7%，而來自第三產業的貢獻率才43.7%，遠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近十年來，我國出現了招工難和就業難并存的格局，這看似矛盾，其實是現行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的必然結果。如果簡單地將一個產業劃分為設計、生產、營銷三個環節，我國主要承擔了生產環節，設計和營銷環節都在外，這種“微笑曲線”兩端在外的模式除導致我國經濟只獲得很低的附加值外，也導致了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農民工的強大需求，而對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大學畢業生則需求不旺。第三，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是導致大學畢業生配置不均衡的基本障礙。制度性分割主要是以戶籍制度及其相關配套制度為屏障，將勞動力市場分割為若干個子市場，早期是城鄉之間的分割，到后來不僅有城鄉之間的分割，更有主要市場和次要市場、體制內市場和體制外市場、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等之間的分割，呈現出一種多元分割狀態。以城鄉之間的分割為例，目前我國的城鎮越來越成為“生產的中心”、“就業的中心”和“消費的中心”，而農村則越來越淪為“資源輸出的基地”和”勞動力流出的基地”，這從根本上抑制了大學畢業生向農村的流動。另一方面，大學畢業生越來越傾向于向公共部門和事業單位等體制內市場流動，因為公共部門或事業單位可以帶來多項實際利益，如醫療保險、住房補貼、退休養老、子女入學等，而在民營企業就業則往往缺乏這些福利保障，而且存在較大的勞資風險，這種集中反映了我國勞動力市場存在嚴重分割的事實。最后，政府相關政策不到位，是制約大學畢業生均衡發展的政策因素。提高畢業生培養質量、調整經濟結構和制度改革等，政府發揮著重要作用。比如，對于如何提高畢業生質量，高校自然是責任主體，但政府對高校若管得過多，高校自主權得不到落實，千校一面就難于避免。比如，對于如何調整經濟結構，使社會經濟環境更有利于創業，使創業成功的概率更大，使創業成為一種風尚，政府的作用至關重要，事實上，創業帶動就業的效應還不明顯，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的有關政策不完善或者是落實不到位。再比如，對于如何進行勞動力市場制度改革，可以說離開政府的推動是寸步難行的。

四、實現人力資本均衡配置的對策建議

（一）擴大教育供應，優化教育結構

雖然我國教育事業發展比較快，甚至部分地區和行業出現了教育過度現象，但總的來說，中國仍不是教育強國，人均受教育程度、政府的教育投入、教育的地區差異、教育質量等都有待提高和改進。特別是教育體制、機制不適應教育自身的發展，也不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此，《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做了很好的規劃，關鍵在貫徹落實。要繼續擴大教育規模，但更要處理好教育的結構，提升教育的質量，促進教育的公平，并處理好規模、結構、質量、公平的關系。要創新教育體制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尤其是要創新高等教育的體制、機制和培養模式，提升高校的辦學自主權，鼓勵和促進大學之展開合理的競爭。

（二）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就業需求

決定我國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易的根本因素，不是經濟增長的速度，而是經濟增長的結構，即經濟增長主要靠什么產業和企業來驅動。相同的經濟增長，不同的產業結構所帶動的就業數量以及就業結構是不一樣的。因此，要緩解大學生就業難和農民工招工難“兩難”并存的矛盾，必須繼續調整經濟結構。一是轉變產業結構，從主要依靠低端制造業和服務業帶動經濟增長轉到依靠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帶動經濟增長。這種轉變的關鍵是要使要素價格能反映稀缺性，使企業根據價格配置資源選擇經營發展方式。二是優化企業結構，優化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結構，特別是要給私人企業和民營企業更好的發展環境，緩解大學生就業難。

（三）完善勞動力市場，降低勞動力流動成本

完善勞動力市場，從制度改革層面來看，一是繼續完善在現行戶籍制度下減少大學畢業生擇業和流動成本的政策措施。如基層就業政策，2005年，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意見》，對那些自愿去基層和西部地區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實行來去自由的政策，戶口可留在原籍或根據本人意愿遷往西部地區和艱苦邊遠地區等。這些制度和政策總的來說是有效的，可進一步完善。二是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不僅使勞動力可自由流動，而且要使公民可自由遷徙，減少城市戶籍和非城市戶籍居民的福利和權利差異，從而縮小不同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制度性經濟差異。

（四）發揮政策優勢，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

政府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的職責，主要有三：一是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畢業生高質量就業。我國“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把促進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位置，政府目標從增長優先到就業優先的轉變，是有效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的重要保障。二是作為一個行為主體多吸納畢業生工作，或為畢業生購買更多的崗位。政府可以適當擴大對大學畢業生的雇傭，特別是在就業困難時期要發揮蓄水池的作用，可以是直接雇傭，也可以通過財政支出，向社會購買一些公益性崗位，還可通過給企業減稅或支付工資的方式，鼓勵企業多雇傭大學畢業生。三是綜合運用有關政策，為促進就業提供支持，充分激發微觀主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

本文作者:郝淑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