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中國化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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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是科學社會主義，即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奪取政權實現自身的解放然后利用無產階級的統治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要解決的歷史課題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的問題，二是如何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中國鞏固、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這既是馬克思主義核心思想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發展的現實需要。

一、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1］(P272)。如何使中國的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呢?中國面臨著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現實國情，這集中體現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資本主義在中國雖有所發展但封建主義在中國仍占據統治地位，同時中國還深受西方列強的殖民剝削和壓迫。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要通過革命奪取政權上升為統治階級，顯然與馬克思主義所分析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展無產階級革命有很大的不同，這種不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依據與內在動力。針對這種情況，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中從不同方面對這一歷史課題進行了不懈的探索。一是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階級為主要成份的政黨建設成為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這不僅為黨組織力量的壯大獲得更廣大的群眾基礎，而且在實踐中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二是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為主要力量的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軍隊的問題，保證了這支軍隊成為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三是解決了如何正確處理民族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關系問題，揭示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階段性規律。四是解決了如何由“城市中心革命道路”向“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轉變的問題，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五是解決了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后如何通過和平的方式(社會主義改造)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問題，“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使中國這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2］。無產階級如何通過革命上升為統治階級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解決的第一個歷史課題，圍繞這一歷史課題所進行的探索進程就相應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階段，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具體表現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革命)兩個時期。

二、如何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中國鞏固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必然性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較多，但是對于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并剝奪有產者后如何建設發展未來社會論述較少，他們只是對未來社會指出了大致輪廓和發展方向，他們認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仍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將經歷不完善的“第一階段”和完善的“高級階段”。列寧后來把“第一階段”稱為社會主義社會，把高級階段稱為共產主義社會，并對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一系列理論和實踐的探索。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并捍衛壯大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中既有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發展，又有囿于歷史和認識的局限而導致的失誤。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轉向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必須面對馬克思主義發展進程中的這些理論遺產以及實踐中的經驗教訓，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歷史前提。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還必須面對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如何鞏固、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基礎。如何將兩者結合起來，找到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重大歷史任務與現實課題。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以蘇為鑒”，“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以實現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的問題。圍繞這一核心問題，中國共產黨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形成了建設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初步實踐與經驗，這些成果集中體現在黨的八大文件、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文獻中，這些探索及探索中形成的正確認識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趨向。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認識的局限以及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束縛，這種正確的趨向在理論上沒有形成一個科學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體系，在實踐上也沒有始終如一地堅持下去，相反，一些教條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左”的思想卻發展起來，最后在黨內占據主導地位，導致“”這樣嚴重錯誤的發生，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經歷嚴重曲折。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回到正確的軌道，由此開啟了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30多年來，圍繞如何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相結合這一核心問題，以鄧小平、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拓創新，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并在實踐中創立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一是實現了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上的躍升。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保?］(P373)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把以人為本作為社會主義發展觀的核心，把社會和諧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二是明確了中國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方位。把我國社會主義定位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4］(P252)。三是拓展了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的目標任務和戰略步驟。把“四個現代化”逐步拓展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社會主義全面小康社會目標，并不斷完善“三步走”實現步驟。四是找到了發展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把改革開放作為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的革命”，是推進社會主義發展的“強大動力”［4］。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極大地推進了中國現代化進程，推動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了社會主義新的生機和活力。五是推進了無產階級政黨向現代執政黨的轉型?；謴痛_立了無產階級執政黨的中心任務，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擺在首要地位。探索發展新形勢下黨群關系，拓寬黨的群眾基礎，把以人為本作為我黨執政理念，奠定了執政黨與群眾和諧關系的基礎。健全完善黨的各項制度，推進依法執政、民主執政。探索新形勢下黨的自身建設規律，針對“四種考驗”、“四大危險”［5］(P11)，強化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努力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大國如何鞏固建設發展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解決的第二個歷史課題，圍繞這一歷史課題的探索進程就相應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個階段，在中國社會主義鞏固、建設和發展實踐中具體表現為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曲折探索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形成兩個時期。

三、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兩個發展階段問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一進程中應該分為幾個階段學界有不同的認識，目前普遍認同的是“三階段”劃分法。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1921－1949)、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延伸和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準備(1949－1978)、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1978－)(參見石仲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及基本經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2010年第4期)。筆者認為，這種劃分方法雖然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兩次歷史性飛躍的歷史銜接問題，但是卻人為地割裂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自然進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自然進程應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要解決的兩大歷史課題為依據，也就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階段劃分應由相應的歷史課題及歷史任務來決定。上述“三階段”劃分法的第二個階段(1949－1978)面臨兩個不同的歷史課題及歷史任務，不應劃為同一個階段。具體來說，這個階段分為兩個時期，即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1956)、社會主義建設初步探索時期(1956－1978)，這兩個時期整體上看所要解決的歷史課題與歷史任務是不同的。前一個時期是解決如何通過革命(改造)進入社會主義的問題，后一個時期則是要解決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盡管整體上看解決得不好)。因此，這兩個時期不應當也不需要劃為同一個階段。前一個時期(1949－1956)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可以一并劃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階段(1921－1956)，即馬克思主義如何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的階段;后一個時期(1956－1978)則與改革開放新時期一并劃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個階段(1956－)，即馬克思主義如何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相結合，鞏固、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的階段。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劃分為上述兩個階段與“兩次歷史性飛躍”并不矛盾。它們是從不同角度對同一問題的不同界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階段劃分是從歷史進程及要解決的歷史課題與歷史任務的角度講的，“兩次歷史性飛躍”則是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突破性成果的角度講的。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是思想，其實踐上的歷史貢獻則是“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由此可見，盡管思想在內容上包含了1956年以后的部分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和理論總結，但并沒有找到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建設發展社會主義這個方面并沒有實現理論上的“歷史性飛躍”。因此，對于思想而言，從實現歷史性飛躍的角度講，主要是指其解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歷史性課題，即“如何進行革命，如何建立社會主義”的問題。至于1956年后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初步探索，從當時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和歷史任務來講，與后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一樣，都是屬于解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個歷史課題的范疇，即如何鞏固、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當然，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初步探索時期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形成發展時期盡管在歷史課題上是一致的，但前一時期并沒找到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后一時期才真正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總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歷史進程是一致的，相應地，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曲折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必然有所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實現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進程中有過大革命與土地革命時期的曲折，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實現第二次歷史性飛躍進程中也經歷了初步探索時的曲折。如果因為1956年至1978年社會主義曲折探索沒有找到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而不將其視為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一部分，那么同樣，1935年以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也不能作為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一部分，顯然，這種假設是不成立的。我們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性飛躍的時候不能將其與產生這些飛躍性成果的曲折進程剝離開來，從歷史的角度看，無論是成功還是失誤，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一部分，這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自然進程，一個完整階段。另一方面，將這些曲折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歷史性飛躍進程中的一部分并不影響兩次歷史性飛躍的偉大，它反而從另一面印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歷史性飛躍的艱難與復雜，印證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與偉大，堅定了我們今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信念與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