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研究的新視點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舉辦思想研討會觀點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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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新的世紀到來之際，如何推動思想的研究，促進鄧小平理論的發展，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熱點。為配合中央黨校的“三基本”教學，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不久前連續舉辦了三次關于思想的研討會，分別約集了全國100多位專家進行研討。這些研討會涉及的議題分別為，6月15日舉辦的“思想與鄧小平理論比較研究中的前沿熱點問題”研討會，6月19日至22日召開的全國“思想基本問題”研討會，9月8日舉辦的“思想基本問題概論”研討會，與會代表圍繞這些議題進行了認真、深入、熱烈地討論。下面，就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作一介紹，以為學界同行參考。

時代主題的變換與思想的歷史定位

思想研究中，注重它的時代特征是所有專家一致關注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莊福齡認為，學習和研究思想，首先要與深刻地總結歷史經驗相結合。我們學習鄧小平理論是這么做的，對思想更應如此。因為思想在這方面有更加優越的條件，它經歷的時間差不多半個世紀，與50年的歷史相結合，這個理論就有了說服力，這個理論就有了深厚的歷史基礎和歷史依據。其次，要與時代、實際緊密地結合。思想是在實踐當中產生的，也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如果結合時代背景和深刻的實際來研究思想，就會看到思想在歷史上發揮的巨大作用，是任何一種思想、理論所不能代替的。再次，是要有高度的針對性。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一樣，其產生和發展都是針對當時的“左”的教條主義和錯誤思潮、觀點而提出的，今天學習、研究思想，既要聯系它產生時的高度針對性，也要重視它在今天所具有的很強的針對性。這樣，才能使人感到親切，感到解渴，感到能解決問題。

如何給思想進行歷史的定位，是與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關于時代主題的認識聯系在一起的。國防大學原副校長侯樹棟教授認為，思想的歷史定位應該從時代的變遷上看。馬克思主義應該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這樣一個大時代的產物，但是它是產生于時代的開端，基本上是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中產生的。進入20世紀后，列寧提出帝國主義時代的問題，概括為戰爭和革命為主題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條件下產生了列寧主義和思想。鄧小平理論是和平與發展為主題條件下的馬克思主義。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認為，這三個時代的提法是不對稱的，不是一個層次的。馬克思主義產生于自由資本主義時代，這個大家都沒意見。列寧主義，斯大林講是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思想，劉少奇在七大上講是馬克思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發展，沒有講時代。九大加了時代，說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面勝利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定義是不對的。今天的時代到底怎么個提法？理論界好象沒有統一的提法，一種意見認為現在還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只是主題有所轉變，時代沒變；另一種意見是從二次大戰結束為分界線，以前是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以后轉向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也有人講是從70年代開始轉變。中共中央黨校許全興教授認為，要把思想、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放到整個全球戰略來看，僅僅從中國社會來講，是講不清楚中國革命為什么能勝利，也講不清楚中國為什么會產生思想。首先必須把中國放到世界的范圍里面。十月革命為什么能勝利，因為有第一次世界大戰。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很快在以后在中國傳播，跟十月革命是分不開的，跟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分不開的，連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系。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提出來了，20世紀十月革命以后發生的革命，主要是反對民族壓迫的民主革命，離開了這個大的國際環境來講民族矛盾是講不清楚的。>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龔育之教授在全國黨?！八枷牖締栴}”研討會上，對和鄧小平關于時代主題的論斷作了比較全面的闡述。他認為，在抗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講“革命和戰爭的新時代”，完全反映了歷史的實際。說戰爭和革命的時代，并不是說那時就沒有不打仗、不爆發革命的時候，但是那時影響時代、影響全局的，的確是戰爭和革命。關于資本主義走向滅亡和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歷史時代的判斷，從巨大的歷史跨度和長遠的歷史進程來說，也是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和共產黨人的歷史信念的。當然，這同“革命和戰爭的新時代”的判斷不是處在同一個層次上的，而且這個歷史進程不是徑情直遂的，而是要經過歷史的曲折，不是指日可待的，要經過很多的世代。他認為，在從社會主義產生到社會主義在全世界代替資本主義這個長期的曲折的歷史進程中，世界的形勢和時代的特征，并不總是可以用“革命和戰爭的時代”來概括。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和平與發展逐漸成為時代主題。說和平與發展已成為今天的時代主題，并不是說當代已經沒有任何戰爭，發展已經沒有任何障礙，但是，成為全球性、戰略性問題的，確實是這兩個而不是別的。至于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人們有不同的看法，現在難以一致也不必一致。將來時代主題會不會在什么情況下發生變化，更是難以預測也不必預測。重要問題在于把握好當代世界的主題。根據世界形勢的變化來分析和判斷時代主題并據以確定自己的任務、戰略和策略，是革命者要不斷細心觀察和研究的任務。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徐素華副研究員則從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之間的繼承發展關系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認為，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左右著思想理論繼承發展的方向，規定著思想理論繼承發展的具體內容。從表面上看，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或同時代人的思想學說之間的繼承發展關系，通常是有選擇性的，是有側重點的，體現著主體選擇的價值取向和價值標準。但實際上，這種主體的價值取向和價值標準是以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為客觀依據的，決不是隨心所欲的主觀愿望。思想產生于20世紀的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決定了中國社會發展必須棄改良而走革命之路，這一革命的性質只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這樣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歷史條件決定了必然特別重視馬列主義學說中有關革命的一般理論，努力把它們繼承過來指導中國進行這場特殊的革命，并用這場特殊革命的豐富實踐經驗去充實發展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在這方面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鄧小平理論產生于當今人類處于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和歷史條件下，爭取和平與發展既是當今的世界主題和歷史任務，也是當今世界的發展方向、發展潮流，這就決定了鄧小平理論對思想的繼承必然集中在國家的經濟發展上，集中在生產力水平的快速提高上。從思想對馬列主義的繼承發展、鄧小平理論對思想的繼承發展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歷史條件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正是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歷史條件造就了不同內容、不同風格特點的思想理論學說。

堅持繼承與發展的辯證統一，加強思想與鄧小平理論比較研究

自中共十五大明確提出鄧小平理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指出鄧小平理論和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兩次歷史性飛躍和兩大理論成果以來，理論界對鄧小平理論與思想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熱烈的討論。這一議題也成為這三次研討會的主題。

龔育之教授在發言中指出，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關系概括起來就是八個字：一脈相承，兩個階段。

一脈相承，承的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之“脈”。有時人們就講一個世界觀，如果這個世界觀包括了社會革命論，包括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那也可以；如果這個世界觀只是講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那就還要講社會革命論。世界觀是講你怎么“觀”這個世界；社會革命論，則是指你觀察和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如果世界觀不延伸到社會革命論，不延伸到科學社會主義，那馬克思主義就僅僅是一個哲學學派了。一個純粹的學院的哲學學派，能對歷史發生多大的影響？從哲學延伸到社會革命論，從社會革命論延伸到社會革命運動，這個革命運動又發展到巨大規模、世界規模，那就不一樣了。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繼承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這就是相承之一脈，此其一。

其二，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是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之間相承之“脈”。沒有這個結合，那就是教條主義，難以創造性地運用到中國實際并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和鄧小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相繼領導我們黨搞好了這個結合。 

其三，推進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向前發展之“脈”。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這是繼承，也是發展，從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到在改革開放中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是繼承，也是發展。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繼承和發展，這也是相承的一脈。思想的相承在實踐中體現為事業的相承。

兩個階段，是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運用和發展的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思想階段。后一個階段是鄧小平理論階段，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新的開創和勝利的階段，不是枝節的發展和補充，而是開創了新時期、開辟了新道路、開拓了新局面。兩個階段的關系，有繼承和發展與繼承、糾正和發展的爭論。其實這種爭論所涉及的范圍是不同的，就鄧小平理論同思想的關系這個范圍來說，就是繼承和發展，而就“鄧小平的思想和實踐”同“的思想和實踐”的關系這個范圍來講，兩看之間存在著“繼承、糾正和發展”三重關系?！暗乃枷牒蛯嵺`”包括他晚年的錯誤在內，對錯誤當然有個糾正的問題。而思想作為被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理論成果，當然不存在對它糾正的問題。對晚年錯誤的糾正，不僅對于正確認識和理解思想，而且對于正確認識和理解鄧小平理論，都處在很關鍵的位置。如果沒有這個糾正，就不可能從“”造成的危機和困境中走出來，就不可能正確地評價和認識思想，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歷史的新時期、實踐的新道路和理論的新階段。當然，這個“糾正”，是在繼承和發展思想的基礎上進行的，而不是離開這個基礎來搞什么發展。如果離開了這個基礎，否定了思想，那也同樣不可能從危機和困境中走出來，并且必定會陷入新的危機和新的困境。

龔育之教授還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同異之處談了自己的意見。他認為，兩者的相同之處除了前面講的“一脈相承”的那個“脈”外，還有一個“共同語言”之“脈”。共同語言指的是政治語言、理論語言。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統一思想指導的戰斗的集體，黨內應有共同語言。這個統一的指導思想，即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運用于中國實際所形成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統一理論，形成一套大家熟悉的范疇、概念、語言。思想為我們黨建立了這樣一套共同語言，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等，全黨都熟悉了，都認同了，在共同奮斗中就認識一致、步調一致了。鄧小平理論就是用思想所形成的中國共產黨的共同語言來講問題的。另外，在戰略思維上也有共同之處，如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從這種不平衡中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可能的空間和發展的戰略，鄧小平在指導改革開放建設中也充分估量和利用了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條件不一樣的特點。對于兩者的不同，龔育之認為，這里有個觀察問題的范圍和角度的問題。人們在研究和討論兩者的不同之處時，所注意的、感興趣的、議論較多的，其實是鄧小平理論與晚年錯誤有什么不同。如果是研究和討論兩大科學成果之間有什么不同，那應該從歷史背景、形勢變化、任務發展來考察。

在“思想與鄧小平理論比較中的前沿熱點問題研討會”上，學者們比較深入、細致地研討了比較研究的目的和基礎、背景和現狀、對象和內容、標準和方法等問題。

關于比較研究的方法，莊福齡教授提出，第一，要把研究的對象放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和歷史條件下，不可作膚淺的歷史對比，不可在根本不可比的條件下機械地去對比；第二，比較并非形而上學的絕對化，不一定要作出非好即壞的結論，不可隨意摘取個別事例作對比，而應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深化、不斷創新上對比；第三，要從創建世界歷史的偉大事業上去對比，要充分估計它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和某些錯誤的不可避免性，對和鄧小平來說，歷史并非始終給予他們充分的條件；第四，要把鄧小平定位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地位上，要看到他們的可貴之處在于始終站在自發運動的前面，為它指出前進的方向和道路，既不要把他們神化，也不要把他們世俗化。關于比較研究的基礎，莊福齡認為，應立足于十五大的高度來研究，首先是要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高度來研究分析和比較兩大理論成果；其次是要認識到兩者都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理論基礎和共同目標；再次兩者的理論特色和獨特貢獻都是在一脈相承的基礎上產生的，都是不同歷史條件、不同時代背景、實現不同歷史任務的產物。

關于比較研究的標準問題，許全興教授認為，只能是實踐。這不是對前人的苛求，因為每個人只能解決他所能解決的問題，他不可能超越歷史條件。實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要把和鄧小平的思想放到整個歷史長河中間來審視。人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人，當時看都是百分之百正確，事后看可能有這樣那樣的不是。要真正做到深刻地、全面地、實事求是的比較，需要有一個歷史過程，比較的結論不宜匆忙地得出。 

關于比較研究的背景，中共中央中央黨史研究室鄭謙研究員認為，應著眼于被比較的理論所處的時代背景。反思“”和建國后的一些實踐，人們對的研究有很多情緒化的東西，影響了我們的視野和研究的深度。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初，整個世界范圍內存在著巨大的左傾傾向。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運動風起云涌，資本主義國家50年代末期開始的左翼思潮，西方現代化進程中日益暴露的弊端，都對和國家領導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徐素華則對比較研究的現狀做了詳細分析，認為，從目前的情況看，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比較研究基本上還處于分門別類的狀態，基本上是從某一個方面進行的，綜合性研究不多。已有的研究也多是圍繞著糾正、繼承、發展這三個基本點展開的，在研究中還存在著這三者表述、把握不準確的問題，這是當前比較研究中的一個難題。

重視建黨思想的研究，深入理解“三個代表”的重大意義

在全國黨校系統“思想基本問題研討會”上，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研究員圍繞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的思想，重點論述了重新學習和研究建黨思想和我們黨在執政、建設上的歷史經驗的意義。

李君如首先指出，要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重新學習建黨思想。在新的實踐當中對于共產黨建設的見解、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今天，根據提出的“三個代表”的思想，重新認識和學習建黨思想十分必要?！叭齻€代表”的重要思想，最突出的是兩點：一是強調先進性，二是強調廣泛的代表性?！叭齻€代表”的精神實質就是要在各種復雜的情況下始終保持我們黨的先進性和廣泛的代表性。的建黨思想，其豐富的內涵所貫穿的一條主線，即怎么使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在各種復雜的斗爭中能夠保持它的先進性和廣泛的代表性，成為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建黨思想的關鍵就是如何保持黨的先進性和廣泛的代表性，這是黨領導革命勝利的一個基本經驗。

李君如認為，保持黨的先進性和廣泛的代表性，對于執政黨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因為，第一，是否具有先進性和代表性是執政的基本條件。一個黨能夠執政，從根本上講是能夠得到最大多數人民的擁護，能夠帶領一個國家按照時代進步的要求不斷發展壯大。第二，黨的先進性和代表性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建設性的特點。因為一個黨是否具有先進性和代表性，不是看它的宣示而是看它的行動。在革命戰爭年代，代表先進生產力，就是破壞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取得政權以后，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是要建設和發展能夠使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生產力。第三，執政黨的先進性和代表性更是在國內外復雜形勢下同國家命運相連的考驗問題。建黨思想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始終從各個階段的具體情況出發，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使黨永遠處在符合時代進步潮流的和中國進步發展方向的位置上，來保持黨的先進性和廣泛的代表性。中國共產黨在創立之初就知道只有革命才能解放生產力，但并沒有認識到如何解放生產力。陳獨秀沒有看到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工人階級，王明“左”傾則把少得可憐的民族資本主義當作民主革命的對象。在正確分析國情的基礎上搞清了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和前途以后，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這個“代表”問題才解決了。和教條主義的區別就在于，他從具體的國情出發來解決“代表”的問題。建黨思想的另一可貴之處就在于，他倡導了黨的三大作風。他認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人格化，就是要有一批優秀的共產黨人、黨的干部，以自己的模范行動來體現，從而使人民群眾真正看到你是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代表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方面是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一方面是黨員干部的作風、黨的優良作風，兩者相輔相成。這就使得黨把先進性和廣泛代表性統一了起來。而先進性和代表性，歸根到底是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塑造和養成優秀的黨風來實現，這就是建黨思想里面一個相當成功的經驗。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學習和研究建黨思想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李君如集中聯系黨的階級性問題作了闡發。他認為，黨性與工人階級的先進性，既有一般性的要求，又同黨的各個歷史時期的歷史任務相聯系，有其各個時期的歷史體現，用抽象的以至僵化的觀念來解釋它是毫無意義的。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的黨性和工人階級的先進性，就體現在黨能夠代表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站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第一線。在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我們的黨性和工人階級的先進性，就體現在黨能夠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領導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并進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建立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你做不到這條，你就是不先進的。

在今天的條件下，黨性和工人階級的先進性應該體現在哪里？這里首先碰到的問題，就是什么樣的人才能入黨？當年也碰到這樣一個難題，即大革命失敗后，上山去了，到農村去了，要在農村建立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那么黨如何保持它的先進性和工人階級的階級性呢？提出要把思想教育作為黨的建設的中心環節，從思想上建設黨，而不拘泥于黨員的社會職業、階級成份和出身，這是非常具有創新意義的。他不在乎你的階級出身，不在乎你的社會職業，而在乎你思想上是否接受共產黨的主張，是不是承認黨的綱領，是不是愿意為黨的綱領而奮斗。這就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創造性的成果，這是我們黨的寶貴經驗。曾經有一段時間，黨內有些人對這一思想并未完全接受，直到1935年黨的瓦窯堡會議才接受了的這一建黨思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按照建黨思想，提出要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教育黨員，首先你只要接受了黨的最低綱領（打土豪，分田地等），且是積極分子，就可以入黨。接著進一步教育你，打土豪分田地不是最終目的，我們還要進一步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奮斗。這就是建黨思想，我們應該把這樣的經驗挖掘出來，對我們探索解決當前黨的建設中一系列難題有好處。

重視社會主義建設思想的研究

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是與會代表普遍關注的議題。現在存在著一些錯誤的認識，以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是失敗的，而研究者們也總感到這個問題不好寫，因為一講社會主義問題，就有正確和錯誤，兩者又是絞合在一起的，所以多采取回避的態度。與會代表認為，應該加強關于社會主義建設思想的研究。關于這個問題，龔育之教授用了很大的篇幅談了自己的意見，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問題。

其一是關于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問題。他認為，兩者之間聯系就在于新民主主義必然過渡到社會主義，首先是過渡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民主主義之“新”的所在，它區別于舊民主主義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前途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而兩者的區別就在于在中國城鄉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在這之前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在這之后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他認為，兩者在本質上有一致性，即新民主主義從革命性質的大劃分上看，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由這個革命建立起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從社會制度的大劃分上看，同社會主義社會有本質的相同，但兩者在另一層次上講，又有本質不同的一面。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不只是有量的發展，而且引起了質的變化，其標志就是在城市和鄉村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他認為，既不能把新民主主義社會稱為社會主義社會，也不能把現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叫做新民主主義社會。如果前者成立，那么不僅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就從未存在，新民主主義秩序能否鞏固不會發生，而且也會損害黨的信譽，使黨陷于在根本理論上自相矛盾的地位。至于后者，有人提出新民主主義社會結束得早了，龔育之不同意這種觀點。因為原來所設想的新民主主義制度也就是十八年，并未有人設想過五十年、一百年的時間，因而沒有理由在建國五十年后還搞新民主主義。他認為，現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新民主主義社會有兩大不同，一個是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和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今天我們所擁有的相當強大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與建國初期的國營經濟比起來，無論是量還是質，無論是形成的體系還是達到的水平，無論是所起的作用還是所占的地位，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另一個是，無論在城市還是在鄉村，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都已確立。

其二是關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改革的問題。針對現實中存在的將兩者相互否定的認識，龔育之認為，不論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還是70年代未以后的社會主義改革，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朝著社會主義方向而奮斗的偉大歷史進程中的大膽探索。社會主義改造有成就，就是在中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是有基本的重要意義的成就；有教訓，就是那時候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對社會主義改造所要達到的社會主義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蘇聯模式某些影響，以及社會主義必須實行唯一的公有制和完全的計劃經濟。這表明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很多問題沒有完全搞清楚。不過，這是我們站在今天的認識所達到的高度來總結歷史，當時的人們不可能有這樣的認識。今天，我們有了前人的經驗，又有了前人的教訓，還有了許多新的探索。社會主義改革以來20多年新的實踐，證明我們現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比過去要清醒了。當然，現在還在探索，現在的認識還要在實踐中繼續接受檢驗和豐富發展。在討論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改革的關系時，還應該注意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不久，在實際生活中就開始出現一些調整的努力。這些調整，實際上應該看作是朝著后來的社會主義改革的方向的一種探索，最主要的就是包產到戶的調整和探索。包產到戶就是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為改進農業合作社的經營管理而從群眾和基層中提出來的。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把這個探索扼殺了。再一次重新試驗是1959年上半年，又被錯誤的反右傾運動給扼殺了。第三次試驗，范圍更大，在安徽曾經得到省委領導的支持，在中央也得到一些領導相當有力的支持，但是又由于八屆十中全會反單干風而被扼殺了。我們喪失了幾次對社會主義改造形成的格局進行調整的機會。但是，歷史的前進終歸是不可阻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重新開始了過去幾次被打斷了的調整，這就是社會主義改革。這里顯示出從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發展到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改革的歷史繼承性、前進性和必然性。

其三是關于社會主義觀中的正確和錯誤的問題。龔育之指出，現在有兩種不堅持“歷史決議”的現象：一種是從“歷史決議”已經取得的成果后退，淡化“歷史決議”對“”及其以前的錯誤的結論，似乎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歷次政治運動不存在什么問題，有也不算什么嚴重。另一種則是淡化和否定“歷史決議”對中國社會主義成就的肯定，淡化和否定“歷史決議”對思想和歷史地位的肯定，似乎建國以來什么成就也沒有，有的只是一個接著一個的錯誤。他認為，對歷史決議已經明確作出結論的、由全黨和全國人民艱苦奮斗而取得的基本成就，不能采取無視它、否定它的態度，而是應該如實地、恰如其分地尊重它，這也就是尊重人民，尊重歷史。否定建國以來的全部歷史，必然導致否定整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全部歷史。因而，關于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哪些正確，哪些錯誤，哪些清楚，哪些不清楚，要以歷史決議為指導，不能從這里倒退，動搖它的基礎，有很多問題又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展開研究和討論，以求得對歷史認識的深化。

在這幾次研討會上，專家們還就如何正確對待思想與晚年的錯誤，思想基本問題的教學等問題展開了討論。應該看到，這些討論的一個最鮮明的特點，就是直面現實社會的思想問題，立足于在對現實實際問題的回答中深化思想的研究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