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研究的若干問題

導語：晚年研究的若干問題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正文】

［中圖分類號］A75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5801（2000）04-0024-09

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者。的理論與實踐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是中華民族的杰出代表，空前的民族英雄。因此，對的評價，如鄧小平所說，“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一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很大的政治問題?！保?］我們只能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站在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上，研究與評價的理論與實踐。

我國理論界、學術界有關研究、思想的文章和著作不計其數。近十年來，研究者們研究的重點明顯移向建國以后的理論與實踐。因為這是研究中最為切近現實、最有意義的，當然也是最難的。本文主要是針對學術界爭論的熱點，闡述建國后研究中的若干問題。

一、客觀地、全面地評價建國后的功過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睕Q議對一生所作的評價是客觀的、公正的，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是我們研究應遵循的原則之一。

今天，人們對在民主革命時期創建的豐功偉績的認識比較一致，持異議的人不多，而對他在建國以后功過是非的認識則很不一致，爭議甚大。有的人認為，“三大改造”搞早了，1957年反右搞錯了，、搞糟了，“”是“內亂”，一句話，建國以后，可肯定的東西不多。與此相反，有的人則持全盤肯定的態度，甚至肯定“”，肯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大多數同志不贊成以上兩種極端看法，但他們對建國后功績的具體看法也不盡一致。如：有的同志突出了建國后在領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歷史功績，而沒有涉及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的同志則強調在后半生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方面作為開創者的歷史功績，而未能論及他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貢獻。

我認為，建國后的主要功績可歸納為三個方面：

第一，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盡管有“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過于簡單劃一”的缺點，但總起來看是成功的，促進了我國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鄧小平認為：“這是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保?］也說：“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成為新中國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保?］有人以今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為由來否定社會主義改造，說“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我認為對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要具體地歷史地看。我的看法是，“沒有當初，哪有今日”。在一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奇跡。這不僅對中國歷史，而且對世界歷史有著極大的推動作用和深遠的影響。

第二，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取得了歷史性成果。舊中國在經濟、科學技術、文化等各方面十分落后。在領導下，中國人民沖破了外國勢力的封鎖、孤立和破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的進步，爆炸了原子彈、氫彈，發射了導彈、人造衛星，逐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改變了中國的面貌。鄧小平指出：“三十年來，不管我們做了多少蠢事，我們畢竟在工農業和科學技術方面打下了一個初步基礎，也就是說有了一個向四個現代化前進的陣地”［1］。

第三，為尋找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可貴的探索。的探索從總體上來講是不成功的，沒有完成自己提出的任務。但也必須看到，他在探索過程中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見解，取得了重要的經驗教訓。1956年以后，在探索適合中國特點社會主義道路方面取得的理論成果舉其大者有以下幾點：（一）關于將黨和國家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和技術革命上來的思想；（二）關于正確處理經濟建設中若干重大關系的思想；（三）關于改革調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的思想；（四）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五）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六）關于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進行民主政治建設的思想；（七）關于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八）關于國防現代化的思想；（九）關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十）關于堅持黨的領導和加強黨的自身的思想，等等。的這些思想，有的比較一貫，有的則不夠一貫，只是一時的天才閃光；有的實行得比較好，有的實行得不好，甚至發生嚴重的背離；有的比較全面，有的則不夠全面，與錯誤交織在一起；有的只是提出問題，而未能解決問題。正像有的科學家所說，在科學研究中，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正確地提出問題等于解決問題的一半。雖然未能解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但他提出了這一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在這一方面的歷史功績將越發顯示出來。

我們應如實地承認，1957年反右斗爭嚴重擴大化；1958年發動的、化運動給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1959年廬山會議批評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八屆十中全會后，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中“左”的錯誤日趨嚴重，最后導致“”的內亂。不承認上述錯誤有違歷史事實，為上述錯誤辯解則更是錯誤的。在如實承認上述錯誤的同時，我們更應承認在領導中國人民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尋找適合中國特點社會主義道路探索這三方面的歷史功績。一生是功遠大于過。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的后半生（建國以后）也是功大于過。不僅將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締造者彪炳千秋，而且也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偉大開拓者和奠基者永載史冊。

還應強調一點，是一位歷史人物，我們應當站在歷史的高度來衡量。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對人類歷史發展作出了偉大貢獻。到了17世紀中葉，明清之際，中國開始落后。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成為西方列強爭奪、瓜分的一塊肥肉。中國的先進分子，為了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富強，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付出了巨大代價，但在之前，都沒有成功。中國人民是在的領導下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結束了100多年來備受帝國主義侵略、欺凌的歷史，開創了中國歷史新紀元。建國以后，如前所言，盡管犯過很多錯誤，付出了巨大代價，但畢竟建立起一個比較完整的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取得了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成就。在領導下，中國在工業化、現代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許多西方學者都不得不承認的。1982年出版的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國際研究所主持（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的《中國現代化》研究報告認為：“1949年以前中國的現代化沒有多少建樹”，1950年以來，中國人進行現代化的速度是很高的，超過了大多數非現代化國家，“經濟發展引人注目地長期保持了超過10％的年增長率”，“中國所獲得的經驗，既是當代的，又是有特色的”，是“一種現代化模式”［3］。美國學者莫理斯·邁斯納在《的中國及后的中國》（1986年）一書中針對當時一些人在講錯誤時忽視或掩蓋功績的傾向，從大量的數據詳細記述了我國在領導下在現代化建設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說：盡管有著許多的失誤和挫折，“人們還是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的時代。50年代初期，中國從比比利時還要弱小的工業起步，到了時代結束時，長期以來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業國家之列。”未來的歷史學家在看到時代的巨大失誤及其造成巨大的人員損失的同時，“肯定會把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時代（無論他們對此作何評價）作為世界歷史上偉大的時期之一，作為一個取得了社會成就和人類成就的時期”［4］。

總之，從中華民族歷史高度看，領導創建立了新中國，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了基礎，結束了近四百年來我國社會停滯不前、日益衰頹的趨勢，使中國歷史再次進入一個生氣勃勃、向前奮進的新紀元。這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事件。

的理論與實踐，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成就，對世界歷史進程，尤其是對廣大的亞、非、拉國家有著巨大的影響。受到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廣泛的崇敬和愛戴。不僅是屬于中國的，而且也是屬于世界的。因此，我們不僅要從中華民族的歷史高度來衡量他，而且還要從世界歷史的高度來衡量他。他的理論與實踐為世界上許多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歷史學家所關注與研究。他的思想文化是整個人類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二、正確看待晚年錯誤所付出的代價

晚年犯有嚴重錯誤，給黨和人民帶來巨大損失，也給他本人帶來不幸。但他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尋找適合中國特點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所犯的錯誤。、是“試驗”，“”是“演習”。《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主編在該書的序中稱：領導下的實踐是“世界上未曾見過的社會工程方面的規模最大的試驗”［5］。試驗總體上講不成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們有切膚之痛，應永志不忘。然而也應看到，搞試驗的出發點是好的。他犯了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這是他悲劇之所在。我們對他錯誤的批評既是嚴肅的、認真的，又是善意的、同志式的，決不能用冷嘲熱諷的態度對待他，更不能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他。

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過程中所犯的錯誤。晚年部分地嚴重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原理（包括他本人的正確思想），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然而，他始終認為自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1957年以后，一再提倡看書學習，弄懂弄通馬克思主義。他的許多見解，發前人之未發，富有新意，其中有些預見為后來發生的歷史事變所證實，有些雖為實踐證明為錯誤，但其中也包含有片面真理。我們不能因為晚年犯有錯誤，而否認他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晚年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夾雜了某些小生產者空想的、平均主義的因素，在有的時候（如1958年）還比較突出，這也是事實，但從總體上講，的社會主義理論屬科學社會主義范疇。他始終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以及共產主義的實現離不開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始終關注中國的現代化。他并不認為農民是天生的社會主義者，相反，他一貫強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的極端重要。想盡早消滅私有制，消滅資本主義，犯有急性病，但他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立場，而不是站在小生產者的立場上反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此，把社會主義理論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民粹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等觀點都是錯誤的。

我們還應該看到，倘若1956年以后，不提出獨立探索的任務，中國繼續按照蘇聯的一套搞下去，那當然不會發生、化運動，也不會同蘇共決裂，搞反修防修，也就不會發生“”?？墒?，當蘇共垮臺、蘇聯解體之時，中國能否避免蘇聯及東歐國家的結局，那將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倘若出現，其付出的代價將難以估量。蘇聯東歐劇變之后，中國之所以處驚不變，巋然不動，最根本的是鄧小平理論的科學指導。此外，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共產黨是由領導的經過長期考驗的黨，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是由奠基的。

要善于從的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使壞事變成好事，錯誤轉化為正確。常講，“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在“”時期，“左”的錯誤發展到了極端，這也為徹底糾正他的錯誤準備了條件。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有一個過程，從不知到知，知得少到知得多，中間犯錯誤、干蠢事是難免的。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經過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付出了血的代價。沒有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犯錯誤在先，就沒有成功在后。鄧小平講：“沒有‘’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6］。“”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改革開放不行。新時期實行改革開放，要歸“功”于十年“”［6］。正確的理論與實踐是黨的寶貴財富，他的錯誤與教訓，同樣也是黨的寶貴財富?？梢哉f，沒有失誤在先，就沒有鄧小平成功在后。鄧小平的成功，一方面繼承和堅持了理論與實踐中正確的東西，另一方面又堅決糾正晚年的錯誤，從錯誤中吸取教訓，變錯誤為正確。

三、晚年失誤原因

無論是個人，還是政黨、階級，犯錯誤是難免的。重要的不是不犯錯誤，而是犯了錯誤后正確對待錯誤。列寧說：“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是衡量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開承認錯誤，揭露犯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志”［7］。下面擬從理論根源、認識論根源和社會歷史根源三方面說明晚年失誤的原因。

（一）理論根源

列寧說過：“如果一個人從他自覺運用的一定原理出發犯了錯誤，那末不找出他犯錯誤的理論根源，就無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錯誤，包括政治錯誤在內?！保?］

在晚年自認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但他對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確。1958年發生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出了亂子。意識到搞社會主義，理論準備不足。為此，他提倡讀書，但關于搞社會主義建設的書可讀的并不多。他提出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和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讀這些書對糾正“左”的錯誤有一定作用。但并沒有從根本上完全弄明白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以至把一些社會主義的或社會主義所允許的東西當作“資本主義東西”加以反對，把一些并不具有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東西，或是適合于某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東西，被當做“社會主義原則”加以固守。由于沒有完全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他把自己一手培養起來的接班人當作“走資派”加以打倒，把自己領導建立的黨組織和國家機構推倒重建。1969年4月28日，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講“不搞是不行的”時說：“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里。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黨委書記、副書記、委員，都有好人，支部書記有好人。但是，他是跟著過去劉少奇那種路線走，無非是搞什么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么獎金，等等?！边@一段話，最突出地表明，在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問題上是不完全清醒的。鄧小平在總結搞社會主義歷史經驗時多次說：“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保?］

是哲學家，他自認為他的理論和實踐有哲學根據。其實，1957年以后，他在哲學原理的理解和運用上有重大偏差。這主要有：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第一，在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上，過分夸大了精神的反作用，夸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忽視了客觀規律性，忽視了物質條件，忽視了物質利益。

第二，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上，過分夸大了生產關系的反作用，試圖想主要通過變革生產關系去解放和促進生產力，而忽視了生產力自身發展的規律和動力。在變革生產關系上，又忽視了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忽視了勞動資料（尤其是勞動工具）在規定生產力性質上起的決定作用。

第三，在階級斗爭與發展生產力的關系上，忽視物質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的最終決定作用，忽視發展生產力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陷入了想主要通過階級斗爭和上層建筑領域中的革命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片面性。

第四，在矛盾同一性與斗爭性的關系上，過分強調斗爭性，過分強調分，忽視了對立面之間的同一性。在對辯證法的理解和運用上存在著簡單化、公式化的傾向。

（二）認識論根源

認識過程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螺旋狀的曲線運動，將曲線的任何一個部分、片段加以夸大，就會引向主觀主義。認識從經驗開始，但夸大了經驗就導致經驗主義。認識過程離不開現有概念、范疇對感性材料的加工、制作，但夸大了概念、范疇的作用就導致唯理論、教條主義。從認識論根源上講，晚年導致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相分離的主要因素是經驗主義，其次是教條主義。

第一，經驗主義。

晚年背離了他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陷入嚴重的主觀主義，但這決不是說，他在理論上提倡唯心論。事實上，他在這一時期發表了大量唯物論辯證法的言論。在1957年10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他醞釀，批評反冒進，提倡多快好省。同時，他也指出，我們要的是實事求是的合乎實際的多快好省，反對主觀主義的多快好省。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他又說：尊重唯物論就是先跟人民，比較正確地、比較完整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的要求，然后制定成比較完整的體系和路線。離開了客觀實踐就不可能制訂成理論體系。這次大會制定的總路線是從群眾中來的，是從實踐中來的，決不是某個人突然想出來的。他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說，他只有建議之權，無發明之權?？傊?，他自認為，總路線、、這一套是來自實踐，來自群眾的，是符合中國實際的，他是堅持唯物論辯證法的。

造成這種悲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點是他的經驗主義。

認識論的優點是重視實踐的作用，從宏觀上揭示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規律。但也有不足，他對感性認識如何上升為理性認識，理性認識又如何回到實踐中去未能展開說明。他強調認識的原材料來源于實踐，來源于群眾，而對原材料如何進行加工、制作、改造，講得比較簡單。在認識活動中，認識的原材料固然十分重要，但僅有原材料，大腦的加工、制作出了問題，仍然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影響加工制作的因素很復雜：有立場、觀點、方法的問題；有認識能力和知識構成的問題；有個人的性格、興趣、情緒、心理問題；以至個人的生理、身體狀況，等等。這些問題，正是哲學需要深入研究的。晚年的失誤，很大程度上是對來自實踐、來自下級干部的材料的加工制作上出了問題，把某些現象、假象誤認為事物的本質，把個別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經驗誤認為普遍真理。

有豐富的經驗，這是他的優點。經驗也有兩重性。若把一定條件下的經驗到處套用，優點也可能轉化為缺點。他忽視經濟建設的特點，企圖用解決軍事問題、政治問題的速度來解決經濟問題，企圖用搞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搞現代化經濟建設，結果犯了急于求成的錯誤。他企圖用革命戰爭年代的軍事共產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結果刮起了“共產風”、平均主義。他習慣于用階級斗爭觀點來看待社會問題和黨內矛盾，結果把大量非階級斗爭現象視為階級斗爭，把黨內正常的不同認識視為路線斗爭。

的經驗主義還表現在搞社會主義的理論準備不足上。他強調走自己的路是對的，但他忽視了對社會主義發展一般規律的研究，忽視了對現代化一般規律的研究。

他對知識的某種程度的輕視和對知識分子的不放心也是經驗主義的一種表現。

第二，教條主義。

一生都在反對教條主義，進行獨創性探索，走自己的路。但也要看到，他畢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教條主義盛行時代過來的人，畢竟受到中國特定的社會條件的限制。因此，他的思想很難完全擺脫教條主義的束縛。他雖然批評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教條主義，可在1956年以后，他由欣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到提倡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他把自己的理論、經驗教條化，神圣化。他不迷信馬列，不迷信本本，但也有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把馬列個別論斷絕對化的情況。最明顯的是對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有關資產階級法權（現譯為“權利”）的誤解和對列寧的“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論斷的誤用。

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是主觀主義。，對兩者都進行了批判，但重點則是批教條主義。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教條主義被戰勝以后，經驗主義更成為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主要障礙。因此，我們不但要克服主觀主義的教條主義，而且也要克服主觀主義的經驗主義。”但實際上，對經驗主義的批評從未提到議事日程上。由于沒有批經驗主義，黨內經驗主義日益滋長。時至今日，糾正和克服實際工作中的經驗主義仍然是黨的思想工作中的一個緊迫的重要任務。

（三）社會歷史原因

晚年的失誤，他個人當然要負責任。他晚年犯錯誤時間之長，損失之嚴重，這與他個人驕傲自滿、欣賞個人崇拜、個人專斷、破壞民主集中制等不健康的思想和作風有直接關系。是時代的產物。正如他的科學思想是黨和人民集體智慧結晶一樣，他晚年的失誤也帶有時代的、民族的特征。他晚年的悲劇，也是黨和民族的悲劇。把晚年的失誤簡單歸結于他個人的看法是膚淺的，無助于從中汲取教訓。晚年失誤的社會原因至少可從三方面分析：

第一，從人類歷史長河看，社會主義不成熟。理論是現實的反映。理論的成熟程度首先決定于理論所反映的客觀事物發展的成熟程度。不成熟的理論是不成熟現實社會關系的產物。到本世紀50年代，蘇聯雖然搞了40年社會主義，但仍很不成熟，中國搞社會主義剛剛起步，更無經驗。1964年8月20日，同人談話時說，我們不會搞社會主義，大家都沒有搞過嘛！我沒有搞過，你們會嗎？搞了十幾年，有了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經驗，現在才有些經驗。所說的有些經驗，主要是指搞階級斗爭的經驗。今天看來，這種經驗仍不夠正確。我們現在的認識比起時代大有進步，是一種飛躍。當然也不應忘記，我們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的認識不能不受此客觀條件制約。

第二，中國原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不發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農民占全國人口的90％。我國雖然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但幾千年的封建主義傳統根深蒂固，舊中國留下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封建主義殘余廣泛存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等級制、特權、領導職務終身制、家長制、個人專斷等形形色色現象同封建主義的影響有關。我國農村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但生產力仍不發達，小生產方式沒有根本改變，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大量存在。中國社會的這種特點，難免會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們滲進某些封建主義和小生產者的思想、心理。、運動是小生產者急于改變自己貧困狀態的急性病和平均主義的產物。個人崇拜、家長制、缺乏民主傳統、輕視理性、輕視知識等都與中國原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密切相關。從晚年的失誤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們民族存在的某些積弊與弱點。

第三，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這是造成重大決策失誤體制方面的原因。鄧小平說：“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的問題。同志說了許多好話，但因為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反面。”“制度是個決定因素，那個時候的制度就是那樣?！薄邦I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保?］

提出社會和體制原因的分析，絲毫不是為開脫個人責任，而是為了正確記取教訓。若把蘇聯和中國、斯大林和相比較，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和在不少方面重犯了蘇聯和斯大林的錯誤。這種重復出現的社會現象，自然不能從個人身上去找原因，而只能從兩國社會本身的共同基礎中去找，從黨和國家的體制中去找。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只要犯錯誤的社會歷史原因和認識論原因繼續存在，那么重犯錯誤的可能性就不會消失。倘若我們缺乏這方面的自覺，那就難免再一次重蹈前人的覆轍。

［收稿日期］2000—04—14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9，302，232，297，308-309，333.

［2］.在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1993-12-27（1）.

［3］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M］.陶驊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99，597-598.

［4］［美］莫里斯·邁斯納.及后的中國［M］.杜蒲，李玉玲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540，543.

［5］［美］麥克法夸爾，費正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14卷（序）［M］.謝亮生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3.

［6］鄧小平文選：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7，265，137.

［7］列寧選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7，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