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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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圖分類號：F20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928（2000）03—0019—02

一、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為經濟建設創造安定的政治環境

關于正確處理社會矛盾的問題，是在思考我國經濟建設時明確提出的。建國后不久，將我國社會矛盾區分為“兩類三層”：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以及人民內部的勞動人民與非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建國后我們以解決敵我矛盾為主，社會主義改造則是為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此后，我國便進入了以階級斗爭為主轉為向自然斗爭的歷史時期，同時，人民內部矛盾突出起來并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問題。能否正確處理這個問題，關系到經濟建設的進行；與此同時，前蘇共二十大之后，出現了一些國際性的動蕩；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在探索現代化經濟建設的道路時，首先提出了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特別是勞動人民內部矛盾的著名理論。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指出：提出區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目的是為了團結各族人民進行一場向自然界進攻的戰爭，以發展我們的經濟及我們的文化，鞏固我國新生制度，建設我們新生的國家。這一基本思想的提出，為解決我國經濟建設中許多重大問題指明了方向。

從當時的背景條件看，在主觀上是希望造成一個民主集中、生動活潑、心情舒暢的政治環境，以便調動國內一切積極因素，進行國家經濟建設。當然，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他僅僅考慮的是國內建設環境；而當時的國際環境條件無法使他產生良好的和平建設愿望。但是，在實踐上，因各種條件的影響，以及他對我國階級斗爭形勢的錯誤判斷，他在關于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上犯了眾所周知的嚴重錯誤，撇開反右擴大化及“”這些根本混淆兩類矛盾的錯誤不論，單就他倡導的“”和“化”而言，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違背了他自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理論，不但使他自己關于經濟建設的探索中止，而且使我國經濟建設事業嚴重受損。因此，能否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直接關系到經濟建設能否順利進行，這一經驗教訓值得吸取。

二、實現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集中主要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

這是早期提出但沒能堅持實踐的又一個重要思想。就理論上說，對此的思想是明確的。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就指出：工作重點應由農村轉向城市，要學會管理城市并建設城市，城市工作以生產建設為中心。在1955年的全黨代表會議上指出：我們進入這樣一個時期，我們現在要鉆研社會主義工業化，研究社會主義工業化，鉆研原子能這樣一類的工作。在1956年1月的最高國務會義上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目地是為了解放生產力”這一號召。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指出：從現在起把黨的工作重新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這一問題必須引起全黨的注意。在隨后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被規定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基本任務。直到1963年12月，在聽取聶榮臻關于科學技術規劃的匯報時還指出：搞上層建筑及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

不難看出，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主要不在理論上。他的主要失誤在于：第一是他關于實踐工作重點轉移的決心不堅定，由此而導致他的理論之與實踐多次出現反復，如1957年反右擴大化、1959年的廬山會議等等，以及直到后來的“”。盡管出現這些反復及波折是部分地由于當時國際國內客觀形勢影響，但是卻造成了客觀上的不可估量的損失。在建國后的近三十年中，因多次反復，真正進行經濟建設的時間就十分有限了。第二是他在實現工作重點轉移后的思想路線不正確，尤其在1958年這一段，總體上講表現為他違背了自遵義會議形成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1958年初，他要求各級黨組織抓經濟工作。他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條”實際上是為了幫助各級干部適應這一轉變；但是由于他不斷地對反對冒進問題進行錯誤批判，結果導致了普遍的左傾冒進；長期以來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難以貫徹。這一階段的歷史教訓說明：實現工作轉移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來說僅僅是第一步，以后更重要的是堅持不懈，并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

三、我國的經濟建設要正確處理好農業、輕工業及重工業的關系，實行工農業同時并舉的路線

鑒于蘇聯及一些東歐國家在經濟建設中，犧牲農業及輕工業，片面發展重工業而損害了人民的利益，1957年4月指出：搞社會主義經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建設社會主義，丟了人民；建立了重工業，丟了人民，這是不成的。因此思考有關農、輕、重產業的關系的問題，經過不斷的深化和發展，形成了至今有重大意義的正確思想。

1958年以大辦鋼鐵為中心的“”使我國農業、輕工業受到嚴重影響；為糾正這階段的錯誤，在廬山會議前期總結了教訓，提出了安排國民經濟建設要以“農、輕、重”為順序的思想。他指出：以往的重工業、輕工業及農業的順序要顛到一下。他提出十大關系時就提出兩條腿走路，但沒有執行下去；在1958年底后，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對自己的這一思想作了具體的闡述，指出：我們的提法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所謂并舉，并不否認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原則，不否認工業發展快于農業。在比較中蘇兩國發展道路時說：生產資料優先增長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但由于蘇聯過分地強調了重工業，結果把農業忽略了；而我國則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這便是中國道路的優點和特點。在國民經濟進入困難時期后，進一步指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方針。這是他對以往思想的新概括。關于工農業關系的思想，是他關于中國經濟建設思想中具有中國特色的重要理論，這在今天仍是我國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

四、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

這一重要思想是在糾正1958年“共產風”時提出的，他針對當時無視商品生產和交換、否認價值規律的觀點指出：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及價值法則，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和不嚴肅的態度，是不承認客觀的表現。他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指出：必須生產適宜于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他認為：不能把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它照樣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它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就不會出現資本主義。他明確指出：“不要怕，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因為已沒有了資本主義經濟基礎?！贬槍χ袊膶嶋H情況，他強調說：中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地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生產及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的這些思想主要來自于前蘇共，但是比斯大林講得更明確和堅定。在批評“共產風”時說：“一平二調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價值法則和等價交換，這引起了廣大農民的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大矛盾，一個大問題?！彼ㄗh對縣社兩級干部進行教育，“使他們懂得價值法則……，違反它要碰得頭破血流?！保ㄗⅲ?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新高潮［M］.）

從現在的觀點來看，的這些認識雖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經過這一總結教訓的過程，他在“”前基本堅持了這一點；在1962年黨的七千人大會上的工作報告中他增加了這一思想：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這樣兩個基本原則，是在社會主義階段不能不嚴格遵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兩個原則。這一概括是對這一問題探索的總結。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五、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改革現實的經濟管理體制，擴大企業的自主權

這是早期提出但是沒有堅持實踐的一個重要思想，這一思想主要體現在《論十大關系》中。關于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問題，鑒于當時蘇聯的中央權力過分集中、地方被管得過死并造成生產缺乏積極性及資源浪費等弊端，認為，象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多、情況復雜的國家，應當在中央統一領導下，擴大地方權力，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充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比單有中央的積極性更好。因此，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后，工業、財政及商業部門試行部分權力下放；當然，在1958年“”中一度出現權力下放過大并產生經濟分散主義傾向，但隨即被糾正過來。認為：都是全民所有制企業，是否實行中央與地方分權，哪些企業由誰去經營管理，這些都是有關建設的重大問題。在把我國與歐洲作了比較研究之后強調指出：歐洲的好處之一是各國林立，各搞一套，使歐洲經濟發展較快；而我國自秦漢以來形成強大帝國，分裂較少，控制太死，地方沒有獨立性，不能獨立自主地發展，大家拖拖沓沓、懶懶散散，經濟發展很慢。因此，他主張既統一、又分權，在統一的前提下，各省各搞一套。（注：.論十大關系［M］.）1966年3月就農業機械化問題寫信給劉少奇提出擴大地方自主權；他說原材料、農業機械，凡是國家管理而地方制造，超出國家計劃遠甚者，超過額度，準予留下三五成，讓地方購買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積極性是調動不起來的。為了農業機械化，多產農林牧副漁產品，要為地方留一部分機械制造權。一切統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辦法。這一些論述，雖然僅指一個部門而言，但是他提出的分成的原則具有普遍意義；客觀上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經濟體制改革之思想依據和寶貴經驗。

與強調發展地方積極性相聯系，還強調了發揮企業的積極性。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要把擴大企業自主權看成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重要問題，或稱為“突破口”。他指出：企業應該有怎樣一種獨立性呢？企業應當有點“獨立王國”的味道，應該有公開的和合法的獨立性；沒有這一點，事情就很難辦。當然，本人對于企業自主性問題沒有更進一步系統地論述；但是，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尤其是把它當成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突破點問題來研究，這在今天也是富有遠見卓識的。

六、在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50年至100年的時間，才能逐步地把我國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建國初期，關于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和時間安排是比較客觀的。1953年公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之后，根據的意見，1954年的一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這是我國四個現代化的最早提法，其主要體現的是物質文明建設。1957年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提出建設現代科學文化的問題；到1960年初，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關于四個現代化的思想。建成現代化的任務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程；考慮到這一點，在時間上做過多種設想。1955年3月他指出：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需要幾十年的努力，比方說要有50年的時間，即本世紀的下半世紀。在同年的后半期，又指出：要使中國成為富強的國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時光。雖然在1958年“”中他一度把時間大大提前，但是經過接踵而至的困難時期后，他又恢復到原來的提法；不僅如此，他還認為這一時間應該更長一些。1961年他在接見蒙哥馬利時說：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50年不行，會要100年或更多的時間。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指出：中國人口多，底了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更趕上和超過世界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100年的時間是不行的。

1963年9月中央工作會議制訂了國民經濟長遠規劃。為實現這一任務，根據的意見，會議提出“兩步走”的設想：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接近世界先進工業水平；第二步使我國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隨后，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宣布：第一步大約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完成；第二步大約到20世紀末力爭實現。這是我黨最早提出的經濟建設遠景規劃。我黨在十二大上制訂的關于在20世紀末的經濟建設目標，正是根據國情并考慮到老一代領導人提出的規劃而制訂的。

上述是對關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經濟建設理論探索的基本概括，但不是其全部。這樣的簡單概括和評析并不表明的所有觀點都是正確的；但是，他作為一代開國元勛曾經對這一問題做過艱辛而有效的探索。盡管他并未堅持不懈地貫徹這些思想，但這些思想實際上已成為我國經濟建設的寶貴財富，同時這也是我黨我國的歷史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