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設思想的突出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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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提出了一整套關于廉政建設的理論和政策。這套學說與馬列主義的有關理論相比，既有相同之處，又有諸多差異。分析廉政建設思想的特點和不足，對于探索我國廉政建設的出路是十分有益的。學術界已有一些同仁發表過這類文章，但是，幾乎都沒有與馬列主義的有關理論進行比較。有比較才能有鑒別。所謂特點，是同類事物中的一事物與他事物相比而呈現的不同原因、形式、內容和結果等等。對廉政建設思想的特點，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不同的分析和概括。本文僅試分析其他文章未曾論及的廉政建設思想的幾個突出特點。

一、著重從思想意識方面剖析黨內錯誤和腐敗現象的根源

對無產階級政黨在執政以后會滋生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的原因，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較少，列寧和的論述較多，但側重點不同。列寧比較側重于分析其經濟、政治及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客觀原因，而比較側重于從主觀方面探尋其根源。

列寧雖然注意到了黨執政后部分黨員中產生驕傲自滿情緒這一主觀因素，但他的視角主要集中在經濟文化、政治制度方面。列寧指出：“我們知道，官僚主義和拖拉作風主要是同俄國的文化水平低，戰爭造成的嚴重的經濟破壞和貧困等后果有關?！保ㄗⅲ骸读袑幦返?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9—380頁。）他在《論糧食稅》中進一步指出：“官僚主義的經濟根源是什么？”就是“小生產者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們的貧困、不開化，交通的閉塞、文盲現象的存在?！保ㄗⅲ骸读袑庍x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7頁。）此外，還與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及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不健全有關。列寧認為：在革命時期，布爾什維克黨不得不實行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采取以絕對服從為前提的“命令主義”的指揮方法。這些制度和習慣在革命勝利后往往演變成為高高在上、脫離群眾、獨斷專行、唯命是從、衙門作風、公文旅行等等。雖然蘇維埃政權在原則上實行了高得無比的無產階級民主，但是，由于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完善起來，由于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比較低下，使得他們無法直接參與管理國家事務，行使選舉、監督、罷免的權利，巴黎公社創造的民主原則暫時難以實行，所以，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很容

易在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中滋生、蔓延。列寧由此得出結論：“只有當全體居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徹底進行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才能完全戰勝官僚主義。”（注：《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8頁。）

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革命根據地政權后，曾多次對黨和政府內的官僚主義現象進行過尖銳的批評。他認為官僚主義現象之所以在黨和政府內存在，之所以在遭到打擊后又生長起來，一是因為有社會根源，即“我們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勢力的層層包圍之中，極端惡濁的官僚主義灰塵和軍閥主義灰塵天天都向我們臉上大批地撲來?！倍怯捎邳h員、干部在勝利面前驕傲自滿。所以他告誡全黨：“我們決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自足起來。我們應該抑制自滿，時時批評自己的缺點，好像我們為了清潔，為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保ㄗⅲ骸哆x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5頁。）

把官僚主義和軍閥主義喻為“灰塵”，把驕傲自滿視為沾染“灰塵”的內因，這在邏輯思維上與他把黨內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看作是剝削階級腐朽思想侵蝕（或資產階級糖衣炮彈進攻）的結果是完全一致的，與他把主觀主義視為黨犯錯誤、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又把驕傲自滿視為主觀主義的根源也是完全一致的。根據關于“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哲學觀點，黨和政府機關中出現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最根本的原因是黨員、干部及國家的其他公職人員的思想意志“堤壩”出現了漏洞。因此，把強化思想道德教育作為治本良方，便是合乎邏輯的結論。

始終認為，中國歷史上許多次農民起義之所以在取得巨大勝利后慘遭失敗，根本原因就在于其領袖們在勝利面前驕傲自滿、貪圖享樂、爭權奪利。新中國成立前夕，就敏銳地預見到革命勝利后黨內會滋長以功臣自居、貪圖享樂、不思進取等思想，有些同志可能經不住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而蛻化變質。為此，他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作風?？梢?，首先注意到的是思想意識問題，首先想到的措施是通過思想教育以培養黨員的自覺自律。

新中國成立后，在一些黨員、干部中確實出現了脫離群眾、貪污腐化、以權謀私等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在分析其原因時，不太注重社會經濟文化根源以及我國的人民民主制度還不完善等客觀因素，而是依然把問題集中在黨員、干部的思想意識方面。他指出，有些同志，自以為是老革命，或者是在工作中取得了一點成績就驕傲自滿起來，結果做事情往往主觀武斷、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我希望，我們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翹尾巴，要戒驕戒躁，永遠保持謙虛進取的精神?！保ㄗⅲ骸哆x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2頁。）1951年12月1日，他在最后審定中共中央的一個文件時，又特意補充了如下內容：“反貪污斗爭和反浪費斗爭的開展和深入，必將接觸到各方面存在著的各種程度的官僚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工作作風。這種作風，是貪污和浪費現象所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保ㄗⅲ骸督▏詠砦母濉返?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頁。）在他看來，“驕傲自滿——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腐敗現象”是一個連鎖反應的因果鏈。他甚至斷言：“所謂犯錯誤，就是那個主觀犯錯誤，那個思想不對頭?！薄爸饔^主義的毛病到處都有。不僅現在有，將來還會有?！兄饔^主義，總要犯錯誤?！惫珓諉T之家版權

（注：

《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9頁。）基于這種認識，他在黨的“八大”開幕詞里提出了“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的著名論斷，要求全黨永遠記住這個真理。

認為黨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中產生個人主義、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的根本原因，是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特別是剝削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因此，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強化思想道德教育，以培養黨員、干部的自覺自律能力，這是的一貫思維模式，也是的廉政思想的突出特點之一。

二、主要表現為正確的原則性結論和要求

根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宗旨，向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確要求：要以個人利益服從人民利益；要相信和依靠群眾、關心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要勇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善于聽取不同意見；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對工作要極端負責、精益求精；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大公無私、廉潔奉公；要自覺堅持民主集中制，勇于同違犯黨的原則和紀律的行為作不妥協的斗爭；要自覺堅持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堅決反對任人唯親和宗派主義；要善于團結大多數人一道工作，尤其要善于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甚至反對過自己但被實踐證明是反對錯了的人……等等。這些正確的原則性要求雖然主要是對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提出的，但作為廉政建設的基本原則，其中絕大多數內容也適用于黨政機關的一般工作人員。它們集中反映了對廉潔政黨和廉潔政府的圣潔理想。

然而，理論上的“應有”、“必須”與現實生活中的“實有”之間往往存在一定差距。如何使黨員和干部真正實踐這些要求？倘若有些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違背了這些要求怎么辦？在長期實踐中曾提出過一些行之有效的具體措施。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還有許多正確的原則性結論和要求有待于具體化為“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

畢生高度關注并致力于保持黨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致力于防止和消除官僚主義與腐敗現象。他曾無數次用十分激烈的語言抨擊官僚主義，但卻沒有給官僚主義下過比較規范的定義。1951年發動“三反”運動時，他把官僚主義與貪污、浪費并列為“三害”，1956年他又把貪污浪費納入官僚主義之中，認為“官僚主義就包括許多東西：不接觸干部和群眾，不下去了解情況，不與群眾同甘共苦，還有貪污、浪費等等。”（注：《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7頁。）可見，在的政治思維中，官僚主義是一個外延和內涵都十分寬泛的概念。

究竟什么是“脫離干部群眾”？什么是“不與群眾同甘共苦”？什么是以權謀私、蛻化變質？什么是“輕者”或“重者”？官僚主義行為在什么程度是工作錯誤？發展到什么程度是犯罪行為？對前者應給以什么樣的紀律處分？對后者應給以什么樣的法律制裁？……等等。這里留下了廣大的解釋和行動的余地。建國以后，由于我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沒有對官僚主義、以權謀私、失職瀆職、貪污浪費、行賄受賄、敲榨勒索等錯誤或犯罪行為作出明確、具體、詳細的法理性解釋，沒有制定出嚴格、具體、穩定的法律和制度，特別是沒有建立完善的關于干部選舉、罷免、考核、監督、輪換和退休等法律制度，所以，黨中央和推行的許多懲治官僚主義和腐敗行為的措施，在實踐中留下了任人解釋的余地，有時甚至用黨紀政紀處分代替法律制裁。結果，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屢禁不止，在受到一陣打擊后又重新滋長、蔓延。正如鄧小平所說：“解放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2頁。）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對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基本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的闡釋亦頗能說明問題。他認為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保ㄗⅲ骸哆x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頁。）“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保ㄗⅲ骸督▏詠砦母濉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頁。）這種高度概括的原則性解釋，并沒有具體界定“民主”與“集中”的關系。從理論上看，希望的是兩者的有機統一，但從實踐來看，他強調的側重點是集中。他在批評搞宗派主義的人時說：“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們忘記了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保ㄗⅲ骸哆x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頁。）建國以后，他在解釋什么是公民權時，更清楚地展示了他在民主和集中關系上的取舍：“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但是，這個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這個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態?！保ㄗⅲ骸督▏詠砦母濉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20頁。）

可見，始終是從對立統一的宏觀角度去闡釋民主與集中的相互關系的。他所希望的是把民主與集中盡可能完美地統一起來。“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注：《建國以來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頁。）他認為民主從來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民主是人民解放的一種手段，只有擴大民主，才能充分發揮黨、干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只有把民主與集中有機地統一起來，才能使社會主義建設順利發展，才能保證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這些觀點應該說是正確的。但是嚴格地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來說，民主起碼包括民主制度、民主權利和民主義務、民主意識和民主作風三個基本要素；民主制度本身就包括集中；民主既是人民解放的手段，又是人民解放的目的。

如果不對民主和集中的內涵、外延及其相互關系做出明確的、具體的界定，如果不把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的義務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如果不把集中制度化、法律化，而停留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等原則性的解釋上，如果僅僅依靠民主教育和黨員、干部的民主覺悟來推進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是通過民主教育和民主制度建設這兩方面的結合來推進社會主義民主，那么，民主集中制在實踐中就難免會出現從集中出發又回歸到集中的現象。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指出：“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同志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可惜這些好的傳統沒有堅持下來，也沒有形成嚴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黨內討論重大問題，不少時候發揚民主、充分醞釀不夠，由個人或少數人匆忙做出決定，很少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實行投票表決，這表明民主集中制還沒有成為嚴格的制度。”（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0頁。）

總之，在的廉政思想中，還有許多內容表現為正確的原則性結論和要求，有待于具體化、制度化、法律化。這既是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又是他交給我們的艱巨任務。

三、帶有濃郁的道德勸誡的色彩

的廉政思想的這一特點，首先表現在他對黨員、干部和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提出的許多要求既是政治原則，又是道德規范，而這些要求能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付諸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黨員、干部和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的主觀自覺，而主要不是依靠客觀制約。

其次，表現在他十分注意榜樣的道德感召作用。由于榜樣是把某種理論學說、理想人格和價值觀念從抽象變為現實的代表，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具有一般的理論宣傳教育等手段所不能比擬的、巨大的、潛移默化的道德感召作用，所以，認為“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革命戰爭年代，他極力號召全黨全軍以白求恩、張思德、劉胡蘭等人為榜樣，力爭做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和有益于人民的人。這一措施的確曾經極大地激發了全黨全軍的獻身精神，從而大大加快了革命勝利的步伐。建國以后，仍然一貫重視用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跡教育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其目的就是要在全黨和全社會繼承和弘揚“無私”、“利他”、“奮進”、“獻身”的革命精神，以造就廉潔的黨內政風和社會風氣。1953年元月，在一個黨內指示中指出：“應將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調查分析和表揚，使全黨向這些好的典型看齊，發揚正氣，壓倒邪氣。”（注：《建國以來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頁。）不但要樹立好的典型去教育感化人們“見賢而思齊”，而且要抓壞的典型，加以懲治，促使人們“見不賢而內自省”?！胺驳湫偷墓倭胖髁x、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其違法情形嚴重者必須給以法律的制裁，如果是黨員必須執行黨紀。各級黨委應有決心將為群眾所痛恨的違法亂紀分子加以懲處和清除出黨政組織，最嚴重者應處以極刑，以平民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眾?！保ㄗⅲ骸督▏詠砦母濉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頁。）建國以后，黨和政府在各條戰線樹立的榜樣，如王進喜、雷鋒、焦裕祿等等，特別是對家喻戶曉的雷鋒事跡的宣傳，都生動地再現了十分重視榜樣的道德感召作用的思想。

再次，對黨群關系的判定以及他所選擇的調整這種關系的方法，也充分表現出他的廉政觀的道德勸誡色彩。始終把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比喻為“魚水關系”、“種子與土地的關系”、“公仆與主人的關系”。這些形象的比喻，一方面說明共產黨如果脫離人民群眾將一事無成；另一方面說明，他所理想的黨群關系是親密無間、交融和諧的人際關系。這種界定主要是倫理性的而不是法理性的。

“人民”、“群眾”是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他畢生孜孜以求的是徹底“解放人民”，即把人民當家作主從理論變成現實，真正實現黨政干部與人民群眾的政治身份和社會身份的平等，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使各級干部真正成為人民的公仆。但是，又清醒地認識到，人民群眾與黨政干部之間的“主仆關系”在現實生活中有時會被顛倒。隨著共和國的發展，他把這種情況估計得越來越嚴重。他在1956年就說過：“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注：《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5頁。）6年之后，他更加嚴厲地指出，黨內那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貪污腐化、獨斷專行、以權謀私的官僚主義者和變質分子，是掛著共產黨招牌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不清除這些人，我們是要吃虧的。”（注：《建國以來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頁。）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的存在和發展，從根本上說是由于我國的政治體制還不完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全民族的民主法制觀念還比較淡薄，主要應該通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改革和完善政治經濟體

制去解決。但是，實際上主要把這一問題看作黨員、干部的思想道德問題，認為主要是由于一些黨員做了官之后養尊處優、不思進取、驕傲自滿、主觀主義所致。因此，他反復告誡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任何時候都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每到一地都要深入群眾，同群眾打成一片，必須放下架子，甘當小學生，必須以恭謹勤勞和同志式的態度向群眾學習，“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注：《建國以來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頁。）

堅信，思想道德教育和黨員、干部的廉潔自律是防止和消除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避免黨群和干部關系顛倒的治本之法。黨的“八大”政治報告進一步闡述了這一觀點。報告指出：“我們黨的歷史經驗，充分地說明了克服思想認識上的主觀主義，是保證黨的工作順利發展，避免重大錯誤的根本措施。”報告還認為思想道德教育比嚴厲處罰更為重要，“對于犯錯誤的同志給以嚴厲的處罰，以至把他們驅逐出黨，這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沒有解決為什么造成錯誤的思想問題，那么，嚴厲的處罰不但不能保證黨不再犯同樣的錯誤，甚至還會造成更大的錯誤。”（注：《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271頁。）可見，在如何正確確定和調整執政黨的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這一問題上，的廉政思想不僅與他的倫理道德思想融為一體，而且與儒家的“為政以德”、“齊之以禮”等治國思想不謀而合。當感到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不理想，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比較嚴重時，他最得心應手的另一種措施就是發動群眾運動。實踐證明，群眾運動是一種人治色彩很濃、隨意性和負作用很大的辦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相比而言，馬克思和列寧對無產階級政黨的黨員、政府官吏與人民群眾的相互關系的界定及他們所選擇的調整這種關系的措施，其倫理道德色彩就比較淡薄，而政治法律色彩卻比較濃厚。馬克思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曾多次使用“公社公仆”這一概念來比喻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官吏。他們認為：“舊政府權力的純粹壓迫機關應該鏟除，而舊政府權力的合理職能應該從妄圖凌架于社會之上的權力者那里奪取過來，交給社會的負責的公仆?！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頁。）但是，為了防止社會的公仆變成社會的老爺，他們提出了“公仆”應該由普選產生、受選民監督、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等原則。列寧完全繼承了馬恩的這一思想，他也多次用“公仆”、“人民公仆”來比喻蘇維埃政府的官吏，認為由于歷史的、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種種原因，這些公仆有可能蛻變為在人民面前橫行霸道的官僚，不解決這一問題，無產階級政權將得而復失。要從根本上避免這種現象，必須實行如下的辦法：“1.不但實行選舉制度，而且隨時可以撤換；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資；3.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起來執行監督和監察職能?！保ㄗⅲ骸读袑庍x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頁。）為了具體實施這些原則，他在十月革命勝利后領導制定并頒布了10多項關于各種政府部門的法律地位、職權范圍、工作程序、人員定額和關于貪污受賄罪、瀆職罪等等法律法令。他還在1920—1921年主持制定了比較嚴密的黨內監察制度?？梢姡R恩和列寧所選擇的防止人民公仆變成人民老爺的根本措施，是建立完備的民主選舉和監督制度，是對各級官吏實行嚴格的客觀制約，而主要不是靠共產黨員及政府官吏的主觀自覺。

廉政思想的上述突出特點，為我們今天的廉政建設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借鑒。他注重從思想意識方面分析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發生發展的原因，有其合理性，但是，他相對忽視了從我國經濟、政治體制的缺陷和歷史傳統文化方面去分析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發生發展的根源；他堅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能跳出歷代王朝由興盛而衰亡的歷史周期率，為此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一系列極其閃光的理論原則，但他卻沒能把其中的許多正確理論原則具體化為嚴格的規范化的民主法律制度；他始終認為通過思想道德教育，通過榜樣的道德感召和黨員、干部的自覺自律，能有效地防止和消除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但卻忽視了民主法制這種客觀制約機制的建設。當然，在中國這樣的國度里進行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歷史交給的任務太多太多，他的生命和精力又是有限的，他對問題的認識，必然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我們不應該苛求他把廉政建設的理論構思得天衣無縫。

鄧小平同志在深刻反思新中國特別是“”的歷史的基礎上，提出了通過改革和完善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來進行廉政建設的一系列科學思想。我們只有繼承的廉政建設思想的合理內容，沿著鄧小平指引的民主法制建設的道路，不斷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盡快建立和完善對公共權力的民主監督制約機制，才能恒久保持黨和政府的廉潔，保證黨和人民政權的長治久安。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