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思想形成過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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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想成熟于延安時期，但經歷了準備(早期)、萌芽(大革命時期)、形成(土地革命時期)等各個歷史階段。的早期思想不能說就是思想，但也不能說與思想毫無關系，在學生時代形成了文化心理的結構性框架，其主要特征就是既強調主體思想的能動作用，又具有突出的現實的務實精神，這正是后來思想的特色。

關鍵詞：；早期思想

思想成熟于延安時期，但經歷了準備(早期)、萌芽(大革命時期)、形成(土地革命時期)等各個歷史階段。因此，研究延安時期的思想，有必要回顧與追溯其思想發展的歷程。當然，這里不可能詳盡描述這些階段中的各個方面，而只能關注那些與“成熟”相關的主要問題。的早期思想不能說就是思想，但也不能說與思想毫無關系。汪澍白先生曾把早期思想稱之為思想的準備階段，頗為確切。“準備”的涵義有許多方面，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在學生時代形成了文化心理的結構性框架，其主要特征就是既強調主體思想的能動作用，又具有突出的現實的務實精神，這正是后來思想的特色。

一、改造思想與改造社會

1913年到1918年，就學于湖南第一師范。這正是新文化運動的醞釀與發動時期。“五四”前期的啟蒙思想家們認為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上要求共和立憲，而思想上則沒有觸動與這種要求相矛盾的封建統治的基礎。因此，他們奉精神革命為主旨，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思想啟蒙運動。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青年形成了從改造哲學、倫理學人手來改造社會的思想。青年認為，社會制度的基礎是思想與道德，中國之所以積弊太深，就因為思想太舊，道德太壞，虛而不實，偽而不真，幾千年流傳至今，根深蒂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因此，只有改造哲學，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才能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為了“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青年提出了一整套辦法。首先是要探得“大本大源”。他認為，、辛亥革命，都是從枝節人手，諸如議會、總統、軍事、實業、教育等等。他分析了近代人物無術以救天下的原因就在于沒有“學問”，即沒有探得“大本大源”。社會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都是末，是枝節，唯有思想尤其是哲學思想才是本，只有探得哲學上的“大本大源”，才能抓住根本，其他可迎刃而解。其次是“普及哲學”。青年認為，民智淤塞，國民全失其主觀性靈，被那些強權者“顛倒之，播弄之，如商貨，如土木”，而這些人竟“陋不自知”，“終日在彼等心中作戰者，有數事焉：生死一生，義利一也，毀譽又一也。愚者當前，則只日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無一確實之標準，以為判斷之主。”[1]要改變這種狀況，認為只有普及哲學，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張而行，不盲從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學不可”。只要宣傳哲學真理，使“人人有哲學見解，自然人己平，爭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其三，普及哲學的依靠力量是“圣賢”或“先覺之士”。青年認為，“小人”們終日忙碌于政治、法律、禮儀制度與工商業，“只顧目前梯米塵埃之爭”，無暇也無能探究“大本大源”，對那些沒有探得“大本大源”的小人寄予深切同情，反對圣人出世獨善其身，主張人世對小人為一援手，“普及哲學”，使愚人“悉歸于智”，“彼時至此，天下皆為圣懾”，愚人賢人“其躋圣域”，一個理想社會就會來到。青年關于從改造哲學、倫理學人手以改造社會的思想，對他以后的思想發展具有很大影響：其一，所謂抓“大本大源”，實際上是要求撇開枝節改良，對社會進行根本改造的思辨語言，是推動他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巨大的精神力量。通過追尋“大本大源”，他最終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真理；其二，所謂改造哲學、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極大地突出了主體意志的能動性。青年還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心之力》。他在與同學張昆弟的談話中，還主張人之心力與體力一起，任何事情都可辦成?？梢姡怀鲋黧w能動性是青年的一大思想特色，盡管這是非常抽象的。但這一思想在他后來的發展中得到改造，被表述為“發揮正確的主觀能動性”。其三，探尋“大本大源”、“普及哲學”，表明青年極為重視哲學研究與哲學普及，這一傾向貫徹的一生，而在延安時期尤為明顯。

二、務實精神與國情研究

早年即已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知行思想有所涉及并有自己的看法，總的來說是主張知行并重。如果說他關于全力探討“大本大源”的思想是重“知”的話，那么，他同時又強調“行”的意義與作用，具有突出的務實作風。那時候同學中就有所謂蔡和森是理論家，是實踐家的說法。在知行先后問題上，青年歸本于朱熹，認為：“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種之知識，即建為一種之信仰，即建一種信仰，即發為一種之行為。知也，信也，行也，為吾人精神活動之三步驟。”[2]他之所以主張全力探討“大本大源”，就是基于這種知先行后的觀點。但是，知先行后并不排斥行的重要性，在中國哲學史上，知行關系本來并不純是一個認識論問題，而主要是一個道德修養的問題，如要達到道德上的善，成圣成賢，必須去行。所以，知行關系的論辯，雖有先后、難易、輕重等不同說法，但大多數哲學家都主張知行統一，突出“行”在道德修養中的重要性。如果說，這種“行”還僅僅限于道德踐履的范圍，那么，青年所接受的十七、十八世紀“經世之用”思潮的影響，卻表現出一種面向現實改造環境的外在性格。楊昌濟先生的講課，認為程朱陸王顏李皆有可取。從一師畢業以后，逐漸形成了他的務實精神與實踐風格。他完全投身到了社會實踐中，組織留法勤工儉學，發動“驅張運動”與“自治運動”，領導湖南的“五四’’斗爭。為了有效地改造社會。他強調要從“實際去研究事實和真理”，“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在出國留學熱潮中，他自己慎重地考慮了去留，并且認為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為此，他提出要對農民、工人、女子、小學教師、車夫等進行研究：田主怎樣待遇我們?租稅是重是輕?我們的房子適不適?肚子飽不飽?田不少嗎?村里沒有沒田作的人嗎?工人“工值的多少?工時的長短?紅利的均分與否?娛樂的增進與否?……”都要“切切實實章明較著的去求一個解答”。在《問題研究會章程》中，他更是開列出100多個調查項目，想切切實實地對中國國情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青年的這一卓然獨立的思想風格，在他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之后，得到了最為充分的發展。延安時期，獨具卓識地提出并解決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實國情結合起來這一對中國革命至關重要的問題，不能不說與他早期的上述思想特色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作者:張鶴 單位:佳木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參考文獻:

[1]《早期文稿》[M],湖南出版社,1990(88).

[2]《早期文稿》[M],湖南出版社,199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