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后的中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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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往往在中國未來的經濟改革和發展上，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中國帶來經濟改革的開端，當時著重農村經濟改革，后來改革擴大到城市，并延續到今日。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召開的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這個觀念的確認，為中國帶來了時至今日的10年經濟高速增長。

今天，人們亦寄望十六大能夠為未來的中國改革拿出新的思路。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范圍的代表大會。至此，中共已擁有81年黨史、53年執政史，以及從1979年算起的23年的改革史。這23年對中共而言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歷史，沒有任何先例可循，遭遇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鄧小平南巡后召開的十四大可以作為這段歷史的分界線：之前的改革解決的主要是歷史遺留問題；之后的改革則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定為目標模式，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現實和國際環境，解決與政治體制相關的經濟及政治的深層矛盾。

從十五大到十六大，中共領導的這場改革，在許多中國人察覺或未察覺之間也讓執政黨自身發生著深刻的變革。一切變化圍繞著一個目的：盡快完成自身的現代化，牢牢把握執政基礎。

從十五大到十六大面向現代化的執政黨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政治民主的策源地

中共中央黨校，坐落在北京郊區昔日皇家園林頤和園畔。翠綠的草地、成排的樹木、漂亮的建筑，使這里看上去更像是一所知名的大學。但是，大門旁神情嚴肅的武警會提醒你，這里是中共最高級別的人才培養基地、理論研究中心，外界稱之為“中共高干搖籃”。

2002年7月的一個早上，有“中共少壯派理論智囊”之稱的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前往參加了一個以“中國的政治變化”為主題的研討會。他講述的是歐洲社會主義政黨的“第三條道路”，以及墨西哥、韓國和新加坡的執政黨是如何鞏固政權的。其它來自國內外的政治學者，亦將在此討論曾被視為“禁忌”的民主、新聞自由以及領導層交接等問題。

此前更早，4月初，香港殖民地時代的最后一任港督、現在的歐盟外交專員彭定康，應邀到中央黨校發表演說。此舉在海外反響頗大，中央黨校被外報視作“中國研究政治改革的一個主要團體”。

海外媒體指出“最近幾年，中共中央黨校確實非?；钴S，幾乎成了一個研究國際事務和國際關系的機構，包括對外關系的研究、讓社科院美國所長王輯思到中央黨校兼職，還請原香港總督彭定康到黨校做報告，以及最近同哈佛大學達成的合作協議”。中央黨校校長，被視為“如果沒有其支持（這一切）幾乎是不可能的"。

“過去控制非常嚴格，教師要集中備課，無論什么問題都要事先寫好講稿，集體討論。討論什么能講，什么不能講，要講的東西應該怎么講。但是1979年我到中央黨校時，這個問題基本上沒有了。”1979年起就在中央黨校任教的王貴秀，今已退休，回想起當初的中央黨校，他頗有感慨。

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后，中央黨校曾就其教學改革提出著名的“三不主義”：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辮子，后來把“三不主義”改成了“四不主義”，加了個“不裝袋子”——不裝檔案。

到今天，很多問題可以自由討論，使用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作教材，編寫諸如《20世紀共產黨執政的經驗教訓》這類書籍，已經“沒什么可大驚小怪的了”。

另一個巨大的變化是老師和學生。

最早到中央黨校培訓的“老革命”們，文化功底差，在黨校接受的第一階段教育是文化補習?，F在，黨校的學生越來越年輕，學歷越來越高，基本上都是本科以上的大學生，很多都是碩士、博士。王貴秀說：“現在上課難度比以前大多了，學生會經常找你討論問題，你講的東西滿足不了他們的需要會被哄下臺?！?/p>

更值得關注的是，2001年11月，100多名來自全國23個省市的私營企業老板踏進了這座執政黨的最高學府，就如何應對入世等熱點問題接受培訓。

中國人民銀行、外經貿部、中國科協、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最高人民法院部門的高層領導，被邀至此開設系列講座。一些外國教授也陸續被請進黨校。英國議會的議員曾到此講授工黨如何成為政治主流，法蘭西電力總裁應邀前來演講，介紹法國的國營能源、動力企業如何與私有企業競爭。

最初被視作“紅色搖籃”和“革命熔爐”的中共中央黨校，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度，悄然無聲地成為中共政治民主的策源地與理論創新的加速器。

十六大重頭戲：修改黨章

中共自十二大以來，每次黨代會都會修改黨章，例如，十二大取消黨主席改設總書記；十三大修改十多處黨章；十四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及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路線”；十五大則把鄧小平理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并列，確定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此次十六大，將加入的最新理論成果“三個代表”。

2000年2月25日，在廣東高州完整地提出了“三個代表”。但在很長時間內，其理論含金量并沒有得到重視，很多人一時之間并未領會它的真實所指。

2000年10月，提出“四個如何認識（如何認識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如何認識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實踐過程對人們的思想影響、如何認識當今國際環境與國際政治斗爭帶來的影響）”，這一理論以其導向之新在海外被稱為“四個重新認識”。

2001年7月1日，建黨八十周年大會上，再次闡釋“三個代表”的理論，強調共產黨要代表“先進的文化”、“先進的生產力”以及“廣大的人民利益”。

2002年7月，在十六大召開前學習貫徹《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電視電話會議中，明確提出“要把那些身體力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優秀干部選拔上來”。“三個代表”已經不僅僅停留在干部思想教育層面，而且涉及到了干部的去留。不少干部拿著《條例》，比照自己是否合格。

隨著十六大“三個代表”被寫入黨章，這個理論將被確立為中共“第一政治”。

與此同時，中共已開始改寫自己的政治實踐。

在新出爐的“2002年度福布斯中國100富豪排行榜”中，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共計19人，約占二成，其中3人是十六大代表，一位甚至曾位至當地市委副書記。一項統計表明，1994年中國縣以上的人大代表私營主已達7200人，政協委員12000人，現在當然遠不止這個數目。

2001年，在中共慶祝她的第80個生日的時候，在舉世矚目的“七一講話”中明確宣布“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么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做的貢獻”。講話明確提出“要把社會其它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

對以私人企業主為代表的中國有產階層而言，這個講話意味著他們被正式允許入黨。

同期，北京市規定，只要任職滿3年，股份制、“三資”和民營企業的管理人員均可以參加副局級領導干部的公開競聘。

中共煥發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北京市的私營企業主90多人很快提出了入黨申請。深圳最大的臺資公司、臺灣鴻海集團投資興辦的高科技集團富士康，不但積極接受黨進入公司（其企業員工中有144名中共正式黨員），還于去年組建了黨支部。鑒于富士康是大陸最大的臺商之一，此事一度引得臺當局高度緊張，擔心臺商亦會加入中共。

面對這些變化，海內外媒體的反應近似兩個方向：海外概括為“老板入黨”，而內地媒體的宣傳中，更像是“黨入老板”。南方某大報在報道一位民營企業家出身的某位十六大代表時，寫道：“他的一個做法是：提出了‘企業一線在營銷，黨建陣地在前沿’，在營銷公司中成立了8個黨支部，發揮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先鋒模范作用，并將特有的政治優勢轉化為企業的經濟優勢和競爭優勢?！?/p>

事實上，根據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全國工商聯調查，私營企業主中中共黨員的比例，已經由1993年調查時的13.1%，至1995年提高為17.1%，加上近年來有一些國營、集體企業改制為私營企業，使得私營企業家具黨員身分者日增。據統計，全國通過各種形式入黨和長期保留中共黨籍的民營企業家，至少有近萬人，其中許多人還擔任了民營企業的“黨委書記”、“黨支部書記”。

近看中國的私企老板乃至豪富階層，會發現他們早已不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變化的直接原因是，現在中國至少有221萬戶私營經濟、8000萬戶個體經濟，他們每年上繳利稅2000多個億，并提供了2億個就業機會，而所有國有企業的職工不到7000萬。

面對這種變化，中共不能不做好充分的理論準備，并且以漸進的方式在政治實踐中一步步跟進。

“我們正在期待下一個階段的到來——立法保護私有財產。”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保育鈞說，全國工商聯已經連續多年在兩會期間提交關于立法保護私有財產的提案了，媒體稱之為“第一提案”。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的康曉光更習慣用自己的“精英劃分”來分析近幾年來的變化。他說：“任何一個執政黨都要解決執政基礎的問題，只有建立了一定的聯盟，才能實現有效的治理?！?/p>

康曉光說：“改革開放帶來的最大的變化就是經濟精英的崛起和知識精英社會地位的上升，而且它們在今天的社會中影響越來越大，占有大量的社會資源，中共調整原來的聯盟策略，把他們吸收進來，正是一個非常大的重要舉措?！?/p>

政治體制改革：重中之重，難中之難

外界觀察家認為，自鄧小平南巡十年來，逐漸建立了自己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形象后，還是致力于政治改革這一重要領域改革的推進的。事實上，一段時間來，從提出“三個代表”開始，一直到提出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均被解讀為謹慎啟動政治改革的信號。

據透露，中共北戴河會議重點討論并確定的議題，將成為中共總書記在十六大所作的政治報告的一部分，這項報告中三項重點之一即是：探索在新時期新形勢下，執政黨改革政治體制的可行性。

其實，無論政治體制改革會否成為十六大的主題選擇，為適應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迅速變化，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可避免地將被提上中共領導層的議事日程。雖然中共強調中國絕不可能走西方多黨制，但中共自身如何在新時代繼續保持政治活力同時為絕大多數民眾所認同，卻是中共領導層必須面對的挑戰。

中共也為此做出各種努力和嘗試，但不能不說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是中國的改革中最重要也最慎重的一部分。

在去年下半年中共廈門市委選舉中，一位官員在差額選舉中落選，中組部轄下的《黨建研究》雜志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呼吁中共官員面對差額選舉，要保持健康平和的心態，不要因為落選就“感到臉上無光，壓力很大”。

相關報道說，在省委常委的選舉中正式引入差額選舉已成既定事實。

2002年7月22日上午，在《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電視電話會議上提出了選拔干部的4條標準：一、注重看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質；二、注重看干部的作風；三、注重看干部的政績；四、注重看干部的群眾公認度。

其中，公開提出“群眾公認度”被香港《大公報》稱為“昭示著內地在民主政治建設方面的改革正在向縱深發展”。

腐敗，與其說是推動這場改革的動力，不如說是迫使它前進的壓力。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看，最引民怨的非腐敗莫屬。

當初震驚全國的廈門遠華案，使得中共在廈門的整個黨政系統受挫。成克杰創造了貪官的最高紀錄——他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黨組織部門統計顯示，1989年至今13年間，共30多萬名不合格黨員被清除出黨，當中不少涉及貪污腐敗。

前不久，大陸某市的一個監獄里，獄警要提升，去找被關押的某個有關系的犯人幫忙疏通關節。

“某位高層知道這件事情后氣憤地說：‘這種事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都少見’”，黃葦町說，“這些現實對領導者肯定有很深的觸動。”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一書的作者。在書中，他把蘇共亡黨的最主要原因歸結為一點：脫離群眾。

從當初50多人的在野黨發展成現今6000多萬人的執政黨，中共非常清楚民心向背的份量。

中共中央把腐敗問題上升到“亡黨亡國”的高度，但反腐似乎到了前所未有的難關?！拔艺J識一些反腐部門的人，他們現在的工作非常艱難”，王貴秀說。

近日，中國政治評論家曹思源在香港中文大學談及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些看法時，認為中國大陸抓貪官污吏的速度趕不上產生貪官污吏的速度，“問題何在呢？在于我們懲治貪官污吏沒有從源頭上著手。你只在下游解決問題，當然污染越來越嚴重。”

而他認為要解決源頭的問題，也就是制度問題。

從大陸媒體的報道來看，中共似乎已開始把改革之刃置于制度層面。公開選拔、票決制、交流制、民主評議制等字眼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涉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文件中，并在地方上有了嘗試。

然而今年初秋，正當媒體為中國農村出現的基層民主選舉大聲叫好的時候，湖北省潛江市市人大代表姚立法公布了一個令人震驚的調查報告：該市民選產生的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委員在不到3年的時間里，被撤換達619人，其中村委會主任有187人，占當地村委會主任總數的57%，更為荒唐的是，有的村委會主任竟在一屆任期之內被4次免職，5次復職。不僅如此，民選干部和上級的關系明顯緊張，工作難以推進。

隨著基層民主改革中不斷暴露出困難和問題，使得人們把基層改革作為新一輪政治體制改革突破口的觀點受到了挑戰。有人指出，如果包括黨內民主、黨外監督等核心問題不解決，干部選拔制度、人事制度等體制改革并不解決根本問題。

王秀貴這位中共老黨員，對《鳳凰周刊》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政治體制改革現在“萬事俱備，只欠決心”。相信這也是包括中共高層領導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希望。

面對“0.4”的紅色警戒線

就在十六大召開前的幾個月，中國國企的聚集地東北，在許多國企紛紛虧損、倒閉以及出售股權給私人企業的情況下，由于無力支付工人的工資和退休金，許多工人開始上訪。

2002年，號稱大陸第一富姐的劉曉慶因涉嫌逃稅被捕入獄；之后，曾被《福布斯》評為“中國第二富人”的荷蘭籍華人楊斌也因財產問題受到調查；10月23日，“中國第三富人”仰融因經濟問題被正式逮捕，其擁有的股票被全部凍結。

“中共是工農階級利益的代言人，當然不會讓工農走向它的反面”，康曉光說，“所以，它會在各種利益之間尋找平衡點。”

2002年1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社科院院長李鐵映直接部署出版的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提前面世。在進行中國社會人群分層時，該報告指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處于社會上層，產業工人位于第八層，屬社會下層。二者之間隔著6個社會階層。

盡管該書極力保持學術色彩，盡管作者在行文中堅持使用“階層”而不是“階級”的字眼，并且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不惜從詞源學的角度論證“class”的含義，但這個論斷，無疑擊中了現今中國人社會心理的軟肋。工人階級從原來的領導階級變成現在的“第八階層”，不僅僅是位次上的變化，更嚴重的是兩極分化和社會心態的失衡。

1990年，鄧小平警告說，如果出現兩極分化，那么中國社會的四大矛盾：地區矛盾、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中央和地方矛盾都會激化。而目前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4的警戒線。

由于許多國有企業不能承受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一些企業領導人將困難更多地轉嫁到工人的頭上，從而加劇了中國的效率和公平的矛盾。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掩蓋了很多問題，那是一個雙贏的時期。但是現在，中共除了繼續提高經濟高速增長外，必然會在新的時期尋找到自己的前進方向”，康曉光說。

前不久，全國人大正式通過了《農村土地承包法》，被認為是“以國家法律的形式，把農民的土地權利、義務以及其它應遵守的事項肯定了下來”。而在此前，中共以七常委列席的規格，舉行了“全國就業工作會議”，專門研究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

中國過去的改革，更多地側重追求效率，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今后，中國將不得不更多地面臨在公平上的制度設計和創新。如何才能找準最佳的利益平衡點，對中共而言絕非十六大一次會議就能解決的。這個稱得上才起步的探索，也許最為所有人關心，也需要所有人的耐心。（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