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化破壞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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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抗日戰爭的勝利給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帶來了重新起步的又一次歷史機遇，民主和平抑或專制獨裁成為中國兩大政治威權的不同價值取向，重慶談判、政協會議相繼召開為政治民主化進程展現了新圖景，但南京國民政府一意孤行使得和平民主的希望化為泡影，進而遲滯了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摘要題】民國史研究

【關鍵詞】重慶談判/政協會議/政治民主化/現代化

【正文】

從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中國經歷短暫和平后又一次經歷了嚴重的政治失序和經濟倒退，從重慶談判、政協會議、馬歇爾調停、“第三條路線”的破產到國共武力相向、國統區的全面危機、解放區的軍政改革、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表明了國民黨重建政治共同體的失敗和共產黨建構新政治威權的勝利?？箲饎倮笾羶葢鸨l前相繼召開的重慶談判和政協會議，為中國現代化進程展現了一絲和平的曙光，但內戰的陰霾逐步遮蔽了民主的光輝，國民黨為了延續其政治威權悍然發動內戰，中國現代化的構建路徑日漸清晰，那就是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摧毀阻礙現代化發展的權力系統和社會結構，以新的國家權威重新整合社會、配置社會資源。新中國的建立標志著歷經百年的社會秩序由“失范”而“重整”，中國共產黨現代化發展新范式的確立成為推進現代化進程的政治保障，為現代化的全面啟動展現了最為廣闊的發展前景。

一、政情輿情轉換與政治民主化的歷史契機

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推動了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由涌動而至勃興，中國第一次獲得了在幾乎沒有列強威脅及其霸權籠罩下推進現代化進程的寬松國際環境；為了避免可能發生的為爭取政治資源而進行的軍事對決，中國社會的各階級、階層的政治覺悟和政治參與意識空前高漲，民主和平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旋律。國際形勢的新因素和國內政情的新特點迫使國民黨不能不至少在形式上嘗試和平建國的可能性，中國的現代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入而廣泛的體認和接受，現代化的因素也從未在如此深廣的空間中得到復蘇和生長。歷經曲折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而國共兩大政治威權的決策則是主導現代化發展路徑的決定性因素，世人無不充滿期待地關注著雙方的一舉一動。

國民黨在戰后的政治取向是不論通過何種途徑都要將共產黨排擠出政治拼圖，和平的方式當然是最好，但不惜一戰，并為之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國民黨一方面利用軍政權力大肆接收敵偽財產，為可能的軍事沖突尋求堅實的物質支撐；另一方面利用美國的支持調整軍事部署，取得了軍事先機。為了推卸責任和爭取時間，在判斷中共不會應允的前提下，國民黨擺出了和平的姿態，三次電邀赴重慶共商國家大計。中國共產黨若不應允則可以將內戰責任全推到中共一方，中共若應允則可以獲得部署軍力的時間，這在看來是一個萬全之策。誠如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喉舌《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圣所言：“我們明知共產黨不會來渝談判，我們要假戲真做，制造空氣?！盵1](P417)

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國內形勢發生根本轉變的歷史關頭，迅速做出一系列的輿論和方略的因應舉措。首先，中國共產黨表達了在準備做出讓步的前提下，期望使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的真誠意愿。中國共產黨承諾在“國民黨政府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與人民軍隊”的前提下，秉持和平建國、避免內戰的原則，準備在包括縮減解放區軍隊等重要方面做出讓步，以換取難得一現的和平曙光。[2]其次，在“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指導下，進行廣泛的軍事準備和政治動員，以備政治解決不成而可能出現的軍事沖突。另外，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宣布赴渝參加談判，使得國民黨妄圖利用和平輿論宣傳陷中國共產黨于不義的陰謀破產，從反面襯托出共產黨追求真和平、真民主的至誠愿望。

在國際和國內政情的交相影響下，國共雙方都感到了一定的壓力。從戰場轉移到政治舞臺的某種聯合成為可能，和平的希望在熄滅前短暫閃爍過。10月10日國共雙方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確定了“和平、民主、團結”的原則，強調了“和平建國”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民主改革的目標。重慶談判是國共兩黨圍繞建國方針、政治構建、民主原則等眾多實質性問題進行的一次政治角逐，雖然雙方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仍然存在嚴重分歧，但終歸還是以政治談判的途徑對中國戰后的政治走向進行政治協調，和平建國基本方針的確立也是一個積極的成果，至少表明了和平解決的取向。紙上的東西也并非全是空文，有了一紙文件總比沒有好，如所言：“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3](P1159)

由于重慶談判并未解決國共雙方存在的主要分歧，雙方仍以占領更多實地、盡最大可能爭取并確立自己未來的優勢地位為基本戰略方針，并輔以談判桌和宣傳戰的爭斗，以爭取民眾及社會輿論支持，因此時局呈現出又打又談，打打談談的復雜局面。重慶談判剛剛結束，要求各部“遵照中正所訂《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盵4](P174-175)國民黨軍沿華北各主要交通線進軍，與中共部隊發生了大規模軍事沖突。中國共產黨積極貫徹“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方針，強調“和平基本方針雖已奠定，但暫時許多局部的大規模的軍事沖突仍不可避免”；“頑軍正在向我大舉進攻”，“我方必須提起充分注意，戰勝這些進攻，絕對不可松懈?！盵5](P324)從國共雙方戰場較量的整體態勢考察，國民黨并未取得絕對的軍事優勢，這對國共和談的繼續進行和停戰的最后實現有著重要影響。

國共的政治談判和軍事沖突牽動著所有企盼和平的國人，而國內愈演愈烈的內戰局勢，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憂慮和擔心，政治問題用政治的方式、和平的方式解決的呼聲此起彼伏，不斷高漲。以中國民主同盟等為代表的中間勢力在政協會議前后開始活躍于中國的政治舞臺上，他們為爭取走“第三條道路”而奔走于國共之間。在國共問題上，他們聲稱“不左傾，不右袒”，[6]在國共之間“超然獨立”，以促使中國出現和諧團結的政治局面。在政治制度上，主張以英美式的民主政治為范本，建立以國會制、內閣制為特征的民主政治。在實現方式上，主張國共兩黨同時“解除武裝，改變性質”，從有武裝的“特別政黨”變成為無武裝的“普通政黨”。[7]行動的態度主張和平的，改良的，不贊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動，而他們企盼的就是早日召開政協會議以解決國共間尚未化解的爭端。

美國對中國戰后的政治態度是“將共產黨人以一種類似西歐共產黨所占的地位，納入一個憲政政體的政治和軍事范圍之內。敵對的兩黨將共同參加一個以為首的、經過改組的聯合政府?！盵8](P264-265)12月26日，在莫斯科結束的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發表公報，表示在國民政府下，有一統一與民主之中國，國民政府各級機構中派之廣泛參與以及內部沖突之停止，均屬必要，并重申不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之政策。[9](P125-126)這就使不支持中國內戰成為美英蘇三強公開表達的共識。美英蘇三強雖然都公開表示支持國民政府，但又都要求停止國共軍事沖突，特別是要求實現中國的民主化，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由此承擔著更大的壓力。中國共產黨認為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公報的精神“與中國人民目前的迫切要求相適合”，希望國民黨遵守公報精神，迅速以政治商談的方法實現團結與民主。

由于軍事進攻未達到預期目標，中間勢力及社會輿論反戰情緒的高漲，美蘇兩大強國對中國內戰的不贊成態度，使得國民黨不能不以召開政協會議，實施“憲政”作為退步。中國共產黨也認識到政協會議的重要性，認為“我們必須堅持用黨派會議方式來解決問題”，“我們準備提出的綱領，就應更實際一些、簡單一些，而不只是為了宣傳?！盵10](P4)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通過的五項決議案確立了軍隊屬于國家、軍黨分立、軍民分治的原則；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同意保留原有1200名代表，但要增加臺灣、東北以及各黨各派、社會賢達代表名額；關于憲法草案，“保全五權憲法之名，運用英美憲政之實”，[11](P64)通過了以國會制、內閣制、省自治為基本特征的《關于憲草問題的協議》。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諸項決議，為中國初步打開了民主化進程的門戶，為國人展現了建立一個基于民主制度的統一國家，各黨派合作建國，并在此基礎上和平建設發展的美好圖景。

二、國共武力相向與現代化進程的再度延誤

中國人民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將中國社會政治全面刷新，中國共產黨在政治斗爭中日趨成熟、實力也空前壯大，國共兩黨力量的此消彼長幾乎達于均勢。對于國共政治態勢和力量對比狀況，中共中央早在1944年12月即指出：“國共力量對比，已由過去的國強共弱，達到現在的國共幾乎平衡?！盵12](P656)國共雙方軍隊實力相比較出現的這種此消彼長，其實質正如中共領導人在戰后初期所認識到的那樣：“目前在軍事上雖然仍敵強我弱，但力量對比相差的程度并非內戰和抗戰時期的懸殊。內戰和抗戰的時候我可戰勝，現在更有戰勝的把握?！盵13](P234)戰后社會與經濟恢復的困難和國內外全新的政治形勢，規定了國民黨可能的或可行的選擇必須是放棄傳統的一統模式，選擇社會政治多元化的發展方向，重慶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及其通過的各項決議，為實行政治民主化展現了新圖景。

政協會議實際上是三種政治力量、三種國家政權主張、三條中國發展道路的一場尖銳復雜的較量過程，由國民黨、共產黨、派及社會賢達等中國主要政治勢力或代表共同參與議政，決定中國國是，這種會議形式本身就意義非凡，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十分突出的采取合法形式的斗爭，在中國近百年民主運動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諸項決議，為中國初步打開了民主化進程的門戶，為國人展現了建立一個基于民主制度的統一國家，各黨派合作建國，并在此基礎上和平建設發展的美好圖景。在討論政協決議的過程中，參加各方互有讓步，國民黨承諾放棄原本獨家壟斷的權力，共產黨承認三民主義、國民黨和的領導地位，并因此可以合法登上全國政治舞臺，與國民黨一爭高下。就國家民族利益而言，政協可謂雙贏結局，是推進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一次絕佳契機。

中國共產黨對政協會議通過的決議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中共中央在2月1日作出《關于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指出“由于這些決議的成立及實施，國民黨和專制即將破壞，在全國范圍內開始了國家民主化，這就將鞏固國內和平，使我黨及我黨所創立之軍隊和解放區走向合法化，這是中國民主革命一次偉大勝利?！痹谙蛎缆撋缬浾甙l表談話時表示各黨當前的任務，最主要在履行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決議，組織立憲政府，實現經濟復興。遵照中共中央的“二·一”指示精神，各解放區舉行了慶祝政協勝利大會，并著手選舉國大代表和整軍等各項工作。在政協會議召開之后的一段時間，中國共產黨曾經希望經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階段”，從而使歷經戰亂的中國走上和平有序的發展軌道。

與共產黨的態度相反，政協決議以及政協前后的民主化進程，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強烈反彈。國民黨對內過高估計自身的力量，過低估計戰后中共與中間民主勢力的力量，對外寄望于傳統的“以夷制夷”的僥幸外交，長期占據一黨獨尊地位的國民黨，既無與其他黨派分享政權的心理準備，其軍政官員更不愿意放棄種種特殊利益。為了達到改變民主化進程的目的，國民黨內反對派做出了一系列動作。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的召開是國共合作由頂峰走向破裂的轉折點，會上就蘇聯問題、東北問題和政協憲草原則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基本否定了政協的決議，“堵死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國民黨已不能通過自身的政策調整，來化解國共之間的這場政治危機?！盵14](P13)內戰的槍炮聲終結了抗戰勝利后出現的短暫的和平局面，國民黨破壞了由政協會議開啟的政治民主化進程，斷送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一次良好契機。

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現代化和地域遼闊的國家，歷經近代以來的發展和整合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南京國民政府由于沒能通過有效的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革來建立起一套富有活力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因此，整合社會的各方面利益和強化中央政府權威這兩個目標始終沒有實現。國民黨以全能主義政治為表征的一黨專權的政治結構，缺乏公正的利益分配機制、理性的政治文化機制、現代的政治制度機制、理性的法律機制、良性的政治權威機制和開放的民主參與機制，政治系統實行整合的主要社會政治因素的缺失，直接導致了政治結構形態滯后于社會發展。國民黨只有放棄其一黨獨大的政治威權，大力推動政治民主化的進程，才能借助社會系統控制的整合而推進現代化的進程。國民黨沒有抓住抗日戰爭勝利后出現的良好契機，內戰的爆發大大延誤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的進程中，始終以民族大義為重，高舉全民抗戰的旗幟，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軍事戰略、不斷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體現了黨在政治策略、軍事戰略和政治建設上的先進性，成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前夕，就對如何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有了思考，1944年5月從世界反法西斯斗爭的高度強調“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需有工業；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需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盵15](P146)這是最初也是第一次提出工業化，以后又多次談到工業化問題。1945年4月，在《論聯合政府》報告中強調：“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盵15](P1081)然而中國共產黨關于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設想，因國民黨一意孤行發動內戰而嘎然而止，直到新中國建立后才成功地全面啟動了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當中國在抗戰勝利后出現的政治民主化契機受到國民黨的破壞時，歷經二戰炮火洗禮的世界各國都開始了戰后的重建步伐，在戰爭中遭受巨創的英、法在戰爭結束后立即投入到經濟的重建之中，并且很快恢復了生機：德國、意大利等戰敗國也是步履維艱地從戰爭的癡狂中蘇醒過來，雖在政治上受到諸多限制和影響，但在經濟上的起步也是十分迅速。正在大多數國家都集中精力致力于恢復重建及現代化發展之際，惟有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卻重新陷入內戰的泥潭之中，即使是在抗戰時期那樣惡劣的環境中也沒有全部停滯的現代化步伐，在解放戰爭期間卻基本上處于了停滯狀態，本來就滯后的中國現代化在二戰后各國重新起步的時候又由于中國自身的原因而又耽誤了三年寶貴時光，這給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帶來致命的影響，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在戰后落后于其它國家的邏輯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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