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決策模式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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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微觀因素和宏觀因素經過外交決策過程，產生最終的外交政策結果。對外交決策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幾種模式：社會環境決定模式、國際體系決定模式、理性選擇模式、組織官僚政治模式和決策者心理認知模式等。但是，這些模式存在應用的普遍性以及解釋力的不完備性等缺陷。針對這些問題，對外交決策的研究應當以一種多方位的視角，以決策者、政府組織、社會背景和國際環境為中心來理解決策，運用多種決策模式，進行多側面、全方位的決策分析。

關鍵詞：外交決策；決策模式；微觀—宏觀關聯模式

在國際政治中，國家間的互動具有明確的對外政策目的。國家能否實現自己的目的取決于能否制定并實施適當的對外政策。研究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就要分析它的國家利益和國家目標，分析它的國際環境與國家實力，并了解它的決策過程。通常，人們對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做總體評估，總是要在分析各要素的基礎上最后再進行綜合的觀察與判斷。這種方法與哲學層面的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認識論是有相關性的。把國際關系的整體劃分為不同層次進行分析，有助于我們研究的深入和系統。

國關學者長期以來一直關心用于國家外交政策研究的適當的分析層次和分析單位。例如肯尼思·沃爾茲在其著作《人、國家和戰爭》中明確區分了三個不同的層次：人、國家和國際體系。從總體上講，可以分為兩大類：單層次分析和多層次分析。主張單層次分析的理論把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輸入歸于一種因素。為了進一步討論外交政策制定過程，我們首先需要定義兩個重要概念——輸入和輸出。根據卡爾·多伊奇的觀點，輸出是指“某一特定物體在環境中所產生的任何變化”，而輸入是指“以任何方式改變這一物體的任何外部事件”。戴維·伊斯頓也強調“需求是一個體系的輸入”。這就是說，外交決策受到來自各種方向和來源的要求的影響。（見表一）

社會環境決定模式認為，由經濟發展水平、地理條件、政治制度、國家的特性、意識形態等因素構成的社會環境是外交政策的決定性因素。該理論模式相信，在分析一國外交政策時，重要的是確定決策者活動范圍的經濟和社會條件。要把握政策的性質，決定性的條件是國家背景——“一國的外交政策，包括其決策模式，均取決于該國的內部環境以及這個環境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①。例如，運用地理條件、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殖民主義）、人口因素或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來分析國家的外交政策。

國際體系決定模式，肯尼思·沃爾茲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生存是國家的頭等大事和首要動機。因此,國家行為必須遵循“自助”的原則。大國不能將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盟友身上,而必須發展自己的“內部平衡”(InternalBalancing)。沃爾茲也指出了國際結構和國家行為的自由度之間的關系：國家的行為會隨著它的力量地位的變化而變化。

這兩種宏觀層次上的理論模式認識到了社會環境與國際體系結構制約著國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但是忽視了國際體系結構與國家間行為的互動作用，也低估了國家對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的主動性。實際上，“在國際體系的演變過程中，各國的決策過程所扮演的是第一位的角色，……國際關系重大決策的制定方式，對國際體系整體演變過程的沖擊，比人們開始時想到的要直接得多。國際關系中的各種決策匯合在一起，最終漸漸改變了國際體系的面貌和運作”②。

理性選擇模式(rationalchoicemodel)，它以人類的理性為理論前提，借用了古典經濟學中的“利益最大化”原則，認為政策是“基于理性計算的選擇”，而決策也就是政府依據明確的對外政策目標，對所面臨的多種方案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從中選擇出一種以最小的成本換取最大收益的對外政策方案的過程。在外交決策問題上，該理論模式認為：爭奪權力是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各國都最大限度地增強其國家實力。不管決策的性質如何，其目的都是增加一國的權力或是防止對其權力及威望的損害。決策者使用各種獎懲手段，以便用最佳的方法實現預期的目標。

組織官僚政治模式以官僚機構為分析的軸線，其理論基礎是：國家權力為不同的政府機構所分割，國家只是相互聯系著的機構的集合體，政治領袖居其頂端。在極端的情況下，外交政策可以說是政府內的部門和個人之間討價還價的結果。權力分散在各政府機構手中，是組織（部門）的利益而非國家利益決定并指導著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政策是相互競爭的政府部門追求各自的目標、利益的結果。

在現實的對外決策中，決策單位往往是具有高度內聚力的小集團。歐文·詹尼斯在其著名的“小集團思維”研究中發現，重要決策由一組人來制定時，決策質量可能會明顯降低。“‘小集團思維’最終限制了對各種行動方案的客觀批評，壓制了自由爭論，影響了決策者們對情報的準確掌握和對問題的正確定性?！雹?/p>

心理認知模式（Psychologicalcognitivemodel）把分析的重點放在了決策者的認知過程和精神狀態上，認為，“人類進行復雜計算和推理的能力受到基本認知結構的生理性限制。人類診斷問題、進行歸納推理，最終做出選擇的過程不僅受到所處環境中的各種客體間相互依存關系的制約，而且受制于主體的認知過程和精神狀態。在決策方面，生理學和心理學制約著邏輯學”④。

心理認知模式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由于無法直接觀察到決策者的心理過程，因此只能依靠他們的講話和著作，而決策者的話語在數量和可信度方面都是非常有限的。資料的稀缺是這種理論模式的先天不足。從分析角度來講，心理認知模式由于過分關注個人及其思維過程對決策的影響，使得他們很難更全面地思考影響決策的其他因素。

國家對外政策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動態過程，對外政策決策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決策模式的運用也因國際環境、國內輿論、社會環境、政治體制、領導人性格和問題的性質等而相應地變化。但如果我們過分強調理論模式的區別，“將導致我們無法進行概括或是歸納出分析框架。因此，應當在決策過程分析中尋求恰當的平衡”。為了達到這種平衡，“應當以一種多方位的視角，以決策者、政府組織、社會整體和國際環境為中心來理解決策現象”⑤。

因此，在外交決策的研究中需要把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結合起來。在我們進行理論框架的建構前，首先需要明確什么是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一般來說，對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的理解存在相對性。在一個層次上是宏觀的東西，在另一個層次上則是微觀的。在理解不同層次變量的演變過程時，這是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

但是,為了保證概念的清晰和前后一致,我們在應用這些術語進行具體外交政策分析時,仍然需要更明確的定義。在一般的社會科學意義上,微觀層次被定義為“個人日常生活中的經驗現實”,宏觀層次則是指“社會現實或社會領域”⑥。在本文的研究中,微觀層次指決策者（決策者個人及決策團體），而宏觀分析則集中于國際（與制度和結構相關）和國內（社會方面和政治體制）因素。（見表二）

外交決策中的國際體系層次

肯尼思·沃爾茲認為，“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結構是根據物質因素來定義的，即無政府狀態、該領域的秩序原則以及國家間實力的分配狀況”⑦。沃爾茲重視安全和生存的重要性,認為生存是國家行為的首要動機。需要指出的是，防御性現實主義理論更加重視互動過程的作用。例如,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Walt)認為，“制衡的對象應該是威脅最大的國家，而不是實力最強的國家。實力只是威脅的一個標準，還應該加上地理距離、攻擊能力和攻擊意圖”⑧。外交決策中的國家層次

傳統現實主義理論堅持國家中心論，研究的是國家外交政策的動機、內容和結果，分析外交政策的著眼點是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平衡（balanceofpower）和大國的外交及文化傳統。但是，無論是國際的體系因素還是國內的社會政治因素，都不可能對國家的外交政策產生直接的影響，而需要經過代表國家采取行動的決策者的認知、分析、選擇等過程才能影響國家的外交政策。

外交決策中的決策者層次

馬克斯·韋伯重視領袖在決策中的作用，同時也認為，“在現代國家中真正的掌權者無疑是官僚機構，因為權力既不是通過議會中的演說，也不是經由君主的公告來行使的，而是通過行政部門的運轉才得以行使的”⑨。赫爾斯曼（Helmsman）利用艾利森的官僚組織模式分析外交政策的制訂：“政策是由有著不同動機、觀點和利益的部門共同制訂的，其形成是一個說服、妥協和建立共識的過程”⑩。不同組織和不同官員要同時照顧個人利益、組織利益和國家利益。他們習慣于尋找各種理由把國家利益與組織利益甚至個人利益聯系起來，并力求使自己的觀點占上風。因此，外交決策常常是各個相互競爭的官僚組織乃至個人利益之間妥協的產物⑾。

1956年，斯普勞特夫婦發表了探討外交決策者心理過程的論文《國際政治背景下人—環境關系的假設》，對決策者所認識的環境和現實環境進行了區分，將決策環境分為行為環境和心理環境：“在決策過程中，重要的不是條件和事件的實際情況（行為環境），而是決策者如何想象它們（心理環境）?！雹袇^分這兩種決策環境的意義在于，在外交決策實踐中許多決策者是在他們的心理環境而非行為環境中形成認識和做出判斷的。由于國際關系涉及國家安全等重大利益，不確定因素較多，存在著語言和文化障礙，因此外交決策中更容易出現兩個環境不一致的情況。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分析了決策者、國家和國際體系三個層次的理論與實踐。應當指出的是，這三個層次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整個外交決策理論的知識譜系主要由此三個層次建構而成。所以，我們建立一種綜合的視角，把宏觀理論和微觀理論有機結合起來，即微觀——宏觀關聯模式，這樣理論的解釋力可能更有效。

這里應當說明，微觀——宏觀關聯模式中相互作用的渠道、機制是隨情況而變化的，它們可能隨時間、空間和特殊問題的變量而異。因此，該模式并不打算構筑一個“宏大的”理論，這樣的理論也許永遠只是一個夢想。確切地講，“任何理論都有其邊界和限度，理論的力度不是由它能夠解釋越來越多的事實來判定的，而是在它設定的范圍內，由它對特定事實的解釋程度決定的”⒀。微觀——宏觀關聯方法只是建構出一個分析框架，以此作為研究外交政策問題的起點。

注釋：

①夏爾—菲利普·大衛：《白宮的秘密：從杜魯門到克林頓的美國外交決策》，李旦、王健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②《白宮的秘密：從杜魯門到克林頓的美國外交決策》，第14頁。

③《白宮的秘密：從杜魯門到克林頓的美國外交決策》，第21頁。

④JaniceGrossSteinandRaymondTanter,RationalDecisionMaking,OhioStateUniversityPress,Columbus，1980,p.7，轉引自王鳴鳴：《國際政治研究中的外交決策理論》《2003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2頁

⑤《白宮的秘密：從杜魯門到克林頓的美國外交決策》，第6頁。

⑥趙全勝：《解讀中國的外交政策》，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60頁。

⑦肯尼思·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信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6頁

⑧StephenM.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M].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7.

⑨MaxWeber,EconomyandSociety:AnOutcomeofInterpretativeAnalogy,editedbyGuentherRothandClausWittich,Vol.2.Berkel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p.1393。轉引自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閻學通、陳寒溪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597頁

⑩⑾Allison,GrahamT.,EssenceofDecision.Boston,Little,Brown,1971,p.28

⑿H.&M.Sprout,Man-MilieuRelationshipHypothesesintheContextof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NJ,CenterofInternationalStudies,1956.

⒀肯尼思·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信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