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流派對傳統壩實主義昀禮正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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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新寫實”小說傳統現實主義發展

論文摘要：“新寫實”小說可以從“新寫”和“新實”兩方面進行理解和闡述?！靶聦憣崱毙≌f仍然是一個現實主義小說流派，但又不完全是原來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它是在傳統(經典)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思潮的對峙中，采取現實主義直面現實的精神和再現生活的方法，同時又接受了現代主義思潮的某些影響而形成的一個新的現實主義小說流派。

關于“新寫實”小說，有人認為它是由傳統現實主義注重對生活選擇、主題提煉還原到對生活的純客觀的描寫、主題意識的消解。實際上，作家的主觀思想感情不可能完全與作品內容無緣。首先，作者在選取素材的時候就已摻人了自己的情感，如池莉的《太陽出世》就是源于她在當婦產科大夫時的感受；表面看，“新寫實”小說描寫的大多是吃喝拉撒睡等生活瑣事，但作者實際上是通過這一角度，透視生活中平凡人物的生存觀和生存狀態、行為動機等。也有人認為“新寫實”小說的最大特點應該是“主觀真實的表達性”，但這也不盡然?！靶聦憣崱毙≌f不同于傳統現實主義之處在于它從作家主觀真實到生活真實的過程中，不是一種表達，而是一種拒絕介入。這種“拒絕介入”是作家有意識的，而非傳統現實主義小說中那種主觀真實的隱含。關于“新寫實”小說的特征界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鐘山》所作的如下定義：“所謂‘新寫實’小說，簡單地說，就是不同于歷史上已有的現實主義，也不同于現代主義‘先鋒派’文學，而是近幾年小說創作低谷中出現的一種新的文學傾向。這些新小說的創作方法仍然是以寫實為主要特征，但特別注意觀察生活原生形態的還原，真誠直面現實、直面人生。雖然從總體的文學精神來看，‘新寫實’小說仍可劃歸為現實主義的大范疇，但無疑有了一種新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鑒現代主義各流派在藝術上的長處?！?/p>

筆者認為，“新寫實”小說可從“新寫”和“新實”兩方面對它進行理解。如果從“新寫”的角度來看，有三個方面的“新”：

一是在表現手法上博采眾長，從現實主義和現代派那里汲取營養，以平民化的視角介入創作，沖破了文學史上的種種既定“主義”和“原則”的束縛，成為一種真正屬于中國現實，最能引起讀者共鳴又富有現代色彩的小說形式。

二是在敘述視角上，“零度寫作”至少是作家的一種追求，強調作家持局外人的冷眼旁觀的態度，即不褒貶、不介入、不評判。正如范小青所說的“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對生活做出評價”。作家們是“以純粹的客觀對生活原始發生狀態進行完滿的還原”，“盡力保留生活的色蘊”l2]。也就是說，作家是以“零度的感情”來對待他們所描繪的生活和生活中的人物。不帶任何主觀好惡感情，不問生活以及人物行為的是非曲直，成為“新寫實”小說重要的敘事特征。

三是它還一改傳統現實主義作品那種居高臨下透視生活的方式，吸取了在此之前的小說家們為追求“現代”而過于注重形式，忽視讀者的欣賞習慣，以致于使小說失去讀者的教訓，盡可能貼近生活，即回到敘事亦即小說的本原。如果從寫實的角度來看，它又具有“新實”的特點，主要有兩個方面的“新”：

一是作家在處理日常生活經驗的立場方面，與傳統的寫實小說有著明顯的判別，即兩者在處理小說世界與日常生活的經驗世界的關系問題上有不同的把握方式，或者說，兩者都試圖真實地描寫生活，摹寫日常經驗。但由于兩者的“真實觀”不同，因而也就既存在著摹寫程度的不同，也存在著摹寫的性質和方式的不同。前者關注并追求“本質的”真實，對生活經驗的日常性面目未必給予充分的重視，而后者的“新”則恰恰在于對生活經驗日常性的關注，對于未經嚴格的理性梳理的、松散的日常生活狀態傾注更高的熱情，力圖還原“生活原生態”。

二是在表現內容上，“新寫實”小說拒絕和放棄了傳統現實主義文學對叱咤風云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在作品中頻頻出現的是處于生活底層的普普通通“小人物”形象。因此，他們關注的也僅僅是一些庸常的生活現象，且只把這一類生活現象視為生活的本原，視為當代中國人的一種“生存狀態”，即所謂的“生存之實”。在創作中，他們也力求把“好酒般濃稠的汁液體”，也就是原始的“生存狀態”呈現給讀者，讓讀者自己去體會、品味。如方方就說：“我的小說主要反映了生存環境對人的命運的塑造?！盻3誠如有的評論家所說的，“新寫實”小說中的那些“庸碌凡人群像，他們幾乎與我們沒有多大差別，也忙于吃喝拉撒，也困于油鹽醬醋，衣食住行有時會使他們感到沮喪灰心，而升遷提拔也時常燃起他們的私心與權欲”[4]。關注普通人的這種“生存狀態”、“生存本相”，塑造普通“小人物”的凡人群象是“新寫實”小說的又一重要特征。

綜上所述，“新寫實”小說以其特有的話語方式，對傳統現實主義的補正，具體體現在藝術空間、小說人物、敘述態度、表達技巧等方面。以下分述之。

1．藝術空間：“新寫實”小說開始有意識的關注市民形象和市民文化心態．關注普通大眾庸常的世俗化生活，即從“精神幻想世界”到“世俗生存世界”新時期以來，作家的思想逐步解放，小說創作也逐步掙脫僵化觀念的束縛，現實主義不斷向“五四”新文化傳統回歸與深化，在此消彼長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等文學思潮中顯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直到“新寫實”小說創作思潮誕生以前，小說創作才開始有意識地關注市民形象和市民文化心態。這種關注體現在以劉心武為代表的“市井小說”與陸文夫的“小巷文學”以及王安憶、程乃姍等人的創作中。在這些作家的作品中，市民形象開始以主角的身份登場。如劉心武的《如意》、《立體交叉橋》、《鐘鼓樓》，鄧友梅的《尋訪“畫兒韓”》、《那五》、《煙壺》，陸文夫的《小販世家》、《井》、《美食家》，王安憶的《流逝》，程乃姍的《女兒經》等。值得重視的是，作家在文化意識而不是純粹的政治意識的支配下，更寬容、更駁雜地攝取市民的生活內容，文化意識的滲透使作家更深入、更公正地表現市民文化與市民心態的復雜性與獨特性。

“新寫實”小說產生后，由于中國社會的轉型，“市民”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隨之發生了重大轉變，同時轉變的還有作家的主體性立場以及文化價值觀念，而且突出地表現為市民與“市民化”的工人、干部、知識分子形象占據了文本的主導地位，知識分子成為受教育、被嘲弄的對象；對精神主體的放逐，對自我的放逐，使作家從精英意識立場退卻，而同一種趨于凡俗化的市民意識達成共識，并成為這一意識的代表者，作家傳統的批判立場和社會責任感悄然隱退。

因此，傳統小說文本中被大多數作家認定為“小市民”的市民形象開始堂而皇之地占據了文本的中心，油然而生的主人翁感使他們敢于暴露自己的處世哲學、人生態度，并同知識分子的生存觀、價值觀分庭抗禮。池莉的《不談愛情》中以莊建非為一方，以吉玲為另一方在家庭關系中的對抗是意味深長的。以清高自許的莊教授夫婦不得不放下架子，親自到小市民親家的門上去拜訪、去道歉。用吉玲母親的話來說，“自古抬頭嫁姑娘，低頭接媳婦”，但在花樓街吉家這一“抬頭”一“低頭”演繹的已不僅是一個家庭故事，而是一場社會正劇。它標志著市民力量作為主角開始登場，表明小市民在生活中開始同知識分子爭搶支配權，在價值觀上試圖向知識分子的優越感挑戰，結束總被別人命名的歷史。

2_，J、說人物：“新寫實”小說著重塑造普通人物形象。即由“英雄”的放逐到對平民的關注

根據恩格斯關于“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理，以塑造新的英雄形象為中心，是相當時期內我國現實主義小說創作大體一致的人物塑造的準則。雖然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邵荃麟提到過寫“中間人物”的問題，但很快遭到批判而銷聲匿跡。英雄形象成為一個時期小說創作的主流追求。這樣也就難免出現對人物的拔高甚至任意捏造的現象，而導致“三突出”畸型人物的成災?！靶聦憣崱毙≌f作家基于自己對現實生活的切身感受和觀察，同時也基于有意識地對此前小說人物觀念的有意回避，而率先以群落意識放逐了英雄形象和所謂的“新人”形象，代之以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聦憣崱≌f中的人常常是真正的普通人。生活平平淡淡，沒有大波大折、大喜大悲。性格也善惡難分，既非大奸大惡之徒，也非大忠大孝之輩。說不上好，也談不上壞，就和生活在我們周圍的人一樣普普通通。”如《煩惱人生》中的印家厚、《風景》中的七哥、《一地雞毛》中的小林、《單位》中的公務員、《狗日的糧食》中的農民等等，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物形象。

值得注意和思索的是，從總體上說，“新寫實”小說興起之初，幾乎沒有塑造出代表新興市民階層的政治、經濟、文化利益和價值觀，具有開拓進取、精明、務實品格的中產階級形象，相反卻成就了一批反傳統、反體制、反文化與道德規范的流氓無產者和司湯達筆下的于連式的人物形象，比如人所共知并廣遭詬病的王朔筆下的“痞子”形象群體。在人物性格上，它雖不像傳統現實主義的那樣精雕細刻，而是著重凸現人在某種環境的生存態度、生存策略(或稱之為“活法”)?！讹L景》中的七哥是一種“活法”：在那個惡劣、卑瑣的最底層的環境下長大的他，采取的是一種以惡抗惡的手段以達到其生存目的；《單位》中的小林又是一種“活法”：在來自各方面壓力的夾迫下，采取隨波逐流的態度來爭得自己生存的位置；《煩惱人生》中的印家厚則又是另一種“活法”：在各種人生煩惱面前學會t7理自慰以求得精神的安寧。從藝術表現來看，這些作品凸現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個性形態，而是某種生存形態。不過，這也正好構成了如前所述在社會轉型時期由于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兩方面都存在著積累不足的情況下，所暴露出的社會問題的最形象化的表征。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人們觀念的逐步更新，這些問題肯定會逐漸減少。

3．敘述態度：“新寫實”小說堅持讓作者退出。努力使小說返回它的故事形態。即由“勸誡者”到價值判斷的“缺席”由于強調和推崇文學的教育功能，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家往往具有強烈的“教化者”、“勸誡者”的角色意識，極力強調其在小說中對人物和故事的價值判斷。即使在新時期，這種價值判斷也很容易被讀者意識和感悟到?！靶聦憣崱毙≌f作家則對此表現出不以為然的態度。他們堅持讓作者退出，努力使小說返回它的故事形態，以“生活流”的狀態凸現故事的自在、自發性質。在敘述視角上，表現為知識分子的缺席與被審。

在故事人物悲劇命運與小說敘述語言冷峻的強烈反差中，劉恒是最具代表性的“新寫實”作家。如他的《伏羲伏羲》以極其平靜的筆調講述了一對鄉間男女在傳統倫理禁錮下為追求而終致慘敗的撼人心魄的故事。從楊天青把與自己年齡相差無幾的嬸嬸菊豆迎娶到叔叔家起，他就對菊豆倍受折磨的處境產生了“惺惺惜惺惺”式的同情。當這種同情不斷積聚終至膨脹到掙破“人倫”的羈絆時，天青與菊豆的悲劇命運也就發生了。整個故事的敘述，從菊豆受虐、天青窺視，到男女主人公媾合、兒子出生成人，直到菊豆與天青的尷尬掙扎，最后天青自溺身亡，都是在一種純客觀的冷漠的筆調中娓娓道來。作者的價值判斷完全隱去，他所作的只是關于性的故事的陳述。再如方方在《風景》、《落日》中對親情人性廝咬的描寫，對現實人性的丑陋、自私、狠毒、低俗的描寫都采取了一種冷眼旁觀的態度，“只有真實描寫，不作任何臧否評判。只顯露‘真’，不再標舉‘善’’’?！?池莉的《煩惱人生》從文本結構來說，也沒有價值觀上的評判。小說在寫到印家厚收到同學江南的來信后，盡管現實與理想有短暫的交鋒，在他幾乎麻木的心靈上引起一波動蕩，但他也只是把這種動蕩隱忍在心靈中，消解于Ii,靈中。小說寫到：“少年的夢總是具有濃厚的理想色彩，一進入成年便無形中被瓦解了”，他認同了自己粗粗糙糙、潑潑辣辣的老婆，“盡管做丈夫的不無遺憾，可那又怎樣呢”?他只能安慰自己所經歷的一切煩惱就是一個夢。這里，作者其實放棄了自己作為知識分子敘述人自我張揚和價值評判的權力，自覺認同了人物的價值觀。

4．藝術技巧：“新寫實”小說流派融合了某些現代主義的藝術技藝技巧。即由“守舊”到“多元雜揉”在20世紀80年代末眾多的文學現象中，“新寫實”小說是比較特殊的一個。因為它是在整個文學思潮呈現出日新月異的迭變景象的總體背景下相對“守舊”的一個，不論翻“新”到何種程度，“寫實”則似乎是與這一時期文學總的方向與趨勢格格不入的。然而不管怎么說，新寫實小說與舊式的現實主義小說，特別是“十七文學”和“文學”中的“現實主義”(亦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卻無論如何也不能綁到一塊，根本原因在哪里?這無疑要歸結到寫作觀念的巨大變化，即傳統現實主義寫作的認識論基礎是唯物主義或狹義化和庸俗化了的唯物主義與階級論觀念，它是為主流文化甚至是主流政治而寫作的。而“新寫實”的認識論基礎則更靠近“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觀念，它是為最基本的生存單位——個人而寫作的；在前者那里，作者所信奉的是具有普遍意義、“本質”概括力量的“典型”形象，而在后者這里，作者所看重的則是具體的人的心靈與活動。沒有先于存在的本質，沒有大于現象的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寫實”思潮同傳統的現實主義有著極大的區別。不過，應該指出的是，如前所述，新時期涌人中國的西方哲學思潮，如存在主義等雖在某些方面影響了“新寫實”作家的創作意向，但“新寫實”小說家們并沒有全部認同這些思潮。因為他們所面對的現實盡管存在著許許多多的不合理現象，但畢竟和薩特所面對的現實有所不同，所以他們即使寫到境遇的難以忍受，卻不是體現為一種對抗，而是體現為一種充分的理解——對沉重的歷史和現實的承受和理解。

此外，在小說的結構形態方面，“新寫實”小說可描述為“生活流結構”。所謂“生活流結構”是指中國新時期的小說創作在以“意識流”結構對情節結構、對小說的敘事連貫性、因果性體例進行反叛的同時，還有一部分作家嘗試以紀實的態度以還原生活本相為宗旨進行創作。這種小說在組織與結構原則上似乎呈現出一種非人為性、非闡釋性，讓生活自然呈現、自然流淌的還原論取向。如《煩惱人生》、《太陽出世》、《艷歌》、《行云流水》等“新寫實”小說，不僅在敘事經驗上向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形態靠近，而且日常經驗的組織方式也向日常生活形態靠攏。吃喝拉撒、上班下班、結婚生子等日常生活經驗被作家漫不經心地組織在“流水賬”一樣的時間與空間平臺上，敘事單元在線性的時間坐標上被鋪陳、展示。如《煩惱人生》所敘述的是一個普通工人一天的日常生活。其時間單位是一天，空間則是從家里到工廠，再由工廠到家里。每個敘事單元(或事件)以非因果的關系排列在一天這一時間縱軸上，因此，看上去就像是一個人一天生活的“流水賬”?！靶聦憣崱毙≌f所依據的結構原則主要是時間關系而非因果邏輯關系，是對生活散亂元的客觀化臨摹。

因此可以說，這是對傳統情節結構、對人為編織故事并賦予它以因果關系的經院式哲學的思維方式的否定，它是一種溫和的背叛。它是對將豐富多彩的生活強行納入因果論、邏輯化的解釋機制的“情節結構”的一種否定，但又不像某些“先鋒小說”那樣為顛覆因果機制與決定論思想在時間機制上進行大膽的革新。在敘事方式和語言風格上，形成一種介乎”先鋒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的一種模糊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