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體育俱樂部開展群眾體育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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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全民健身工程推進，國家在體育設施方面也投資了很多，體育人口有一定的增長（平均33.9%左右），體育消費也逐步提高（運動服裝鞋帽等體育實物消費資料的比重占體育消費支出的81.5％，而用于觀看比賽，參加娛樂活動的勞務性消費比重僅占體育消費支出的10％左右，體育書刊光盤占7.1％；其他消費品占2.4％[3]）但因管理制度問題造成鍛煉摩擦或有參加健身活動的愿望，因找不到健身場所或自己不懂得鍛煉的技術、方法而影響個人健身的行為，因此體育人口比例一直上不去。十二五綱要(草案)的第四篇第十六章第四節指出：大力發展公共體育事業，加強公共體育設施建設，廣泛開展全民健身運動。提升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少年的體育健身意識和健康水平[4]。有了宏觀的政策支持，就能逐步改善群眾體育活動開展環境，完善機制，顧及各類、多層次人群，提高體育人口。題發展的不平衡性。美國，體育場館和設施主要由政府、企業和個人捐贈，個人捐資建造的功能齊全的健身中心均不以營利為目的。以家庭為會員單位，參加社區體育俱樂部或體育公園健身，俱樂部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大學生勤工儉學，健身指導員也大部分是義工美國社區體育俱樂部的發展程度較高。體育人口的年齡分布上青少年高于中年人，中年人高于老年人，社區體育俱樂部的管理非常人性化，設有殘疾人、智障者健身的場所和專門設施；健身者可以通過網絡預訂不同時段、不同項目的健身活動；場館和設施的設計都首先考慮到了大眾健身的特點。另外，美國的體育聯盟、自愿組織、宗教組織、宗族團體等都對各類人群的體育活動提供方便，經費來源于國家財政補助、體育基金、個人捐贈、彩票、及場租和門票收入。有數據表明：從70年代到20世紀末體育人口由25%增長到68%[5]日本，群眾體育活動以體育節、文化節、民俗活動、運動教室、運動俱樂部、健身中心等形式來開展，由省、體育協會、私人來組織。另外，國民體育大會和體育振興法也極大地推動了群眾體育。體育俱樂部是日本群眾體育活動開展的最大的基礎組織，社區體育俱樂部人口比例最大（42.65%）其次是民間體育俱樂部（21.6%）；企業體育俱樂部（17.9%）；學校體育俱樂部（6.1）及其他類型的俱樂部[5]。

國務院令第251號了《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從此民辦非企業單位有了真正的身份和定義。即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力量以及公民個人利用非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非營利性社會文化服務活動的社會組織。[6]民辦非企業單位是利用非國有資產舉辦的非營利組織。一般在體育事業中有：民辦體育俱樂部、民辦體育場、館、院、社、學校等。在浙江省有著代表性的組織就是民營企業參與“社區體育俱樂部”經營活動。如杭州市“求是青少年體育俱樂部”、寧波甬雁體育俱樂部等。2010年浙江省第四批社區體育健身俱樂部確認86個單位，舟山市定海區解放街道金壽社區體育健身俱樂部等9個為國家級社區體育俱樂部。已建成國家級全民健身活動中心和基地6個，先進體育社區395個，村級體育俱樂部6000多個，各級各類健身活動點24600多個。根據有關統計：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占全省總人口的31.1%。08年后在北京、上海、出現了一批民營體育俱樂部。在完善運行機制和規范管理中，90%以上的俱樂部都辦理了“民辦非企”或社團登記。例如上海社區體育健身俱樂部創建周期為兩年，是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組織的社會中介組織。社區體育健身俱樂部在兩年的試點工作期間飛速發展，但離民眾的需求和政策的要求還遠不夠，很多俱樂部你去參加活動要么辦會員卡，要么付現款，活動時間一般到晚上9：00點，能供應的器材和場地也非常有限。從調研來看，一般乒乓球臺2-4張，健身器械部分，羽毛球場基本都是室外，另外也有電子和圖書閱覽室和棋牌室，但都非常少，健身指導員幾乎難見。離國家要求“俱樂部要堅持經常開展活動，原則上每周不少于3次，每次不少于2小時”還有相當的差距。因此社區體育健身俱樂部運行機制還是不能普及群眾體育活動的開展。面對群眾體育開展的種種問題，國家適時出臺政策：《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國辦發[2010]13）《,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0]22號）及十二五規劃進一步“鼓勵擴大民間投資基礎產業和社會事業”等充分肯定了民間資本參與體育文化領域的政策，政府為民資開路。浙江省經濟迅猛發展，2010年GDP同比增長11.8%居全國第四，涉足體育俱樂部是民企轉型升級的戰略選擇，也是為民辦非企業性體育俱樂部提供了資源和前途。民辦非企業性體育俱樂部是民營化的非企業組織，在實際運行中以社區體育俱樂部為載體，以開展體育活動為目的的非盈利性體育俱樂部。例如：寧波北侖新碶街道芝蘭社區的甬雁體育俱樂部，登記在北侖區民政局，備案在社區名下的民間體育組織。它是以社區居民為主體，專門從事非盈利性的民間活動。目前，該俱樂部已經吸引了160多名會員加入，開展有籃球比賽、羽毛球、排球、登山、拔河等自營性活動，和參加寧波市同系統的社區比賽。宗旨是以球會友、強身健體，提高社區居民的身體素質，建設和諧社區。另外還開展一些低收費的暑期培訓項目，如跆拳道、小球培訓等。調查中發現：俱樂部以社區主任為領導，有固定成員和辦公點，每年從物業費中提取2萬元為活動經費，另外通過電信、供電局取得部分贊助。活動場地也與附近小學簽定協議“：周末有約”。寧波甬雁體育俱樂部是我省最早的一家合法的非企業性體育俱樂部，以籃球隊為核心，有組織的開展群眾性體育，在企業創辦的最初得到了地方的幫助，因此有了落腳，有了起點。然而要真正的發展壯大還需政府經濟和人才的支持。浙江求是青少年體育俱樂部是一家掛靠浙江大學的以青少年健身為目的的非企業性組織，地處黃龍體育中心，具有公益性特征的新型社會化青少年體育組織。它擁有先進的場地、器材和輔導老師的優勢，業務延伸到培訓和考證，發展迅猛。從杭、甬兩個社區體育俱樂部案例來看，它們有著共同的性質“自我管理、自我發展、自我造血的良性機制，免費提供基礎群眾體育活動，開發個性體育需求服務”。如每年組織一次社區趣味運動會，老年健身走等；如針對青少年的夏令營，乒乓球或羽毛球的長年培訓，中考的素質訓練班等，在基層群眾體育開展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民辦非企業體育俱樂部的群眾體育開展，探索出群眾體育開展的新模式，取得了可喜的寶貴的經驗，增強了抓好社區體育健身俱樂部工作的信心，尤其是增加了社區人與人之間的凝聚力。非企業性體育俱樂部的在試點工作期間是社區體育俱樂部找準了自己的位置，突出了俱樂部在運行過程中的公益性、綜合性、社會性和自治性，形成了廣泛的共識，找到了自己的發展模式和發展方向。

兩年來由于是剛剛起步，在運行過程中仍存在不少問題。1.領導力度不強；參加鍛煉的群眾老幼不齊且非隸屬關系，紀律性全靠自覺。2.缺少法律地位；非企業性組織沒有獨立的法人，一旦出現突發性事件很難追究責任人。3.體現它的公益性；全免費難管理，收費又涉及方方面面。4.運行機制問題；憑借著興趣和愛好，非企業性民營化運作，報酬少。5.運行經費不足，專業性人才缺乏；活動中材料的損耗和服務人員的開支會涉及到費用。6.政府行政支持力不強；當地體育主管部門除年度安檢外幾乎無業務上指導，有時組織活動會涉及治安和交通及新聞媒體等配合。諸多問題抑制社區體育俱樂部的發展，民間資本進進退退形成“彈簧門”事件。（四）針對問題的研究1.確立民辦非企業體育俱樂部的法律地位。在政府的政策為引導下，歸社區管轄，民資介入要簽定有關章程和協議，不管是個人、企業或集團必須以公益和服務為主體，取得開展群眾體育的服務范圍、內容和部分經營權。2.實行會員制：在社區范圍內建立會員團隊，并為健身人員購買人身保險，了解會員喜歡的運動項目和水平，以便體育活動項目開展更加貼近居民生活。3.探索民辦非企業體育俱樂部經營模式（1）承包經營：即社區俱樂部所有權與經營權完全分離，以合同形式確定與經營者間的權力、利益、責任關系，承包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每年按合同書規定交納一定的租金和一定的義務比賽任務，并負責設備維護、維修。（2）租賃經營：即社區將體育俱樂部限期地給承租人經營，并依據合同規定實行自主經營，也可以參股形式租賃，共同承擔風險和利益。（3）委托經營：大型社區體育俱樂部產權與經營權基本不分離，可選派經營者作為俱樂部的負責人，俱樂部經營，社區不直接參與經營管理。在經費管理上，經營者與社區簽訂合同協議，收入全部上交社區，經營者沒有支出經費的權力。4.營造宣傳氛圍。建立社區網絡平臺，組織群眾喜聞樂見的體育活動，運用黑板報、簡報等以社區群眾為中心，宣傳那些發生在周圍的體育人和事；使更多的居民了解民辦非企業體育俱樂部，從而增加俱樂部會員。5.依托政府管理加強與相關單位的溝通：憑借由省、市、縣三級體育行政部門體育彩票扶持社區體育健身俱樂部的啟動扶持資金（投入比例為1∶1∶0.5即省、市局各1萬，縣局5千，一次確定，分二年撥給），民資介入體育俱樂部就更容易。同時負責人應協調利用社區周邊的體育場地，包括學校開放的場地，校園安全和設備損耗等問題。從延安文化時期起源的我國群眾體育運動至今已有飛躍性的發展，從競技體育到休閑體育，再到全民健身，群眾體育得到了蓬勃發展[7]，這是一個不可更改的趨勢。如今農村城市化建設，社區發展迅猛，隨物質文明提升，人們精神文明有著迫切的需要，社區體育前景廣闊。引入民間資本，拓寬資金渠道，實現體育資源共享，社區體育俱樂部民營化，這模式值得學術界的探討。十二五期間也正是小型民營企業轉型的大好時機，從事民辦非企業體育俱樂部符合當前國家政策，讓群眾鍛煉有去處，從而樹立人們對科學健康方式的認識和正確的體育健身觀念，掌握體育健身的知識和技能，養成體育健身習慣，對群眾體育發展及社會的和諧發展有著重大意義[8]。社區體育俱樂部的民辦非企業性模式運行值得推廣和借鑒，有利于群眾體育的振興，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做出更大的貢獻。

本文作者：周順錫工作單位：浙江海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