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與大眾體育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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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會資本的理論指導意義

社會資本概念和理論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進入現代社會學的知識體系，20世紀90年代迅速傳播，同時傳入中國。中國體育學界頗具影響力的專業教科書《體育社會學》［1］于2010年發行了第3版，第7章討論了“社會關系與互動中的體育運動”，未設獨立章節討論社會資本的概念和理論。進入21世紀的第2個10年，這種狀況發生了根本轉變，先是關于“體育與社會資本研究”的2篇述評［2-3］分別見刊于2012年和2014年，隨即開展了社會資本視域下體育社會學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關于社會資本研究的中外文獻，已有學者［4-5］做了系統梳理。在此，筆者提出的問題是，社會資本對于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指導意義究竟是什么？換言之，社會資本視角能為我們增加哪些體育社會學知識？筆者認為，可從以下4個方面回答這個問題。（1）概念框架的意義。社會資本雖然存在諸多定義［6-8］，但其基本涵義是嵌入于人際社會關系中可動員的資源［9］，這是確定無疑的。對于整個社會學學科而言，這是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理論概念，引發了從群體性概念框架向聯系性概念框架的轉移，不僅影響了社會學領域，而且影響了整個社會科學、行為科學、管理科學［10］。在體育社會學領域，美國經驗具有參考價值。美國體育社會學曾在經典社會學功能主義、社會沖突、符號互動、文化認同等理論流派框架下形成了4個問題導向和研究方向，分別是：①體育的社會正功能和負功能；②體育運動領域的種族歧視、性別分化、階級剝削、沖突、教育和收入不平等的再生產；③體育運動的符號互動意義和體育參與態度；④體育參與群體的分類、參與群體副文化的形成與再生產［11］。在社會資本視角下，上述這些問題框架均被重新概念化，不但將體育置于宏觀社會環境中，考察其與其他社會部門和制度的聯系性［12］3-15，還特別重視社會資本與體育運動的相互影響的研究，開辟了體育社會學新的研究議題［13］。（2）機制解釋的意義。新的概念框架不但提供了新的問題意識，而且提出了新的理論解釋機制，主要包括聯系紐帶機制、網絡結構機制、關系資源機制，用以重新解釋宏觀經濟發展［14］、企業組織治理［15］、社會參與動員［16-18］、個人地位獲得［19］、增強身心健康［20］、提高主觀幸福［21］等問題。在體育社會學領域，社會資本的三大解釋機制都有成功分析范例，例如：以足球迷與球隊俱樂部的紐帶聯系的緊密程度區分球迷群體，分為鐵桿支持、癡心隨從、穩定粉絲、隨興觀賞等4種不同的群體認同，為球賽組織和票源管理提供了新的策略［12］249-262；從體育俱樂部的正式網絡和非正式網絡的雙重視角，研究和改善義工參與、業余培訓、知識普及、規范維持等狀況，在發達國家已見成效［22］；從關系資源視角重新審視體育捐款、賽事組織、項目推廣、資源分配等問題，也在發達國家形成了共識［22］。此次“體育社會資本”專題的論文，用不同的聯系性變量分析了社會資本對于體育商業網絡形成、退役運動員的收入水平、學生參加體育鍛煉、體育參與者的幸福感的影響程度，以及這種影響程度的社區差異，作出了學術貢獻。（3）測量創新的意義。一個好的理論概念不但應引發人們對于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豐富而深入的思考，同時必須有助于實證研究，用數據檢驗基于該概念所發展出來的證偽性研究命題和假設，這就需要指標測量的創新。在社會網絡分析領域，社會資本概念引發了3個系統性的測量創新，即提名法［23］、定位法［24］、資源法［25］，在此不展開敘述。筆者關心的是，這些方法對于體育社會學的啟示是什么？美國學者［26］曾提出一套指標體系，包括75個題器，從個體和集體2個層次測量體育參與的廣泛社會作用，包括社會資本、集體認同、健康知識、主觀幸福、人力資本等，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中國，提出一套指標體系，既要符合體育社會資本概念的理論內涵，保持較高效度，又能切合中國國情，取得較高信度，從而推動相關體育問題的研究和政策評估，這是一項急需而有益的學術創新工作。（4）中西比較的意義。社會資本是西方學者提出的概念，實證研究和指標體系也都是基于西方發達國家國情的，所以需要進行本土化改造，才能創造出基于中國主體話語的體育社會學知識體系。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學者先于西方從聯系性視角研究中國社會［27］，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提出了臉面邏輯論［28］、差序格局論［29］、倫理本位論［30］、人情權變論［31］等觀點，不但具有廣泛和持續的解釋作用［32-33］，引發了學術爭鳴［34-36］，還深深影響了西方學者對于中國的研究［37］和中西比較分析［38］。以建立中國主體話語為學術目標，近年筆者提出并與同事合作發展了關系社會學的研究領域［39］，其中的核心概念“關系社會資本”［5］和具有中國特色的春節拜年網［40］、社交餐飲網［41］等測量方法，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中國體育研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梢钥隙ǖ氖?，關系社會資本的概念與理論告訴我們，中國的關系紐帶和關系網絡的特征顯著區別于西方，體現為紐帶親情化、功能復用性、義務回報強、關系圈超穩等幾個方面［10，42］。這些特征是否能推動中國體育社會資本的本土化探索？這是一個充滿理論活力、具有廣闊發展空間的研究領域，筆者寄望于中青年學者的努力，創立基于中國主體話語的體育社會學。

2大眾體育視域下的社會資本建構

大眾體育是一個內涵松散的概念。它通常指大眾普遍參加的體育運動，是在職業競技體育范疇之外，以休閑健身和滿足業余體育興趣為目的，個人和團隊形式兼而有之的體育活動［43］。但是，職業競技體育項目具有極大的觀賞性，對抗賽、全運會、亞運會、世界杯賽、奧運會等不但觀眾廣泛，而且體育迷保持著鮮明而強烈的國家榮譽感、社區歸屬感、我群支持感，是體育社會資本的重要內容，所以競技體育不能完全被排除在大眾體育概念之外。發達國家經驗研究［12］3-15表明，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民對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越強，體育鍛煉和賽事觀賞的02參與率就越高。數據顯示，中國沿海大城市的大眾體育參與率和重大比賽觀賞率接近或超過發達國家水平［44-45］。這預示著大眾體育是中國社會資本的重要來源。在此探討以下3個相互關聯的問題。2.1觀賞競技體育與社會資本建構。表1顯示了2019年全球十大最受歡迎競技體育運動，其中的觀眾數量雖屬估計，但源于sportsshow.net網站，具有較高的可信度。這些競技體育項目中的5項（乒乓球、網球、排球、籃球、足球）在中國擁有廣大而穩定的觀眾群，是社會資本建構的人口基礎。這是因為觀賞競技體育多是群體性的活動，增加人際聯系和交往是社會資本的源泉，可通過下面4個變量進行分析。（1）觀賞行為變量。根據個人經歷和對身邊親友的觀察，筆者提出這個變量是為了關注社會大眾對于競技體育運動的觀賞行為的變異性：從無視體育存在到發生好奇心隨親友觀看比賽，到逐步興趣濃厚而頻繁參與親友團觀看，再到集中認同某個球隊而跟蹤觀看，最后到自覺地全身投入而成為球隊“鐵桿粉絲”。所經歷的5個階段可以簡單表達為：無視→好奇→興趣→認同→自覺?？梢耘袛?，由于每步行為變化都為觀賞者增加了群體聯系的廣度和深度，所以觀賞競技體育將有效提高人際社會資本。（2）態度轉換變量。觀賞行為的變化與態度轉換是同步的，相互影響、彼此促進、相輔相成。無視體育賽事的行為往往發源于厭惡體育的態度，由于親友影響產生了好奇心，所以興趣是被動的，久而久之變被動為主動產生了球隊認同，進而有了承諾感，如同對親朋好友的承諾，而最終成為一名體育精神的崇敬者。這個態度變化是在人生歷程中發生的，筆者是在青少年時期完成的，而筆者身邊的其他人，有的延續到了成年階段，有的還拖到老年時期，簡單表達為：厭惡→被動→主動→承諾→崇敬。由于態度變化，增進了參與觀賞行為，所以體育層面的聯系步步加深，人際社會資本得到提高。（3）參與角色變量。觀賞行為和態度的變化同時導致觀賞者參與角色的調整，從一個旁觀者逐步變為一個偶發志愿者，然后變為穩定的義工，再成為捐贈者和贊助人，最后成為球隊的主人翁。這個過程可簡化表達為：旁觀→志愿→義工→贊助→主人。有了主人翁精神的球迷是城市服務和治理的重要社會資本。例如，北京國安俱樂部球迷在地鐵站踐行志愿服務精神［46］，廣州足球球迷協會成為球迷文化交流的中心，以“更正規、更透明、更專業、更熱情”的態度造福于球迷［47］。（4）嵌入深度變量。這個變量是行為、態度、角色變化過程的結果，即越來越深地嵌入于球迷伙伴網絡，逐步積累和增加人際社會資本?？偟睦碚撁}是，對于球迷伙伴網絡嵌入得越深，所獲得的人際社會資本就越高。球迷伙伴網絡嵌入表現為由淺入深的幾個不同狀態，簡述為：轉瞬即逝→短暫逗留→持續進行→賽季同歡→終身伙伴。這是筆者對青少年時期球迷伙伴網絡的記憶，成年后在美國的生活經歷和持續觀察，加深了這些印象，遂總結為上述因果過程鏈。一項澳大利亞球迷的跟蹤觀察提供了證據［48］。自稱為“食尸鬼”的一群南澳白人青年，形成了“咱爺們球迷”的伙伴群，相互的深度嵌入表現為頻繁溝通（高密網絡）、相互維護（社會支持）、行動一致（合作精神）、資源共享（互惠規范），具備了帕特南稱之為聚內社會資本（bondingsocialcapital）的所有特征［16］56-73。2.2參加體育鍛煉與社會資本建構。與觀賞競技體育比賽相比，參加體育鍛煉對于社會資本建構的作用更為直接。這是因為大眾體育鍛煉的形式多是群體性的，特別是團隊體育項目如橋牌、群操、街舞、踢毽、球類等，需要知識傳導、技藝切磋、經驗交流、默契配合，都是交流性互動，易于強化聯系性，提高人際社會資本。為此，可以提出這樣一個理論命題：參加大眾體育鍛煉的頻率越高，特別是參加團隊體育鍛煉的經歷越豐富，參加者的人際社會資本越高。筆者列舉一些實證研究成果證明該命題。實證研究1：團隊項目能否產生社會資本？有一項美國實驗研究［49］回答了這個問題。該實驗研究選擇了50名不喜歡也未曾參加過任何體育運動的中青年女性，隨機分為2組，分別參加連續16周的足球（25人）和跑步（25人）運動。結果總結如下：①實驗前2組女性都不愿參加體育鍛煉，屬于“我感”（I/MeSense）特強的女士，其個人特征和“我感”得分2組之間是一致的。這滿足了2組被試的群體特征無差異的實驗條件。②參加活動后，跑步者一直專注于健康相關的跑步要領，仍然保持同樣水平的“我感”，而足球隊員被“有趣”和“荒謬”的足球“迷住了”，“我感”大大降低，“我群感”（WeSense）陡升。這說明，足球鍛煉需要球隊隊員之間的交流與配合，比跑步更容易發展“我群感”，由此增加了群體內部的人際社會資本。③當她們的故事被2組女性共享時，跑步者傾向于“高看”足球運動員，認為“她們似乎比我們更有趣”；而足球隊員們則“低視”跑步者，認為“她們頗為無聊”，雖然同時認為跑步更方便，更容易獨自繼續參加身體鍛煉。這說明，人類是群體性動物，即使環境條件有別，大家對于人際聯系性的需求也是無差別的，符合人的社會性。實證研究2：廣泛參與運動項目能否提升社會資本？有一項日本調查研究［50］提供了可靠的答案。該調查是在2007年進行的，被訪者分別來自東京地區的2家體育俱樂部，一家為運動項目比較齊全的綜合俱樂部（136名俱樂部會員為受訪者），另一家是項目單一的健身俱樂部（67名俱樂部會員為受訪者）。研究者通過各種手段將2組受訪者的個人特征（包括性別、年齡、會員時長、本地居住時長）進行匹配。然后，比較了2組受訪者的人際信任程度、網絡交往頻率、社區回報態度，以及通過這3個指標而生成的社會資本因子，發現所有指標的均值，綜合俱樂部會員顯著高于單一健身俱樂部會員。這說明，越是有機會參加不同種類的體育項目，特別是參加團隊體育項目，人們的社會資本越高。實證研究3：經常參加體育鍛煉能否提高社會資本？2002年的歐洲社會調查［51］得到了肯定的答案。該調查結果表明，50%以上的歐洲各國城鎮居民經常參加體育鍛煉（每周3次或以上），不到50%的居民不經常參加體育鍛煉。按照這個操作性定義，居民分為經常參加體育鍛煉和不經常參加體育鍛煉2組，考察2組人的社會資本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該調查在歐洲21個國家同步進行，各國均為總體成年人口的隨機抽樣，總樣本接近2萬人，數據的可比價值和可信度都很高。分析結果表明，將不經常參加體育鍛煉者作為比較組，經常參加者在社會資本3個方面的得分均顯著高于比較組。這3個方面是：①信任，包括陌生人信任、政府官員信任、政府部門信任、雇主信任；②參與，包括政治參與和社區參與；③交往，包括與國際移民朋友交往、與親友交往、與同事交往。如果將信任、參與、交往等3個方面概括為社會資本，那么研究結論是：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居民，其社會資本大大高于不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居民。實證研究4：適度參加體育鍛煉對于社會資本的提升最有效？中國八大城市求職網調查（JSNET2014）用拜年交往、社會信任、社會參與等3個方面的指標測量了城市居民的社會資本得分，數據分析者得到下列值得深思的研究結果［52］：①從不參加體育鍛煉的居民占17%，社會資本各項指標得分最低；②每月鍛煉的居民占29%，社會資本各項指標得分顯著提高；③每周鍛煉的居民占25%，社會資本各項指標得分最高；④每天鍛煉的居民占29%，社會資本各項指標得分均有下降。如果將第③組視為“適度”鍛煉者，那么他們是哪些人呢？研究者發現，他們是具有相對優勢地位的高學歷未婚青年男子，有著相對豐富的體育鍛煉資源、明確的體育鍛煉意識、積極的體育鍛煉行為，由此導致他們獲取最大的社會資本存量。2.3參與體育服務與社會資本建構。無論個人層次還是集體層次，體育社會資本的重要指標之一是成為體育志愿服務者，即義工。社會資本的重要研究者帕特南，就是以志愿服務者和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減少判斷美國社會資本的下降趨勢，發出了重建美國社區的呼吁［17-18］。在大眾體育研究領域，義工參與的總體水平體現了社區層次和整個社會層次的社會資本水平。理由如下：（1）體育義工是全社會志愿者的主力。以澳大利亞為例：2006年全國義工統計結果顯示，全國義工總數為520萬人，占總人口的1/4，貢獻了7.19億h的工作量，其中26%的工作量在體育部門，而50%的長期義工都在為體育部門服務；這些狀況在2010年仍如此［53］。為此，在澳大利亞，體育部門被認為是產生積極社會資本的“根據地”，是加強人際社會聯系、增強社會凝聚力、提升社會融合力、培育模范積極公民的“家園”［54］。（2）體育義工的目標高尚、富有獻身精神。例如，絕大多數（87%~92%）的澳大利亞體育義工志愿在體育部門開展義工服務，是因為他們堅信“體育對于社區建設具有重要意義”“體育是提升社區能力的重要一環”“體育義工的工作是為了建立更強大的社區，建立友好、自信、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社區，維持‘我們自己的’社區”等［55］。這樣的公益目標在挪威和其他歐洲國家亦如此［55］。（3）體育義工的角色廣泛、效果明顯。在發達國家，體育義工的服務范圍非常廣泛，包括賽事組織者、社區工作人員、體育機構管理助理、體育場館維護者、贊助商協調人、媒體聯系人、義務司機，以及義務擔任子女所在中小學運動隊的教練員、醫生、司機、助理等。這些義工服務成為體育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支撐著體育訓練、體育賽事、體育娛樂、體育社區建設。超過95%的父母愿意為子女的體育發展作出貢獻，并激勵子女踴躍參加體育活動，成為學校運動隊的隊員［13］。體育義工對全社會作出的總體貢獻表現在2個方面［13］：①體育部門本身的社會資本積累，表現在體育自組織的創立與維持、體育社區和體育俱樂部建設的可持續性、體育教育工作與人才培養的有序維持和制度創新。②對于全社會的輻射作用，表現在體育俱樂部與居住社區的密切聯系和合作，成為提高社會凝聚力的有力支撐，并且通過體育義工的形象作用，將志愿精神傳導給全社會，包括城市和農村，最大限度地服務于不同身份背景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大眾，促進社會團結。

3社會資本視域下的大眾體育發展

大眾體育的外延是開放的。如同奧林匹克精神所倡導的“一切體育為大眾”一樣，體育的根本宗旨不是競技本身，而是“體育為人人，健康為人人”，旨在促使全體人民積極參與體育運動，增強體質，強健體魄［56］。為此，從社會資本的視角，筆者提出如下大眾體育的發展方向和動員策略。3.1善用居民網絡紐帶，提高大眾體育參與度。目前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后，人民提高生活質量的需求日益增強。特別是在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的大中城市，居民對于健康體育、休閑體育、娛樂體育的要求，從形式到內容都會越來越多、越來越高。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這意味著中國大中城市將在有條件的社區發展體育俱樂部，建設體育鍛煉場所，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體育需求。與此同時，從體育社會資本的理論視角看，應善于發現和發揮中國緊密的人際紐帶作用，在社區層面普及體育鍛煉。關系社會資本研究成果顯示，相對于西方松散的人際關系紐帶，中國的人際關系以“強紐帶、復用性、回報強、圈子穩”為特色［10，45］。這意味著，在社區層次普及體育鍛煉的策略，一定要善于發揮親情、友情、鄰里等人際紐帶的作用。這不但從廣布于中國城市社區的麻將、撲克、廣場舞等活動可以看出端倪，對湖南郴州市區的追蹤調查［57］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該調查跨越15年，2001年的調查問卷于2015年再次使用，獲得了15年變化趨勢的寶貴數據，研究者報告了4項有學術價值的結果：①個人鍛煉比例從24.4%增至26.5%，15年間在25%左右浮動；②與親朋好友結伴參加體育鍛煉的比例相對最高，15年間從48%增至51%，提升了3%；③通過小區組織參加鍛煉的比例從13%下降到4.6%，降幅很大；④通過其他組織形式參加鍛煉的比例從15%增至18%，提升了3%。這些數據告訴我們，親情和友情紐帶是動員城市居民參加體育鍛煉的重要社會資源，應引起體育部門和社區管理機構的注意，必須善用之。雖然郴州市區人口規模、人口密度、人均收入水平、中等收入家庭的數量遠不及中國許多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但北京和上海2個特大城市的居民調查結果，也顯示了同樣的結論。在北京，家庭氛圍與家庭成員參加體育鍛煉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說明親情紐帶對于參加體育鍛煉的重要性［49］；在上海，居民參加體育鍛煉的各項指標均與發達國家類似，但因人均運動設施和場所數量遠少于發達國家，所以個人形式和群體形式的散步、跑步、健步走、廣場舞成為主要運動內容［58］，中間階層也不例外［59］。發達國家的人均體育場所數量較多，除了經濟發展水平的原因之外，居民特別重視體育設施的社區規劃和建設，將這些設施作為社區生活質量的重要評估依據，客觀上為親友和鄰里社會資本發揮作用提供了場所?！昂商m2009—2010年青少年行動”調查發現，居住社區的鄰居聯系緊密、鄰里和諧共處將有效提高本社區青少年結伴參加體育鍛煉的比例［60］。筆者在美國的長期生活觀察可以作為一個佐證。筆者居住的明尼蘇達州濱湖市是當地典型的中產階層衛星城，擁有居民約3萬人、1萬個住戶，市政府辦公室只是7~8間平房。但濱湖市的體育運動設施遍布全市住宅區：4個曠野式的郊外公園，傍晚和周末親友團們結伴健步走，配有圈起來的寵物場供寵物玩耍；1個規模頗大的社區體育中心，坐落于市政府辦公室和市公共圖書館旁邊，內有游泳館、沖浪池、健步跑道、籃球場、體操館、健身房、壁球館，既有需要付費的教練員，也有義工輔導，2019年個人會員卡年費為400美元，相當于當地居民個人每周平均收入的1/3，或不足全年收入的1%，屬于可接受水平，家庭會員還可享受減免優惠；若干室外網球場、溜冰場、多功能運動場可免費使用，天氣好的周末經常有業余球隊光顧，進行訓練和比賽，親友團和鄰里團會提供義工服務，還會充當啦啦隊和觀眾。這是觀察社區、鄰里、親友不同層次的社會資本發揮作用的較佳場合。3.2善用社區網絡資源，創新體育管理策略。中國體育管理的對象大體可分為專業競技體育、學校體育教育和大眾體育活動等3個部分。筆者關注的是大眾體育活動的管理，涉及俱樂部、業余培訓、賽事組織若干方面，均可從社會資本的視角思考一些創新管理策略。以業余俱樂部的管理為例。與職業俱樂部和學校俱樂部不同，業余俱樂部的服務對象是社會大眾，依托的是城市社區，所以要在地方政府正式渠道之外，善于使用非正式社會網絡開發服務人群、動員財政資源、設計活動內容、管理相關事項。以上海市體育俱樂部為例，2018年全市體育場館收入的3/4來自于政府財政撥款，非政府渠道收入只占較小部分［61］。開發非正式社會網絡渠道帶來哪些好處？南非的經驗表明，社區俱樂部利用非正式社會網絡渠道動員體育資源，不但可增加收入、擴大支出、活躍體育生活，而且可逐步形成穩定的體育資源支持網，提高社區俱樂部的可持續性［62］。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經驗還表明，社區俱樂部擁有穩定的當地居民會員，除了提供身體鍛煉服務管理職位外，還通過定期聚會、小型對抗賽、散發大型賽事觀賞券、建立會員網站和鏈接等方式，使其成為鍛煉、休閑、娛樂、交往的綜合服務社區，俱樂部成員為此形成了穩定的我群感認同、參與和貢獻精神、較強的內聚社會資本，而社區俱樂部也成為不可或缺的基層體育組織［13］207-232。善用社區網絡資源需要注意綜合使用策略，在體育賽事組織上尤為如此。眾所周知，體育賽事，特別是重大體育賽事，具有帶動旅游業發展、擴大城市影響、促進經濟增長、整合不同社會群體等外部性效果，但相對較少的人注意到，這些良性外部性效果是在綜合發揮正式和非正式渠道的共同作用下獲得的。城市居民價值觀在決策過程中的中心地位、利益相關者的積極參與、體育賽事的媒體評估和大眾傳播、在所有活動中的反思和相互學習的程度，都是社區層次社會網絡協調的結果［63］?？梢钥隙?，如果基礎體育組織形成了可持續的非正式社會網絡，那么它所承擔的業余體育培訓、選拔優秀體育苗子、組織體育賽事等功能就有了穩定的依托。3.3善用社交媒體手段，打造和維護體育迷社區。發展大眾體育的重要途徑之一是保持體育迷的熱情，維持體育迷社區。研究結果［56］顯示，體育迷與經常參加身體鍛煉存在較高且穩定的正相關，在各國皆如此。囿于時代的落后，經典社會學家涂爾干關于現代社會“有機團結”的觀點偏重于職業和行業協會的作用，他沒有機會觀察到當代消費者社會其他更有活力的“有機團結”機制，忽略了體育迷社區作為集體歸屬和聚合的作用。帕特南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社會資本下降的觀點，也僅僅拘泥于小群體體育活動的減少，忽略了19世紀60年代以來擁有大規模觀眾的體育運動的興起，以及伴隨而來的體育迷群體、體育迷網絡、體育迷社區的迅速增長，這是當代人類社會在家庭和職場兩大場域之外的“第三場域”（thirdplace）?！暗谌龍鲇颉钡囊粋€重要亮點是大學生體育迷社區。例如，針對美國西南地區的一所大學的調查結果顯示，該校學生對很多競技體育表示了極大熱情，特別是美式橄欖球，學生都是校隊的忠實球迷，他們平均每周上網13h，搜尋本校球隊和球員信息。社交網站傳遞球賽、球隊、球員的信息及時有效，方便賽前預測和賽后評價，還能與跨校球迷頻繁交流，大大優于紙媒、廣播、電視，不但是球迷的首選，而且也是他們的虛擬社群。其結果是，球迷通過網上社區加強了本校和外校的聯系，鞏固和拓寬了群內和群外的社會資本，從而保持和加強了他們對大眾體育的關心程度和投入熱情。這項調查隨機訪問了365人，結果顯示：社交網站使用頻率越高，對本校球隊的認同越強，本校和跨校社會資本越高，對本校生活滿意度越高，個人自尊越強，對本校體育的投入越高，為此大學體育管理和發展的學生基礎就越強大［64］。在國家層面，公民體育迷社區具有難以替代的社會意義。公民體育迷的關鍵社會資本是他們的國家榮譽感、集體歸屬感、我群支持感。雖然時過境遷，筆者仍然記得1981年中國女排在日本首次奪得世界杯賽冠軍時帶給全體國人的振奮和榮耀，當時的主攻手郎平于2019年率領中國女排以全勝戰績衛冕世界杯賽冠軍，為新中國成立70周年獻上厚禮，全隊受邀參加國慶觀禮游行，再次引發國內的愛國熱潮。事實上，體育對于國家榮譽感的重要意義是世界性的。例如，德國電影《伯爾尼的奇跡》（DasWunderVonBern）講述的就是1954年聯邦德國獲得足球世界杯賽冠軍，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樹立新的國家形象的重要作用，樹立了集體歸屬的標志。體育迷具有強烈的集體歸屬感和我群支持感的案例在當今世界頻繁出現。例如：美國籃球明星LeB‐ronJames離開家鄉的“克利夫蘭騎士隊”去“邁阿密熱火隊”效力，引發家鄉球迷的集體心理創傷，而4年后他返回克利夫蘭騎士隊時家鄉球迷歡喜若狂；“綠灣包裝工隊”是美式橄欖球職業球隊的勁旅，可它的“根據地”綠灣市只有約10萬居民，加上周邊地區居民，其人口最多不足100萬人，但是當地球迷為了留住球隊，決定直接投資，將球隊變為集體所有制，該隊依托球迷基礎股持有人形成的管理體制成為美國職業俱樂部的“奇葩”；眾所周知的英國“曼聯足球俱樂部”，無論有多大的財政困難，都不希望外國資本家成為球隊“掌控者”，也成為體育界的一段佳話［65］。這些事例在球迷社交媒體中的傳播和交流彰顯了體育的象征性社會資本，同時也鞏固和強化了體育迷社區，是發展大眾體育和競技體育的強大社會基礎。3.4善用社會資本優勢，創新大眾體育發展理念。上述幾個方面的討論，最終將落在一個國家、地區、城市如何善用社會資本優勢、創新大眾體育發展理念的問題上。筆者雖是體育迷，但對中國的體育管理缺乏任何直接經驗，也從未開展過調查研究，所以筆者提出這個問題，寄望于學界同仁的關注和回答。為此，筆者根據文獻研讀和觀察感悟，討論一些國際經驗，以資借鑒。（1）美國經驗。雖然帕特南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社會資本在日益下降，但在體育領域，這個判斷是缺乏事實根據的［13］。美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也是體育大國和強國，基于筆者個人的觀察，美國特別善于利用現有的地區、群體、組織的聯系紐帶發展體育運動，大體有以下3個層次。①社區層次，這在上文很多地方已經討論，不再贅述。②學校層次，小學、中學、大學，無一例外都按照距離相近、水平相當、自由組合的原則，劃分出由8~14個校隊組成的聯盟，在春秋冬三季組織聯賽，每逢周末都有聯盟內外的各類比賽，賽季末尾是錦標賽，決出當年的聯盟冠軍和跨聯盟總冠軍，學生體育迷是這些賽事的忠實觀眾。由于電視轉播的催化，大學聯賽成為投資人、廣告商、新聞界、社交媒體、球員和球迷的主戰場。初到美國時筆者特別奇怪，為什么大學聯盟內部的對抗賽，來訪隊的空間距離越近，球迷的狂熱程度和“敵視”程度越高；后來明白，如同學校里以宿舍為單位的拔河比賽一樣，宿舍越接近，競爭越激烈，因為離得越近、張力越大，越有利于集體歸屬感、我群支持感的集中爆發。③職業球隊層次，這與大學相同，只是球迷群體為各大城市和周邊衛星城的居民，球迷社區的作用，從上述“克利夫蘭騎士隊”和“綠灣包裝工隊”的案例中可略見端倪。（2）歐洲經驗。與美國相比，歐洲對于大眾體育和競技體育加強了理念整合和規則指導。在1972年制定的《歐洲體育協議》的基礎上，鑒于自此以后發生的社會和政治變化，歐共體會員國的部長委員會于1992年通過了《歐洲體育憲章》。該委員會認為，體育運動是一種基于自愿選擇的社會和文化活動，為此希望歐洲國家與公民之間建立穩定的溝通渠道，加強各國人民之間的聯系，對實現《歐洲體育憲章》制定的目標和規則發揮重要作用；同時要求締約國政府以此文件為基礎，制定各國體育政策或相關法律，廣泛傳播該文件的精神和內容；還希望此文件對非締約國政府的體育政策發揮作用。這里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歐洲體育憲章》第13條是關于國內外合作的規定：要求締約國的體育機構與其他公共管理部門和志愿組織之間密切聯系，協調發展和促進體育運動，實現憲章的目標。這種協調涉及的部門包括教育、衛生、社會服務、城鄉規劃、環境保護、藝術和其他休閑服務部門，確保體育運動是社會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得到發展。研究［62］表明，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到21世紀的第1個10年，歐洲各國在很大程度上推行了該憲章的條款，體育組織與其他社會各部門的協調在20多年中逐步加強和改進，越來越“規范化、常態化”。（3）澳大利亞經驗。長久以來，澳大利亞體育部門和專家形成了共識，認為社會資本不但是有益于體育運動發展的群體性資源，同時，積累和發揮個人、組織、團體、社區、國家各個層次的社會資本，是發展大眾體育的重要社會基礎和手段。他們認為，社會資本的基本前提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具有通過產生善意、信任、互惠促進行動和結果的能力，為此在國家和地方政府政策層面，社會資本與體育運動的關系被概括為如下4個方面：①體育組織是產生積極社會資本、增強社會凝聚力和社會融合的“基地”；②社會資本來源于所有群體性的體育運動形式和與之相關的娛樂休閑活動，為此建設安全和可持續的體育社區是重要的任務；③體育組織應立足于改善各種關系，諸如教練員、裁判員、義工、媒體、贊助商、管理層、體育迷等，將關系協調和改善作為社區體育俱樂部的日常工作；④體育社會資本應持續地對澳大利亞社區建設作出貢獻，最大程度地提高社會凝聚力、減少社會隔離、消除流離失所的現象、團結具有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們［23］。

4結論與建議

本文提出了社會資本與大眾體育相互關系的命題并進行討論，目的是推動相關問題的理論思考和實證研究。有了理論思考之后，實證研究成為關鍵一環，因為離開實證數據的分析，任何理論思考都無法確定其真偽條件性，都會導致長官意志、見仁見智、望文生義、人云亦云等不良學術后果。為了推動實證研究，筆者認為應建立全國范圍的體育社會學公共數據庫，就像中國社會學界的“全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庫”（CGSS）一樣，定期收集全國代表性樣本數據，公開使用。若如此，該公開數據庫將有力地推動關于中國體育事業問題的學術研究，也必將成為體育政策評估和制度創新的科學分析基礎?；诖嗽妇?，將本文提出的一些理論觀點歸納總結如下，供有志于從事“體育社會資本”調查研究和數據庫建設的學界同仁在設計問卷時參考。（1）一般社會資本。關鍵是把握人際聯系性和群體聯系性以及由此產生的關系資源，重點測量聯系頻率、熟悉程度、親密程度、信任程度、復用程度、交換程度、回報程度等，測量的一般要領是通過各變量反映人際聯系和群體聯系的同質性和異質性，標準題器和量表有“日常接觸網”“問題討論網”“春節拜年網”“社交餐飲網”“工作求職網”“社會參與網”等，可參考CGSS調查問卷和JSNET調查問卷。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題器和量表只具有提示作用，需要將之改造成與體育直接相關的題器和量表，才能實現體育社會資本的測量目標。國際數據庫ISSP的2017年模板“社會資本與社會資源”也是很好的參考，問卷和數據都可以從ISSP網站（https：//dbk.gesis.org）下載。（2）個人層次的體育社會資本。把握的核心問題是個人對于大眾體育的參與行為、參與態度、參與角色的變異性。可參考的變量包括：①觀賞行為變量，無視→好奇→興趣→認同→自覺；②態度轉換變量，厭惡→被動→主動→承諾→崇敬；③參與角色變量，旁觀→志愿→義工→贊助→主人；④嵌入深度變量，轉瞬即逝→短暫逗留→持續進行→賽季同歡→終身伙伴；⑤鍛煉形式變量，個人→對手→小組→大組→大群；⑥交流方式變量，知識傳導→技藝切磋→經驗交流→默契配合；⑦動員機制變量，家庭→親屬→朋友→鄰里→同事→組織；⑧心理后果變量，我感→我群感。（3）集體層次的體育社會資本。首先確定與研究問題相關的集體分析單位：如是對學生的調查，學生歸屬單位包括宿舍、班級、專業、學校等；如是對居民的調查，居民歸屬單位包括鄰里、社區、街道、市區、城市等。之后，測量不同層次的社會資本變異度，特別包括：①親情網絡動員；②社區網絡動員；③俱樂部建設；④體育迷社區建設；⑤志愿者網絡建設；⑥贊助網絡建設；⑦認同與歸屬評估。以上所列變量是建議性的，以拋磚引玉。可以肯定的是，社會資本與大眾體育是相互促進、互為依托的辯證關系，所以任何關于體育社會資本這一概念的測量，既要反映其內在本質，又要基于深入基層實際的體驗、觀察、訪談、分析，才能提出具有較高效度和信度的題器和量表。筆者期待，通過有志者的共同努力和相互切磋，不斷加深關于體育社會資本及其意義的理論認識，通過持續的實證數據收集和分析，不斷積累和充實經驗知識，用以檢驗理論認識的真偽，服務于相關政策評估和制度創新，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發展中國的大眾體育事業。致謝由于吳堅主任的熱情邀請和積極推動，去秋以來筆者完成了本文的構思和起草。DougHart-mann教授提供了相關英文著作和學術咨詢；張曉麗博士協助查找和匯總中文文獻，訂正體育事件的時間和地點，提供表1的中國數據，并對初稿提出了修改意見；張磊博士提供技術支持；高雅儀同學協助整理文獻體例。在此一并致謝。

作者:邊燕杰 單位:西安交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