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與佛教文化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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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敖以深工作單位：貴州省社會科學院

佛教起源于南亞印度半島的古印度國。關于佛教傳入中國的具體時間和年代,目前眾說紛紜。可以肯定的是,佛教自傳入中國以后,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接觸中,經過長時期的吸收、消化和融匯,自漢以后在中國的傳播日益廣泛,影響也越來越深遠,特別是隋唐以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得到了創造性發展,并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烏江中下游地區是著名的文化走廊,是多元文化的沉積地帶,是貴州最早傳入佛教的地區之一。據資料記載和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最遲到東晉時期,烏江下游地區連接長江地帶已經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響,中原佛教已經浸潤到民間宗教中,并通過民間宗教的形式影響到貴州東部地區。[1](P4)至唐代,佛教已經沿著烏江航道傳入到了烏江中游部分地區,經宋、元、明時期不斷發展變遷,至明末清初達到繁盛,形成了以梵凈山為中心,輻射黔東、影響全國的梵凈山佛教文化圈。當前,梵凈山已經成為貴州的重要佛教圣地,是全國著名的彌勒菩薩道場,其佛教文化在道場、宗派、寺廟分布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點,帶有鮮明的地域性特征,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視為與五臺山、峨眉山、九華山、普陀山等齊名的中國佛教名山。陽明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宋明理學的重要派別,其集大成者是王陽明,于明代中后期盛極一時,之后,影響不斷擴大,甚至影響到朝鮮半島、東南亞地區以及日本、美國等許多國家和地區。貴州是陽明文化的始創地和首傳站,烏江中下游地區是貴州陽明文化的重要傳播地。明武宗正德年間,王陽明在貴州龍場悟道,并先后在龍場、貴陽講授心即理思想和知行合一學說,使貴州得開風氣之先。王陽明離開貴州以后,其弟子、再傳弟子繼續在貴州弘揚師說,大興講學之風,逐步形成了以龍場、貴陽、思南、清平、都勻五大重鎮為傳播中心的貴州陽明文化圈。烏江中下游地區陽明文化的傳播,以書院為載體,以李渭心學為核心內容,以李渭及其弟子的講學活動為主要途徑。李渭之學,以仁為根,以行為先,以必為圣人為的,以毋意為功,尊崇儒學,歸宗王學,力倡先行,在貴州陽明后學中獨樹一幟,影響很大。李渭是明代中后期的理學名臣,他以必為圣人為人生價值追求,曾先后請學于王門著名弟子蔣信、耿定力、耿定向、耿定理、羅近溪等大儒,并與孫應鰲、馬廷錫、鄒元標等王門弟子廣泛交往,相與論學。他晚年在黔東創辦書院,傳播心學,開黔東學風,使烏江中下游地區文人聚起,其學生蕭重望進士在5李先生祠記6中提到:貴筑之學倡自龍場,思南之學倡自先生,自先生出而黔人士始矍然悚然知俗學之為非也。(蕭重望5李先生祠記6,思南縣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道光)5思南府續藝文門6,22年點校本)把李渭視為思南乃至烏江中下游地區儒學之首倡者。正是在李渭及其弟子的努力下,晚明時期的烏江中下游地區,不斷興起了陽明文化傳播的高潮。從佛教文化和陽明文化在烏江中下游地區傳播的基本歷程可以看出,晚明時期,陽明文化和佛教文化在烏江中下游地區得到了迅速傳播并逐步發展成為地域文化中的強勢文化。分析這一文化事項存在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因素:一是地理區位優勢十分明顯。烏江中下游地區山連巴楚,水接長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5思南府志6記載,該地域以控扼滇中,環列四府于下,以接引巴蜀聲教之達,真有高屋瓶水之勢,,,披山帶河,據上流之勝,右控播州,左制酉陽,俯臨鎮竿,各夷覘視輕重以為順逆。(思南縣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嘉靖)5思南府拾遺志6,22年點校本)是我國中東部地區通往西南地區的重要交通樞紐,是連接四川和廣西、湖廣和云南的必經之地,自古就是我國西南地區的軍事要沖、民族遷徙的大通道和文化走廊。二是地方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烏江中下游地區處于西南民族地區與內地的交接地帶,受內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較早,其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與貴州其他地區相比較,在一定時期內走在貴州全省的前列。隋唐時期,大部分地域已屬于正州。明代改土歸流以后,該地域經濟社會和文化得到了巨大發展,出現了材木足于林藪,漁獵易于山澤,而商賈通其鹽、布(思南縣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嘉靖)5思南府拾遺志6,22年點校本)和儒教漸興,人文日盛的繁榮局面?；槿⒍Y儀,服食體制,與中州多同,交接之間,言語俱類中州。三是改土歸流的成功運作為外來文化的快速傳播創造了條件。明永樂年間的改土歸流,廢除了二田土司勢力,結束了土司在烏江中下游地區長期割據紛爭殘殺的局面,維護了地區的統一與穩定,有力推動了烏江中下游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迅速發展,為地域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持續發展掃清了障礙,使其發展速度和水平比于中州,在貴州境內位居前列,被譽稱為黔東首郡。同時,大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流官被派遣到黔東各府任職,帶來的不僅是比較先進的統治理念,而且也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知識,為包括陽明文化和佛教文化在內的外來文化的傳播以及各種文化事項的交流融合創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

陽明文化系中國傳統儒學的重要組成,其形成、發展都與佛教文化關系密切。一方面,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發展過程,其實就是與包括儒學在內的我國民族文化不斷融合、發展、創新的過程;另一方面,隨著佛教文化在我國的不斷傳播,對我國古代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思想文化的發展也必然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陽明文化中王陽明心學產生、發展之時,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逐步走向融合的重要階段。陽明心學的某些思想主張,吸收了佛教文化的部分元素,是把儒家倫理思想與佛教義理思辨結構相融會并歸宗于儒學的產物。陽明心學的出現,是王陽明基于對時局的憂慮,以儒學為體,以佛、道為用,兼取儒、佛、道所長以挽學術不明之弊的思想成果。在王陽明看來,他所生活的時代,時局頹廢、世衰俗降、道德淪陷、學術不明,當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他十分關心社會時局的變化,對時局的頹廢極為憂慮,認為,時局頹廢的根源在于道德的敗壞,造成全社會道德風氣敗壞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學術之不明,要拯救時局于危難之中,必須挽救人們道德日益頹廢的局面,而要挽救道德頹廢,必須倡良知之學而明學術。因此,他博采眾長,認為儒、佛、老、莊皆其之用,是之謂大道。在王陽明心學思想形成過程中,不斷有所悟,無論是為學之變或者是為教之變,乃始究心于佛老之學,與佛老之學關系密切。在他31歲時,經歷了他為學歷程的又一次徘徊,這次徘徊漸悟仙、釋二氏之非。[2](P1565)關于王學與佛學禪宗之淵源,侯外廬等在5宋明理學史6中作了詳細論述,認為:涉及心性及其相互關系諸問題,王守仁運用禪理,設法證明了心也、性也、天(道)也,一也的命題;[3](P246)他以行的概念代替溶除忘念,實在還是受了5壇經6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大智慧到彼岸)的影響;[3](P248)他的致良知中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儒家倫理版;[3](P249)在性論問題上,與其說王守仁主張性善論,不如說他主張至善或無善無惡論,無善無惡是禪家理論。[3](P251)陽明學者明確地引入禪法中悟修關系,用于討論致知與誠意等圣學工夫,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出于援佛釋儒、陽儒明禪的效應。[4](P163)需要指出的是,王學的形成雖然與佛教文化有密切關系,但在陽明學者那里,占主流的仍然是儒家思想、儒家傳統,而不是佛教思想、佛教行證。陽明學者對佛法的知解,乃是以證釋解、以解印證,并不以信行為歸趣。[4](P18)由此可見,王陽明的心學思想,部分汲取了前人思想的成果,持守儒宗立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狹隘的儒、釋、道門戶之見。就陽明心學與佛教文化關系而言,陽明心學的出現,是深入地比較考量儒釋義理,用佛教文化的義理思辨解釋儒家經典、剖析時代利弊的思想產物。烏江中下游地區的陽明文化以李渭之學為主要內容,李渭之學是對王陽明心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因此,廣泛傳播于黔東各地的李渭之學,必然與佛教文化存在著一定的聯系,二者既相互融匯,同時又保留著各自特性。事實上,佛教自傳入烏江中下游地區以來,就不斷地與儒、道以及地方民族民間文化進行著交流與融合,而且正是由于儒、佛、道以及地方民族民間文化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交融和碰撞,共同推動著黔東北地域文化的變遷和繁榮發展。明代是烏江中下游地區文化急劇變遷的時代,也是儒、佛、道三家與地方文化相互影響和融合的重要時期。例如,思南府城的中和山,既是李渭傳授陽明心學的主要場所,又是烏江中下游地區十分重要的佛、道名山,也是當地人民展現民族民間文化的重要舞臺。明萬歷辛巳年(1581),中和山上的觀音閣修葺完備,李渭為此寫有5修觀音閣碑記6,該碑記首先敘述了儒、佛、道三家共同努力修建觀音閣的情景,嘉靖戊午年(1558),道人魏洪、馮靜通,僧人正泰,白于兵憲金公于山之斗絕處建觀音閣,路左入,金公改于右。兵憲斗坤周公、雁陽李公、郡守杏村何公、育庵田公相繼拓大之。萬歷乙亥年(1575),郡守修庵蔡公建樓于閣前,兵憲高公篆-普濟.匾于亭楣,僧人滿圓、法通增建六佛堂及左右樓舍。萬歷辛巳年(1581),正泰募眾建藏經樓,碧空請經于金陵閣乃稍稍完美矣。古泉張公開觀厥成,渭當載筆記其事。(李渭,5修觀音閣碑記6。思南縣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道光)5思南府續藝文門6,22年點校本)由此可知,觀音閣的修建,是道人魏洪、馮靜通,僧人正泰,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官員和郡守,以及當地民眾等共同努力的結果。李渭為觀音閣作記并筆記其事,還曾與閣中主持修庵一同登閣,聽取主持修庵介紹觀音大士的有關故事,這些反映出李渭對修建觀音閣的贊同和支持,也是李渭之學與佛教文化互動融合、共存共榮的充分體現。在黔中王學眾流派中,李渭之學以篤行為特色,強調先行。作為陽明文化傳播在烏江中下游地區的重要流派,李渭之學仍然以儒為宗,在與佛、道之說的融匯互動影響中,李渭堅決捍衛儒學的正統地位。例如,在李渭與中和山觀音閣主持修庵交流學問中,當主持修庵向他介紹,一次妙莊王因患疾病需要以親骨肉的眼和手方可治其病,為治其病,觀音大士前劫妙莊王之季女,孩身悟佛法,浮海入香山,得王所生骨肉戚手眼為藥,從而使妙莊王的病得以治愈。聽了這個故事,李渭頗有非議,他不贊同子女自殘身體救其父以獻孝心的做法,認為觀音大士所為若此,惜乎不及吾孔門聞曾子之孝也(李渭,5修觀音閣碑記6。思南縣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道光)5思南府續藝文門6,22年點校本),曾子所為,大士所不為,大士所為,曾子所不為也,并明確地告訴閣中的僧尼說:爾佛以去,父子為教何?大士喋喋以孝語爾,可以深思矣。他引用孔子告曾子的話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孝如此已無新奇也來說明曾子之孝,兢戰終其身,恐墮手足毀殘親遺。(李渭,5修觀音閣碑記6。思南縣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道光)5思南府續藝文門6,22年點校本)由此可見,在如何踐行孝的問題上,李渭之學與佛教的主張有明顯的不同,李渭以儒為宗的傾向表現得非常明顯。此外,在其他領域的部分主張中,二者之間同樣存在著分歧。

佛教文化與陽明文化,是烏江中下游地區文化中極具特色的兩個重要文化因子。由于地理區位優勢明顯,處于文化走廊地位的黔東文化,極富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該地域的土司文化、陽明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巫文化、道家文化以及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等文化因子,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彼此影響,相互交融,共同構建了一幅多元一體的和諧、繁榮的文化美景。新時期,烏江中下游地區文化的科學發展,必須有力推進包括佛教文化、陽明文化在內的各種文化因子的互動,堅持和諧、協調、可持續發展,走和諧文化建設之路。11切實加大梵凈山佛教文化和思南陽明文化的學術研究力度。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梵凈山佛教文化和思南陽明文化的形成、存在和發展,必然與一定時期的社會形態以及經濟、政治發展狀況密不可分。深入研究梵凈山佛教文化和思南陽明文化,既可以讓我們對烏江中下游地區一定時期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發展狀況加深了解,也可以使我們進一步深化對佛教文化和陽明文化自身文化事項的認識,有利于人們正確區分文化糟粕與精華,從而更好地推進地域文化的新發展。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人們在認識佛教文化和陽明文化方面仍然存在著某些誤區,對糟粕與精華的認識比較模糊,將迷信與科學混淆,對待傳統文化,要么肯定一切,將糟粕視作精華并竭盡全力地炫耀和鼓吹,要么否定一切,將精華和糟粕不加區別地徹底拋棄。這兩種態度的存在,都是極端錯誤的,都極不利于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極不利新時期的和諧文化建設。因此,新時期推進佛教文化和陽明文化的科學發展,必須進一步加大學術研究的力度和深度,結合時代要求,加大學術研究成果的轉化,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繼承并弘揚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果和先進元素,徹底拋棄其中不符時宜的落后的文化糟粕,讓梵凈山佛教文化和思南陽明文化得到更加健康發展。21進一步推進佛教文化、陽明文化與其他文化事項的和諧發展。烏江中下游地區地處西南內地與中原地區的交接地帶,是古代貴州通往中原腹地的重要出口,既是北部、中東部人口向西南移民的重要通道,也是西南少數民族北上、東進的重要中轉站。在每次大的人口遷徙中,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漢族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或多或少地遺存了下來,在長期的文化發展演變中,隨著各民族人口的相互流動和穿插,漢族文化與各少數民族文化之間,以及各少數民族文化內部之間文化互動、分化、融合的現象十分明顯,使得這一地域文化逐步發展成為貴州境內將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結合得較為緊密、和諧的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在梵凈山及其周邊地區,除漢族外,還居住著土家族、苗族、仡佬族、侗族等眾多少數民族,長期以來,各民族和睦相處,共同發展,經過千百年來各民族之間的互動、交往、融合,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烏江中下游地區,無論是梵凈山佛教文化或者是陽明文化,其傳播發展都始終和該文化與其他文化包括各少數民族文化的互動、融合密不可分。因此,新時期梵凈山佛教文化和思南陽明文化的發展,必須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合理優秀元素,不斷創新,堅持走和諧發展之路。31堅持佛教文化、陽明文化的繁榮發展與自然生態環境保護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地域文化的形成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一定地域內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必然與該地域一定的自然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聯系。當前,推進梵凈山佛教文化和思南陽明文化的發展,一方面要保護它們賴以存在發展的自然生態環境,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強文化建設,提升文化品位,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時調整經濟結構,轉化經濟發展方式,充分利用各種文化資源,將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勢。一般說來,人類發展進程中所創造的一切含有文化意味的文明成果及其承載著一定文化意義的事件、物件、活動場所包括一些名人、名地等,都是某種形式的文化資源。因此,梵凈山佛教文化和思南陽明文化的發展,必須與自然生態環境以及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相協調,堅持開發與保護并舉的原則,在開發中保護,在保護中開發,使優秀的文化資源在開發利用中得到保護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