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視域下民族文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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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域性民族文化傳播的困境

在民族區域內部，其文化傳播所面臨的主要困境是：主流媒介的浸透與地緣文化的消匿。馬克思主義認為，民族具有“地緣性”特征。它首先是以“共同地域”為基礎，后逐漸形成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經濟生活范疇，衍生出共同的文化、習俗及心理素質，最終構成穩定的民族群體意識。可以說，民族的興勃與人及其意識的地緣性聚集有相當的關聯。這一點，直到19世紀上半葉電報普及以前仍未改變。然而電子媒介的興起，使地域間信息傳遞的速度大大超越了人的物理空間移動速度。傳播技術的革新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傳統文化中時空分治與分野的狀況。報紙、電話、廣播、電視、網絡等傳播媒介日新月異，地域空間的阻隔在時間上所留下的“異時性”溝壑已漸漸干涸，共時性的“地球村”早已不是幻象。雖然很多人不忍認同，但幾十年來主流媒介的滲透對世界多元文化的影響之一仍舊是“趨同性”。這一情況可大致從兩種運動方向上作理解，一個是跨區域間的文化同質化；另一個是地緣區域內部對文化多樣性的遺忘或抹殺。就前者而言，一個典型的例子來自21世紀初馬耳他官方對本民族所做的傳播現狀調查。在這個位于地中海、人口只有42萬的獨立共和國中，95%的人口屬馬耳他族，馬耳他語（其民族母語）被定為這個國家的官方語言。雖然歷史上受到英國殖民文化的影響并在地緣上靠近意大利，但到1947年馬耳他脫離英國自治時，其英語、意大利語人口所占比例還不足三分之一，然而到了電視作為主流文化傳播手段而如日中天的上世紀80、90年代，其第一語言為英語或意大利語的人口已占到總人口數量的87%，并且情況仍在繼續。歐洲主流文化對馬耳他青年人的滲透已不可逆轉。調查中，該國境內十來歲的孩子都只講英語，并且“他們以自己不講馬耳他語或聽不懂這種本民族的官方第一語言為榮”。人們希望借此沖破本土文化及傳統的桎梏，外來文化在這個民族中成為其民眾“受過良好教育”的標志，帶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動與商品被歸到旅游部門來管理，而用馬耳他語制作的本土電視節目在其族人看來也只是個笑餌，消遣一番罷了。簡言之，英語和外來文化成為馬耳他民族的未來，亞文化族群的共同心理認同正在消褪，其民族內在的傳統文化正在加速消失。這其中我們看到一個固守著本土地域的民族是如何被新興的主流大眾媒介所殘食而趨向“外化同質”，類似的情況在有關亞文化流失的比較研究中屢見不鮮。如果說跨區域間的文化同質尚不足以與中國的民族文化狀況相提并論，那么“趨同性”的第二個運動方向———地緣區域內部對文化多樣性的遺忘或抹殺，則更加具有典型意義。這里選用一個由“新媒體”導致的，強勢文化轄域內部———次級地緣文化“被遺忘/被消失”的實例。在廣袤的澳大利亞平原上，衛星導航儀（GPS）已成為旅行途中必不可少的新媒體元素。然而，當地學者卻指出：這種基于地理位置移動的新興媒介正導致承傳了上百年的澳大利亞本土“小鎮文化”的迅速消逝，人們不再任憑興致而改變旅程的方向，于遙遠的路途中隨遇而安地停靠在高速公路旁的小鎮咖啡館，安享一杯下午茶或特制的農家甜點，與熱情的本地人閑談，隨他們一起牧羊、摘蟠桃或櫻桃，并就此被本地的風土人情或自然歷史所吸引而決定留宿幾天。如今，這些路邊小鎮的服務設施正被大量荒廢，因為旅行者車內的GPS上只有一個目的地———作為主流文化發祥地的大都市。這是一個絕好的隱喻：在文化“趨同”運動的過程里，主流文化像磁石一樣將人們的目光和腳步強烈地吸引過去，人與自己腳下熱土之間的緣分被日益沖淡，過程和旅途被遺忘，重要的只是“達到目的”或“到達目的地”。新興媒介熏陶下的次級文化若不能成為主流的目的地，在地緣上便會遭遇無情的遺忘。就中國的情況看，民族性本身與地緣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先前，各少數民族在地緣上“大雜居、小聚居”所導致的文化交流與傳播障礙，在當前媒介的強力滲透下已不明顯。與此對應，大規模的人口移動（如：進城打工潮與民族風情旅游熱）以及現代信息通訊手段的瞬時穿透力，已使民族地區的文化面臨空前的同質化，而地緣上的偏遠、孤立，又導致民族文化在主流傳播視野中的式微。

二、亞文化拒斥與新媒體的介入

亞文化傳播中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是：主流媒介在信息傳遞上的單向性，越來越導致文化傳播的單極化。電視、廣播、報紙等主流媒介的單向傳播大多缺乏與受眾的交流、互動與反饋。長久以來，大眾媒介文化的單向輸出難以填補地緣上亞文化群落的多元訴求。民族精神與文化特質難以綻放，主次群落間信息缺乏對等交流。同質化與被遺忘，一方面致使亞文化本身的多樣性受到擠壓、無以紓解；另一面也造成主流范疇內，次級文化信息的真空。其結果，常常引起亞文化的種種拒斥。嚴重的，甚或導致民族自由化傾向及不合理宣泄；極端的情況，會由精神層面上升到行為，引發區域性騷動，或與境外勢力勾結后，發展為恐怖威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滲透”遭遇伊斯蘭文明的拒斥就很能說明問題的嚴重。世界矛盾的主要因素在過去的十幾年內正迅速起著變化，即由原來國與國之間的利益沖突轉向次級文化與主流文明間的對抗與掙扎。問題出在哪？循著單向傳播形態的固有思路，傳統的大眾媒介將懷疑與指責投向網絡和新媒體，這并非全無道理。新媒體從根本上講，是強調交互性的媒體（例如BBS或SNS具有的即時評論與互動功能）。它為傳播帶來兩個全新的變化：一是削平了傳播者與接受者之間的地位差異，將他們拉入到共時性的信息交流層面；二是填補了單向度傳播的交往性缺失，社交媒體促進了信息的分眾化和隱私性。由此，新媒體打破了主流媒體的意見壟斷，“意見量的級數增長和級數傳播代表了壓抑狀態下公眾的釋放與自我救贖”，互聯網、微博和微信很快觸發了以往受眾處于沉默狀態下的媒介參與意識。這些變化經由復雜的傳播過程，放大（改善）了次級文化介入主流媒介時的影響力。按照單向傳播的邏輯，新變化顯然把水攪得越發渾濁了———傳播的全民參與性破壞著正常的新聞生產秩序；讓全民都成為“評論員”又大大減弱了輿論的導向性；主流話語一旦喪失權威，謠言就會在社交媒介中滋生、激蕩，久久無法平息。反過來，從文化的多樣性及其承傳的角度看，傳統的大眾媒介經營觀念也未必沒有責任。無論這些經營決策來自傳媒巨頭、官方或是精英財閥，上百年的文化趨同運動已為他們積淀出權力話語的生存慣性，難以容忍新媒體在草根層面上為亞文化的合理宣泄帶來契機，行動上必然傾向于———抑制。一時間，行政指令上的收緊以及對網絡與即時評論的種種監控一哄而上。媒介渠道的控制雖見效快，但形式上容易使小新聞、小摩擦、小事件上升為對民族、區域或群體的權利抑制，實質上有損區域內部的民眾團結。再者，強硬的抑制手段也正凸顯出主流媒介面對亞文化、次級文化或民族文化介入時的力不從心，反襯出受眾對新媒體參與性的熱衷。當然，主流媒介并非一味地趨同，面對次級文化的張力也會做出修補。例如2014年5月，大眾媒體集中報道：在湖南上大學的維族學生阿迪力•買買提吐熱———來自新疆喀什的一個切糕世家的淳樸孩子，是如何與他的漢族同學們齊心協力開設“切糕淘寶店”的傳奇經歷。但大眾媒體對民族文化傳播的力度還遠遠不夠。主流話語中，阿迪力的故事只能成為某種來自異域的“奇觀”或“點綴”。真正的民族文化繁榮，要靠區域性的文化自信。自信意味著打破向心力驅使下的媒介意志壟斷，而傳遞本民族、本地區的文化特質。至少，它在傳播中應與主流文化保持對等的溝通。而現在看來，民族文化仍處于被籠罩的“亞文化”次生范疇。談到“亞文化傳播”———這絕不是一個孤立的民族問題，而是全世界所需面對的共同難題。當前，世界上對“亞文化傳播”與“少數族裔或少數民族傳播”的比較研究正如火如荼。這說明，不只是中國，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少數族群文化同樣受到主流文化的同質化困擾?！昂投煌钡亩嘣幕妇?，仍任重道遠。

三、交互性的回歸與時空拓展

新媒體果真如上文所說，是個一無是處的搗蛋鬼嗎？若文化多樣性尚需在共時性上開創平等的交流，那么新媒體正好給它提供了交互的契機。傳播學中，把雙向（或多向）信息流動及其效果互映所形成的系統化過程稱為交互。然而，交互性在文化傳播的歷程中，表現出上下沉浮、若隱若現的不穩定性。作為社會原初的信息傳遞手段，口語傳播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人際間面對面的交流和互動。不過，時空上它具有天生的局限，無法精確、久遠地傳遞。于是，體外化媒介應運而生，從巖畫、甲骨文，再到竹簡及筆墨紙硯，文字與書寫使信息傳遞的距離、精度及耐久保存性大為提升。但恰恰是這些優良的特點斷送了傳播的交互性，文化的雙向即時感染力被單調的主流均質化所取代?，F性意義上絕大多數的傳播形態（如：印刷、廣播、電視等）都不斷弱化交互性。單向度傳遞的后果，就是文化間缺乏平等的互映與呼應。這是次級文化現象催生的根源，也是民族文化陷入困境的癥結所在。民族文化的延續源于傳播形態的有力支撐。當下，新媒體給民族文化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數字化、網絡化、電子智能化的應用手段，使其兼具口頭傳播的即時交互性以及大眾傳播的遠距離、精確性等優勢。更為重要的，新媒體實現了交互性在傳播中的飛躍，它突破了時空的阻隔與等級的藩籬，為共生性文化傳播拓展出廣闊的疆域。面對新媒體的突入，當代民族傳播雖有挑戰，但機遇尚存。甚至，機遇遠大于挑戰：

1.新媒體的交互性打破了大眾傳播層級的單向流動及文化交流的不對等。

在原來的單向傳播中，我在山里，你在山外；我是我，你是你，你我之間沒有形成絕對的文化與生活聯系。空有一個虛幻的外部世界，而民族區域內在的品性與氣質無法由單向傳播給予必要的反饋和呼應。交互性有利于改善單向傳播在文化上的均質，使民族文化的多元化色彩輸出成為可能。

2.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介的社交屬性使其更傾向群體傳播，與大眾傳播相比，其受眾寬余度不大而分眾化明顯，導致信息覆蓋率不高但傳播效率提升。

這為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拓展帶來好處。

3.新媒體的社交特性為區域性文化凝聚創造機會。

大規模人口流動及旅游文化產業的深度開發使民族文化賴以生存的固定地緣性與區域性特質被打破。空間上，少數民族地區的民眾正在全國范圍內與“不定量多數”的普眾加速融合。生活在城市中的少數民族規模正逐步擴大。新媒體有利于將本已離開民族地緣的人們，在新的虛擬時空中重新聯系起來。微博、微信的民族群落，以及具有民族文化性質的朋友圈，正在不自覺地修復和維系著各民族文化的內在脈絡。另一方面，從民族團結的角度看，在民族“大雜居”的環境下，活躍區域性文化、變文化隔閡為地緣融合，有利于局部區域內打破各民族界限，在以地緣為基礎的群體傳播與信息互動中增進各民族間的團結。

4.新媒體益于打破固有的單一媒介運營機制，變官方運營為政府指導下的社交化運營，提高群體內每個個體的參與積極性。

同時，媒介社交化并非將傳播局限于封閉的群體內，而是經由微博、微信等信息系統的微循環來促進民族傳播的“微繁榮”。第五，新媒體的“微繁榮”意義重大，它變全局觀念（主流文化）上的普眾化繁榮，為微觀地緣文化上的具象鵲起———從一支獨大到百花爭艷；再由各美其美，到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時，“大同”就不再是單一文化的均質，而是各民族在多元化背景下的“共榮”。

四、向全媒體時代邁進

傳統媒體將何去何從？新舊融合勢在必行。當代傳播正隨著新技術、新媒介的迅猛發展而闊步向前。新媒體生成輿論、影響輿論的能力日漸增強，青年一代更將新興媒介作為信息獲取的首要來源。面對新媒體的來勢洶洶，業界和學界不斷發出消極的聲音，認為傳統媒體已被邊緣化并“面臨著市場被壓縮、影響力下降、輿論引導和主導能力越來越脆弱的問題，有的甚至淪為微博、微信的‘印刷體’”。然而，“唱衰”不應成為當前傳媒業發展的主流，媒介融合才是———因勢而謀、應勢而為、順勢而動的發展大勢。事實上，新媒體并沒有占盡優勢，傳統媒體亦非完全沒落。新媒體雖能提供海量信息、傳播速度快，但加劇的信息泛濫也導致其傳播重點不突出，信息缺乏可信度及權威性的問題日益暴露。這正需要傳統媒體予以緩解和彌補。當前，傳統媒介在區域性民族文化傳播中的可行路徑有：

1.親身介入新聞現場，用可靠的報道重塑媒介權威性。

充分調動傳統媒介走基層、重調查、深入新聞一線的勤勉精神，以鏡頭、親歷和一手采訪打動觀眾與讀者；克服新媒體在新聞采編上“凡事靠搜索”的“網絡復制”惡習。民族文化在傳播與采訪上受到地域偏遠的影響，可越是偏僻就越要走進去、越要將文化的特色帶出來，以鮮活的現場博得受眾的認可。

2.加強深度報道，彌補網絡信息的淺薄化。

新媒體有著快速傳播的優勢，但快餐式的信息消費一旦形成慣性，民族文化背后的生活故事、歷史底蘊以及人性的張力便無從談起。傳統媒介應發揮其特長，利用電視紀錄或報紙文化專欄等渠道，以深入的思考為受眾提供獨特的文化體悟。

3.以評論引導輿情。

面對地緣政治與民族文化的復雜性，新媒體傳播中的評論極易受到擾動，甚至淪為少數別有用心之徒煽動、操縱、詆毀民族團結的工具。傳統媒介應提高快速反應能力、適時介入，鞏固評論陣地、提升評論質量，引導受眾進行獨立判斷，第一時間抑制流言的滋生。

4.發揮全媒體優勢、充分融合，突顯“把關人”的作用。

全媒體指，傳統媒介充分調動各種手段和平臺優勢，構建傳播領域的大報道體系。努力將新媒體速度快、交互性強、傳播靈活的特點，與傳統媒介覆蓋廣、內容權威、觀點深刻、評論視角獨特的優勢結合起來，加強與受眾的跨媒體互動。例如：在廣播電臺發展互動直播欄目，通過短信與聽眾即時互動；鼓勵報紙開設官方微博，通過二維碼為讀者提供更為豐富的音視頻信息；為電視新聞節目引入微信公眾平臺，讓觀眾透過手機參與評論、暢所欲言，并將大眾喜好與大數據相結合，反過來服務于傳媒市場。

五、結語

總之，“融合與共贏”將是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媒介發展的主流。誰擁有更多、更忠實的受眾群，誰就贏得主動。民族文化的傳播與互動，自然也不例外。全媒體繼承了媒介傳統與新興事物間各自的優勢，有利于擺脫主流文化的強勢壟斷，有利于摒棄民族文化的“邊緣”印象，有利于為各民族的地緣文化特色提供映現的舞臺，從而填補主流文化（宏大敘事）籠罩下的“地緣信息真空”，實現亞文化在群體傳播中的“微繁榮”。

作者：姜申單位：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