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生態文明建設的文化發展

導語：略論生態文明建設的文化發展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人既不能完全順應自然也不能屈從于異化的文化，消解異化的正確途徑只能是文化重建。文化異化和文化重建是文化進化中的一種普遍現象，當代文化重建選擇了生態文明這一方向。生態文明建設要以愛的智慧整合全人類的創造力。俄國-美國社會學家皮特靈•亞歷山大洛維奇•索羅金(PitirimAlexandrovichSorokin,1889—1968)在其著作《愛之道與愛之力》（1954）中強調，唯愛的力量可以把人類的行為提高到更高的道德水準[4]。從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PierreTeil-harddeChardin，1881—1955）的《智慧圈的形成》（1947）到英國學者彼得•羅素（1946—）的《地球腦的覺醒》（1983）和英國-美國統計學家諾曼•約翰遜（NormanLloydJohnson，1917—2004）等人的著作《共生智慧》（1998），發展了“群體智慧”（Collec-tiveIntelligence）[5]。生態文明建設包括3個層面的設計，波蘭-英國社會人類學家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KasperMalinowski，1884—1942）的《科學的文化論》（1944）和美國人類文化學家萊斯利•懷特（LeslieAlvinWhite，1900—1975）的《文化的科學》（1949）所闡釋的文化基本要素，即物質技術、社會制度和思想觀念，技術解決效率問題、制度解決公正問題，觀念解決創造問題。技術層面的設計要遵從自然規律。作為人類適應自然物質手段的技術，包括物質變化、能量轉換和信息控制3大類。農業文明時代的金屬革命、工業文明時代的能量革命和當代正在進行的信息革命，粗略勾勒了技術發展的歷程。從德國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VonEngels,1820—1895）在《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過程中的作用》（1876）中敲響技術異化的警鐘，到美國海洋生物學家雷切爾•卡遜（RachelCarson，1907—1964）以其《寂靜的春天》（1962）喚醒人們對工業污染的警覺，以及日本物理學家和環境經濟學家槌田敦（つちだあつし，1933—）以其著作《熵和生態學》（1986）闡釋了技術地解決的極限[6]。

人類終于認識到了技術異化的鐵律，人為的生態變化總是以其自然規律給人類以報復?，F代人類陷入了技術崇拜和技術恐懼的張力之中，這種張力可以成為文化重建的一種心理動力。法國有機化學出身的學者喬爾•德洛斯納（JoëldeRosnay，1937—）兩本著作《生命之路》（1983）和《共生人》（2000），論說了人類有可能通過共生發展出更高級的智慧。制度層面的設計要遵從社會規律。由政治、經濟和社團基本要素構成的社會制度系統演化，經歷了農業文明的政治主導、工業文明的經濟主導，正在進入社團主導的新時代。索羅金的《社會動力學和文化的動力學》（1937—1941）給出文化主導因素更替的理論說明，英國作家和歷史學家赫伯特•喬治•韋耳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的著作《世界史綱》（1919）提出文化演化的“沖突融合”機制[7]。韋爾斯詳細地論述了工業文明如何在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沖突與融中產生，而把未來文明產生的問題留給我們。按照韋爾斯的“沖突融合”理論，后工業的未來文明必然在工商文化與農耕文化的沖突融合中產生。超越工業文明的諸多嘗試，似乎都沒有把農耕文化作為必要條件之一與工商文化并列。美國國際政治學家塞繆爾•菲利浦•亨廷頓（SamuelPhillipsHuntington，1927—2008）的《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預言西方與非西方文明的沖突，本質上是工商文化與農耕文化的沖突[8]。我們期待這種東西方的“兩極相逢”孕育出新的文明。觀念層面的設計要遵從思維的規律。由信仰、理性和價值3大基本要素構成的人類觀念系統，其進化經歷了農業文明時代的信仰主導和工業文明時代的理性主導，正在步入價值主導的新文明時代。這一過程包括了兩次觀念重建。第一次觀念重建發生在公元前5世紀前后的幾百年里，信仰取代巫史主導文化系統，它就是德國哲學家卡爾•特奧多爾•雅斯培爾斯（KarlTheodorJaspers，1883—1969）在其著作《歷史的起源與目標》（1949）所闡釋的“軸心時代”（Ach-senzeit）[9]。第二次觀念重建發生在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前后的幾百年間，理性取代信仰主導文化系統，它就是英國女宗教歷史學家卡倫•阿姆斯特朗（KarenArmstrong，1944—）在其著作《大轉變》（2006）所說“第二軸心時代”（theSec-ondAxialAge）。面對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文化異化，價值主導的觀念系統重建似乎已經開始，一些學者在談論新軸心時代（TheNewAxialAge）,如中國-美國哲學家杜維明（1940—）的《新軸心時代的必要與可能》（1988）。中國哲學家馮友蘭（1895—1990）的《論人生境界》（1942）把“天地境界”作為人生最高境界，似乎為新軸心時代的觀念重建指出了正確方向。英國物理學家和作家查爾斯•珀西•斯諾（CharlesPercySnow，1905—1980）以其《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1959），為新軸心時代的觀念重建指出一條重要的途徑——兩種文化的并存和競爭[10]。

建設生態文明既是時代的潮流，也符合我們的主流哲學和傳統價值觀。從加拿大-美國社會學家本•阿格爾（BenAg-ger）在其著作《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述》（1979）中提出“生態馬克思主義”（Ecologi-calMarxism），到美國社會學家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1953—）的著作《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2000），馬克思的生態觀被重新發掘并加以發展而成為解決生態危機的重要指導思想[11]。如果我們以全球視野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它的人與自然統一的生命哲學價值觀，對于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滿懷“溫情和敬意”的中國歷史學家錢穆（1895—1990），在其最后的一篇口授文章《論天人合一》（1990）中表達了他的最終信念，“天人合一”觀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人類的最大貢獻。中華民族為農業文明創造和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在創造工業文明的過程中落伍了，現在切不可錯過創造新文明的機會。最后讓我們重溫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WilhelmNitzsche，1844—1900）的遺訓，他在其著作《權力意志》（1906）中強調，既然人類是自然的偶然的產物，又因偶然的生存條件而形成了一種偶然的認識方式，那么任何認識都不具有絕對的和終極的真理地位。

本文作者：董光璧工作單位：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