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發展戰略維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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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略目標：國家文化安全與公民文化權利的雙重訴求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血脈，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和精神家園。文化作為現代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國家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重要來源。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在中國特色現代化事業中戰略地位的確立，一方面源于全球化時代維護國家文化主權和文化安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的需要；另一方面源于社會全面進步中對維護人民文化權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響應。在全球范圍內，文化變革與文化競爭正在成為新時代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說，全球化而今已成為“文化、政治以及經濟生活中許多領域里一個決定性的因素”。[2]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的競爭，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軍事領域，而且也越來越多的指向文化領域，文化成為一國重要的軟實力而成為綜合國力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捍衛國家文化主權不僅事關文化的獨立性，而且關系到一國的政治主權和獨立地位。“文化主權”是現代民族國家對本國文化擁有的最高權和獨立權，其核心是民族文化的獨立存在權和發展權。國家文化主權的完整存在將為文化安全提供權力支持和政治保證。[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國家硬實力得到較大提升，但文化發展的相對滯后，使國家軟實力未能取得同步發展，“中國人正在失去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中國性(Chineseness)”，即存在“自性危機(IdentityCrisis)”。[4]相對于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領土安全，文化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相對隱形，但卻事關重大。這是因為文化和意識形態滲透于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是國家政權、社會制度得以建立和維護的重要思想基礎，從深層上影響著國民的精神和靈魂。一個民族或國家，如果精神支柱坍塌、文化陣地喪失、意識形態失控，社會成員的價值規范就會陷入混亂，國家安全就無法保障。[5]而面對全球化時代文化霸權主義的挑戰，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排擠”戰略的挑戰，中國正面臨著文化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的隱憂。從全球文化競爭的格局和態勢來看，中國處于被動的不利地位，表現在中國還不是文化生產大國，參與全球文化競爭的實力不濟，文化輸出的能力不足；表現在面對西方國家的文化行銷模式，中國尚未建立一套相應的“軟實力”制約機制，文化競爭的反制能力薄弱。中國應當從“國家利益”的高度來審視文化發展，采取有效手段保護自己的文化產品、文化價值與文化身份，堅決抵制和防范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滲透，構建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說：“今天世界上……進步再也不能以技術和生活的物質標準來衡量了。如果在道德、美學、政治、環境等方面日趨墮落的社會，則不能認為是一個進步的社會，不論它多么富有和具有高超的技術。一句話，我們正在走向更加全面理解進步的時代”。[6]文化以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方式提供著人類社會發展的目的意義和根本動力。文化需要是人的一種內在的普遍的需要，是民生的重要內容，是人幸?？鞓返闹匾獦酥?。文化由生活在特定時代中的人所創造，也必須服務于特定時代的人。實現公民文化權利是當代文化建設的終極目標。文化權利是繼政治權利、經濟權利之后，公民權的又一項重要的內容。這種新的解釋是基于托馬斯•H•馬歇爾（ThomasH.Marshall）1964年對公民身份所建立的法律、政治和社會權利解釋框架。公民文化權利主要包括四方面內容：一是享受文化成果的權利；二是參與文化活動的權利；三是開展文化創造的權利；四是文化創作成果得到保護的權利。[7]中國從生存型、溫飽型社會向發展型、小康型社會的全面轉型，使人的文化需求得到極大釋放；而伴隨著社會民主的進步和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文化權益也受到人們空前的重視。能不能保障好、實現好人的文化權益，讓人民共享文化建設的成果，成為執政黨文化自覺、責任擔當的重要方面。基于對公民文化權利的確認，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要以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就是要政府切實擔負起滿足人民文化需求的責任，始終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引導文藝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為人民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糧。[8]建設文化強國要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堅持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干，以全體人民為服務對象，完善覆蓋城鄉、結構合理、功能健全、實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讓群眾廣泛享有免費或優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保障人民群眾享受文化成果、參與文化活動、開展文化創造的基本權益。

二、戰略意識：文化自覺、文化自信與文化自強

“文化自覺”是費孝通先生最早提出的概念，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9]“文化自覺”這個概念反映了對文化地位和作用的高度重視和科學認知，一經提出便引起了學術界、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普遍關注和深刻反思。從本質上來說，文化自覺是人類在生存和發展過程中，對人及其文化存在狀態、現實使命、未來走向的自覺。文化自覺既是一種文化意識，又是一種文化價值觀，更是一種文化實踐論。人們當下提到的文化自覺，主要是指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在文化上的覺悟與覺醒，包括對文化在歷史進步中地位作用的認識，對文化發展規律的正確把握、對文化發展歷史責任的主動擔當。文化作為一種觀念形態，總是與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系。當前，時代的發展使文化的作用較以往任何時期更加重要。文化的力量已深深地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創造力之中；文化的力量已融入到國家實力、國家利益和文化主權之中。新時期，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實現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需要執政黨對文化戰略的自覺認知、政府對文化發展的自覺擔當、人民對文化建設的自覺實踐。為此，我們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樹立新的文化發展觀，確立關于文化發展地位、文化發展方向、文化發展動力、文化發展格局和文化發展目的的科學認識和戰略思路，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加快發展文化產業，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需要充分而堅定的文化自信。只有有了文化自信，我們才能在文化建設中堅持走自己的文化發展道路不動搖，才能在全球文化競爭格局中確立中華文化應有的地位，才能滿懷信心、凝聚力量、鍥而不舍地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需要執政黨增強文化自信，客觀地分析我國文化建設面臨的挑戰和有利條件，做好文化發展的戰略部署，鼓舞和激發人民群眾參與文化建設的熱情，不斷開創文化建設新局面；需要文化精英對中華文化的科學認知和理性解讀，引導和激發國人文化認同與文化尋根的自信心，保護國人的“文化指紋”和“心性價值”。破除西方霸權話語對本土文化的“邊緣化”和“妖魔化”，重新確立“三和文明”（即家庭和睦、社會和諧、世界和平）在國際社會話語體系中應有的地位；[10]需要全國人民滿懷信心、堅持不懈地投身于中華文化的自覺傳承、積極創新和交流傳播之中，保護好中華文化的根脈。新時期，中國應在把握文化發展有利條件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充滿信心。一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充滿信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成功實踐，充分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沿著這條道路前行，一定能夠實現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二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充滿信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反映了社會主義文化的本質要求，反映了人們發展的本質要求，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吸引力，是保證文化發展正確方向的“指針”，我們應當對此充滿信心。三是對中華傳統文化充滿信心。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創造，中華傳統文化有著自身的文化印記和心性價值，我們應當在傳承創新中發揚光大。發展才是硬道理。提升文化自覺，增強文化自信，其目的是要實現文化自強。加快發展文化產業、積極促進文化事業，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生產力、壯大國家文化軟實力，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基本道路。當前，我國文化發展存在“三個不適應”：一是文化水平與綜合國力不適應；二是文化發展與經濟增長不適應；三是文化發展與國民素質要求不適應?？s小文化發展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使文化發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都有賴于文化自強來推進。文化自強，正考驗著執政黨的執政興國能力和領導文化建設的能力，關系著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文化自強理應成為文化發展的最強音、最普遍的共識和最自覺的行動。[11]“把我國建設成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是執政黨為推動文化發展而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也是全體人民共同期盼的文化自強的合理表達。文化要自強，關鍵在于凝結民族文化的靈魂——形成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和共同理想，培養民族文化的個性；同時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和競爭，不斷提高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傳播力和輻射力。為此，需要我們對文化道路、文化方向、文化靈魂有正確的把握；對文化創造、文化傳播、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發展有全面協調的整體性推進。[12]全球化時代，實現文化自強，需要我們以積極的姿態，創造性的開掘和利用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自覺將世界“歷時性”積淀的文化資源進行當代“共時性”消化，以此來優化民族文化機體。這才是一個文明古國的優雅態度，也是一個文化強國的積極姿態。

三、戰略任務：國家軟實力培育與文化強國建設

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文化與經濟、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斷的提高，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的競爭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文化已經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和綜合國力的重要基礎。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建設成就巨大，經濟實力明顯增強；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科技實力逐步增強；國防建設穩步推進，軍事實力穩中有升?？梢哉f，我國各項“硬實力”發展水平已今非昔比，取得了實質性進步甚至于質的飛躍。相比而言，我國“軟實力”建設因長期未受到足夠重視而增長緩慢。“軟實力”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學者約瑟夫•奈于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隨后在《軟力量——世界政壇成功之道》一書中，奈對“軟實力”做出了規范性定義，即“軟力量是通過吸引而非強迫或收買的手段來達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觀念和政策的吸引力”。[13]在這一定義中，約瑟夫•奈指出國家軟實力主要來源于三種資源，即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奈將文化作為“軟實力”最重要的來源之一，明確了文化在國家軟實力培植中的重要地位。事實上，文化作為推動社會全面發展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發揮著重要的凝聚、激勵、整合等方面的作用。文化是一種力量，即文化力。擁有強大的文化力，就可為國家軟實力奠定堅實基礎；占據了文化發展的制高點，就可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當代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正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實現創新，構建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就能在保障人民群眾文化權益中實現中國的文化復興，并在反制“文化霸權主義”對中國文化的“邊緣化”中實現“和平崛起”。美國《外交》雜志曾評論道：“伴隨著中國飛速的經濟發展，被稱作‘軟實力’的文化、外交等方面，中國的影響力已經滲透到世界許多角落，無論在東南亞、拉丁美洲，還是在非洲，你都可以發現中國的影響”。[14]中國雖然在“軟實力”建設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但就擁有五千年燦爛文明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而言，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明顯滯后，文化軟實力發展水平不容樂觀，已經不能滿足新時期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和意志、宣傳中國發展道路、凝聚發展共識、維護文化安全、提高文化生產力、引領世界發展的需要，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短板之一。其中的原因既有國際資本主義社會的擠壓、封建主義文化殘存的根深蒂固，也有我國傳統發展觀的阻滯、文化發展戰略意識的滯后等因素。[15]為此，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要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高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十七屆六中全會在系統總結我國文化建設取得的重要成就和主要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并就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進行了全面部署，勾畫出我國文化發展的宏偉藍圖。中共十八大基于“五位一體”的總體性戰略布局，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注重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增強和提升文化軟實力，使人民群眾的文化權益得到切實保障，文化產業得到健康有序發展，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

四、戰略路徑：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雙輪驅動”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任務，指出要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保障和實現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要加快發展文化產業，推動文化產業成長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將文化區分為產業部分與非產業部分，并對其采用不同的經營機制和管理模式，已成為世界各國文化發展的一般做法。在我國，將文化區分為“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最早出現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這是我國文化建設理論認識上的重大突破，并已進入我國文化發展的政策實踐。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要“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經營性文化產業”，這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發展路徑，強調的是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雙翼齊飛、協調發展。[16]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是相互關聯的兩個范疇，都以文化為內容，但性質、目標、方式、策略都各不相同。文化事業是指以傳承創新優秀傳統文化，建構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和主導文化為基本使命，旨在豐富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養和精神文化水平，引導社會價值標準、行為規范和秩序結構為目的的文化建設；而文化產業則是指以發展壯大文化經濟為基本任務，通過經濟規律來引導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通過市場化運作牟取利益為主要目的的文化生產與消費活動。二者價值屬性上的不同，表現為文化事業具有公益性質和精神特征，而文化產業具有經濟性質與物質特征。當然，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都由于其獨有的文化稟賦而具有某些意識形態特征。發展文化事業，主要是一種社會公益性活動，追求精神價值和社會效益；發展文化產業，則主要是一種經濟性活動，追求商業利潤和經濟效益。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一個突出特點，就在于確定了“二水分流”的發展格局，使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各在其所、各歸其位、各負其責。文化事業具有公益性、公共性。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為公眾提供公共文化服務，以滿足人民群眾公共性的、高品位的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理所當然地成為政府文化發展的重要職責。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化事業是以意識形態為主，為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弘揚社會主導文化服務的，涉及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和群眾的文化權益。文化事業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公益性文化事業的功能取向。一是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權益。在公民個體權益結構中，文化權益具有不可忽視的結構存在意義。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權益是現代政府的法定責任，向公民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務應當納入民生建設的范圍。這表明政府文化承諾的神圣性和政府存在的公信力。二是促進社會文化和諧。對于現代民族國家而言，致力于促進當下的社會文化和諧，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這不僅因為社會文化的和諧有利于政府的社會治理，而且有助于改善國民的生活質量并提高其幸福指數。在促進文化和諧的著力點上，國家公益性文化建設的功能指向聚焦于以相應的文化秩序維系社會的日常生態和基本價值。三是建設民族文化家園。優秀傳統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追求和歷久彌新的精神財富，是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支撐。繼承并創新優秀傳統文化，建設超越于意識形態價值之上的民族文化精神結構和文化根系，建設中華民族綿亙其文化血脈、支撐其文化脊梁的精神大廈，是公益性文化建設的基本使命。[17]四是致力于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中國城鄉文化發展的失衡，有可能使鄉村文化陷入“盲區”。因此，公益性文化事業的發展，不僅要致力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對城鄉的全覆蓋，也要致力于促進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要堅持以政府為主導，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加強社區和鄉村文化設施建設，尤其要加大對革命老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文化服務網絡建設支持和幫扶力度，確保公民文化權利得到公平保障，確保公共文化空間的得以培育和擴展。文化產業具有經營性、市場性，是市場主體通過市場來融資并配置文化資源，向社會提供帶有盈利性性質文化產品的經濟活動。發展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因應產業分工、階層分化、職業差別等帶來的大眾多層次、多樣化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徑，[18]是新經濟條件下推動國家產業升級并促進國家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化與經濟的相互交融、相互作用更加凸顯，文化經濟化、經濟文化化，成為新的時代特點?？萍歼M步和知識經濟的迅猛發展，導致文化已全面融入和滲透到經濟發展的全過程，文化既在經濟發展質量提升中發揮著作用，而且直接貢獻于經濟的持續增長。新時期，實現科學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借助文化的力量，尤其是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文化產業作為朝陽產業、綠色產業，具有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小、科技含量高等方面的特點，在優化結構、擴大消費、增加就業、可持續發展等方面有著突出優勢，對于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意義重大。[19]

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其一，要堅持以市場機制為導向，鼓勵引導有條件的國有和非公有制文化企業面向資本市場融資，積極鼓勵和支持非公有資本以多種形式進入政策許可的領域，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干文化企業。其二，要發揮政府的引導扶持作用，通過重大文化發展帶動項目，鼓勵有實力的文化企業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兼并重組，實現文化資源的有效整合。發揮東中西部地區各自優勢，加強文化產業基地規劃建設和區域性特色文化群落建設，建設促進文化產業在區域間相對均衡發展。其三，要推動文化產業結構調整，發展壯大出版發行、影視制作、印刷、廣告、演藝、娛樂、會展等傳統文化產業，加快發展文化創意、數字出版、移動多媒體、動漫游戲等新興文化產業。其四，要創新商業模式，拓展大眾文化消費市場，開發特色文化消費，擴大文化服務消費，提供個性化、分眾化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培育新的文化消費增長點。[20]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公益性”與“經營性”的區隔凸顯出二者的差異，但二者內容（文化）上的共同性必然意味著二者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關系。兩類文化活動從表面上看確實存在明顯差異，但事實上兩類文化活動是一個有機整體。一方面，公益性文化事業在滿足人的一致性文化需求的過程中，為經營性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和完善的設施條件，培養并輸送了高素質創作隊伍和消費群體，有效地推動著文化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經營性文化產業在滿足大眾差異化文化需求的過程中，為公益文化發展提供了擴展和提升的空間，激發了文化資源優化配置、文化活動共建共享的動力，促進了文化體系的主體性和開放性兼容。[21]可以說，沒有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持續發展，社會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就難以得到保障，文化資源的合理開發和有效利用就難以實現，文化產業的發展就成為無源之水；而沒有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社會文化在激活文化資源價值、推動民族文化傳承創新、實現文化共享和文化認同的使命就難以完成。因此，文化建設的最佳組合和最佳狀態，莫過于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相互配合和協調發展。惟有雙輪驅動、比翼齊飛，我國文化強國建設的目標才有望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