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價值的生態化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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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陳英工作單位：貴州大學

一、憲法價值取向生態化的時代背景

2世紀中葉以后,人類挾其利用核能及電子科技的能力,將人類社會推進到科技時代。這次科技革命雖帶給人類前所未有的便利與文明,但對社會所造成的沖擊也百十倍于過去的工業革命,特別是公害的頻生、自然環境的惡化、物種滅絕的危機,不僅伴隨而生,而且日趨嚴重。環境問題作為一個世界性問題與世紀性問題既向傳統法律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又為法律的創新與發展注入了生機與活力,即法律的生態化,但法律的生態化又肇始于舊的發展模式和舊的倫理觀念的破除。作為與自然人的生存關系極為密切的政治宣言憲法,自然不能對這些問題熟視無睹。當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問題威脅著人類的生存,人類不得不開始反思法律特別是憲法的傳統價值理念及其制度規范。法價值取向的生態化,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具體說來,憲法價值取向的時代背景可以概述如下:

(一)生態危機全球化正如美國物理學家費卡普拉在5轉折點科學社會興起中的新文化6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當前的危機不只是個人的危機,不只是政府的危機,也不只是社會組織的危機,而是全球性的變遷。無論是作為個人,作為社會,作為一種文化,還是作為全球的生態系統,我們都正在達到一個轉折點。隨著生態危機的加劇,生態危機已經超出國界成為全球性生態危機,從而也把人類保護環境、改善生態、建設自然推向一個嶄新發展的時代,實現人類由征服掠奪生態環境資源,到保護建設生態環境資源的大轉變,創造比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更加燦爛輝煌的生態文明,并使之成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起主導作用的文明形式。因此,21世紀將是重建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的生態時代。對憲法價值取向隨著情勢的變遷而進行修正,才能應對生態危機所帶來的文明轉型。

(二)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確立生態危機的全球征候引起人類對自身生存發展狀態的嚴重反省,終于認識到工業文明的發展道路是一條掠奪和浪費資源的發展道路?，F代經濟發展再也不能繼續沿著這條黑色道路走下去,必須探索可持續發展的綠色道路。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5我們共同的未來6在分析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后,把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1]這標志著可持續發展理論正式的形成。它要求在生態環境承受能力可以支撐的前提下,解決當代經濟社會與生態發展的協調關系;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解決當代經濟發展與后代經濟發展的協調關系。從而真正把現代經濟發展建立在節約資源、增強環境支撐能力、生態良性循環的基礎之上,將經濟社會發展的生態代價和社會成本減少到最低限度。這就要求把法律生態化的理念注入憲法價值理念中去,重新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

(三)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人類正在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世界經濟形態正在由資源經濟(或物質經濟)向知識經濟(或智力經濟)轉變。知識經濟是一種直接依賴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傳播、分配和使用(消費)的經濟,它不是以自然資源而是以智力資源為主要依托,從而可以根本改變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大量索取、大量投入、大量消耗、大量廢棄的利用模式與生產方式。通過知識經濟,能夠逐漸降低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從而有效地緩解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知識經濟的興起與發展,為人類解決環境資源危機找到了根本出路,也為人類走出環境危機的困境提供了根本保障。憲法價值取向的生態化正是適應知識經濟的要求,更好地處理人與自然、社會的關系,使其更加和諧。

二、傳統憲法價值取向的不足

(一)傳統憲法價值取向法理基礎的缺陷大家知道,無論是近代憲法價值取向的法理基礎個人本位,還是現代憲法的價值取向社會本位,均是建立在傳統非持續發展基礎上的,體現的是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又主要來源于西方社會的主流倫理思想。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勝利,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使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因而,西方的科學、技術、經濟成為后進國家學習模仿的對象,西方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被認為是先進的東西而受到追捧,西方的倫理道德和法律制度也憑此擴散到后進國家,深深地影響了此后的世界發展進程。但在西方延續了幾千年的哲學倫理學理論中卻幾乎沒有什么環境思想。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時代開始,西方哲學強調的就是靈性的提升,認為現實世界只是理想世界的翻版,人類是世界的中心。對后世法律正義論和法治觀念的形成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5政治學6中寫道:一切動物從誕生(胚胎)初期,迄于成型,原來就是自然預備好了的,,它們有助于人類的生活和安適實在不少天生一切動物應該都可以供給人類的服用。[2]這深深地暴露了他的正義觀在環境倫理道德上的缺陷。雖然自然科學不斷在進步,但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仍深刻地影響著后世的世界觀、價值觀。無論是中世紀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自然法,還是復興于十七八世紀的所謂古典自然法,都沒有能跳出人類中心主義的桎梏。英國自然法學家洛克就認為,土地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給人們用來維持他們的生存和舒適生活的,等等。這固然是因為人類認識水平上的局限,更多的則可能是由于西方社會對此的普遍認同,而文藝復興運動中誕生的人本主義思潮,又進一步強化了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影響。長期以來,人類視自然如無物,對其進行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開發利用,這是長期存在于人類社會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分不開的。這些法理基礎理論嚴重妨礙了傳統憲法對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載體和基礎的生態環境資源的保護。

(二)傳統憲法價值取向政治思想基礎的缺陷傳統憲法價值取向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政治思想政治基礎上的。它主張嚴格的限制政府的權力,政府只是消極的充當守夜人的角色。洛克在其5政府論6中,以人生而自由的論斷為基礎,引申出兩個重要結論:一是自然權利理論;二是政府的存在基于個人的同意。在洛克的全部思想中,個人自由是貫穿始終的主題,立法權和行政權的設立,法律的制定和實施是個人自由的產物和保證,政府權力的界限是個人的自由,只有以實現人人自由為目的的政府才具有正當性,社會必須建立在這種個人的充分自主性的基礎之上。在個人權利被賦予至上地位的同時,政治社會中與個人權利相對的政府權力必然是有限的。作為上層建筑的憲法,在這樣的政治思想的指導下,對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的保護也顯得非常的有限。隨著生態危機的不斷爆發,傳統憲法價值取向的弊端逐漸顯露出來,產生了諸如公地悲劇等一系列問題。

(三)傳統憲法價值取向自由經濟思想基礎的缺陷從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開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探討均基于這樣一個基本前提,即經濟活動中的個人都是一個以理性作為自己行動指南的經濟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斷者。在與原始國家干預的經濟思想交鋒中,經濟自由主義逐漸贏得了勝利,成為19世紀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現實的經濟發展模式,同時也成為傳統憲法基本理念的思想根源。但是人類發展的實踐證明,經濟人的假設是難以維系人類自身的不斷延續的,資源的有限性、人的需求的無限性以及人的自利性,必然導致忽視甚至排斥人類的其他利益需求的價值取向。于是,各種矛盾層出不窮,市場失靈問題隨之產生。環境問題是市場失靈的表現,環境資源無法以市場價格的形式出現,價值規律無法對此發揮作用,市場機制的外部不經濟性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破壞。在這種經濟思想指導下,傳統憲法價值在指導、協調人、社會與環境方面的作用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

三、憲法價值取向生態化的具體構想

(一)樹立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21世紀的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威脅也是生態危機。此種背景下,在憲法價值取向上確立樹立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1.樹立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強調社會經濟的發展必須與自然生態的保護相協調,在社會經濟的發展中要努力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協調,發展不能以破壞生態平衡為代價,不僅要使環境資源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能滿足我國子孫后代的需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觀追求的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領域可持續發展的整體變革,包括思想和制度?？茖W發展觀的目標是通過發展去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社會環境與生態環境的平衡,實現根植于現代文明之上的天人合一。簡言之,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生態文明。2.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生態文明是指人類遵循人、自然、社會和諧發展這一客觀規律而取得的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和,它表征著人與自然相互關系的進步狀態。如果說農業文明是黃色文明,工業文明是黑色文明,那么生態文明就是綠色文明。生態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的一種高級形態,是人與社會關系的一種新穎狀態,是人類文明在環境危機全球化下的轉型和升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建設生態文明,絕不是人類消極地向自然回歸,而是人類積極地與自然實現和諧。人類既不能簡單去主宰或統治自然,也不能在自然面前消極的無所作為。3.憲法價值取向的回應憲法作為最高的法,必然隨著社會情勢的變遷而不斷發展。特別是近代以來,人類以國家為單位的各個歷史階段,每走過一段艱難困苦的里程,都要通過憲法來制定為克服困難所規定的新規則,以此來繼續人類的發展;每走過一段苦難深重的里程,都要通過憲法來確定為消除苦難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會的基本形態,從而進入新的歷史階段。[3]憲法價值取向正是在不斷回應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不斷完善、修正自身的。它一方面對歷史各階段的生活經驗進行了批判性的總結,[4]另一方面則型塑新的社會生活,具有開創未來的作用。在憲法價值取向上樹立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符合時代的要求,是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包含著對工業文明的反思。它反對極端人類中心主義與極端生態中心主義。極端人類中心主義制造了嚴重的人類生存危機;極端生態中心主義卻過分強調人類社會必須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動。它主張人是生態系統中的重要一員,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發展必須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

(二)平衡環境資源享有法益的代內公平與代際公平代內公平,即同代人之間的橫向公平性,指同時代的所有人,在環境資源的分配利用上,不分民族、種族、性別、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等方面的差異,享有平等的權利?？沙掷m發展要求滿足全體人民的基本需求和給全體人民平等的機會滿足他們較好生活的愿望,要給所有人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以平等的分配權和發展權,要把消除貧困作為可持續發展的特別優先的問題來處理。代際公平,即歷代人之間的縱向公平性,美國法學教授魏伊絲女士對其有深刻的論述。她認為作為物的一員,我們與現代的其他成員以及過去和將來的世代一道,共有地球恩惠的受益人,同時也是將來世代地球的管理人或受托人?？沙掷m發展要求在有限的自然資源的限制下,本代人在滿足自己的生存與發展需求時不能損害人類世世代代滿足需求的條件即自然資源與環境,要給后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資源的權利。代際公平是一個新的概念,它突破了傳統的以當代人為中心的法理基礎,將當代人與后代人的共同利益作為法律的價值取向。因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世展的過程,從人類歷史發展的潮流來看,后代人應擁有同當代人同等乃至更好的發展機會。未來不是以往的簡單重復,也不是現在的機械延伸,它是人類的選擇。后代人的發展同樣離不開環境資源,離不開先輩所創造的文明成果以及長期積累的財富。當代人和后代人共同作為人類共同體的組成部分,均屬于人類這一物種種群,而要保證人類這一物種種群的持續生存和發展,就要保障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在自然資源利益分配上的公平,以形成人類共同體對自然資源的合理共享和分享。在當前科技及認識水平下,要維護好環境資源享有的代內公平與代際公平,人們應該尋找一個平衡點,不能只考慮代內公平而不關注代際公平或只考慮代際公平而不關注代內公平,以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在這個平衡點上,人們既可以充分利用當前可以利用的資源,又不會對后代的發展造成資源上的稀缺瓶頸。

(三)確立人與自然的生態秩序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是秩序最基本的分類。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同時存在,人類才能生存和發展。傳統憲法價值取向注重的是人與人的社會秩序的維持,認為必須先有社會秩序,才能談得上社會公平。[5]與法律永相伴隨的基本價值,便是社會秩序。[6]然而針對日益嚴重的生態問題,如人口爆炸、溫室效應、臭氧層耗竭、酸雨沉降、土地沙化等,這些迫切需要人類在法律特別是憲法價值層面去思考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建立人與自然的生態秩序。我們知道,自然秩序是自然規律的體現,它制約著人類的一切實踐活動,人類的活動必須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在自然規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人類所構建的一切社會秩序都應與之協調、相適應。自然秩序雖然有一定的自我恢復能力,但當人類活動對它的影響和破壞達到一定程度時,它便失去了自我恢復的能力,人類有義務對其恢復。環境危機表面上看是人與人的秩序的打亂,實質上是自然秩序的破壞和人與自然的秩序的失衡?，F在是人類社會向自然秩序回歸的時候了,人類利益需要使法的價值取向不能只關注社會秩序,也要維護自然秩序。將法律生態化的理念注入傳統憲法價值取向上,是指在維護人與人的社會秩序的基礎上,確立維護人與自然的生態秩序的理念,才能應對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四)重視其他生命物種種群的生態價值近代社會的急劇發展,科學的飛速進步,人們為過上美好生活永無休止的欲望,以及為迎合這種欲望,人類進一步加大了對自然資源盲目開發和利用,忽略了其他生命物種種群的生態價值,從而使人類環境污染和生態災難頻繁出現。正是這種傳統憲法價值取向下的強調的人類發展經濟的絕對自由,使人類把自己看作主宰,外部自然界則僅僅被看成是一種純粹供人奴役、占有的對象,一種只為滿足人類需要的工具性價值。認為只有人是主體,并且主體是惟一的,只是人具有價值;人以外的自然世界是客體,是沒有價值的。自然界作為客體對象,是非生命的,它僅僅作為人的一種工具,一種滿足人的需要的工具,因而它是僵死的。人作為主體,有權主宰和統治自然界。但是,這種傳統價值觀忽略了一點:在人與自然的全面關系中,不僅僅包含主客體這一層價值關系,還包含著很重要的第二層關系局部與整體、要素與系統之間的價值關系。在這一層關系中,毫無疑問,自然界是系統的整體,人不過是系統中的一個局部要素。因此,從邏輯上說,人應當作為自然界系統整體之中的一個要素,在系統整體規律的決定下參與活動。既然人作為自然界物種種群之一,是生物圈的一部分,那么,人類就應該尊重重視其他生命物種種群的價值,尤其是其他生命物種種群的生態價值,促使自然界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的協調發展。自然界生態價值的提高表現為自然環境的改善和生物生存適宜度的提高;自然界經濟價值的提高則表現為人類對能量和資源利用率的提高。人類保護環境,努力提高自然界的生態價值,目的是要促使自然環境更加適合于生物生存;人類從自然界攝取一定能量和資源發展經濟,目的也是給人類提供更多的物質享受,使人類生活得更美好。自然界生態價值與自然界經濟價值在實現目的和增值手段上的一致性,使二者具有了和諧發展、共同促進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