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信貸管理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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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系產權理論產生的體制背景

本文提到的建立關系產權來換取地方政府的保護和獲得穩定的資源來源問題,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也是存在的,但在我國發生的更多,情況也更為復雜｡這是與我國的體制背景所決定的｡政治上,我國沒有實行西方那種議會式的民主制,而是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和人民代表大會制｡這種政體使得我國是一種“權威主義”｡與之相應的,我國在過去20多年中逐漸成長起來的市場秩序就不是一種完全放任自由的新古典式的市場機制,而是一種由政府調控(governedmarket)的市場機制,政府的經濟功能也比西方發達國家的相應功能要強｡在中國的改革與發展過程中,政府不只是斯密所說的“守夜人”,而是一個市場機制的組織者｡這種政治經濟體制以及在這種政治經濟體制下的發展理念創新,創造了中國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25年的高經濟增長奇跡[4]｡

中國政府功能創新與新權威主義的建立,使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主導性的｡平新喬(2005)把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創新性的作用總結為:主動引導市場激勵機制或支持自發的市場機制發展,決定發展與改革的優先秩序保證了經濟發展的有序性,組織公民資本與社會資本降低了現代企業形成的交易成本,成為下崗職工的信賴基礎化解改革矛盾,在招商引資中發揮積極的功能等｡

正是由于經濟增長是政府主導性的,中國經濟發展呈現出與眾不同的特點,也使得我國銀行信貸實務對關系產權有更深的理解和認可[5],在我們的信貸實踐中就有了以下更具特色的現象｡

二､傳統產權理論面對一些經濟現象的困惑和關系產權概念的提出

在傳統經濟學理論中,產權是指人們對于資產的剩余控制權(Hart1995)[1]它包括:(1)資產使用的剩余決定權;(2)資產所得收入的支配權;(3)資產所有的轉移權｡從這個意義上,“權利產權”的分配形成相應的激勵機制｡科奈爾對社會主義企業公有制造成預算軟約束的批評即是在這一基礎上提出的｡同時得出結論:產權不明晰就是不合理的､低效率的,最終會被更為具有競爭力的明晰產權替而代之｡

但現實生活中“權力產權”的不明晰現象處處可見,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如此,經濟轉型時期的我國更是如此｡比如,在銀行信貸管理中,對政府提出的投資項目貸款,當地銀行心照不宣地通過企業給予大力支持｡江蘇常熟的“鐵本”就是這樣的一家受貸條件優厚的企業｡這個事件反映出,由于政府對投資項目的青睞而造成企業資產的使用決定權在事實上并沒有完全在企業手中,而在由地方政府的規劃部門行使｡另外,企業資產所有的轉移權也非企業嚴格支配的例子也很多,比如企業兼并重組,如果有當地政府､關聯企業､控股股東的參與,事情辦理就順利的多｡雖然權力產權理論認為,產權明晰化有助于效率經濟,但在實際生活中,不僅是權力產權所賦予的權力支配模糊不清,權力產權本身的界限也不清晰｡產權常常是模糊的､象征性的,而且可能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不斷地被重新界定(張靜2003[2];張小軍2004[3])｡

對于這些現象,經濟學的權力產權理論難以提出有說服力的解釋｡因此,周雪光在哈佛大學的“東亞社會經濟與制度變遷”學術討論會(2003,波士頓)等會議上就提出了“關系產權”的概念｡關系產權是相對于傳統產權理論的基本命題:“產權是一束權利”而言的,認為產權是一束“關系”｡基本觀點是,一個組織的產權結構和形式是該組織與其他組織建立長期穩定關系以適應其所處環境的結果｡因此,關系產權是一個組織應對所處環境的適應機制｡從社會學制度學派的理論邏輯出發,提出關系產權的概念就為解釋產權在中國轉型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和有關的經濟現象提供了一個不同的分析角度｡

三､關系產權理論對銀行信貸管理中一些現象的解釋

對一些產權模糊現象,關系產權理論強調了企業對其所處環境特別是非經濟環境的依賴,強調制度環境對組織行為的制約｡從這個角度來看,在經濟學家看來是“產權殘缺”的現象,在關系產權理論看來恰恰表現出了企業的理性行為,是適應環境的戰略選擇｡關系產權的結構形式正是企業適應其特定環境的戰略對策的結果｡一些企業正是用產權(資產使用的剩余決定權,收入支配權,資產使用的決定權)的模糊性來換取地方政府的保護､發展與其他組織的關系,以獲得穩定的資源來源｡通過在產權上某種形式的妥協､分享或出讓等策略以便建構一個穩定有利的發展環境｡因此,一些銀行信貸管理中所認可的一些經濟現象,從權力產權理論看來是不合理的,但從關系產權理論角度上看,可以有一個合理解釋｡

(一)背離賬面可支配資產,爭相為具有各種關系､各種背景的公司提供貸款｡文中提到的“鐵本”,還有垮掉的“德隆”,都是各家銀行爭相提供信貸,以至于遠高于按權力產權計算的企業可支配資產幾十倍的極端例子｡如果考慮到關系產權的因素,計算上這些公司利用關系產權而實際可動用的資源,就可以理解各家銀行并沒有集體發瘋｡當司法體系無法保證金融契約得到有效的履行時,“關系”提供給了“鐵本”等企業類似于權力產權的保障,成為一種重要的私人履約機制｡具有更多關系產權的企業,銀行相信其有能力最終履行債務契約,至于權力產權的多少反倒成為貸款資格審查的參考因素而非決定性因素了｡

(二)對象征性產權的認可｡象征性產權是指一個組織與其他組織建立起名義上的產權參與關系,但是名義上的產權并不參與實際的決策過程｡一段時期通過“戴紅帽子”私營化國營,又有一段時期通過“摘紅帽子”國營化私營､“掛靠”某機關單位､與原掛靠單位“脫鉤”､假合資等看似亂亂紛紛的經濟現象都是象征性產權的例子｡這些名義上的產權參與組織､機構可能不在企業運作中發生實質性作用,但產權結構中所表現的關系紐帶有著重要的象征性意義,建立了企業與環境的一種特殊關系,為組織存在和運作提供了合法性基礎｡這些象征性產權紛紛建立的本身就說明了象征性產權能為企業帶來實惠｡體現在信貸上就是貸款條件的要求降低｡

(三)隱性產權的作用｡會計學中“會計主體”的概念非常清晰的反映了一個企業的空間范圍,劃清了企業可支配的產權界限｡但是生活中往往存在著一些企業組織的產權,它為當事人心照不宣地熟知和認同,但是這種產權歸屬從來沒有被公開表述過,也無法在法庭上得到確認｡比如具有血緣關系､親屬關系的家族企業間或者集團公司與子(孫)公司間,往往存在界限不清晰的權力產權｡企業相互擁有隱性產權,企業以模糊權利產權為妥協方式來換取與重要資源持有者之間長期穩定的關系紐帶,從而建構一個穩定有利的生存環境｡在銀行信貸中表現為家族企業間､關聯企業間的相互擔保,反映的是銀行在對這種隱性產權的認可｡

四､利用關系產權理論對銀行信貸管理中一些做法的重新審視

問題都是一分為二的｡在政府主導下,我們采取“摸著石頭過河”,先易后難､漸進的創新性的改革策略取得經濟發展奇跡的同時,也帶來了腐敗､資源浪費､增長方式粗放等等問題｡反映在產權領域,關系產權成為普遍現象,并在中國轉型經濟過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實際上,這正是企業適應經濟環境理性選擇的結果｡一個企業在一個政府為主導的經濟中所面對的挑戰不僅僅是通過效率生產取得市場競爭優勢,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要得到生存必需的資源和商機｡這些資源可能不是通過價格來配置的,這些商機可能并不是出現在市場上的｡在這個背景下,關系產權在一個企業與重要資源的持有者或地方政治權力之間建立起一種長期穩定的關系,從而為企業獲得資源和政治保護提供了渠道｡

與此相適應,在信貸管理領域,表現為對權力產權模糊的認可､對關系產權的認可｡這樣做也是銀行家們理性選擇的結果｡因為對貸款企業償債能力的分析,不僅是財務報表反映的流動比率､資產負債率､利息保障倍數,不僅是獨立的專業機構簽發的資產評估報告,也不僅是代保管多少企業的他項權利證書｡銀行家們還需要對企業所處的金融環境進行考察,關系產權應是考慮的一個重要內容｡于是,對擁有更多關系產權的企業的信貸支持就不僅體現在事前簽約上,還體現在事中的監督與控制以及事后的契約執行上,不僅體現在貸款量上也影響到貸款期限結構[6]｡個別銀行走向極端的表現就是出現了輕權力產權重關系產權的現象｡表現在信貸決策中就是把關系產權的存在作為支持信貸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

但是,與權力產權相比,信貸決策中認可企業擁有的關系產權的同時,也應清醒認識到關系產權的鮮明特點,應反思我們在信貸決策中的一些做法｡

第一,應清醒認識到,擁有關系產權的各利益主體利益最大化目標是不一致的｡對與政府關系密切的企業來說,這個問題顯得更為突出｡比如在償債能力上,雖然陷于困境的這類企業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救濟,但是也應看到,具有政治關系的企業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預｡這種干預有時會受到社會目標或官員自身利益的影響而違背公司利潤最大化的企業經營目標,進而影響到信貸資金的安全｡

第二,關系產權難以量化考核｡與界限分明的權力產權相比,關系產權的資產決定權､收入支配權等都難以量化,信貸決策上難免出現主觀決策｡特別是在競爭激烈的信貸市場,很多騙貸案件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貸款申請人以夸大自己擁有的關系､人脈資源等手段蒙蔽很多急于爭取客戶資源的銀行經理們｡忽視貸款資格審查､不顧貸款審批手續､憑主觀判斷的銀行工作人員往往有意無意間成為騙貸案犯的幫手｡

第三,也是對企業的信貸監管中比較突出的現象,就像任何實力雄厚的銀行都難以抵御“擠兌”狂潮的沖擊一樣,對企業也是如此｡如果企業一時陷入困難就催債逼債,我們可以稱之為“銀行對貸款企業不理智的擠兌”｡債務要求權的本質決定了與股東要求分紅權利相比,銀行債權的要求權更強,因為紅利可以累積給付,而延期償付的債務可能因過期作廢而一筆勾銷｡股東可以擁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而銀行不是企業剩余收入的要求者,未來盈利能力､企業的持續經營都不是銀行利益最大化的全部｡于是,與股東相比,在同樣干預成本的條件下,銀行干預意識更強,為達到目的甚至可以破壞企業的價值,例如,清算生產性資產,切斷具有未來盈利的投資項目的資金供給[7]｡但是,畢竟公司還受著“有限責任”的法律保護[8],最后的損失承受者還是銀行｡這就要在采取取消原定信貸額度､賬面存款直接扣除等非常手段前,具體分析:貸前決策所看重的企業關系產權是否還存在,是否還能為企業帶來價值｡貸前決策過于看重企業關系產權已經走上一個極端了,貸后監管又僅以清晰的權力產權(到這個時候,相對于企業受貸額,明晰可量化的權力產權已很有限了)為行動決策的惟一考慮因素,則是走上了另外一個極端｡良好的金融環境不僅是為有為銀行的,也是為企業服務的｡可能這樣才是對周小川同志提出的“建立良好的金融環境”的一個較全面的理解｡

參考文獻:

[1]Hart,Oliver.1995.Firms,ContractsandFinancialStructur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2]張靜.土地使用規則的不確定:一個解釋框架[J].中國社會科學,2003,(1).

[3]張小軍.象征地權與文化經濟[J].中國社會科學,2004,(3).

[4]平新喬.發展理念創新:解讀中國的崛起[R].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工作稿,2005,(10).

[5]潘立志.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與國有商業銀行信貸——從麥金農的“中國之密”談起[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5,(4).

[6]潘立志.3.7億糧食貸款被擠占挪用的制度根源[J].金融經濟,2005,(10).

[7]Hart,Oliver,2001,“FinancialContracting”,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39:1079-1100.

[8]潘立志.公司法人人格濫用與銀行債權安全[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3,(1).